为什么只有清朝能够统治漠北草原中原政权和草原政权有哪些冲突

为什么只有清朝能够统治漠北草原中原政权和草原政权有哪些冲突

为什么只有清朝能够统治漠北草原?中原政权和草原政权有哪些冲突?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与草原政权之间的斗争，从战国时期的赵国就开始了，持续了两千余年。

秦汉时期的匈奴，魏晋时期的鲜卑，南北朝时期的柔然，隋唐时期的突厥、回纥，宋明时期的蒙古。几乎每一个中原王朝都无法避免与草原政权的战争，西方历史学家将这样的斗争称为：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

能够将草原纳入版图并进行有效治理的王朝有唐辽元清四个王朝。唐朝消灭突厥后，在草原先后设立安北都督府、坚昆都督府、北庭都督府进行统治。不过，唐朝统治草原的时间非常短，都督府也是时设时立，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

辽朝，对草原的控制能力的确比较强，在被女真人推翻后，依然能裹挟多数的草原部族西进，征服西域，建立起西辽。不过，辽朝不是大一统的王朝，契丹人同样也是游牧民族。

元朝，本身就崛起于蒙古草原，要做到草原纳入版图并进行有效治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毕竟是老家。元朝从根本上说是草原政权，而不是中原政权。虽然元朝的建立是在中原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但是元朝的前身却是蒙古汗国。

只有清朝能够将草原长时间地纳入大一统王朝的版图并进行有效的治理。

当然，很多人会说，清朝在蒙古草原推行的各种政策使得草原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算不上有效的治理。不管怎么说，草原与中原之间的军事斗争，在清朝是没有发生过的。

也会有人说满族人也是游牧民族，所以能统治蒙古草原。这个说法就不正确了。满族人是女真人改了名字后的称呼。首先女真人是生活在东北的渔猎民族，随着汉化加深，从事农耕的女真部落不在少数。其次，女真人曾经建立过金国，但是金国并没有有效统治草原，反而被草原崛起的蒙古所灭。

明朝与草原政权打了两百年的仗，明初时期还能深入草原打击蒙古势力，到了明朝中后期，却被蒙古草原政权打得只能修万里长城。蒙古边患再次成为明朝的心头病。

为什么中原政权无法有效地统治漠北草原?

为什么明朝无法解决蒙古边患，而清朝却能解决?为什么明朝无法将蒙古草原完全纳入版图，而清朝却能做到?

为什么崛起于草原的蒙元政权能有效地统治中原，而崛起与中原的明朝政权却无法统治草原?明朝200年未能解决蒙古，到了清朝几十年，就把蒙古给彻底解决?

为什么到了中华民国，又把外蒙古草原给弄丢了?

这些问题都是关于不同时代文明中心统御能力的话题。

文明中心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国家首都的所在地，是各个地区生产生活的唯一标准。一个国家始终借助文明中心的力量统御全国，进而秉承国家的意志对外扩张。从这两个定义出发，解答上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分为三步。

其一，蒙古草原的生产方式与文明中心没有共同点，无法对文明中心产生向心力。

中国的文明中心在历史上有四个，传统的文明中心是关中地区与河南地区，国家的首都不是在长安便是在洛阳。宋朝以后，文明中心转移，新崛起的文明中心是燕蓟地区与江南地区，国家的首都不是在北京就是在南京。

这四大文明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在中原，生产方式都是以农耕种植为基础，从而形成了以生产方式为根本的文化哲学。所以，在文明中心的统御下，其他各个地区都会向文明中心看齐，从而产生文化上的共鸣，继而确立起对国家的认同。

中国的地理，可以划分为草原、东北、中原、江南、岭南、川蜀、云贵、青藏、甘肃、新疆十大地理版块。这十大地理版块，不管其生产方式有多少不同，但至少都有农耕种植这以相同点。凭借着这一相同点，只要这些地方通过武力被中原政权所征服，那么随着文明中心的统御，就会逐渐形成共有的国家认同。

唯独草原，或者说外蒙古草原，在明朝以及之前，基本上无法种植农作物，是彻底而纯粹的游牧生产方式。所以，即便被中原王朝用武力征服，也随时可能反叛，而无法产生对文明中心向心力，无法产生国家认同。

而内蒙古、青藏高原、新疆这三个地方，虽然游牧经济或者说畜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农耕种植依然占了很大的比例。

中原政权之所以与草原政权冲突不断，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文明中心的辐射能力，特别是燕蓟地区北京文明中心的辐射能力，已经抵达草原。文明中心辐射能力所及，国家政权都会用兵继而将其纳入版图。

