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何“重女轻男”?拼进“娱乐圈”的女艺人能日挣两千多。有个朝代竟然“重女轻男”,其真实目的令人不忍直视!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育观。有个成语叫“弄璋弄瓦”,就道出了生男生女的不同。古人指生下男孩子把璋给男孩子玩,璋是指一种玉器,希望儿子将来有玉一样的品德,后人因此称生男孩为“弄璋”。要是生了女孩,就只能玩瓦(这里的“瓦”并非砖瓦之“瓦”,而是纺车上的零件),所以,生女孩就称为“弄瓦”。这种习俗到民国时的某些地方仍然存在,有的地方生男曰“大喜”,生女曰“小喜”,亲友赠送彩帐、喜联,男书“弄璋”,女书“弄瓦”。
但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却一个朝代一反常态,生男孩令人忧,生女孩父母欢,这个“重女轻男”的朝代,就是宋朝。据洪巽的《暘谷漫录》载,北宋首都开封“中下之户不重生男,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又据陈郁《藏一话腴》载,南宋首都杭州“风俗尚侈,细民有女则喜,生男则不举”。由此可见,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在京城生活的老百姓都偏爱女儿,女儿一生下来就被当成掌上明珠,要是生了儿子反而会很不开心,有些狠心的爹娘甚至会把男婴丢掉(不举)。
宋朝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习俗呢?这主要跟当时的娱乐业非常发达有关。宋朝的人,尤其是上层人物,都懂得享受生活,除了宴饮之外,对于娱乐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达官显贵和富商大贾家里往往养着私人的娱乐班子,包括唱曲的、跳舞的、演剧的、说书的,只要能逗人一乐,都会有用武之地。
比如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元兵攻宋以前,文家里就养有一整套娱乐班子。《宋史》上说他“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意思就是非常懂得享受,吃饭的时候有丫鬟侍候,喝酒的时候有歌伎助兴。
文天祥尚如此,其他人就更不说了。比如苏东坡的好友陈季常,对,就是那个怕老婆的“河东狮吼”,既是官二代,又是大商人,家里非常有钱,晚年在湖北黄州定居,光歌女就养了三十名。
除了高官富户家私养家庭歌舞班子外,社会上的“瓦舍勾栏”更是多如牛毛。据周密的《武林旧事》载,南宋中后期,杭州城里的大型娱乐场所竟然多达二十三所。那种大型的娱乐场所,在宋朝有个专用名称,叫“瓦舍”。一个瓦舍里又包括十几个“勾栏”(剧场),而一个较大的勾栏就能容纳几千人同时观看演出。
对于从业者的情况,《东京梦华录》里就列举了北宋末年开封娱乐界的当红艺人七十二名,诸如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王京奴、安娘、俏枝儿、杨总惜、周寿奴、张真奴、杨望京、朱婆儿、俎六姐、张臻妙、温奴哥、文八娘、王颜喜、盖中宝……等等,其中一多半为女性。
因为《水浒传》的原因,传说其与燕青有染,汴京网红李师师为大家所熟悉。而真实的李师师,其人生也是一部传奇。李师师是是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竞相争夺的对象,在仕子官宦中颇有声名。李师师曾深受宋徽宗喜爱,并得到宋朝著名词人周邦彦的垂青。成为皇帝心仪的人,那收入可不是一般艺人可比的。
据《宋史》所载,宋理宗赵昀晚年喜好女色,三宫六院已经不能满足他的私欲。善于奉迎的内侍就帮他找来临安最有名的网红唐安安。唐安安姿色艳美,能歌善舞,赵昀对她一见倾心,便把她留在宫里。从此,唐安安的人生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中的用具上到妆盒酒具,下到水盆火箱,都是用金银制成的;帐幔茵褥,也都是绫罗锦绣;珍奇宝玩,更是不计其数。这样的人生逆袭谁不向往啊?
