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为何满汉大臣都喜欢自轻自贱

揭秘,为何满汉大臣都喜欢自轻自贱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清朝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在清宫剧中，不管是文武大臣，还是侍卫太监都是一口一个“奴才”的叫着，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清朝的“奴才”可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奴才”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之中，是我国北方，尤其是少数民族中的常用词汇，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奴才在清朝盛行与满族早期社会实行的“领主制”有很大关系。统治者们都是“主子”，满族百姓都是“奴才”。这种奴隶社会的遗风一直保留到清军入关后。

后金时期，满族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并不明显，而且大臣多为武将，公文中大量使用“我”、“我等”字眼，仅汉人文官依照明朝旧例称“臣”。皇太极登基称帝后，满族的皇权意识开始觉醒，曾经与皇太极称兄道弟的贝勒爷们都开始以“臣”自称。

清朝定鼎中原后，国家体制、官僚机构等大部分沿袭明朝旧制，称谓上并没有特殊要求，满汉官员一律称臣。清朝公文第一次出现“奴才”发生在康熙二十九年，山东巡抚佛伦的奏折中：

“巡抚臣佛伦谨奏：圣主降旨：朕体安。钦此。奴才不胜欣忭……臣自幼荷蒙圣主养育之重恩，何敢少怀私念，而诓皇父。”

此后奴才又陆续出现在两江总督傅拉塔、阿山，陕甘总督华显，陕西巡抚鄂海等人的奏折中。总结起来这些人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都出身“上三旗”，虽然贵为封疆大吏，但私下都是皇帝的家奴。

第二从小在宫中被抚养长大，均称康熙为“皇父”，如佛伦在奏折中说的“奴才何人斯，万岁主养育奴才”;傅拉塔曾写到“幼年叠蒙圣主无垠奇恩”;阿山也曾谓“奴才一身，皆系皇上养育成人，实非他人可比”。

由此可见，大臣自称“奴才”最初仅是养父与养子之间的感激之语，但却因强调了君臣之间的特殊关系，所以在康熙五十年之后，除皇亲国戚外，出身下五旗的满族大臣也都自称“奴才”，以表忠心。

雍正继位后，他认为满语中的“奴才”是极为卑贱的词汇，所以在雍正元年颁布禁令：“上以奴才既称奴才，而大臣亦称奴才，甚不合体，禁止之”。不过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雍正努力了几次后不见效果也就默许了“奴才”的存在。

清朝在乾隆时期，皇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乾隆皇帝开始使用称谓来控制群臣，他多次下旨强调“臣”与“奴才”的区别：

“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由于“奴才”代表着与皇家非一般的关系，很多汉族大臣也渴望成为奴才。为此乾隆还花了很大力气纠正汉臣自称“奴才”的情况。到了嘉庆和道光时期，用错“奴才”很有可能受到皇帝的严厉斥责，甚至是处罚。

不过太平天国之乱后，以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为首的一批汉臣崛起，汉人大臣竞相争做“奴才”的现象发生了扭转。汉臣不再渴望成为“奴才”，满族大臣也开始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奴才”，如江苏巡抚恩寿、湖广总督端方等“屡次折件，均系称臣，殊属不合。著传旨申饬”。

到了清末，南方革命党为了革命需要，在满人专属名词“奴才”上大做文章。“奴才好，奴才乐，世有强者，我便服。三分刁七分媚”。“惟奴才最无用，惟奴才最无耻，惟奴才不可与义士并列”。

针对革命党的讽刺与批评，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就下令“免去满员称奴才字样，一律称臣”。此后宣统皇帝也多次下旨“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著一体称臣等因钦此”，但效果甚微。“奴才”真正退出历史舞台还是要靠辛亥革命的一声炮响。

文武大臣中，和珅是不是最忌惮纪晓岚和刘墉？

?穷不与富斗富不与官斗?，这句话在清朝乾隆年间，还要加上五个字：?汉不与满斗?。所谓《官场斗》（又名《满汉斗》）只是评书或单口相声而已，借给刘墉几个胆子，也不敢跟和珅斗，他见了和珅就得下跪磕头，那倒是真的。

在和珅眼里，他需要忌惮的公爵以下满汉文武大臣只有三个，这其中当然不包括刘墉和纪晓岚。事实上按照正史记载，和珅根本就不在刘墉和纪晓岚，甚至还有点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在乾隆朝，刘墉最大的官职是工部尚书署理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直到嘉靖二年，在被任命为体仁阁大学士。刘墉一生没当过军机大臣，按照雍正以后?大学士不入军机不为真宰相?的惯例，刘墉就是驼背称呼啦圈，也没资格被称为?宰相刘罗锅?。