然而，文明中心辐射所至，草原始终无法对文明中心产生向心力，反而企图脱离文明中心的控制。一方面要进行统治，另一方面却一直反抗统治，持续不断的战争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

文明中心有多强大，辐射能力有多强，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版图面积。而各个地区在文明中心统御下产生的国家认同却是维持一个国家统一的根本力量。

毕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不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就会崩溃。国家政权崩溃后，整个国家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时，是否能重新统一，各个地区对国家的认同就非常重要。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入侵，清朝崩溃后，中华民国并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政权，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西方列强与军阀勾结，瓜分了中国。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就在这巨大危机之前，各个地区对文明中心的向心力，各个地区民众对国家共有的认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新中国建立之时，也只有外蒙古选择了独立。其他地区，如新疆、西藏，在中央政府无法帮助他们抵御外来入侵时，他们也会依靠自身的力量抵御外来入侵。英国殖民印度时，就企图向北挺进，继而殖民西藏，西藏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凭借地理优势，成功地阻击了英国。

藏族人信仰的是藏传佛教，新疆维吾尔族人信仰是伊斯兰教，他们有着自身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字，这与汉族人完全不同。可是，五十六个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却是一样的。

其二，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能够长久地维持对草原的统治，绝对的武力是基础。

尽管元朝的前身是蒙古汗国，但是当忽必烈将都城迁到了燕蓟地区的大都后，这就决定了元朝的政治核心不是蒙古草原，而是燕蓟地区。元朝统治全国的标准是燕蓟地区的标准和模式，而不是蒙古草原的模式。

所以，元朝建立后，蒙古就发生了叛乱。因为蒙古王公们无法认同燕蓟地区的统治模式。

辽朝之所以能统治草原，根本原因就是辽朝都城上京临潢府在现在的内蒙古，辽朝统治全国的模式是以临潢府为标准的。金国建立后，将都城迁到燕蓟地区的中都，统治的模式改变，所以金国只能控制内蒙古，外蒙古却是部落林立，金国只能采取羁縻政策。

元清时期，对外蒙古的统治是十分残酷的，内蒙古与外蒙古完全是两个世界。忽必烈以及康熙皇帝残酷地武力镇压外蒙古，这个不好描述，太血腥了，和汉人们所痛恨的“嘉定三屠”以及“扬州十日”差不多。

满蒙联姻，这个“蒙”指的是内蒙古的各个蒙古部落，不是外蒙古的部落。虽然都是蒙古，但是内蒙古人才是真正的蒙古人，而外蒙古人是被蒙古打败兼并后的世代奴仆。蒙古征战四方后，留下来放羊的外蒙人便霸占了草原。

为何元清两朝能以绝对的武力镇压，而明朝以及中华民国却做不到呢?因为燕蓟地区并非是中国唯一的文明中心，还有一个江南地区也是文明中心。

元清两朝对外蒙绝对的武力镇压都是发生在还没有完全统一中国的时候。元朝忽必烈镇压外蒙古的时候，南宋还存在。皇太极征服外蒙古的时候，满清还没有入关。

康熙镇压外蒙古的时候，外蒙古的喀尔喀蒙古部已经被漠西准格尔蒙古部给打得元气大伤，而且还遭到沙俄的入侵。

到了雍正皇帝时，清朝与沙俄签订了两个条约，彻底瓜分了喀尔喀蒙古。在清朝境内叫外蒙古，在沙俄境内的现在被称为伊尔库茨克州以及布里亚特共和国。实际上，现在的外蒙古相比明清时期的外蒙古缩小了一半的面积。

元清压制住外蒙古，一则凭借的是内蒙古的力量，一则是因为燕蓟地区北京文明中心没有遭到另外一个文明中心江南地区的牵制，能够集中力量搞定外蒙。而明朝以及中华民国，都是在江南地区南京文明中心建立的，后来才迁都到燕蓟地区的北京。

两个文明中心相距太远，各有各的标准，相互牵制，使得统一后的元明清三朝都无法集中力量对外扩张，在海外扩张阶段遭遇失败，没有了开拓海外疆土的能力，继而导致中华文明衰弱。

明朝自从迁都到北京后，就不再航海了，郑和下西洋的成果被埋没。同时，明朝也无法将外蒙纳入版图，无法将新疆重新纳入版图，对东北也无法集中力量进行有效的开发和治理，致使东北满清崛起。

