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哪里来这么多钱卖军舰,明明经济不是很好

晚清哪里来这么多钱卖军舰,明明经济不是很好

晚清经济如何，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从乾隆年间开始，清朝国力的就江河日下，逐渐衰落。到了晚清时，情况更是糟糕。内有起义动乱，外有列强逼迫，一种快要朝代灭亡的感觉，涌上清朝统治者的心头。

从国防角度讲，西北边塞直接面临陆地威胁。广阔的海岸线，又让列强的舰船可以直接登陆。所以，清朝一度在“塞防”，或者“海防”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可是，谁也说服不了谁，毕竟都很重要。最终决定，同时防守。可是，两边都同样棘手。尤其是海防。中国自元朝以来，就开始推行海禁政策，朝廷对海军的发展，一直不是很投入。

虽然有水师，但更适合在江河上捉拿盗贼，完全不适合在海上作战。尤其是面对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舰船。完全不在同一个时代的差距。

除了技术的差距，经费上，清朝也有明显不足。不管在世界哪一个国家，任何时候，想要筹建海军，都必须投入大把银子。充足的经费是发展海军的必要条件。

可是，晚清时，国库已经十分困窘。尤其是东南经历战火后，十几年都无法正常交税，对国库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每年国库，基本只能做到收入支出持平，甚至还常常亏空。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筹建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这四支海军，虽然实力各有不同，但并不都是特别差。其中，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使用的舰船，基本以国产为主。占据经费较少，但实力较低。

北洋海军的舰船，基本从国外采购。战斗力最高，但费用也是最多的。因为舰船是外国人造的，在价格上，清朝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的余地。除了前期购置舰船炮弹需要很多钱，平时训练、维护、官兵军饷，也要耗费一大笔军费。

光绪元年五月，由执掌中枢的恭亲王奕訢带头，以皇帝名字下令，由李鸿章筹办海军事务。但是，如何筹集这笔军费，依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既然国库没钱，又不打算向外国银行借外债，就只能向地方筹钱了。同年七月，恭亲王奕訢会同户部商议，从沿海关税以及各省厘金中，每年划定400万两，交给南洋海军、北洋海军充作军费。

具体来说，就是从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关五个关口，以及台湾沪尾、打狗两个港口抽调两百万两左右的关税。各省厘金，主要从较为富裕省份中抽调。

按照计划，江苏、浙江各提厘金每年40万两，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提厘金30万两，也是两百万两白银。

如果按照两支海军的军费投入，不能算充裕，但也勉强足够支配。更何况，当时南洋大臣沈保帧愿意把南洋军费先划拨北洋，供北洋海军发展。

不过，在实际情况中，却出现了很多问题。沿海关税拿出来比较容易，但厘金的抽调却很难。因为厘金的款想，原本是各地督抚自行征收的赋税。

晚清时，朝廷国库没钱，厘金占据地方收入很大一部分。现在要他们痛快把这笔钱拿出来，肯定没那么容易。虽然还是要拿，却可能出现拖延，或者少拿的情况。李鸿章虽然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却没有足够的权限，逼着各地督抚交钱。而且，海军军费，也常会被挪作它用。

光绪三年三月，清朝决定，把原本从沿海关税中调拨给海军的200多万两军费调拨一半，充作西征军饷，增加西北“塞防”的力量。除此之外，各地腾挪海军军费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山西、河南遭遇灾荒，朝廷从海军军费中挪走20余万两。河南需要买米赈灾，又挪去4万两。甚至同治皇帝去世后，为他修建陵墓，也从海军军费中挪走4万两。其余细琐款项，各是不胜列举。

这样一来，海军军费必然出现不足。再加上各地厘金拖欠，军费只能从其他办法入手。为了补充军费的不足，李鸿章从淮军和长芦运库银挪116万两，又动用直隶海防捐112.8万两。

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成立，由李鸿章担任，因此权限提高，可以逼着各地督抚认缴军费，这才总算勉强填补上的海军军费的不足。清朝才有了后来海军的成立。

清朝一艘军舰大概多少大洋？

清朝正式发行银元是在光绪三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908年，因此清朝时购买的军舰，大部分其实是以白银计价，而非大洋。清末发行的大洋是重库平七钱二分，不过银元含银大约89%，低于标准白银的93.5%，因此一个银元大约相当于0.685两白银。

另外清末时国际上大多实行金本位，白银价格一直下跌，而清朝军舰又大多是以外购为主，因此不同时期的军舰价格差距极大，下面就随便举例说明一下：清政府最早外购的军舰，是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四艘蚊子炮船，其中龙骧、虎威装备的是11英寸大炮，造价每艘76659两白银，折合成大洋是111910.95元，而飞霆、策电则装备了12英寸大炮，造价是111322两白银，折合成大洋是162513.87元。当然，这个价格没有包括运费，四艘蚊子炮船运送到中国一共又花了65940两白银，因此实际总开销达到了45万两白银，折合银元65.69万元。定远、镇远是请政府时期订购的最大的军舰，其中订购镇远时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所以价格比定远要贵一些，两舰总的造价、杂项开支和回国费用总计是白银3399240两，相当于4962394.16大洋。