纪晓岚名气虽然大，但是很遗憾，他连假宰相都不是，因为他一辈子也没当过正牌大学士，直到嘉靖十年，纪晓岚才在临终前被授予协办大学士称号，一天?中堂?都没当过。

清朝大学士被称为?中堂?，那是有典故的：清朝实行皇帝直管下的六部制，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一部有一满一汉两位尚书。满尚书地位高能力差，汉尚书地位低本事强，此消彼长就成了平起平坐。两个尚书经常闹别扭甚至在部里吵架打架，弄得手下一帮郎中、员外郎无所适从。

为了给各部满汉尚书拉架，皇帝让大学士每人监管一个部，召开部务会议的时候，大学士居中而坐，满汉尚书一左一右，隔着大学士就掐不起来了。大学士因为居中而坐，所以被称为?中堂?。

清朝的大学士，同一时间最多只有六个（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乾隆年间撤中和殿大学士而新增体仁阁大学士，形成了三殿三阁制），最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给满汉尚书拉架的工作，由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承担，比如胤禛胤祥都曾管过某一部。

和珅不但是一人监管数部的文华殿大学士（从乾隆五十一年到嘉庆四年），而且在乾隆四十八年受封一等男爵，五十三年晋升三等忠襄伯，嘉庆三年，和珅晋封一等忠襄公。

虽然位极人臣，但是和珅在朝堂上也有惹不起的人物，比如和硕和亲王弘昼、固山贝子福康安。

弘昼和福康安跟乾隆都是实在亲戚，弘昼是乾隆最疼爱的弟弟，福康安是乾隆最亲近的小辈（疑似比侄子还亲），和珅还没上班，弘昼就没了（乾隆三十五年薨，三十七年和珅入宫当侍卫），不管和珅是几等公爵，见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都是要下跪磕头的。

清朝的皇室之外有九级爵位，分别是超一品公、侯、伯，正一品子、正二品男、三品轻车都尉、四品骑都尉、五品云骑尉、七品恩骑尉，和珅一上班就是三品官（世袭三等轻车都尉），刘墉的父亲刘统勋虽然很受乾隆器重，但是却连个男爵都不是，刘墉自然也就没有恩荫世袭的爵位，也就是一个白丁，唯一能享受的待遇，就是不用参加乡试，可直接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参加会试。

刘墉尚且如此，纪晓岚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前辈连个当道台的都没有，所以虽然考试成绩跟刘墉差不多（刘墉二甲第二，纪晓岚二甲第四），但是升迁却比刘墉慢得多。

在乾隆执政期间，刘墉和纪晓岚都不敢跟和珅发生正面冲突，一个是地位相差悬殊，再一个就是乾隆跟谁关系好，满朝文武都知道，聪明甚至有些圆滑的刘墉纪晓岚才不会没事找事儿去触霉头。

和珅也很聪明，他早早受封超品伯爵，最后还得到了异姓大臣的最高爵位（不算福康安，因为福康安算不算异姓大臣只有乾隆等少数人知道），但是他绝不与真正的八旗贵胄叫板，所谓和珅训斥王子贝勒，那都是小说家言，和珅奉承还来不及呢。

张之洞非常有权利，他为何不敢擅入军机处，搞不好人头落地？

这是因为当时军机处的规矩非常的森严，如果没有得到当时军机处的正式任命的话，很有可能会被一些竞争对手抓住把柄。但是我们也看到张之洞其实心里非常想进入军机处做事。后来张之洞也得到了进入军机处的机会，但是清朝政府的政治制度其实是非常森严的，这也让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重臣也不得不遵守。

清朝政府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并不存在军机处这样的制度，这也使得当时清朝君主的权力处在一个非常分散的情况。因为在雍正时期以前清朝政府还存在着八王议政的情况。后来雍正为了打击这种情况才会选择成立军机处，不过在当时也遭到了很多满清贵族的强烈反对。但是雍正确实是一位非常有作为的君主，这也使得军机处逐渐的架空了很多满清贵族的权利。

张之洞可以说是一位非常有政治头脑以及远见的政治家，因为张之洞在当时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也使得当时清朝政府得到了一次自我救赎的机会。不过这也遭到了很多清朝保守派的抵制。也使得洋务运动最后并没有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但是洋务运动在历史上确实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张之洞不敢擅入军纪处就可以看来晚清时期虽然已经变得非常腐朽落后，但是对于一些制度还是处在非常严格的情况。像张之洞这样的朝廷重臣也不敢违背。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当时清朝政府对老百姓的思想压迫。