所以，明朝和外蒙古打了两百年，甚至到了中后期把内蒙古都弄丢了。所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虽然派出了徐树铮收复外蒙古，迫使外蒙古取消了在宣统皇帝退位时的自治宣言，但是在苏俄的干涉下，外蒙还是选择了独立。

其三，清朝统治下的外蒙，经济模式已经发生改变，漠北草原已经可以进行农耕种植。

明朝中后期，随着农业技术的发展，原来无法在草原种植的小麦、油菜经过培育改良，已经可以在外蒙古大草原种植了。

同时，葡萄牙、西班牙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航海，发现了美洲。美洲的高产农作物也和白银一般流入明朝，经过明朝本土化的种植培育后，土豆、玉米都能在外蒙古草原种植。

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发展进步，农具的革新以及对土地的管理方式改变，外蒙古人使用心先进的农具开垦，采用先进的种植技术，使得很多的瓜果蔬菜都能在外蒙古大草原种植，同时还能避免草原荒漠化。

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作物种类的增多，使得外蒙古的农耕种植经济比例逐渐提升。所以，清朝在武力压制外蒙古的情况下，外蒙古在文明中心的统御下，对国家的认同逐步加深。这也是清朝能够在外蒙维持几百年统治而没有发生叛乱的根本原因。

如果不是因为苏俄通过暗杀等恐怖活动，将一大批对中国具有国家认同的外蒙古精英阶层灭口，再通过各种文化文字等改造，将外蒙古完全苏俄化，外蒙古不一定会独立的。

面对中原与草原的巨大矛盾，忽必烈是如何玩转蒙古帝国的？

中国的丝绸之路，汉代为开拓期，唐朝为黄金期，而元朝则达到了丝绸之路的巅峰期。蒙古人建立了庞大的蒙古帝国，至此打破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贸易壁垒，造成了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贸易活动。然而等到忽必烈继承汗位，他面临的挑战与困难日益增多，不光蒙古贵族不认忽必烈为大汗，更要命的是蒙古帝国是处于一种即将瓦解的状态。面对中原与草原的矛盾，忽必烈遵循中华文明的传统去笼络中原人，并且依托中原地区为财源，打造了一个二元帝国，并且用贸易将这个二元帝国给联系起来。

第一部分：被质疑的大汗之位，以及如何笼络中原人

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的合法性存疑，蒙哥在钓鱼城去世的时候他并没有指定继承人，按照蒙古人的传统，推举大汗，应该举行一个库布里台大会，来自各个地区的蒙古王公贵族要进行举手表决，来推举谁当蒙古大汗。然而忽必烈没有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就宣布自己当了大汗，所以其他人就不答应。

如果按照蒙古人幼子守产的传统，应该由蒙哥最小的弟弟阿里不哥继承汗位，忽必烈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二，所以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就展开了一系列的争斗，各地的王公贵族开始站队，但是大部分的王公贵族都站在了阿里不哥这一边，只有忽必烈的三弟旭烈兀站到他这一边，所以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在局势对忽必烈不利的情况下，赢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结果显而易见，忽必烈和其他蒙古王公贵族的关系就十分的僵硬，后来忽必烈只是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其他汗国已经不认忽必烈了，那忽必烈应该如何解决呢？

在其他蒙古王公贵族的眼光中是看不起忽必烈的，对于蒙古人来说，打仗胜利是荣誉，而忽必烈打仗不行，南征越南，东打日本差不多以失败而告终，只有在打南宋的时候比较顺利，所以忽必烈在军功上是站不住脚的的。

另一个方面，忽必烈对中原汉人的态度比较暧昧，跟汉人士大夫经常搞在一起，比如忽必烈让真金太子完全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在忽必烈争夺大汗之位的时候，这些汉人士大夫出了不少力。然而，这些在蒙古王公贵族的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我们是黄金家族，而忽必烈却抛弃了我们的传统，蒙古人认为忽必烈对中原人不错，但是中原人也不是特别地认可忽必烈，在中原人看来忽必烈是野蛮的侵略者，是中华文明的破坏者。这些忽必烈又该如何去解决呢？

第二部分：忽必烈的新国家建设事业

第一个方面，忽必烈想要笼络汉人，第一步就是修建元大都，其实忽必烈修建元大都就是以当时的金人以及南宋人看的。忽必烈是遵循中华文化的，按照《周礼》将元大都修得四四方方，秉承中原历代都城的样式，并且是由汉人刘秉忠规划建设，陆续又增添了孔庙、国子监、郊祭坛庙和佛寺等。根据《易经》大哉乾元，定国号为元，完全按照中国的礼制来，让中原汉人接受元朝，只是改朝换代罢了，让蒙古人成为中华文明的继承者。

