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为什么不惜得罪利益集团，也要推进士民一体当差纳粮

雍正为什么不惜得罪利益集团，也要推进士民一体当差纳粮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雍正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雍正登基不久，迅速向天下宣布一个重大决定：士民一体当差、纳粮，犹如一颗巨石激起巨大争议。尤其是这些“士子”们对此强烈不满，甚至通过拒绝参加科考表示抗议。雍正对此不为所动，在使用能力超强的田文镜迅速在河南展开“试点”，田不负重托，在他强力推进下，雍正的新政重大内容一体当差得到施行，其历史意义不同寻常。包括耗羡归公，包含解决绅衿与平民耗羡负担不合理的问题和“贱民脱籍”都属于雍正新政的重大方面，无疑这些都具有很大阻力，最后均被雍正以巨大的改革勇气一一推进。

清朝入关之初，依照官员品级优免该户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人本身的差役和一切杂办。地方官在收税时，就把官员和士人称为“官户”、“儒户”、“宦户”，各地叫法不一,而且不断变化，所谓“绅监衿吏户名，朝改暮迁”，大概讲来，秀才称为“儒户”，监生称作“宦户”。这些绅衿户都享受法定的免役权。雍正评价这些绅衿们时说“荡检逾闲不顾名节”的士人，“或出入官署，包揽词讼; 或武断乡曲，欺压平民; 或抗违钱粮，藐视国法; 或代民纳课，私润身家。种种卑污下贱之事，难以悉数”。绅衿的不法是: 他们和地方上官吏勾结，包揽词讼，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横行闾里，欺压小民，致使平民惧怕他们有时比官吏还厉害。

替政府向本宗族、本乡小民征收钱粮，与胥吏勾结，加以侵吞。本身抗欠应该交纳的丁赋。将宗族、姻亲田产挂在名下，使他们也免除杂役负担，而从中渔利。绅衿的不法行为，同封建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发生了冲突，他们占夺一部分行政权力，腐蚀官僚队伍，是造成吏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要保持它的机器正常运转，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这些认识，均源自雍正对基层工作的高度了解。他甚至曾这样说自己“事事不如乃父，惟有洞悉下情”，是其最大优势。

雍正认为政府 、绅衿、平民三者的矛盾，肇端在不法绅衿，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希图剥夺和限制他们的非法特权，使他们同平民一体当差，完全实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施政理想。

在登基的第二年二月，他就下令革除儒户、宦户名目，不许生监包揽同姓钱粮，不准他们本身拖欠钱粮，如敢抗顽，即行重处。雍正深知地方官易同绅衿勾结，特地告诫他们认真落实这项政策: “倘有瞻顾， 不力革此弊者，或科道官参劾，或被旁人告发，查出必治以重罪”。过了两年，雍正再次严禁绅衿规避丁粮差役，重申绅衿只免本身一丁差徭，“其子孙族户滥冒及私立儒户、宦户，包揽诡寄者，查出治罪”。适应这项方针，雍正政府施行了一些具体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政策在其登基一年的七月便下发指令， 河南巩县知县率先按照旨意张可标发出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引起生监的不满，恰好他同县学教官杨倬生不和，本人又曾经向属民借过银两，杨以此为由，煽动生员控告张可标，实际上是反对张的士民一体当差政策。这时内阁学士班第到巩县祭宋陵，获知此事，作了报告，雍正令河南巡抚石文焯调查张可标是否有贪婪不法情事，同时将闹事的衿监重绳以法。严禁绅衿包纳钱粮和抗粮的政策。

二年后贡生张鹏生将民人郑廷桂等应纳钱粮包揽入己的案子发生了，刑部议将张枷号三个月，责四十板，雍正对此高度重视，拿他作典型，加重处理，枷责之外，发遣黑龙江，同时命令大臣重议生监包揽钱粮的治罪法。

次年，批准朝臣的建议: 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论多少，一律革去功名; 包揽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以枉法论处，并照所纳之数，追罚一半入官; 百姓听人揽纳，照不应重律治罪; 失查的官员，罚俸一年。这一年，保定举人苏庭奏请缓征钱粮，雍正说直隶绅衿包揽严重，苏必定是这里头的人，命令革去他的功名，调查他日常行为。还是这一年，直隶东光知县郑三才奏称该县“地棍绅衿把持包揽，挟制官府，拖累平民，弊端种种”。雍正命严行查处。

