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在历史上大有作为，刚离世藩镇便复叛

唐宪宗在历史上大有作为，刚离世藩镇便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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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历史上不乏明君英主，尤其是在中晚唐那个纷乱复杂的十字路口上，更是涌现出了诸多力图恢复往日“大国之风”的皇帝。这中间最为出名的莫过于唐宪宗、唐武宗以及唐宣宗，因为这三个唐朝皇帝为唐朝缔造了三次重要的治世。唐朝能够在“安史之乱”后坚持一百多年的时间，更是同这三位皇帝，有着很大的关系。

历史上中晚唐时期第一个治世，便是唐宪宗在位期间缔造的“元和中兴”，这次中兴使得唐朝国势为之一振。根据《新唐书》的记载则为“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能够出现这样的情况，同唐宪宗在位期间，对藩镇势力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元和中兴”的大好局面，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随着唐宪宗的离世，唐王朝便又回到了过去的老路上。那么，历史上大有作为的唐宪宗，为何刚离世藩镇便复叛?

在公元821年，即唐宪宗离世后的第二年。“河朔三镇”之一的卢龙便发生了军乱，而这一军乱则如同多米诺骨一般，产生了连锁反应。不久之后，唐宪宗在位时期归附唐王朝的“河朔三镇”便纷纷复叛。而往日对于“河朔三镇”的归附，起到巨大作用的田弘正也在军乱中殒命。可见，这样的局面，使得“元和中兴”的成果近乎全部归零。

首先，唐宪宗死后“河朔三镇”便选择复叛，其根源还是在于宪宗一朝没能将藩镇彻底铲除。在中晚唐时期，“河朔三镇”完全成为了一个风向标般的存在。这是因为，“河朔三镇”的整体实力，近乎到了难以动摇的地步。而宪宗一朝所以能够收复“河朔三镇”，很大程度上是唐宪宗剿灭吴元济敲山震虎，以及魏博镇反正的结果。

由此可见，唐宪宗在位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河朔三镇”这个问题。虽然，唐王朝做到了政令一统，但是藩镇割据的种子，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根治。这样的情况，同唐朝的国力有着很大的关系。在讨伐吴元济的过程中，唐朝损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唐朝在短时间内无法在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面对魏博、成德以及卢龙三镇的上表归附，唐朝虽然采取了接纳的做法。但在宪宗一朝，始终没有触及藩镇势力的根本。

当然，藩镇复叛的情况发生，不仅在于宪宗一朝没能摧毁藩镇的根基。实际上，这也是宪宗的继任者唐穆宗迅速推及“销兵”之策的结果。唐穆宗时的“销兵”之策，说白了便是通过唐王朝政令的方式，让拥兵自重的节度使自削兵权。但是，这样的政策，明显有些脱离了实际。这是因为，各地藩镇所以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兵力的充沛上。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在触碰已经归附藩镇的底线。

并且，这样的做法，其诞生之初便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这个缺陷便是，唐朝的国力根本无法为这样的国策，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唐宪宗在位早期的连年用兵，使得唐王朝到了兵员、财力枯竭的地步。而在宪宗死后，旋即便宣布“销兵”，显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会招致藩镇的强烈反弹。而此时的唐王朝已经没有力量，如宪宗一朝对藩镇予以打击。这也是为何唐穆宗之后，唐朝开始默认“河朔三镇”割据现状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唐宪宗时期缔造的“元和中兴”，可以说是中晚唐历史最为光辉的一次治世。可是，这次中兴的成果却随着唐宪宗的离世，最终成为了一场幻梦。以至于，藩镇割据又一次重回到了唐朝的历史舞台上。

唐朝藩镇割据的原因？唐朝为何解决不了藩镇割据？

朝廷姑息养“藩”

唐朝初年，在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后来各州设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节度使或经略使等被称为藩镇（方镇）；藩镇也指节度使等管辖的地区，以及所统辖的武装力量。

安史之乱平息后，藩镇数量激增。当时众多在平叛过程中立有战功的将领需要封赏，于是朝廷任命了一批节度使。这样委任的节度使很多，以致“方镇相望于内地”。同时一些已经归顺的安史旧将需要安置。朝廷担心他们降而复叛、战端重开，因而对他们采取了姑息政策，拿出河朔三镇（即黄河以北三镇，包括魏博、成德、幽州）安置他们，任其为节度使。将这些反覆乱臣、悍将安插在朝廷鞭长莫及的河朔三镇，并委以节度使重任，后患无穷，种下了日后长期动乱的祸根。