因为有了这么多的娱乐场所,人才需求量就相当大。社会上有了需求,自然会出现供应,中下平民生了女儿,倘若姿色稍微好看一些,就送她去学歌学舞,以便长大了去富人家或“瓦舍勾栏”中挣钱,这可是改变命运的有效捷径。
在宋朝,进入娱乐圈的女子,其收入到底有多高呢?潘永因在《宋稗类钞》中就介绍了一位生活于宋孝宗时期的屈姓艺人,自幼父母双亡,被舅舅送进南京的新瓦(宋朝南京最大的娱乐场所)当学徒,十年后技成,成为一个创作型的全能艺人,她能自己谱写新曲,一天能演七八场,剧院老板给她分成,平均每天能挣二十多贯。
一天二十多贯的收入,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秋天的江南米价,一石大米卖到两贯五百文。宋朝一石米重约九十斤,折合人民币二三百元,则当时一贯钱大约相当于一百元。如果按此换算,在南京新瓦演出的那位屈姓歌女每天能挣二十多贯,折合人民币两千多元,这在当代,也算是上高收入人群了。
因为有利可图,所以,一般人家,生个女子,就多了一分改变生存状态的希望,难怪,在宋朝才会兴起一股经久不衰的“重女轻男”之风。
宋代艺人能日入两千,这样的收入在一般人看来虽然不低,但是,与现在那些出场动辄几十上百万的明星大腕们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了。所以,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都想爆红、成星、成腕,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金庸先生的武侠系列中,涉及南宋历史的只有射雕与神雕,遗憾的是,历史的大背景,老先生是把握了,但民风民俗描写则稍显疏漏,比如财富观、生育观等等。要知道,江湖人物虽属社会边缘群体,然则未必就能剥夺他们的社民身份,他们也未必就能将自己完全放逐于社会主流风俗之外,而不着任何痕迹。
南宋人的生育观比较特别,由于战争的原因,大量北民南迁,主要城市人口空前膨胀,以至于形成了市民、乡民自发进行计划生育的奇怪现象,并日久成俗,其代表生育风俗之一,就是“二男一女”的理想子女数。这在元人修的《宋史》、当时宋人笔记和《马可波罗游记》中多有提及。比如“生子不举”条目中,就有“(育)二子一女寻常,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的明确记载。“生子不举”又叫做“洗儿”,就是父母遗弃或虐杀婴儿来控制子女数量。到第四个孩子时,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样要被“洗”的,没有性别歧视。
此风俗的形成,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对于社会中下层家庭来说,多生下一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就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还有沉重的身丁钱负担,有不得已心理。而社会上层受此民俗波及的也不在少数,因为诸子平均分产行为让南迁后本来就不多的遗产将被分得更细。朝廷为控制人口数量,也鼓励官绅“不宜多子”,当然,这种“鼓励”并未明确规定子女数量如何搭配,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二子一女”模式,在未来将导致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造成深刻的社会问题。
二是住房紧张。南宋主要大城市如杭州等规模并无实际上的扩展,但北方诸省的移民潮在最初的一二十年却一波接着一波,朝廷为了安置北民,想尽了一切可行的办法,最后连寺院都被允许成为他们的安身之处。后来倒是大规模兴建住宅了,但人多地少,《梦梁录》中写道:“临安城郭广阔,户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栋连檐,寸尺无空,巷陌壅塞,街道狭小。”往高处增建,房屋仍然缺乏,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租房来安身。“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赁居,还僦金或出地钱,但屋地钱俱分大中小三等钱。”租金的具体金额我们无从得知,但从记载中频繁出现朝廷颁布延期缴纳房租的诏令可以得知,房租对于普通的城内居民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多生一个孩子,未来就得多建或多租一幢房子,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担忧。
三是对朝廷禁令的逆反和对弃婴生命的不担忧。有读者可能理解前者而不能理解后者,这不奇怪,因为逆反心理大家都会有,而不担忧弃婴生命,则属于历史认知度的深浅了,不了解那段历史,自然就不能理解。由于“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让朝廷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来阻止,但是“以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这就是逆反。而百姓溺婴现象并非全部是虐杀,大多则倾向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大街上。朝廷对于弃婴,采取的是慈善救济措施。“禁贫民不举子,其不能育者给钱养之。”马可波罗在自己的行纪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南宋)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负责收养婴儿的机构被称之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庄”,这可谓是宋朝的独创,所以,老百姓并不担忧弃婴无人赡养。像杨过那么小的孩子,在穆念慈死后,不可能还独自生活在嘉兴郊外,早该被 *** “收养”了。
在金庸先生的笔下,我们读不到有关这种生育风俗的如何蛛丝马迹,除了郭靖黄蓉夫妇生育二女一男,稍微符合这个理想子女数之外,其余侠客及涉及人物,或无子女,或有子无女,或有女无子,鲜有“达标”的。倒是在笑傲里不经意间“达标”了一次,林平之的外祖父王元霸,生了二子一女,儿子是王伯奋、王仲强,女儿是王夫人,就是林平之的母亲,可那是明朝中期了,莫非金庸先生也玩月光宝盒?
1、男性在体力等生理方面天然优于女性,在人类进化早期,更强的体力意味着更多的食物来源,部落战争中更多的生存机会。
2、经济。人类在进化中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男性具有社会性的天然优势。因为男性的体力优于女性,所以能更好的农作干活,在古代能得到更多的养育回报,在资源有限甚至匮乏的情况下,也构成了父母重男轻女思想的经济原因。
扩展资料:
重男轻女是社会一种男女不平等的观念,重视男性的权利和利益,而把女性定性为男性的附属,并限制她们发展个人才能的机会和人身自由。
这种观念常见于父权社会,常伴随着男尊女卑和性别分工的观念出现。重男轻女的观念也会影响父母对生男生女的意愿,例如:中国上古的卜辞里就视生男为嘉,生女为不嘉。
一些语言也会表现出重男轻女的思想。例如在中文里“妇人之见”指没见识的人的见解,“妇人之仁”指不顾全大局的仁慈,含有轻视女性才智的意思。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重男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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