对绅矜本身的纳粮，雍正也加强管理，凡系绅衿钱粮，在税收印簿和串票内注明绅衿姓名，按限催比，奏销时将所欠分数逐户开列，另册详报，照绅衿抗粮例治罪，若州县隐匿不报，照徇庇例议处。

对拖欠粮赋的绅衿， 雍正严惩不贷。五年(一七二七年)，甘肃阶州绅衿抗粮，护理巡抚印务的钟保，以署知州陈舜裔激变士民的罪名，题请将其革职，雍正不答应，说陈舜裔“催办国课，并非私派苦累民间，若因此将伊革职，则实心办事之人必退缩不前，而无赖生事之人皆以挟制官长为得计矣。”

指示将抗粮不法人犯严加审讯，同时责备钟保“沽名邀誉”，不要他办理这件事情。湖广地区不断发生士民抗粮事件，安陆县武生董建勋连年不交钱粮，当地将他革去功名，予以拘禁。九年(一七三一年)， 该县士民约会抗粮，总督迈柱和地方官捉拿首犯，雍正指示: “此等刁恶风习，自当一一执法惩究，尤贵平日不时访察化导于早也”。山东绅衿拖欠钱粮成风，有“不欠钱粮，不成好汉”的俗语。进士举人秀才监生因欠粮应褫革的有一千四百九十七人，本应加罪，大学士张廷玉以当地荒歉，奏准宽限三年完清。官员催征绅衿逋赋不力的，雍正以因徇庇护严加治罪，十二年(一七三四年)，为此把甘肃顺庆知府潘祥等人革职。

雍正为防止劣绅干政，不许士民保留地方官。士民保留的去任地方官员，应该是有政绩的，或被冤抑的，百姓怀念他，或为他鸣不平而要求他留任。但雍正看到这中间有官员买嘱保留的，有劣绅为讨好去任官而保留的，是一种刁风恶习，严行禁止。

镇压生监罢考的政策。雍正压抑不法绅衿方针的执行，引起他们的不满，巩县生员反对张可标实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是他们的最初反映，封邱生员罢考则是一起较大事件。雍正二年五月，封邱生员王逊、武生范瑚等人拦截知县唐绥祖，不许他实行按田出夫的办法，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

不久，河南学政张廷璐按考到开封府，封邱生童实行罢考，武生范瑚把少数应试者的试卷抢去，以示对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抗议。事情发生后，田文镜、石文焯迅速报告，雍正认为地方上出了这样的事情，应该“整饬一番，申明国宪”，把为首的拿禁开封，惩办一二人，以做其余，为此特派吏部侍郎沈近思、刑部侍郎阿尔松阿赴豫审理，最后把为首的王逊、范瑚等斩决，王前等绞监候。在审理过程中，科甲出身的学政张廷璐、开归道陈时夏、钦差沈近思沽名钓誉，有意徇瞻。

田文镜不讲情面，所以生童说“宗师甚宽”，“ 陈守道是好人”，田文镜则是无人不怨，无人不恨。尤其是陈时夏承审时不坐堂，与诸生坐谈，称他们为“年兄”，央求他们赴考。雍正对此非常不满，说这是大笑话，“儒生辈惯作如是愚呆举动，将此以博虚誉，足见襟怀狭隘”。他支持田文镜，把张廷璐革职，陈时夏革职留任。在处理封邱罢考事件中，清朝政府内部有不同意见，雍正和田文镜采取坚决打击不法生监的方针。以后坚持了这一政策。十二年(- -七三四年)，雍正说各省常有生童与地方官龃龉，因而罢考，以挟制长官。他命令，以后凡有邀约罢考的，就永远停止他们的考试资格，如果全县罢试，也照样办理，决不姑容。在他的强力助推下，清朝社会阶层悬殊逐渐拉平，由此奠定了雍正新政的广泛实施。

为什么说雍正得罪了所有读书人？

关于雍正，民间的传说很多，?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等等。事实上雍正是一位勤政的皇帝，他在位十三年，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减轻百姓负担国库充盈。可他还是落下个?恶名?。