济远号巡洋舰的总价是白银686204两，相当于1001757.66大洋。致远、靖远两舰共支银1697454两，相当于2478035.04大洋。经远、来远两舰共支银1739761两，相当于2539797.08大洋。而自造的平远舰，造价是白银524000两，相当于764963.50大洋，不过这没有包括武器装备价格。

所以清朝时购买一艘巡洋舰，大约需要100万到130万大洋左右，而一艘铁甲舰是250万大洋左右。

晚清的北洋水师所购舰船，有什么问题吗？

如同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私生子”云云，一说到颐和园就会让人联想到清末的北洋水师，就会想到海军衙门挪用经费3000万两白银，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导致北洋水师经费严重不足，以致甲午一战，惨败于日本海军。

那么如果不修颐和园，北洋水师是否就可以战胜日本海军？

上图_ 甲午中日战争3000万两军费从何而来？

追根溯源之下，必须先弄清楚海军衙门挪用3000万两军费，为慈禧太后重修颐和园之事从哪里传出来的。

其渠道有二，一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躲避在日本时于《瓜分危言》中所述，二是光绪皇帝身边的太监王世龢所说海军衙门3000万两军费花在了颐和园。

梁启超先生的道德文章自然是高超，但是为何甲午战败之初，没有人指出北洋水师战败是因为经费被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所导致的呢？偏偏是戊戌变法被扼杀后，维新派才有此惊人言论呢？而一个小小的太监又是从何处得知挪用海军经费消息的呢？并且数目还如此的详尽？因此这些说法尚存疑问。即使海军衙门真的想“报效”3000万两白银，那他们有没有这笔钱呢？

上图_ 清朝属国琉球国官员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分析一下，海军衙门当时可以从哪里拿出来这3000万两白银。

1874年日本企图吞并琉球，并进攻台湾，由此引发的“牡丹社事件”让清政府认识到了海军的重要性，因此下拨400万两白银用作大清海军建设，这里的400万两是全国海军一年的建设经费，并非某支海军的专项经费，而海军衙门彼时尚未成立。

在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之后，每年朝廷核准的水师运转经费是130万两白银、修建旅顺海军基地耗费300万两。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定远号购买时耗费白银140万两。

如果海军衙门要拿出3000万两重修颐和园，相当于是整个大清海军不吃不喝7.5年的全部运转经费；相当于是北洋水师23年的运转经费；相当于是修建了10个旅顺级别的海军基地；相当于是购买了21.4艘定远级铁甲舰。

上图_ 镇远号铁甲舰，清末北洋水师主力舰之一，属定远级铁甲舰

可是大清海军衙门从1885年成立到1895年裁撤只存在了不到11年的时间；北洋水师从1888年建立到1894年战败只有7年；旅顺同等级别的海军基地只有1所；定远级别的铁甲舰只有2列，所以海军衙门可以一次性挪用三千万两白银纯属无稽之谈。

但是海军衙门的经费也确实被挪用了，只不过是“颐和园工、山东河工、吉林放饷、开平煤矿、烟筒山铁厂皆有挪用”，并非只是因修了颐和园才导致海军经费枯竭。

上图_ 海军衙门制定的《北洋海军章程》

不能作战的北洋水师关于清日甲午海战中军力对比的著述汗牛充栋，但是如此强大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的战斗中几乎覆灭，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原因。

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有世界第四或第六或第九（盖因各家史料各有己见）强大之海军的称号。当时北洋水师的主要战力包括定远、镇远铁甲舰两艘；致远、靖远、济远、经远、来远、超勇、扬威快船七艘；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蚊炮船六艘；鱼雷艇六艘。每年立冬后北洋水师还汇同南洋水师等舰艇“巡阅江、浙、闽、广沿海要隘，至新加坡以南各岛保护华商，兼资历练”，声势赫赫，远播南洋。

而之所以北洋水师在和日本的战斗中不堪一击，那是因为作为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就从来没打算和日本正面交战，所谓旅顺军港、大沽炮台、北洋舰队都是李鸿章“声威即张，敌情自慑”的纸老虎策略。

上图_ 建造中定远舰大口径巨炮

盖因李鸿章属下的淮军在北洋水师成立后早已经人才凋零难以为继。彼时“湘、淮军名将皆老死，鲜有存者，鸿章深知将士多不可恃，器械缺乏不应用”。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手里没人的李鸿章这才让淮军旧部所属的陆军将领丁汝昌做了水师提督，可是陆军与水军完全是不同的兵种，因此丁汝昌自上任后在军队建设上是左支右绌。

