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统治者对养老的重视超过之前任意一个,他们都是怎么养老的呢

唐代统治者对养老的重视超过之前任意一个,他们都是怎么养老的呢

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唐王朝的养老制度的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在中国古代，除了“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更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其中唐代统治者对养老的重视超过了唐代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唐大诏令集》规定老人可安排护工“凡庶人年八十及笃疾给侍丁一人”;也就是说年纪超过80岁的老人，国家分配一个人来服侍，超过90岁的人，分配两个人服侍，超过100岁的，分配五个人来服侍，一切都是免费的，当然能活到80岁的人很少。

首先是皇帝举行的养老礼,文章对养老礼举行的时间、地点、养老对象、主要内容做了详细的论述,说明了随着皇权的加强,养老礼在唐代“只限于礼典条文实际上并不举行”。其次,地方政府官员举行的乡饮酒礼也有尊老敬老的作用,文章说明了唐代举行乡饮酒礼的情况,乡饮酒礼的内容和作用

皇帝颁布的养老诏令,文章分析了唐代养老诏令颁布的时机和养老诏令对老年人的物质赏赐和精神封赏;唐代的家庭养老制度,指出家庭养老是中国古代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儿子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唐代政府还针对八十岁以上老人专门出台了“给侍制度”来保障其养老,此外,为保障家庭养老,唐代政府在法律、户籍等制度方面对有老人的家庭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唐代官员的致仕养老制度,主要分析了唐代官员致仕的条件,为了在官员中推行致仕,唐代政府一般通过提升官员的品阶等方式鼓励官员致仕,致仕官员通常可以享受半禄的待遇。总体而言,相对于普通百姓,唐代官员致仕后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比较好。

白居易“养老在使之寿、富、贵”的观点,指出唐代养老制度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唐代养老制度对当代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养老制度的借鉴意义。

分析武则天皇后如何用一件属于女人的武器改变命运

武则天是土生土长的文水人，但作为唐朝的立州总督、皇后、武周皇帝的女儿，她一生只回过两次文水，一次是12岁，一次是37岁，在她当上皇后之后；曾经充满巨大的悲痛，曾经显露出与衣锦还乡的宣和。一千多年过去了，哀思和悲痛化为浮云，散落在历史的旧纸中，在人们的记忆中只留下一个符号：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半个多世纪以来，武则天是唐朝的实际统治者，很多人对她的功过评价不一。我注意到的是，14岁时，武则天被取名为梅，67岁时，她给自己取名为昌。在后来的历史书中，她被称为“伟大的天后”


天坛正殿门口的对联，是对武则天一生最好的总结。


与后世所谓正统史学家的看法不同，至少在唐朝，武则天的名声还不算太差——毕竟她之后的唐帝都是她的后代，所以据说在她的家乡很久就有一座纪念她的寺庙，历代也有多次修缮。甚至到了宋朝以后，武则天也开始被贬，也只是改名而已。寺庙是静止的


然后天坛又小又整齐。穿过泽天雕像，穿过写着“泽天圣母院”的门口，你才真正走进了泽天寺。门口不长，但也有10米的样子。天又黑又冷。出门的时候会觉得太阳有点刺眼。当你的眼睛一眨，一个大厅就会跃入眼帘。据说这是金代的建筑，历代都有重修，没有改变原貌。它的翼展平缓宽阔，气势雄浑。是唐代建筑的风格。


每栋建筑都有自己的个性，这种风格让人觉得很平静，不敢进去欣赏她真实的样子。不如去碑廊或者侧厅调整一下他们的不尊重态度。画廊里竖立着几座纪念碑，很久没打扫了，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隐约知道是历代重修的记录。虽然武则天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声讨，但在她的家乡，即使从保存当地文物的角度来看，她的寺庙也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现在作为她人生展厅的侧厅，用蜡像画出了她的故事。我们的习惯是不遗余力地与当地的名人取得联系，因为他们自然有相应的雕像。


缓步走至正殿，大门两旁的对联引起了我的注意：而六宫的粉漆也褪成了虚无，许多国家的大衣都向珠冠鞠躬。这是唐诗中的一组句子。第一部分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说的是杨贵妃压后宫，第二部分出自王维的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写的是朝贡四方的帝王气象。上联春光妩媚，下联庄严凝重，上联说女人挽臂妩媚，下联说皇帝挽臂妩媚。是对武则天两次人生的自然而恰当的总结，真的很了不起。但是，你想想武则天从唐太宗的才子到唐高宗皇后，从唐朝的宠妃到周朝的开国君主，在这看似平静的叙述下，宫中有多少尸骨和鬼魅，宫廷中有多少热血在流淌？这幅对联到底是褒是贬，实在令人费解。想到这里，当我再次出来看武则天的雕像时，突然有了更复杂的感受。武则天的雕像，沉稳，端庄，眼神柔和，有母性的气象。我想这应该还是她以女王的身份回乡探亲时在文水人心中留下的形象吧。她家乡的人还把她打扮成女装，可能是不看重所谓“皇后”或者“封建时代杰出的政治家”的地位。她只是一个出生在文水的女儿。她，不管怎么说，是个女人，一个美丽的女人。