藩镇的问题主要出在权力过重，没有制约，朝廷失控。唐初藩镇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另委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至五代，此风依然很盛。

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所委任的，不过4人。其余或世袭，或自立，或牙军拥立。

唐宪宗曾与宰相杜黄裳讨论藩镇问题，杜黄裳说： “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

大意是说，唐德宗对藩镇一意姑息，节度使活着时，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宦官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朝廷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唐德宗等帝王对藩镇实行姑息政策，将包袱和矛盾留给后代，以致问题越积越多，积重难返。

朝廷对叛乱藩镇的短暂胜利

公元805年即位的唐宪宗是唐朝后期难得的一位“刚明果断”的皇帝。甫登基，即发愤削 *** 叛的藩镇。他重用和依靠杜黄裳、李吉甫、裴垍、李绛、裴度等大臣和谋士，不为各种反对意见所动，凭藉稍稍充裕的财力，讨伐反叛的藩镇。

宪宗元和二年（807），天下方镇共有48个，其中15个不向朝廷报户口，不上缴税收。朝廷控制的税户仅144万户，比玄宗天宝年间减少3/4。天下军队由朝廷提供给养的，计有83万多，比天宝时增加1/3。每两户人家得供养一个士兵。在唐朝中后期，朝廷能控制这么多税户，还算是好的。唐宪宗就是凭藉这点财力，开始平叛。

元和四年（809），朝廷调动各路军队共20万，并派出守卫京城的禁军，讨伐反叛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这20多万大军由宪宗宠信的宦官吐突承璀统领。此人显然不是帅才，到了行营，威令不行。战争旷日持久，“疲弊天下，卒无成功”。

也许宪宗吸取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平淮西叛乱时，他就不用宦官为帅。

淮西叛将吴元济，是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儿子。元和九年（814），少阳死，吴元济不经朝廷任命自领军务。他派兵焚烧、攻掠舞阳、襄城等地，震动洛阳。起先，朝廷各路军队讨伐吴元济盘踞的淮、蔡，“合天下之兵攻之，三年才克一二县”。元和十二年（817），宰相裴度请自往督战，朝廷任命他为宣慰处置使，行元帅职权。他发誓，不平息叛乱，不回来见天子。农历八月，裴度从京城出发。此前，平叛的各路军队按照惯例，都有宦官作监军，军中重大决策，都不是主将作出，而是由宦官作出。这些宦官将最精锐的部队调作自己的卫队，让战斗力稍弱的部队去前线打仗。仗打胜了，他们抢先报捷；打败了，则 *** 将领们。裴度上奏宪宗，将宦官监军全部撤走。于是军中号令统一，诸将得以各展其才，战争进展顺利。当年农历十月，名将李愬奇袭蔡州，俘获吴元济，淮西叛乱平息。

淮西荡定，黄河南北的藩镇大受震动。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敛手削地，献德、棣二州”。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大为忧惧，献沂、密、海三州。于是，中央威权，为之一振。

元和十四年（819），朝廷平定淄青十三州。唐代宗“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

唐宪宗所以能取得平叛的胜利，是因为他自己下了平叛的决心，任用了裴度、李愬等优秀的统帅和将领，改变了用宦官监军的腐朽做法，同时又有一定的财力支持这场战争。

在取得这些胜利后，宪宗变得骄奢起来，不再有根本解决藩镇割据的抱负。他宠信宦官和方士，并服用方士炼的金丹，不久暴卒。有人说是被宦官毒死。

强藩结束唐朝统治

宪宗之后的穆宗和敬宗都是酒色之徒，无心处理政务。从此，朝政江河日下。专权的宦官随意一次次废立皇帝，甚至毒杀皇帝。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朝廷平定淮西等镇所取得的胜利成果很快就丢失了。

穆宗时，宰相们没有远见，处置藩镇失策。当时，幽州节度使刘总打算归朝，出发前，将军中素有异志者朱克融等，遣送至朝廷，请朝廷妥为处置，以绝后患。朝廷本宜宠以虚位，不给实权，或移于他方，控制起来，总之不要放虎归山。宰相崔植、杜元颖等均为庸才，对朱克融等人不能妥善处理，反而让其回到幽州，导致幽州再失。