清代大臣为什么有人自称“奴才”，有人自称“臣？

满清政权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在臣子的称号上也有着区别于其他朝代之处。一般而言，清代臣下在旗者自称“奴才”，汉大臣称“臣”。

称呼奴才，起初本是满洲属人制度的一个旧俗（即属人对本旗旗主要称奴才，对公主皇帝可称臣），最初这个制度没有延伸到不在旗籍的汉臣（汉军旗不是汉臣）。

“奴才”和“臣”两种自称开始属约定成俗，后来则由皇帝明令进行规定。

整个清代臣下自称的基本情况是：

清早期：称呼较随意，尤其是汉臣，甚至还有自称呼“我”的。旗人中主要是对本主称呼“aha（奴才）”。“奴才”，满语为Aha（阿哈）。

顺治康熙时期：逐渐形成汉官称臣，旗官（包括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称奴才惯例。

雍正时期：打破惯例，满汉臣一律称臣，满臣中依然存在称奴才的折子，以请安折子和内务府折子居多。

乾隆时期：正式确定并形成制度——满文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汉文臣公私奏事一概称臣。武臣无论满汉无论公私，一概自称奴才。

宣统末年一律称臣。

满清在入关各旗的贵族属奴隶主，家里蓄有奴隶，称为“包衣阿哈”，即“家养奴隶”。满清入关后很多家养奴隶随主子在战争中立功成为显贵，但无论如何贵显，在自己的本主面前还得自称“奴才”。

入关后的顺治、康熙年间，各种规章制度逐渐建立，虽没有明文规定，但基本是汉官称臣，旗官（包括满洲旗、蒙古旗、汉军旗）称奴才。

但有些汉族武将也自称“奴才”。有的满人则是在朝廷上称“臣”，非正式场合则称“奴才”，同样在文书之中也遵循同样的规则，正式的奏事公文则称“臣”，请安折子等非正式折子则称“奴才”。

到了雍正皇帝即位后，善于改革的雍正帝为了标榜满汉统一，营造一种新的君臣关系，在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道上谕，明令臣下统一称“臣”：“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⑹樾闯甲帧薄?/p>

但仍有少数满臣在非正式文本中自称“奴才”。为了强调，他甚至亲自亲自修改汉军镶黄旗出身大臣高其位自称奴才的折子（见文首图）。

“奴才”、“臣”的称呼到了乾隆年间才正式形成制度。

乾隆年间，乾隆帝又恢复了顺治、康熙年间满汉臣子各自称谓的惯例，并发上谕将惯例确定成制度。

乾隆二十三年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着嗣后颁行公事摺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据此，则只分公私，不分文武也。

即“满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而汉臣则公事私事都要称臣”。但武将则不分满汉无论公私，一概要自称奴才。

如果汉臣自称“奴才”，皇帝会斥责其冒称之罪，而满臣如果私事不称“奴才”则是忘本，也会被斥责。

乾隆三十八年，大臣天保、马人龙共上一道奏折，天保是满人，马人龙是汉人，两人联合署名，因为天保在前，所以写作“奴才天保、马人龙”。

乾隆看到后下旨道：“今天保、马人龙之摺如此，朕所不取。若不即为指示，恐此后转相效尤，而无知之徒，或因为献媚，不可不防其渐。嗣后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着一体称臣，以昭画一。”

乾隆的言外之意是：为免汉人因邀宠自称奴才，所以今后满汉上奏，宁可全署名为‘臣’。这便是所谓的：不欲汉人之称奴才，而以满人迁就汉人也。故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

所以，有时候称奴才也要有资格。

所谓“满汉一体”和多数口号一样，凡是“口号”一般都不是真的。

宣统二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所谓的新政，下旨宣布“满汉一体称臣”，但很快清政府灭亡，君将不君，臣自然也不臣。

“奴才”是指待奉主人的仆人。奴才一词在春秋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对下人的一种称谓。。

明朝时期，太监称为“厂臣”、“内臣”，大臣统统自称为“臣”，并无奴才称谓。

清朝前期，仍沿用明时的称谓。然清朝皇帝也为了方便统制，大肆禁锢民众思想，强迫汉族及其他民族改俗易服，开始只有皇宫内的太监、侍女便自称奴才。但到雍正时期，这些风气开始蔓延，一些家臣也开始自称“奴才”，一是自我贬低讨好主人，二是外人和主人觉得自个比别人对主人更忠诚，而关系也比一般人更加亲密！朝中的王公大臣在面对皇帝及皇帝的妃嫔时也开始统统自称奴才，以显示自己对皇帝及妃嫔的无限忠诚。至此，奴才便成了王公大臣及下人的邀宠的专用名词