第二步，按照惯例给前朝写史，让宰相脱脱主持写《金史》《辽史》《宋史》。从法理上讲，元朝是从之前的朝代继承过来的，经过一番的操作，中原的读书人心里或许已经默认了元朝的合法性，对元朝也有了一些认同感，比如真定的史天泽，顺天的张柔等，他们原先是金人，忽必烈对待他们采取招抚政策，授予爵位。在争夺大汗之位时，这些人出了不少力。

第三步就是采取对中原地区降低农业税率的措施，元朝统治者本身是处于一种较低水平的文化，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统治制度。他不会统治广大的中原地区，所以就没有养很多的官僚，元朝是以贸易立国，对中原的人头税和土地税只是象征性地征收一点，对老百姓是非常好，从而达到了轻徭薄赋。这些措施实施下来中原人已经对元朝有了一种认可，从心理上已经接受元朝。

元大都

第二个方面，元朝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既要兼顾中原，又要管理草原，他就建立了一种二元帝国政治模式。元朝的皇帝有两种身份，在中原是以皇帝的身份出现，在草原是以大汗的身份出现。所以忽必烈又在金莲川修建了一个上都，修建上都是给蒙古王公大臣看的，忽必烈一年中来回在上都与元大都之间居住。夏天太热，要去上都居住，冬天太冷，要在元大都居住，在政治上要进行表态。并且用大量的白银，奢侈品来赏赐蒙古王公大臣，来换取他们对自己大汗身份的认可。

此外，忽必烈还在上都与元大都之间打造了一个经济走廊，将各种能工巧匠聚集于此，制造各种奢侈品。比如一个叫"荨麻林"的地方，就聚集了3000多个纺织户，专门生产丝绸、衣物、布匹等这些奢侈品，吸引了各个自汗国的王公贵族，这些王公贵族虽然有大量的真金白银，但是没地方花。忽必烈弄了一个制造工厂，一下子将王公贵族的目光吸引过来了，他们喜欢什么就造什么，精美的瓷器，美轮美奂的珠宝玉石，应有尽有。忽必烈无形中用商业将其它汗国给联系起来了。

第三部分：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将整个蒙古帝国给联系起来

蒙古帝国有如此广阔的疆域，在古代通信以及交通不便的情况下，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在忽必烈统治时期，虽然忽必烈是蒙古的大汗，但是这个称号只是名义上的称号，忽必烈已经没有支配其它汗国的能力了。

在整合蒙古帝国的过程中，忽必烈用了一种很聪明的方法去维系着庞大的帝国，使用武力不划算，用贸易将整个帝国给笼络起来是非常的经济的。忽必烈是以强大的军事能力为后盾，以富饶的中原地区为财源，以两都的奢侈品为吸引力，以穆斯林的商业网为纽带将整个蒙古帝国又给连接起来了。

忽必烈将上都与元大都之间方圆约350公里的椭圆形的区域内打造成了一个首都圈，这一地区作为政权的核心地带，在两都沿线区域内设置了各种城镇以及基础设施，聚集着大量的工匠以及各种作坊。他不光自己建立首都圈，他还要在境内的其他部落也建立首都圈。

忽必烈

在忽必烈政权建立之初，并不稳定，其他势力不服从忽必烈。东起东北森林，西到阴山，甘肃，内蒙古草原有着大大小小的势力。形成主力的有左翼东方三王，五投下，汪古部，阔端王家等。

解决他们用武力并不划算，那得用一种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反叛势力，忽必烈用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以忽必烈家族为中心进行各个部族之间的通婚。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求这些势力仿照上都和元大都的首都圈为模板，在北方草原上面建立了数十个小型的首都圈。

光建立首都圈没用，得将这些首都圈给联系起来，那么商人的作用就出现了。忽必烈用了以商止战的策略，所以中亚的穆斯林商人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这些商人的足迹遍布整个欧亚大陆，他们建立了一套商业贸易网络，所以穆斯林商人这些特质正好被忽必烈利用，这些首都圈就好比是一个个的经济特区，有着大量的利益并且蒙古王公贵族有的是钱，商人的特性就是贸易赚钱。忽必烈的这一步步的布局，将这一地区给联系了起来。

贸易商人

忽必烈用贸易将各个势力给联系起来的做法，进一步扩大到整个蒙古帝国。他是依托中原地区的财富进行笼络各个汗国。每年元月，忽必烈就在上都进行封赏来自各个地区的王公贵族，不管是丝绸瓷器还是金银珠宝一并赏赐。比如忽必烈一年要赏出去十吨白银，两公斤一块，要赏出去5000多块。只要这些蒙古王公贵族称呼必烈一声大汗，这些东西随便拿走，这些王公贵族看到便宜不占白不占嘛。不就是喊一声蒙古大汗吗？