雍正的?恶名?，正是他得罪了读书人。

古代的读书人多是靠科举图功名，入仕途，以功名成就，光宗耀祖。所以，读书人相当一部分是当官的。

雍正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欠，由此落下贪财的名声。

由于康熙时期，解决了三番分裂战争，又收复台湾，出征准格尔等，用去了清朝大量的财政收入。朝廷内贪腐成风，大小官员都以借款为名，动用国库，却无能力还，造成国库亏空。

雍正派出钦差大臣，查处贪污腐败官员及其亏空不还的官员。从户部，包括自己的十二弟，一律从严处理。

后来，雍正直接才用官员钱以凯的建议：抄家。凡事亏空国库的官员，一经查处，立即查封其家产，家人监控起来，追索变卖财务，防止转移家产。

曹雪芹家族便是这时候被抄家的，雍正以此成了?抄家皇帝?。雍正这种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得罪了各个阶层的官员，应该说这直接影响到雍正的整体评价，他犯的不是?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光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年间尤其严重，由其是读书人曾静案，最有影响。

曾静由于受到明末文人吕留良的诗文影响，锐意反清，让其徒弟张熙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试图劝岳反清，结果被岳举报了，曾静入狱。

这样的谋反罪名一般是诛九族的，雍正却没有杀曾静，让其在狱中忏悔。曾静也很配合，并写了《归仁说》表示悔意。

为什么雍正帝会被黑的那么惨

前几天，知乎上有用户提出“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他指出，关于雍正的故事流传最广的多为夺位不正、血滴子、风流韵事、离奇死亡之类的野史，所谓康乾盛世一般只提及康熙和乾隆，对雍正很少正面描述。该用户对此表示反驳，认为：相比康熙和乾隆时期，只有雍正雷厉风行实行过新政，改革弊政，尤其是“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两个改革，更是打破千年来的传统帝国规矩。
该问题在知乎上引起大家广泛关注和回答，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知乎历史栏目大咖司马亮 ，对“雍正为什么历史评价不高？”这个问题也作了一番回答。
还是先说结论：整体上讲雍正帝并没有“历史评价不高”。他的历史评价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雍正帝去世后（1735）至19世纪晚期：官私史书均对这位名列“列祖列宗”的“世宗宪皇帝”歌功颂德；
(2) 19世纪晚期至1920年代新文化运动时期：近代民族主义在否定清朝中逐渐兴起，大量关于清代的负面评价与谣言浮出水面；对雍正帝的恶评作为这种大气候的一环出现，他被塑造为“夺嫡”、“凶残”的形象；
(3) 1920年代至1980年代清史学科逐渐发育：因袭上一阶段结论，仍然出于“恶评清朝”的缘故而对雍正帝持有负面评价；
(4) 1980年代后期至今：雍正帝被塑造为刚劲有力的改革者，其历史评价基本是正面的。
因此可以说，雍正帝“历史评价不高”，主要发生在20世纪前期；而且这种“历史评价不高”主要来自于人们对清朝的恶感。进一步说，对雍正帝的污名化，既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一个结果，又是对清朝施加污名化的手段之一，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如果能够了解清末民初反满思想，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雍正帝的历史形象会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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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评价”是一个并不太好解释的事情。
特别是对于清代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由于对清朝历史的书写与评价从19世纪后期开始（对，清朝灭亡之前问题就出现了）一再处于政治思潮的影响之下，长期未能发育为健全的”史学“，导致清代人物的评价也变得非常复杂。
各位看其他朝代的史书，往往会觉得人物的历史评价基本是确定的，例如曹操有谋略、刘备能用人之类，但对于清朝历史而言，其实大多数人物事迹整理及传记发掘工作都是1980年代以后、清史学科稍有发展的过程中才诞生的。学术史上将这一流派称为“清代人物研究”，认为它是清史学科发育成熟的重要动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暂时放下不谈。
在“清代人物研究”出现以前，人们（很少数的清史学者也好，历史教师和文人也好，普通学生和读者也好）对清代人物的评价，往往并不是基于史料所展现的历史事实、针对某个人的看法，更多的是在一些基础并不充分的历史叙述影响下，结合一些流行的谣言，来“脑补”出一个形象。
当然这距离一种科学的历史认识非常远，但当时的人们并不能察觉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20世纪末以前，清史史料披露得非常少，连学者都读不到多少东西，遑论通俗读物写作者及一般读者。
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只能是看一些“以前的人写的书”，因袭旧有的历史书写——而这个“以前的人写的书”，几乎都是源自清末民初编写的历史读物。这就是我们讨论清代历史人物评价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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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期以前对雍正帝的评价：官方口径，大行皇帝/列祖列宗，非常正面