清朝的奴才这个词其实是建州女真奴隶制社会的遗存，奴隶家臣对家主是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可以说是家主的个人财产，而且这身份世袭罔替，老子是人家的奴才，儿子生下来就是人家的奴才，辈辈相传，也就是所谓的包衣奴才。到了清朝后期就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殿为臣，二品官是三品官的奴才，虽然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在这里大官见了小官仍然要点头作揖。当然说到底，所有满人都是皇帝的奴才。

而这个时候汉臣就很纠结，依制没有入八旗的汉臣是不能自称为奴才的，他们自称臣。却无比羡慕哪些能自称奴才跟皇上套近乎的满人。也就是这样中国进入了一个当奴才而不可得的年代。

清代称奴才的多是满臣，大多数人包括当时的记事者就将其归因于“满洲旧俗”，例如雍正帝即位之初，就下令禁八旗大臣奏事称奴才。而记事者认为依照往例，八旗臣工每奏对皆自称奴才，是相沿己久的习惯。乾隆二十三年也下谕军机大臣等，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折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

而清史学家祁美琴教授则认为，“臣”的称谓在皇太极时期才形成定制，“奴才”一词伸展到表示君臣关系的层面，最早是在康熙时期。并且从与康熙关系密切的满族近侍、爱臣中开始使用。因为奴才的表述相较于臣太过低贱，刚直的雍正就曾以其“甚不合体，禁止之”。

到了乾隆时期，即便是旗人出身，称臣、称奴才也应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可混淆，如：乾隆六年实录中，张广泗奏请其子张极暂留任所，折中表述为“张广泗俯准臣长子奴才张极暂留任所”。乾隆则认为，“张广泗系汉军，请将伊子随任，原为一己之私，折内应写奴才，乃自写臣，伊子写奴才，殊属不合，可寄信训饬之”。在这种私事的情况下，应当用奴才的称谓。而在奏请公事时，则应称臣。

而有一种情况是满汉大臣联名会奏，臣和奴才的称谓则会出现在同一奏折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则要求臣和奴才的称谓全文统一即可，求其表述通达，不必过于死板，并表示两种称谓不表示特殊的亲疏关系。而即便如此，乾隆仍在汉臣单独奏请时反对其称奴才，其中还是可以看出乾隆区分满汉的微妙心思。

随着中国逐步走向近代，皇帝的统治权威有所下降，一些满洲的臣工在奏折中也逐渐乱了章法，如光绪二十八年，江苏巡抚恩寿在其多次上奏时，屡次称臣，内廷认为这种行为“殊属不合”，并传旨申饬。

清朝统治逐渐危机，统治者也为了融合满汉，宣统二年，时任海军部大臣的宗室人员载洵等人奏请“永革奴才称谓”，最后清廷正式谕告满汉臣工“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奴才的称谓终于在制度层面废除了。制度虽然废除，但直至清亡，仍有满臣习惯以“奴才”自称者，可真是甘心做定奴才了。

从字面意思看，似乎“臣”要高雅一点，“奴才”要下贱一点，汉人自称“臣”那是普通打工的，满人自称“奴才”和奴隶社会的奴隶差不多。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三观很正。确实是这样的。

满清统治者故意区别“臣”和奴才，那就是要故意恶心人。本来，做“臣”要比做“奴才”高雅的多，高尚的多，我做“臣”是为天下老百姓打工，而不是仅仅为你一个人做下三滥的奴才，但是，皇帝就是要利用汉人官员贪图荣华富贵的弱点，让你乖乖的放弃人格，让你想做下三滥的奴才而又没有资格，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中丧失做人的尊严。假设海瑞出生在清朝做官，他一定会骄傲的自称为“臣”，对做“奴才”不屑一顾。只有那些利欲熏心的，一心追求荣华富贵的人，才会为想做“奴才”而不可得而黯然神伤。

之所以，做“奴才”比做“臣”要被“高看一眼”，是因为“奴才”是满人的专用。满清入关之前，很多满人是后金贵族的家奴。人人是奴隶而自得，人人争当奴隶而骄傲，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高雅”，但是在一个人格扭曲的封建独裁社会，人格尊严算个屁？正人君子的人格尊严，哪里比得上小人的吃香喝辣？做了贵族的家奴，意味着从关系上来说，比“臣”要更加近一层。连奴才都做不到，这怎么不让那些一心攀附权贵的人心生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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