忽必烈又规定，如果路途遥远的话，可以派使者前来，王公贵族不必亲自前来。这些王公贵族弄了这么多钱，也没地方花，他们得让这些钱生出利息啊。这时商人的作用就出来了，蒙古王公贵族不会做生意，只能委托他们境内的穆斯林商人打理，这些商人都是从事于国际贸易，商贸网遍及欧亚大陆。忽必烈弄了一系列的首都圈，再加上富饶的中原地区，所以这些钱又会流到忽必烈这边。

忽必烈为了方便商人做生意，重新修缮了蒙古军早年打仗时用的兵站，让这些兵站成为商人的休息处。忽必烈的商业政策非常的开明，由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全部被整合在一起，所以忽必烈要求各个汗国之间不能收商人的过路税，对商人买卖东西只收3%的销售税，这些条件对于商人而言是非常好，商人做生意的积极性就会很高，各个汗国的王公贵族就赚了不少钱，从而导致各个汗国的蒙古王公贵族依赖跨国商人，而这些商人又依赖于元朝，从而使得各个汗国对忽必烈更加依赖。

总结

忽必烈打造了一个二元帝国，以继承中华文明自居，来获得中原人的民心。对待各个汗国之间的矛盾，用商业贸易将整个帝国给联系起来，所以尚武，重商，开放，兼收并蓄成为了元代的时代特征。总体而言，忽必烈用了以商止战的战略来玩转整个帝国，以强大的军事能力为后盾，以中原地区的财富为吸引力，利用商业网将各个汗国给联系起来，所以说忽必烈的这一套是很高明的。

参考文献 《忽必烈的挑战》《疾驰的草原征服者》

古代中原王朝面对游牧民族时，都有哪些应对方案，效果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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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史上，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 （包括东北游牧、渔猎、农耕混合体制下的民族和政权） 的博弈是一条长期的主线。无论中原王朝和北方占支配地位的游牧民族如何更迭，伴随两大势力长期的共生和博弈，在如何和对方打交道这个问题上，都积累了丰富经验。

就中原王朝而言，他们的主要方案有哪些？实际效果又如何呢？

花钱买和平

比战争成本低，效果取决于对方意图

从汉初和亲到南北朝末年北齐、北周对突厥的拉拢，再到安史之乱后唐朝同回纥 （后改名回鹘） 带有补贴性质的贸易，再到两宋给辽金的“岁币”，以及崇祯皇帝和皇太极失败的谈判，这些外交行动本质上都属于花钱买和平。

从宏大的战略叙事角度看，这是一种很憋屈的方案。但从财政上看，如果不能完全消灭对方，那么这种方案毫无疑问是成本较低的。当然，花钱能不能买来和平，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王昭君。来源/电视剧《王昭君》截图

在成吉思汗真正意义统一蒙古高原之前，草原世界的许多行事逻辑并不能用中原大一统王朝的思路来推断。在匈奴、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相继统治蒙古高原的时代，草原世界遍布着各种部落。这些游牧国家内部，存在着王族旁支和诸多臣属部落，虽然在外交和军事方面通常听命于单于或可汗，但在内部问题上更多是一种协商为主的联盟性质，而统治草原世界的那个民族更多只是一个盟主。

对这些盟主来说，他们的权力合法性一方面来源于祖先战胜了草原世界的其他竞争者，有权在草原部落之间担任军事领袖和内部仲裁者；另一方面也作为谈判者和战争首领，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

这种国家结构与其说是自身进化的结果，不如说是草原世界为了解决其自身组织问题、有效团结起来同中原 （到后来还有中亚东部的定居国家） 打交道而逐渐形成的。正因为如此，能否有效和中原王朝打交道，也决定了当时草原世界统治者对其他部落统治的稳固程度。毕竟，垄断了和中原王朝的贸易权，就意味着财政上对各部落的绝对优势，也意味着他们对其他部落统治权的稳定性大大增强了。

汉初，匈奴人的诚信颇有问题。在确定了和亲且按照固定数目每年给匈奴人供奉后，匈奴人仍多次违约入侵、掠夺，并要求汉朝政府增加供奉的数量和类型。因为在西汉建立到汉文帝时代，匈奴仍在不停扩张领土，并彻底击败了宿敌月氏人，因此对各种中原物产的需求大为增长。

