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车,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至于在中国古代战争中,何时开始用驾马的车子参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人从夏启伐有扈氏的甘之战前所作《甘誓》说,军中有“左、右、御”之名,认为是指车上囘位于左侧(车左)、右侧(车右)和居中驾车(车御)的武士,推测当时已使用战车。
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记载,商汤灭夏,战于鸣条时,军中有七十辆战车,到了周代,车战日趋兴盛,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而诸侯兵会于牧野时,有战车四千乘之多,战车速度快,冲击力强,特别是在开阔地带作战,具有步兵无法抗拒的优势。
所以自商以后,尤其到两周时期,战车部队和车战战法得到长足的发展,战车兵逐渐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以一乘马驾的战车和附属的徒步士兵为一个基本作战单位,判断各诸侯国的军事实力,也常常以战车的数量来计算。
总之,当时的战车兵就相当于天的机械化部队,代表着一个国家最先进的军事武装, 当时衡量一个国家强大主要是看你的战车有多少,当时的大国即强国,又称“万乘之国”,可见战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那么,中国古代的车乃至战车到底是什么模样的呢?过去因为仅见于文献的记载,所以人们并不知其庐山真貌。
不过,综合一些出土古车资料,我们终于可以知道当时车子的模样了:它们是木质,独辕,两轮,车厢方形并从后面开门上下,车辕后端压置在车厢下的车轴上,辕尾稍露在车厢后,车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缚轭,用来驾辕马,一般是驾两匹或四匹马,车轮轮径较大,装有十八至二十六根辐条。
曾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殷商古车,相当多的车上和车旁发现了兵器,表明它们应该是用于作战的战车。
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第一七囘五号车上,就有铜戈、铜镞等实用兵器,殷墟西区M43车马坑中埋有一辆前驾两匹马的车子,车厢里放着一个皮质圆筒形矢箙即箭囊,内装十支利箭,都配着铜质箭镞,箭囊旁还有一件铜弓形器和两柄铜戈。
这两车都应是战车,另外,一些车上虽然没有兵器,但所属墓葬中常有成组的兵器出土,所以其中也可能有战车。
这些出土的战车甚至可以反映出作战时车上乘员的情况,比如山东胶县西庵乡出土的一辆西周战车上,放有两组青铜兵器,靠右侧的一组只有一柄戈,靠左侧的一组有戈、戟各一件和箭镞十枚。
这两组兵器出土时的位置,正好说明了车上乘员的位置,根据记载当时一乘战车上应该有三名乘员,主将的位置居左,那一组制作精美的戟、戈和防护装具,正是为他所用的。
右侧位置是主将手下的武士,为“右”或“戎右”,是战时的主力,在主将和戎右的中间是“御”,即驾驭马车的驭手。
这样的位置,恰好和文献中战车乘员配备及战时情形相吻合,再从已经发掘出的商周车子的车厢宽度考查,一般宽在130-160厘米,进深80-100厘米之间,并乘三人是完全可能的。
而由于战车上的乘员都是站立在车厢中作战的,所以他们身着铠甲的甲身都很长,与后来骑兵和步兵所穿铠甲不大一样,乘员中戎右因为要挥臂格斗,故只在肩部加有披膊。
御者的职责是驾车,因此两臂披膊向下延伸,一直护到腕部,并且还接缀舌形护手,在颈部加有高高的“盆领”,车 战武士这样的护甲形制,一直沿用到秦代,在秦始皇陵陪葬陶兵马俑坑出土的木质战车上,驾车的驭手就身着这样的护甲。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改朝换代的直接推手,曾经在古代,主要是先秦,战争中发挥过突出作用的战车,在我国各地古墓葬和遗址中有大量存留,许多作为大墓陪葬的车马坑,动辄埋葬几十乃至上百组杀殉的骏马和装备整齐的车。
杜甫眼中的辚辚车马当然已不是先秦战车的模样,但我们今天有幸看到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如此众多的各地车马坑中,再现的可都是两千年前能参加实战的真马真车。
其实,战车在周朝时就已经相当成熟,而且战车的数量配置和作战方法我们古代军事家有系统性的分析。
中国历史上运用战车取胜的也不少,如晋武帝刘裕设“却月阵”以战车围成弧形,形成坚固的堡垒,等敌将溃之时,再以骑兵突击,战车是攻坚陷阵截击强敌的有利武器。
战车虽然强悍,但它的弱点也很多,比如,机动性没有骑兵灵活,造价昂贵,如果遇到道路坎坷,河水纵横等地理因素,战车就失去了性能, 所以当骑兵出现,战车渐渐地转变为货车了,只能在运送粮草上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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