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为什么不重用潘夙原因是什么

宋神宗为什么不重用潘夙原因是什么

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潘美重孙堪称名将，皇帝为何不敢重用?原来他是柴荣后裔，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潘美是北宋初年的名将，加上他的女儿嫁给宋真宗，所以潘氏家族非常显赫。潘美的后人不少，但像他这样能干的人却不多，除了潘夙外。潘夙生活在宋仁宗到宋神宗年间，历任地方知州，素有军事才能，朝中大臣也多次向皇帝推荐。宋神宗也亲自召见过潘夙，感到非常满意，但就是不肯委以重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宋仁宗在位时期，潘夙因“上书论时政，授仁寿主簿”，后来又升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此时附近蛮族叛乱，潘夙“专制蛮事，亲督兵破其团峒九十”。后来邵州知州郭逵作战失利，潘夙当机立断，派出援兵，扭转战局。战事结束，潘夙没有自陈其功，朝廷了解情况后，加封他为太常少卿。

嘉佑八年，潘夙一度被贬为“监随州酒税”，之后被重新启用知光化军。当时朝中有不少大臣向皇帝推荐潘夙，说他有将帅之才，“大臣以将帅才举之”。宋神宗得知后，亲自召见潘夙，“召对，访交、广事称旨”。宋神宗虽然很满意，但依然“用其艺文”，“还司封郎中、直昭文馆，复知桂州”。1075年，70岁的潘夙病死，文武兼备的他一直没有得到重用。

既然潘夙有将帅之才，宋朝人甚至称其为“名帅”，那么宋神宗为何不肯重用他呢?原来这和潘夙的身世有关!按照《宋史》的记载，潘夙是“郑王美从孙”，但其实这是错误的。从发掘的目前出土的墓志来看，潘夙的父亲名叫潘承裕，潘承裕的父亲名叫潘惟吉，而潘惟吉是潘美的从子，换言之潘夙应该是潘美的重孙辈。

但是北宋人却记载了另外一件事，揭开了潘夙的身世!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率领众将入宫，看见宫女抱着一个小孩，询问之后得知是柴荣的儿子。原来除了小皇帝柴宗训外，柴荣还有三个尚在襁褓的儿子，分别叫柴熙让、柴熙谨、柴熙诲。当时潘美对赵匡胤说：“臣与陛下俱北面事世宗，劝陛下杀之，即负世宗，劝陛下不杀，则陛下必致疑。”

最后赵匡胤说：“与尔为侄，世宗子不可为尔子也。”于是潘美抱着这个孩子回到了自己家中抚养，之后“太祖亦不问，美亦不复言”。这个被潘美抱养的孩子，就是潘惟吉，而他的真实身份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儿子!在欧阳修编写的《新五代史》中，明确记载柴熙谨是病死的，而柴熙让、柴熙诲却“不知其所终”，恐怕是有意为之。

在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方墓志，墓主人正是潘惟吉的儿子潘承裕。墓志中写道，“叔祖郑武惠王潘美”，而没有写他的祖父是谁，这种写法非常不符合惯例。另外潘美的籍贯是大名，而潘承裕写的却是开封，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一家人。

而潘夙的真实身份是后周世宗柴荣的后裔，所以即使他很有军事才能，宋朝皇帝也不敢交给他兵权，委以重任，毕竟他们的皇帝是靠陈桥兵变得来的。

宋神宗颁行武经七书的原因

《武经七书》里为什么要有《李卫公问对》这样的君臣问答？

《武经七书》又称《武学七书》，简称《七书》。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理论丛书，收录从先秦到唐宋间七部重要兵书，即《孙子》、《吴子》、《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缭子》、《三略》、《六韬》。虽然根据《太平御览》可以知道宋初就有过军事方面的“七书”，但《武经七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颁定并被固定下来是在宋元丰年间，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四月乙未，宋神宗下诏校定《孙子》、《吴于》、《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并雕版刊行，号称“七书”，《武经七书》即源于此。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学官，设置武经博士。《武经七书》是自宋代以来封建社会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能否谙熟《武经七书》，成为统治者选拔军事人材的一条重要标准。
当时流行于天下的军事著作也有上百种，单单挑选这七本书作为中国古代考武举的基本教材，原因就是这七本兵书代表性最强。选择先秦时代的六套顶级兵书，即便是生活在现代的人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选择《李卫公问对》的原因就复杂了。
首先，《李卫公问对》采用的是新颖的形式——君臣问答。秦汉以后直到两宋，各家各派的学者在先秦文献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的成果，往往是“书不破注”的，不单独是对先秦儒学经典“书不破注”，对先秦兵学也一样。具体的讲，这1200多年之间尽管有诸如曹操的《孟德新书》问世，但是《新书》本身就是作为解读《孙子》而作。截止到颁布《七书》之时，《孟德新书》的理论价值，可以说除了《武经七书》本身和《孙膑兵法》，再无其他兵书可与之比美。何况陈寿的《三国志》没有记载《孟德新书》，那么《新书》能否流传到北宋也值得怀疑了。
其次，在先秦时代，作战方式经历了贵族式的车站到基本靠步兵作战的沿革，而秦汉以后屡屡有异族政权凭借其骑兵优势南下侵犯中原的战争，先秦兵书的效用就不是太大了。而《李卫公问对》则不同，它是记录唐太宗和卫国公李靖军事思想的史料，即便不都是卫公所作，却能反映卫公的实战经验——南平萧铣辅公祐、北灭突厥、西定吐谷浑，经验丰富、地域广阔、绝无败仗，而且灭突厥和定吐谷浑还是大兵团骑兵作战的典型例证。
第三，《李卫公问对》的思想性很强，甚至比先秦兵书透彻深邃。《问对》从探讨《孙子兵法》“奇正”命题入手，对如何争取战场主动地位作了深入的分析和多方面的联系：它指出奇正原是指正兵变为奇兵，即古代五军阵(东、南、西、北、中五军)中位于“阵地”的正兵，向位于“闲地”实施机动变为奇兵；它把奇正与“虚实”、“示形”、“分合”等结合起来阐述，探求它们之间的关系；《问对》继承了先秦六部兵书主张重战、慎战的原则，继承了孙武子的“知胜有五”，总结出了“知败有十”；它还记录了卫公李靖发明的“六花阵”，此阵上承诸葛武侯的八卦阵，下启戚继光的鸳鸯阵。
于是，《李卫公问对》凭借君臣问答的特殊形式、借鉴了许多前人兵学思想、具有适应时代需要的骑兵战术三大优势，也被选入了官方军事理论著作体系中。
通过颁布《武经七书》——尤其是把《李卫公问对》列入《七书》范围这一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宋神宗是很渴望收复旧山河的帝王，不是那个甘心签订澶渊之盟的宋真宗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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