武媚，一个女人，婵


武则天的父亲是武士，祖上做过大官。到了他这一代，已经衰落很多年了。武士靠卖豆腐起家，靠木材致富，但他想“扶主忠义”，“慷慨扬名”，于是弃商从军，投奔李渊。


不得不佩服中国古代商人的眼光。唐朝有勇士，古代有吕不韦。她们有独特的眼光，能够从不同的人群中找到合适的男人。武士取得了唐源的信任，让他们可以一起商议谋反。唐朝开国后，作为开国功臣受到两代皇帝的青睐。据说有个武士娶武则天的母亲，汤圆是媒人，公主提出先娶贵族的女儿，结婚的钱由国库出。能这样就是成功了。更成功的是，他生下了武则天。


武则天12岁时，父亲去世。而出于照顾主人公的原因，听说武士之女长得很漂亮，就被召入宫中，封为才子，赐名梅。皇宫内外，当然是两个世界。贾元春说那是一个“阴暗的地方”。她的母亲伤心离去，哭得很伤心，但武则天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女儿的性格。她说：“见天子非福！”


也许再过十年，她会后悔这句话。她14岁入宫，26岁李世民去世的时候，她还是一个才子。之所以不喜，据说当时有人推算，唐朝五十年内会有吴姓女子乱。如果是这样，那么她能活下来就是奇迹了。还有一个关于武则天先刺钢鞭后练马的故事。按照武则天晚年的说法，李世民对她的做法是“非常强硬”的，但这样强硬的性格必然不会讨好同样性格强硬的李世民。


这12年的宫廷生活，虽然不被皇帝喜欢，却对她的人生非常重要。李世民是一个优秀的君主，他的用兵和知人善任的决心一定给年轻的武则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简直就是给她当皇帝做示范，而后宫妃嫔争斗，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都是她日后政治斗争的教材。于是，她在孤独中静静地等待命运的眷顾。


在李世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太子李治应该表现出孝心，所以武则天遇到了大唐帝国的继承人。史书记载，李治见到她后“喜出望外”，但恐怕是武则天俘获了这个老实懦弱的年轻人——一个想追求男人的美女。也许，看一眼就够了。否则，后宫佳丽三千，父亲垂危，怎会有心情去关注一个比自己大三四岁的“才子”？反正在短暂的出家生活后，作为后宫皇后和萧贵妃之间的筹码，武则天回到了皇宫，宫廷生活也差不多，只是武媚慢慢走向了武。也许在入宫的那一刻，她会这样说：现在我回来了，你可以看到结果了！


武则天很有女人味地走进了历史。


这个武则天不再是原来的武才人了。她不再显露她的强硬和暴力。她以顺从的态度赢得王皇后的信任，并让萧贵妃远离皇帝的视线。当然，这都是错觉。作为赵一的武则天，离女王还有四级。但六年后，武则天却打败了一个贵族家庭的皇后，成为唐朝的新皇后。斗争之激烈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因为据说武则天拿女儿的命当棋子，而对手的下场更惨。王皇后和萧贵妃被折磨致死，死后被改为“蟒”和“蟒”。所有支持她的反对者的朝臣无一例外都在被流放后死去——这是日后反抗武则天的唯一结局。而且以武则天在后宫十几年的孤修功力，没人能斗得过她几个回合。


从此以后，说武则天是女人就没有意义了。她对权力的狂热追求，对国家赤裸裸的野心，对一个庞大国家的治理能力，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包括平庸的皇帝。猝不及防之下，她才发现，唐朝帝国实质上已经成了武则天的天下。标志武则天女性身份的只有唐太宗李世民给的一个名字“梅”。“媚”的意思是美丽可爱，但在那个年代，谁会把武媚和令人敬畏恐惧的“天后”联系在一起呢？为了权力，她甚至牺牲了自己儿子的生命。她杀了自己四个儿子中的两个，甚至还有一个叫李习安的，还写了一首“台下种瓜，留熟的，少摘瓜，再摘瘦的，三摘尚可，四摘还”的悲情诗，没能挽回一个母亲的心。那时她成了母亲。


公元690年，传说中的预言实现了。武则天改国号为“周”，自称“昌”。武媚的女人味完全成了无人敢提的往事。那时候她已经67岁了，世界上没有对手。一点点阻力不会在她心中引起任何波动。罗的讨武檄比的反周更让她吃惊，她抱怨丞相没有招到这样的人才。


没人反抗的时候，她觉得皇宫太大，皇帝的生活太无聊。也许，她突然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孤独的生活，也会想起自己诚实懦弱的丈夫，以及他们之间的爱情。枯燥的生活必须有一个寄托，年轻男子不断出现在她后来的生活中，无论他们是叫男宠还是她的名字。从男性的角度来看，后世的人认为这是一件令人发指的事情。在我看来，这就是女性人格的回归——虽然晚了一点，但令人钦佩的是，她的男宠并没有对当时的时局造成不好的影响。充其量，它们只是老妇人的宠物。