各位可能都知道清朝文网严密，忌讳极多。在政治压力之下，清朝人对自己身处时代的历史，或者说“当代史”的写作有很大顾虑。
在18世纪中期以前，可能都没有多少可读的“当代史”读物；而18世纪中期以后，随着国史馆传记及《清实录》逐渐被文人官吏抄出传播，以及一部分官修史书的流传，清朝人才开始有稍微丰富一些的“当代史”阅读。
换句话说，18世纪后期出现的“本朝国史”，很大程度上源自官方叙事体系及官方披露史料。在这一状况下，对身为“列祖列宗”之一的雍正帝，自然不会有任何负面评价。唯一可能会让人得窥雍正帝负面印象的官方文献《大义觉迷录》，在乾隆时期遭到禁毁；当时人的撰述中，很少有该书痕迹留下。
那么是否有私修的当代史阅读？
当然存在。这就又绕回了文字狱的问题。文字狱对18世纪中后期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对修书者和出版者都施加了精神上的压力，造成了一种“自我抑制”现象，即自觉地审查出版物是否“违碍”甚至“悖逆”——这一点王泛森先生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一书中有非常精彩的分析，我不打算抄书。故而可以说，即便有零星的人表示过不满，这种意识亦无从传开。
总之，很难想象会有对雍正帝不利的“历史评价”在18世纪中后期流行。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从18世纪后期的两种带有反清色彩的大众文化——秘密教门与天地会——中窥探那个时代的人是否恶评雍正。天地会话语的特点是“蒙冤-反抗”（对此，李恭忠有非常好的分析，见《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一文，载《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并没有对雍正帝有恶评；而秘密教门白莲教也找不到这种意识。这不难反映出，当时即便是下层老百姓，也是不会对雍正帝有什么特别的恶感的，不然这些反清大众文化早就与之结合了。
这里要提一下乾隆初政的所谓“翻案”问题。诚然，乾隆初年对雍正时期的许多改革措施有过修改，对大行皇帝所用之人有过一些处置，清史学界习惯称之为“翻案”。但乾隆帝从未对乃父加以任何负面评价。相反，当王士俊（田文镜的政治继承人）奏疏中触及“翻案”一事，立遭重谴。
然而，负面的书写没有流传开，不代表不存在。
雍正帝即位后，其政敌便已将许多谣言流传开，并最终酿成曾静案——事实上，考虑到雍正帝主要政敌允禩等人及其家人，再加上雍正年间得罪被惩的大量官吏及其亲属，可能会对雍正帝留下负面记忆的人数是相当之多的。
这些人除一部分被处决者外，被流放到各地者为数不少，他们对雍正帝无疑有负面情感，愿意传播谣言。这是“恶评雍正”在人员群体上的基础。
而《大义觉迷录》的颁行、曾静的巡回宣讲，无疑也是为负面谣言进一步流传埋下了伏笔——虽然雍正帝的本意是要“把一切说明白”，但从历史的走向来讲，应该说是事与愿违的。
必须要说的是，由于这些人在政治上处于低谷，而且书籍等信息载体的使用也很受限制，因而对雍正帝的负面观感并不是成体系地流传下来，而是零零星星地隐伏下来，很多具体信息湮没了，只剩下一些语焉不详的片断，可能凭借口传或极其隐晦的记载在小范围中流传。可是，这些隐伏下来的零星意识（几乎可以改说是“零星遗忘”），最终在雍正帝去世一百多年以后突然绽放，变为“恶评雍正”的资源。
（一个补注：看到数位答主认为雍正得罪了士绅，所以士绅诋毁他。这应该说是个误解。“耗羡归公”改革令州县可以有自己支配的经费，不必以灰色手段摊派差役，很大程度上是对下级官员及地方绅士的解放。可参见《州县官的银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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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对雍正帝的评价：“因为要黑清朝，所以黑雍正”；“残暴贪婪”
19世纪最后几年，清朝在军事、边疆事务中均一败涂地，这种危机给当时的人造成了一种恐慌与怀疑感。而近代启蒙思想的东传，则把这种怀疑感与民族革命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京的留日学生、华南的会党及一部分革命党人的共同作用下，近代启蒙思想演变为带有强烈反满反清色彩的一种政治话语。它将清末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归因于满洲人的统治，认为只有彻底铲除满洲人（即革命）才能解决危机。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邹容的《革命军》，读过它的人恐怕都会对其中鼓吹对满人作肉体消灭的强烈仇恨心态记忆深刻。这部分历史展开来讲可以说很长很长，我们只说关键的部分：反满兴汉，与当时的“科学观念”如卫生观念、种族人类学等联系了起来，这让仇视满人带有了“进步”的“科学”意义（这方面情况可参见石川祯浩《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
而当反满思想被赋予了“启蒙”、“进步”的科学意义以后，一些受此思想影响的人便开始论证反满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了。其结果是，从清朝末年开始，清朝的历史地位长期处于负面评价之下。
然而，此时梁启超等人搞的“史学革命”还未发生，一般的作者尚无法从社会发展/变迁的高度来批判清朝，大多数人眼中的历史仍是“帝王将相”那一套（说实话，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这令这场“恶评清朝”的运动，在历史书写的范畴里，主要集中于两条线：其一是浓墨重彩地声讨明清鼎革之际的杀戮，其二是粗言恶语地咒骂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后者便是“恶评雍正”的来由。
我不想长篇大论地解释清朝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这场运动中被塑造成了什么形象——有些污名化实在是让人觉得无语——但不妨留下这么一点结论：雍正帝在清朝诸帝中间算是被丑化较多的一人。
许多在18世纪后期隐伏起来的观念，虽然疑信难详，但在这一风尚之下被当成信史写进书中，广为流传。这方面有两种汇编性质的书籍可以让我们得窥究竟。