匈奴人。来源/电视剧《王昭君》截图

除此之外，匈奴人还要求汉朝在边境重开贸易。汉朝并不喜欢边境贸易，其原因也是政治性的：一方面，这些边境区域不久前还属于韩、赵、燕等异姓诸侯国，边境流通性太强的话，许多遗民会去投奔匈奴人保护下的诸侯王后代；另一方面，草原世界此时的冶金技术极为落后，铁器极为稀有，如果广泛开启边境贸易，走私这些物资就变得容易许多，汉朝对匈奴的技术优势就会被抵消。此外，匈奴的强力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原中心世界观的挑战。虽然汉景帝时期，汉匈之间只剩下一些零星抢掠，但汉朝对和亲政策的效果并不满意，这也是为何到汉武帝时代，汉朝政策发生一百八十度大逆转的原因。

相比之下，北周、北齐、隋末唐初对突厥人的拉拢政策，以及唐朝中后期和回纥人的贸易，都比汉匈和亲有效许多。一方面，突厥人、回纥人的政治组织水平还不可能真正吞并汉地；另一方面，中原在相对实力较弱的阶段，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来安抚北方边界。这个阶段的和平政策，反而双方都能接受，所以较为稳固的。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草原世界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提高。辽时代，通过对游牧区域和华北北部汉地的有效分治，草原世界首次有了在汉地建立农耕政权的能力。这个时候，和平政策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双方的实力对比和主观意愿：是否愿意和能够维持通过战争确定下来的现状。

辽和北宋的澶渊之盟大约是一个正面典型，通过固定的岁币，双方在订约后的一百多年基本相安无事。但这种相安无事很大程度是因为宋朝被迫忍气吞声：北宋在法理上放弃了燕云十六州，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安分。在宋仁宗时代和西夏爆发战争时，辽就趁火打劫、在边境挑事，最终逼迫宋朝增加了岁币数量。

澶渊之盟。摄影/老山货，来源/图虫创意

至于南宋时代对金的岁币，更多是战场失利下的无奈之举。最初的“天眷和议”，金朝以归还河南、陕西等诸多占领区换取宋朝称臣纳贡，对宋朝来说其实不算亏。但是不久金人毁约，经过绍兴十年和十一年战事，尤其是淮西之战后重订的绍兴和议中，宋朝是土地没得到、岁币还照交，吃了大亏。后来，南宋隆兴北伐和开禧北伐都以失败告终，钱自然得继续交。比起辽这个邻居，宋金之间的仇恨大太多。

总的来说，随着草原世界游牧民族组织能力的增强，岁币的效果越来越低了。

不计代价对攻

看上去最爽，实际没那么强

多年前，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陈宝国饰演的汉武帝那句“寇可往，我亦可往”的台词给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后人观感上说，这种深入草原核心地带，随后封狼居胥、犁庭扫穴的全面战争，堪称酣畅淋漓。唐玄宗时代和吐蕃的战争中，虽然对手在西边而不是北边，但同样符合这种不计代价对攻的定义。任何时候，全面战争都是最烧钱的政治行动。

经典台词“寇可往，我亦可往”。来源/电视剧《汉武大帝》截图

先说受降，看似兵不血刃，成本也高得离谱。如浑邪王率所部四万人降汉，汉武帝给他们的赏赐让国库为之一空。

至于深入漠北、封狼居胥的战争，其成本更是高得超乎想象。卫青、霍去病的一系列战役，虽然大捷，付出了数万人的伤亡、十多万匹优良战马的损失。

霍去病塑像。摄影/晓舟摄影，来源/图虫创意

唐玄宗时代，在西北方向对吐蕃的战事也算对攻战术巨大开支的典型案例。唐玄宗一改武周以来对吐蕃缩短战线、采取守势的策略，把吐蕃作为头号对手，不计代价的火拼，也就是杜甫所言的“武皇开边意未已”，最终在青海湖流域和西域都压制住了强敌。但为了应对无限增长的边事开支，唐玄宗不得不任命宇文融、李林甫等人大规模清理隐户，同豪强士族争夺人口，把官方掌握纳税户口从他继位初期的300多万户增加到天宝末年的820万户。

唐肃宗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如何应对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更好地解决财政收入问题，成为玄宗朝人事变化与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主线。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受到重用的一大原因，就是他们能满足唐玄宗对吐蕃战争中不断扩充的财政需求。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干预玄宗皇帝的扩张政策，在战略领域是完全被动的，只能跟在疯狂膨胀的支出后面修修补补。只要皇帝的扩张政策不变，即使没有安禄山的叛乱，他们也迟早会有修补不下去的那一天。而吐蕃虽然被压制，也没有真正被削弱，反而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加快了扩张的速度，可见唐玄宗这个战略看着解气，实际效果有限。