也是在穆宗时，亲近朝廷的田弘正由魏博节度使调任成德节度使，考虑到以前跟成德人打过仗，结下了怨仇，故带了2000名魏博军人到成德上任，用以保护自己。他要求朝廷同意让这些魏博军人留驻成德，衣粮由朝廷发给。度支使崔倰拒绝了田弘正的多次请求，无奈，田弘正只得将这些魏博士兵打发回魏博。魏博兵刚走，将领王庭凑即发动叛乱，杀死田弘正。从此，成德遂非朝廷所有。

至昭宗时，朱全忠、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

朱全忠兼并了徐州、兖州等地，并以武力迫使河北诸镇皆服从自己。昭宗天复三年（903），以朱全忠“判元帅府事”，至此，天下兵权尽归朱全忠。公元907年，势倾天下的朱全忠“顺理成章”地逼唐哀帝“禅位”，自己做起了皇帝，国号梁，史称后梁。

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唐朝藩镇割据留给后代的教训

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纂的《新唐书》认为，藩镇日趋强大，唐王朝日益衰败，并终于被灭亡，是朝廷决策重大失误的必然结果，也是唐朝军事制度败坏的必然结果。《新唐书·兵志》曰：唐朝中期以后，“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其后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亡灭者，措置之势使然也”。

唐朝初年实行“府兵制”，男子20岁以上，60岁以下，都要服兵役，称为“府兵”。平时在家务农，暇时训练。官府征发时，府兵须自备兵器及资粮，分批轮流宿卫京师，守卫边境。统领府兵的折冲府，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时共有634个，大多分布于京师附近的关内、河东、河南等道，仅关内道就有261个。用意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以确保中央政权的安全与稳固。当时朝廷兵源充足，兵多将广，军队都在朝廷的掌控之中，调动、指挥自如。个别有野心的地方军事将领即使反叛，凭其实力也是无法颠覆强大的中央政权的。

从高宗时起，农民因不堪自备兵器及资粮的重负，纷纷逃避兵役，府兵制逐渐废驰。至玄宗天宝八载（749），这项制度实际已归于消亡，募兵制很快取代了府兵制。宿卫京师的士兵，也是招募来的，都是市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商贾子弟及市井无赖。入伍以后，很少训练，富有者忙着经商牟利，强壮者忙着玩耍：“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粱肉，壮者为角觝、拔河、翘木、扛铁之戏”。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由他们充当天子的禁卫军，其战斗力可想而知。天子直接掌握的军队之脆弱，与藩镇掌握的军队之剽悍，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当时朝廷几乎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精兵强将都在藩镇的手里，形成了外重内轻、弱干强枝的极不正常的局面。一旦藩镇作乱，朝廷派有限的、素质很差的禁卫军去平叛，无异于羊入虎口。若是调动别的藩镇去镇压，他们则阳奉阴违，根本就不会卖力。他们不会帮助朝廷去消灭其同类，但会乘机向朝廷额外索要军队给养。朝廷白白送了巨额的钱粮、物资给他们，却没有达到平息叛乱的目的。《新唐书》说：“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适足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而遂至于亡焉。”唐朝中期以后养了那么多兵，不但没有能防止动乱，相反却成为动乱的根源。

唐朝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的历史，留给后代的教训起码有以下几点：

第一，军队应由中央政权直接地、牢牢地控制，不能变成将领的私人军队，不能变成将领的亲兵。

第二，将领的权力不能过大，不能大到朝廷失去控制的地步。不能把军权以外的行政、财政等权都交给将领，让他们私自任免文武官吏、征收赋税，任意扩充军队。若把这些权力都交给他们，他们便有了搞独立王国的资本。到时朝廷想制约他们，也无能为力了。《新唐书》说得好：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于是，“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朝廷举措失当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

第三，将领跟军队，应有合有分。不要一支军队始终归一位将领统领，一位将领始终掌握那一支军队。将领在一地也不能呆得过久。铁打的营盘流动的将帅，将领应按一定年限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队之间流动。使其无法拥兵自重，无法为了自己的私利跟军队结合起来，将其变成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

第四，要慎择将帅。在委任将帅问题上，就是要实行“疑人不用”。不能委派不可靠的人镇守一方，独挡一面。唐朝用安史旧将担任节度使，以致河北三镇不再为朝廷所有，教训太惨痛了。