公元705年，这位82岁的老妇人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她死之前，她去了仁慈堂，说她是唐高宗皇帝的皇后。她死后，她的儿子给了她“泽天皇后”的称号，她的女性身份终于被自己和别人恢复了。也许，她这样做是为了和丈夫见面，然后完成自己未竟的妻子责任。但自从西安甘岭的无字碑还矗立在那里，一切都不可言说。

急！急！急！（关于唐朝历史）

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柳宗元始获成功，但在韩、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早在西魏文帝时，大臣苏绰就曾模仿《尚书》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大诰》，图以商、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但并未奏效。隋文帝时，曾下诏规定“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弃绝华绮”，还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对齐、梁以来“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到了唐代，骈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

“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称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复古”革新的主张，他的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论事书疏文章“疏朴近古”，盛唐萧颖士自称“凡所拟议，必希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

然而积重难返。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但直到中唐时期，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地盘。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奔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虽势单力薄，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动俗，却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记述了韩愈与“流俗”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在韩、柳及其门人、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为了同长期盛行的骈文相对抗，韩、柳搬出了骈文兴起以前的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作为武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主张取道应本之五经，为文应参以孟、荀、庄、老诸子和《榖梁传》、《国语》、《史记》等著作，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古代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借“复古”以行革新。称散文为“古文”，称这场革新为“古文运动”，正是打这里来的。

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它的目标，包括“道”和“文”两个方面。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第一点是文以载道。他提倡古文紧紧围绕复兴儒道，提出儒家的道统说，以继道统自居。他的提倡儒道既有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压迫制度的一面，也有针对现实，解决现实矛盾的一面，如以大一统反对藩镇割据，以儒道排斥佛、道二教，解决二教的扩张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等。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是解决文与道的关系，文章与政治、世教的关系。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第二点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这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性。第三点提出作家的修养和文气说。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的根底，认为有养才能有“气”，有“气”才能恰当的运用语言。这是他的古文创作论，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吸收当代文法语言，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他主张“文者以明道”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二人所言的“道”的具体内容并不全同。柳宗元由于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政治上属于革新派，他所称的“道”也含有更为进步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观上，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势”，而不决定于“圣之意”。即发展的根源在客观现实中，而不是在圣杰的头脑里。在社会的治乱观上，他认为社会安危在人而不在天，“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帝王的保持帝位，并非有什么天意，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所以他的“道”更强调济世拯溺，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使社会安宁的意义。所以他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己矣”。要便道及物，即作用于社会与人民。他还明确提出“以生人为己任”。“生人”即“生民”指百姓。其次，与“文者以明道”相关，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必须“有益于世”，反对那种只“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的无益之文。第三，在以内容为基础的前提下，重视艺术性。认为“言之不文则泥”，就是不能流行。又说言辞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不足以耸动时人视听，使后学景仰，而达到“立言不朽"，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识到“道”是通过“文”表达出来的，“文”是用来表达“道”的，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对散文写作来说，也就是要求思想内容充实，言之有物，语言文辞自然并富有表现力，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不仅要从思想内容上扭转长期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而且要从语言形式上扭转越来越脱离口语的骈偶倾向。韩、柳等人都写了许多内容比较实在、语言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实践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韩愈、柳宗元在贞元、元和年间倡导古文，逐渐形成一支有相当势力的队伍，又有系统的明确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遂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局面，使古文复兴于文坛。

韩愈的散文创作。他的文章众体兼备，每种体裁中都有佳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勇于提出一些大胆的见解，理直气壮。一般说来，文章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具有逻辑说理的力量。突出的如《原道》、《师说》等。这一类中还包括—种小品式的论说文，短小精悍，意趣横生，严肃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构。如《获麟解》、《杂说》等。它们本质上属于论说，就其文章表现形式说，也可以另立一类，即小品杂文。第二类是叙事文。这类文章继承了《史记》等记事的优良传统，善于选材，工于描写，能刻画出人物形象，还往往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增强思想性和感人力量。突出的如《张中丞传后叙》。第三类是抒情文。这类文章往往善以琐事叙情，文笔朴实而楚楚动人。突出的如《祭十二郎文》。第四类是应用文，即书信赠序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很活，不拘一格，就人就事生发，表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应科目时与人书》等。第五类出以谐谑的杂文。这类文章是继承东方朔《答客难》等恢谐幽默的文章体格，而自出机杼，以有趣的文笔发泄心中的牢骚怨怒。如《进学解》、《送穷文》、《毛颓传》等。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封建论》可为代表。第二类是传记文。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童区寄传》写少童的智勇故事。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如《梓人传》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发挥做宰相的原则，《种树郭橐驼传》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第三类是寓言小品。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单独成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突出的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第四类是山水游记。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其特点之一，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不相雷同。特点之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谓“吐胸中之气”，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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