杨国忠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唐荣耀》截图

所以，对攻战术虽然看着爽，实际运作中的人力物力消耗过于离谱，从实际结果看，可谓代价沉重。

分化瓦解

离不开高水平的实际运作

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组织程度往往较低，这就给分化瓦解的战略留下了充足的运作空间。西汉末期和东汉前期对匈奴，隋唐对强盛期突厥，康熙时代对蒙古高原，都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并堪称这类案例中的成功典型。可以说，比起花钱买和平的受制于人、全面战争的惊人成本，这种分化瓦解策略效果最佳，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博弈最成功的案例都来自于此。当然也有翻车的，譬如北宋末年对金人的奇葩外交，本质上就属于失败的分化瓦解策略。那么，这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哪？

首先，中原王朝自身的实力必须足够强大。

成功的实行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策略的实施方本身实力足够强大。匈奴分裂前的国力同汉朝相差甚远，隋唐作为中原大分裂结束后的统一王朝，实力并不比极盛期的突厥差。至于康熙时代的清朝，早在皇太极时代就实际控制了漠南蒙古。正是这些王朝本身的强大，给了他们纵横捭阖、施展外交手腕的底气和空间。

顺治帝画像。摄影/海德堡图文设计，来源/图虫创意

作为反例的北宋，外交操作奇烂无比，但归根到底，真正烂的是北宋军队，而不是外交手腕。北宋常年压着西夏打的精锐西军，连已经丧失大半领土、犹如丧家之犬的辽军都打不过，自然更不是金军精锐的对手。军事烂成这样再去操弄外交手腕，也难怪沦为笑柄。

其次，对方的集权和组织程度必须较低。汉朝对匈奴、隋唐对突厥施展分化瓦解策略之所以极为有效，是因为西汉末年匈奴已经分裂。隋朝时突厥扩张过快导致名义上的可汗下面山头众多，而唐初分裂后的突厥更在天灾和内战的双重打击下局势一片混乱。康熙时代，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退化，属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入侵属于漠北蒙古的喀尔喀，清朝作为漠南蒙古的共主接受了喀尔喀人的求助，趁这个机会将漠北蒙古也纳入了清朝版图，随后又逐渐吞并了准噶尔控制下的漠西蒙古。

相比之下，作为典型失败案例的北宋末年，北宋相继拉拢了郭药师、张觉等降人，但既不能真正和他们有效合作，又不能对投降过来的人有所担当。而此时金帝国的完颜家族在创业初期精诚团结，根本没有可以外交运作的空间。仅仅一代人之后，金帝国就陷入连续内讧之中。但由于其入主中原后政权组织度很高，无论是金熙宗时代在全世界 历史 上血腥和激烈程度都能排上号的多次内乱，还是海陵王完颜亮被弑杀后金帝国陷入的短暂混乱，宋朝根本无法从中获得什么实质性利益。

金熙宗影视形象。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最后，军政天才高超的外交手腕可以事半功倍的达成目标，这里最有名的是裴矩，他周旋在突厥汗国各位大小汗王之间，有效扩大了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的矛盾，最终让突厥汗国永久分化为东西两部分，并且其中的每个部分也是诸可汗林立。通过他的天才运作，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内，突厥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被消除了。但是天才的发挥同样受到国力限制。北宋末年，同样有着让金帝国折服、在金国第一代开国贵族中混得风生水起的北宋外交家马扩，他第一次出使金国时就用惊人的箭术征服了在场的金国贵族，其纵横捭阖的外交天赋一点不比裴矩差，但由于宋军战斗力太差，他的外交天赋完全丧失了意义，最后被迫亲自下场，在河北地区上山打游击。他的外交天赋对自己的命运还是产生了影响：在第一次参加义军被俘后，被他魅力折服的金国王子既没有伤害他，也没逼他投降，给他第二次起兵的机会，并且最终成功南下投奔了南宋。