第五，朝廷要掌握军事将领的任免权，此权不能假人，不能旁落。要做到不管什么人，不管他是节度使还是经略使，一纸命令就能将其调动，或将其免职。

第六，军事将领也要有监督。但唐朝中后期用宦官作监军，却是大大的失策。作为监军的宦官，很快就为藩镇所收买，为藩镇割据推波助澜。文武官员参用，以文制武，或者不失为古代的一个可行的方法。

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吸取了藩镇乱唐、亡唐，以及五代藩镇割据为害国家的教训，削夺禁军将领和藩镇的兵权，加强中央集权，终于结束了中唐以来200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宪宗李纯简介,唐宪宗登基之迷

唐宪宗李纯,初名李淳,唐宪宗李适之孙、唐顺宗李诵长子,唐代第十二位皇帝。
贞元四年,封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立为太子,改名李纯。同年八月即位。李纯即位后,励精图治,重用贤良,改革弊政。李纯在位时,勤勉政事,力图中兴,从而取得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史称元和中兴。
李纯的政绩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政治上有所改革,二是暂时平定一些藩镇。经过削藩,藩镇势力暂时有所削弱。
元和十五年,为宦官陈弘志等谋杀。享年四十三岁,在位十五年,谥号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庙号宪宗,葬景陵。
幼年经历李纯原名李淳,为唐顺宗长子,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日生在长安宫中。李纯出生时,正是皇曾祖代宗的晚年。他出生的第二年,祖父德宗即位,父亲顺宗被立为太子。李纯幼年懵懂之时,长安城里就发生了泾师之变,仓皇出逃的德宗没有能够保障宗室子弟的安全,那些没有及时撤离者有77人死于叛军之手,这使德宗一直痛疚不已。李纯六七岁的时候,德宗刚刚重返长安。有一天,李纯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李纯道：我是第三天子。这一回答使德宗大为惊异,作为当今皇上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既闻所未闻,又很契合实际,德宗皇帝不禁对怀里的皇孙增添了几丝喜爱。贞元四年六月,11岁的他就被册封为广陵郡王。
唐宪宗自幼遭遇战乱,他自身的家庭关系也很有些混乱。他的母亲王氏曾是代宗的才人,另外有位同父兄弟被祖父德宗收养为子。宪宗自己的婚姻关系也有些奇特。贞元九年,时为广陵王的宪宗娶了郭氏为妻。郭氏,是尚父郭子仪的孙女,她的父亲是驸马都尉郭暧,母亲是代宗长女升平公主。升平公主与郭暧之间的故事后来被人编成了一出打金枝的戏剧,流传很广。郭氏由于母亲是唐代宗长女,这样算来,郭氏与顺宗是表姑侄,郭氏就长了宪宗一辈。或者说,论辈分,宪宗要比自己所娶的妃子郭氏低了一辈。他们成婚后,顺宗因为郭氏母贵,父、祖有大勋于王室,对这位儿媳表示出无比的宠爱。宪宗自己对这位妃子似乎也不怎么冷落,因为,贞元十一年时,也就是他们婚后两年,郭氏就生了儿子李宥,他就是后来的唐穆宗。
依靠宦官的拥立和发动宫廷政变而迅速取得了最高权力的宪宗,一登基就在政治上大显身手了。看来,皇帝的政治作为与他获取权力的途径是否合法,绝对没有直接的关系。宪宗之前的太宗和玄宗,莫不是如此。
登基之迷贞元二十一年四月六日,他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权勾当军国政事,即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宪宗得父皇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这一年,宪宗28岁。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到登上最高权力的顶峰,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这一刻确实来得太快了。难道有什么神力相助吗？正是因为这一缘故,宪宗的登基伴着顺宗的内禅一直被人们猜疑着。宪宗登基前后,也的确有一些无法弄清楚的秘密。我们可以列举这样一些事例略做说明。
其一：
宪宗刚刚被立为皇太子以后,二王集团的陆质借侍读之机有所规劝,被宪宗制止：陛下令先生为我讲解经义,怎么还扯其他的事？说明此刻的宪宗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也就是说,宪宗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
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时年61岁。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宪宗的宦官。
其三：
在顺宗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宪宗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宪宗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
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宪宗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_请兵,谋划废宪宗另立皇帝。结果,刘_告密,逮捕了罗令则,宪宗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_,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宪宗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
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时一直是顺宗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宪宗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_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宪宗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
太上皇顺宗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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