北洋水师自丁汝昌以下各舰船管带，多为福建、山东、广东出身的新军人，导致“汝昌以淮军寄其上，恒为所制”、“号令不行”，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刘步蟾更是以自己福建船政学堂出身，且出洋办过差“视统帅丁汝昌蔑如也”、“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面对这样的情况，掌控着北洋水师的李鸿章心知肚明，因此他一方面聘请英国海军少将琅威里帮助丁汝昌整肃军纪，一方面又聘用德国陆军将领汉纳根也帮助练兵。

上图_ 北洋水师中的外国人

作为国之干城的水师让外国人插手，本身就不合适，何况列强也都是心怀鬼胎。英国和德国之所以愿意派人帮助北洋海军，不过是为了笼络李鸿章在该国购买军舰、武器，李鸿章也需要借重英国人和德国人的势力来自重，这样的利益互换，极易被现实利益所击破。

在1888年后英国人侵入西藏的事情被挫后，清政府和英国的外交关系逐渐冷却，英国人就和日本人开始走近，甲午海战中的日本吉野号就是英国阿姆斯特郎船厂建造的。且英国海军少将琅威里趁丁汝昌不在，以自己是副将的借口，将北洋水师提督的帅旗移到自己所在的船上，并向其他英国人炫耀，后丁汝昌部下又将帅旗移回原处，由此引发琅威里不满，进而辞职。

虽说琅威里虚荣跋扈，可他却实实在在的为丁汝昌严肃了军纪，他离职后，北洋水师其他人再无顾忌。而北洋水师内部的糜烂也正是李鸿章不愿意和日本轻易开战的原因。

上图_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

永无休止的朝臣内耗

在军纪之外，北洋水师日常所用器械，也多是劣器，负责这些装备的是李鸿章的外甥张楚宝，彼时张楚宝在天津专门负责北洋水师的后勤、军实，劣器事发后，据当时报纸所载，李鸿章手批其颊。甚至于李鸿章身边厨子的女婿，都借李鸿章的声势沟通犹太商人“奔走于诸将之门，承买军器”，从中牟利。朝中大臣更是以此为借口，批驳李鸿章拥兵自重，北洋水师浪费国帑毫无寸功。

面对日本这个蕞尔小国的挑衅，大清官员们脆弱的自尊心被深深的刺痛了，当时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以及文廷式、张謇等清流力主开战，并“力劝光绪帝用兵”。同时翁同龢还深恶李鸿章贻误战机，屡屡奏请让两江总督刘坤一取代李鸿章。

上图_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面对这样夺权式的攻击，李鸿章对翁同龢这位帝师也自然没有什么好脸色，且从光绪十四年（即1888年）后，清政府就按照以翁同龢为首的户部所拟的奏折，议定此后海军不购新械，导致北洋水师“武库已空空如洗”，也造就了北洋水师在黄海大东沟与日本海军激战之时，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主炮，只有三枚炮弹的窘境。因此对于握紧钱袋子，卡死水师脖子的翁同龢，李鸿章怨念颇深。

哪怕是在李鸿章将北洋水师的窘迫情景和盘托出，朝廷听从外国将领的意见，准备购买新的军舰和大炮充实水师，交给军机处和户部议定的时候，却仍是“屡议而屡败”。清流们一方面以北洋水师强大为理由支持开战，一方面又与水师为难，真真可称得上是清流误国。客观上来看北洋水师战舰吨位的确大于日本舰船，但在军械、炮火得不到有效供应的情况下，庞大的战舰只能成为活靶子，因此“中国海军实力虽略优于日本，而效力则逊之”。

上图_ 试航中的“致远”号巡洋舰清、日海战从1894年7月一直延续到当年十一月底，整整五个月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江浙闽粤足以调动除日常巡护任务之外的军舰支援北洋水师，结果却是同样拥有水师的“江浙闽粤四省督抚，作壁上观”，全凭北洋水师一军之力应对日本举国之攻。而在整个战役期间，政府“维知诘问北洋，以窘淮军，上下离心离德，自取覆败”。

国事艰难，修建园林享受自是不妥当的，但是将一场战争的胜负归咎于一座园林，岂不是犯了“红颜祸水”一样的错误。何况重修颐和园导致战败一事，未尝不是维新派与革命党的“舆论武器”。所谓“根深不怕风摇动”，可军队蝇营狗苟谋取私利、列强心怀怪胎各有打算、朝臣勾心斗角互为攻讦的情形使得清国这株参天大树，被各方势力蛀蚀一空，外强中干之下，自然被“举国一心”的日本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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