《雍正王朝》中雍正为什么要得罪天下读书人呢？

1.读书人是?士?，士为?四民?之首。读书人是纽带。

什么是四民？简单来讲，就是读书人、农、工、商。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按照阶层划分，那么就会有皇亲国戚（王公贵族）、名门望族，这是标准的统治阶级，而农、工、商，则是典型的被统治阶级。?士?也是被统治阶级，但是却享有特权，是标准的统治阶级与典型的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纽带。这是在战国以后，秦朝建立的时候就确定下来几千年未变的祖制。

到 了雍正时期，?士?的人群主要叫法有三种，一是儒户（秀才等读书人）。二是宦户（监生）。三是官户。不管怎么叫，都是士人。

这类人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一是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些特权有的是成文的有的是不成文的，比如说一个举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见到县官可以免跪，有的甚至可以领取少量的俸禄，在接受法律惩处上与工农商也有所不同等等。再比如清朝入关的时候，可以依照官员品级免除一定量的丁役，免除士绅本身的差役和其他一切杂务。应该说，这些士绅阶层，都享有法定的免役权。

二是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士的阶层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历史影响力较大。以清初入关时候为例，满清从北方打到南方，却遭受到来自江南士绅阶层的强烈抵抗，清政府启用投降大清的洪承畴，出台多项安抚拉拢江南士绅的政策后，方才占领南方各地，而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就是保留士绅阶层经济和政治利益。不仅如此，从层级划分来看，政府与农工商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士绅阶层产生和联系的，信息流从政府到庶民，必须要经过士绅，所以，士绅的?中介?作用也不容小觑。

三是士绅不法行为难有管控。士的阶层不仅享有一定特权，同时他们还具备向政府和农工商人?双向夺权?的锐力，比如：他们与地方官勾连，包揽诉讼，分享政府司法权；横行乡里，欺压良善庶民；包揽政府征收钱粮之权，伙同官员侵吞税收；抗交自身赋税；将宗族姻亲田产登记在自己名下，从中渔利等。

2.雍正改革的刀子对准的是谁，为什么要对读书人动刀子？

《雍正王朝》里面，雍正激起读书人的改革是?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项改革意味着读书人出仕之后，和普通的老百姓一样，要缴纳皇粮国税和徭役，其实就等于剥夺了读书人享有的以上特权。

雍正之所以要对他们动刀子，口头上是说要平等对待，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皇族的利益，获得更多的税赋和徭役，加固自己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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