这么看，分化瓦解的难度反而是最高的，既要自己有强大实力，又要对方有隙可乘，还得有天才级别的运作。

躲在长城后面拒绝往来

一种特殊的案例

比起前面这些常见案例，明朝的情形既独特又极端。朱元璋时代对从北京逃出、流亡到北方的元朝廷残余势力进行了多次凶猛打击，虽然一度遭遇挫折，但在1388年蓝玉领衔的捕鱼儿海之战大获全胜后，北元朝廷的权威事实上土崩瓦解。在朱元璋统治末期和朱棣发起“靖难之役”的日子里，威权扫地的北元朝廷内讧程度远比中原激烈，十多年内就有五位自称北元皇帝的统治者死于自相残杀，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对草原上的统治权逐渐从实至名归沦为纯粹法理。到公元1403年，赢得了内战的朱棣正式掌握大权时，草原世界已经变成了各种游牧部落联盟。在这期间，明成祖朱棣有效利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手段，多次亲征阿鲁台、马合木等新崛起的势力，大致控制蒙古高原的秩序。但等他死后，蒙古高原的局势完全超出了明廷的掌控。

朱棣影视形象。来源/电视剧《大明风华》截图

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蒙古高原的政治组织程度很低，比起成吉思汗时代到北元灭亡这段时间，毫无疑问是一盘散沙。在草原世界的乱战中短暂占据上风的军阀，并没有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代那种权威。因此，他们亟需和明朝进行边境贸易：从汉地获取物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草原世界的政治组织程度越低，草原上的强者越需要通过和中原保持贸易来加强自身权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能代表整个草原世界同中原王朝打交道。

但是明朝却很难接受汉唐时代的贸易状态。蒙古对金和南宋的征服是草原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完全征服中原世界，杀戮所带来的痛苦记忆和恐惧感，都是汉唐时代未经历过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的匈奴、隋末唐初的突厥、唐中后期的回纥，虽然时不时会在边境地区抢掠一把，但通常都满足于从维护贸易秩序和中原政权的额外馈赠中获利，有时还会为中原王朝当雇佣军去对抗其他敌人。现在从北元分裂出来的瓦剌、鞑靼等部落的诉求其实和这些案例很相似，达延汗中兴黄金家族后也没有更多政治诉求，但元征服的记忆注定让明朝不可能同意这种名义称臣下的边境贸易，而是选择和这些势力尽可能不相往来。而明朝定都靠近草原世界的北京，更让这种边境的紧张感加剧。明长期在边境驻扎军队抵抗入侵，拒绝进行边境贸易，更不用说各种花钱买和平性质的补贴。直到1571年，也许是迫于边境的军事和财政压力，明朝最终和俺答汗领衔下的大部分蒙古首领重开边境贸易。

明代长城。摄影/kintarapong，来源/图虫创意

明朝这种躲在长城后面不往来的策略，追溯其前因后果，并不难理解。但这种情况带来的一大后果是，无论中原王朝还是草原世界，大规模军事作战水平都在这种低烈度的边境冲突中急剧退化。东北方向的后金人将成为这种军事能力退化的最大受益者，并最终成为中原王朝和草原世界的共同统治者达两个世纪之久。

END

作者 | 黑色君

草原部落政权是怎么形成的，为何草原部落总是要占领中原领土？

地形地貌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在历史上，中国以长城为界，北方是典型的草原部落生活状态，以游牧为主。无论是早期的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回鹘、蒙古，都是如此。逐水草而居，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在北朝民歌中，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指的就是这样的美好生活。但是，虽然有这样的生活场景，但是大自然也会有不尽人意的时候。例如，有的年份，气候状况非常差，放牧的生活，不一定能够获取资料，有时候还要搭上全部身家。当草原上遇到了暴风雪的天气，往往是牲畜全部都要冻死，这个时候没有生存资源，草原上的部落如何生活，只能南下占领中原的领土或劫掠生活物资。

中原的农耕文明，从五六千年以前，就已经适应了采集、种植、收获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人来说，通过种植农作物，然后收获粮食，使他们的生活。中原人不需要像草原人那样，逐水草而居，从一个草场赶往另一个草场，寻找另一条河流。对他们而言，只要拥有土地，就可以定居下来。然后在定居的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中国北方，农耕以种植小麦、粟为主，在南方则以种植稻米为主。农耕文明相对固定，可以逐渐积累起财富，创造出灿烂的农耕文化和文明。

但是，当天气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北方的游牧民族，由于得不到充足的草料或铁锅等生存物资，他们就会逐渐发生兼并战争，形成强大的游牧政权。这些游牧政权，能够轻松实现牧民到扣弦战士的转变，只要条件允许，他们就会骑马南下，对定居的农耕城市、乡村，进行大肆劫掠，不仅掠夺财富和粮食，也掠夺人口，满足自己壮大的需求。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伴随着南北文明的对抗与冲突。这就是草原部落为什么要占领中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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