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介绍的是鐍的作用,那现在开始阅读吧!一般起固定作用,由金、银、铜或玉石等为材料,采用雕刻镶嵌的办法使其加以固定。在《唐书·车服志》中,对皇帝、皇后、太子乃至所有大臣的服饰都有着完整的说明。
唐朝男性的主要服装就是缺胯袍,这样的服装在当时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使用,对这种服饰以及搭配的腰带在《释名》中都有着详细的说明。唐高宗就对当时臣们的日常服饰有所规定:玉带钩是亲王到三品的官员腰带使用的,草金钩是五品以上官员的腰带使用的,六品、七品、九品腰带分别用犀钩、银銙、瑜石带钩。据研究,带鐍类实物的出现要晚于带钩类实物。现在的人们看到的带鐍实物都是战国以后的东西。鐍,带扣,主要的用途是固定,形状可方可圆。
讲究的做法是为其带上扣针,需要时将扣针插入便可。自从鐍出现后,由于其特有的牢固性,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使用。三国时期,人们逐渐开始使用鐍类实物,并促使其最终取代了钩类实物,甚至此后流行的蹀躞带、金带以及玉带等都使用鐍来固定。带鐍不仅可以用于革带,还可用于丝带,即由丝织物编织而成的宽腰带。史料中记载的绲带、织成带等就是此类腰带的样式。《述异记》、《东观汉记》以及《后汉书·舆服志》中不乏对这种腰带的记载,由此可以了解,这种带鐍的腰带不仅制作手法精良,用料考究,样式独特,而且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无论男女皆可佩戴。
盛唐时期宫廷女装腰带功能性分类。由于我国古代人们思想保守,社会等级严格,因此腰带在作为服饰出现的同时,也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制作腰带时不同等级的人物有对应的颜色、花纹样式、面料质地等。根据史料记载,在春秋战国时期,丝带的制作较为复杂,这主要是由当时明显的等级差别所决定的。从天子到普通的黎民百姓都有其对应的丝带样式和颜色。阶级等别最高的贵族用娟制丝带。大夫以上官阶的用宽为4寸的生绢;士以上官阶的则采用宽2寸的熟绢。
《礼记》中更对绅的长短进行了明确地规定。相比较来看,革带的等级性更为突出。历朝历代的不同等级官员佩戴的革带是有明显差别的。通常而言,革带主要包括带鞓、带銙、带头和带尾四个部分。佩戴带銙的数量多少、制作的材质、花纹的样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着佩戴人的社会等级,如《新唐书·车服志》中对唐代腰带有明确地记载:官阶为一至二品的大员佩带金銙;三至六品的官员则需要使用犀角銙;七至九品的官员只能用银銙。此后又对佩戴数量的多少进行了明确地指示和规定。
到了宋朝,带銙有了极大地发展,不仅在佩戴的形式上更加复杂,等级更加严明,而且制作材料的种类也有了极大地丰富,出现了铁、墨玉以及石头等新型材质。至于纹样则多达20余种,既有仙花、荔枝,也有戏童和宝相花。元明清各代对此也有具体的规定,以清朝为例,一品大员的带銙由金制成,四角带玉,并缀有红宝石;二品官员则不可以使用玉制品;到了三品官员既省略了玉,也没有了红宝石;位居四品的官员只可以使用银制品等。如果从材质上来区分革带,唐朝时期采用玉来装饰革带,因此也有玉带之称。
玉带在形式上有方、圆两种。在唐朝的冠服制度上对其进行了准确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玉也成为官阶等级的象征。只有皇帝和太子这类特定的人员或者由皇帝赏赐的人员才可以佩戴玉带。据唐朝可考的史料记载,著名的将军李靖英勇善战,功绩卓著,皇帝为表彰他的功绩特意赏赐了一条七方六圆的于阗玉带。由此可见玉带的等级象征意义。金带在等级上稍逊于玉带,排在第二位。
唐宋时期,三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系金带,着紫衣,因此紫衣和金带一度代表着位高权重,现今人们常说的成语衣紫腰金正是这一现象的印证。除此之外,等级的不同还常常以腰带颜色的不同来加以辨别。如清代以明黄为尊,因此皇帝的朝服都是明黄色系的。且黄色为宗室专门可用的颜色,其余人则以红、蓝以及青色为主。古代人们不在衣服上缝制扣子,取而代之的则是衣襟位置工整排列的短带,这种小带就是衿的由来。衿,顾名思义就是衣系。古句有云联合衣襟之带也。
今人用铜钮,非古也。所说的正是这种小带。智慧的人民又发明了名为系腰,环带或腹围的固定方式,即将丝绦绑在腰上以此来固定衣物。垂下来的一端称之为大带。自胡服传入内地并逐渐流行以来,皮质腰带因其独有的华丽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逐渐发展为官服的专门配饰。腰带不仅因其华丽的修饰作用受到人们的关注,更因其独有的等级区分作用受到权贵的追捧。以宋代为例,根据腰带上的銙质来辨别官员等级的高低,如天子,皇太子佩戴是由玉制成的銙;四品以上的官员则采用金銙。
至于五品,六品则需要使用银镀金銙,以此按照次序排列。美化装饰功能由于我国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秩序严苛,服饰在不同程度上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不仅要迎合统治者的审美以及权贵的需求,更要体现出一定的政治功能。为此,不同的朝代都会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本时代特点和发展的华美饰品。腰带的不断发展恰好证明了这一点。不断突破的制作技巧、丰富浓烈的色彩、精美的样式以及考究的质地等都体系了腰带不断优化的装饰功能。腰带在具有区分等级作用的同时,还因其高超的装饰功能以及浓厚的文化气息备受人民大众的喜爱。
因为在明朝时期,官员的腰带只是一个装饰品,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也就是说或许在明朝人的眼中,腰间挂一个呼啦圈是一种好看的象征。这其实跟清朝后宫嫔妃们衣领为何要挂一根白带子,是同一个道理,因为白带上面的刺绣多少代表着后宫嫔妃的地位高低,而这根腰带的作用也是如此,它代表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明朝的腰带形似呼啦圈,也是因为明朝文官在腰带上的装饰品实在太多,导致绑不起来。其他朝代的腰带都是用来绑衣服的,但是明朝的腰带一般都是挂在那里而已。明朝不仅仅文官们会有腰带,皇帝也会有腰带。这根腰带的存在也可以束缚文官双手的位置,因为一般的文官会将略宽于腰的腰带用双手提起,将腰带的正面放在腹上。
上文中说到明朝的腰带装饰品有很多,那么明朝的腰带是由哪几部分构成的呢?大致可以分为4部分,分别是三台,圆桃,台方,鱼尾。明朝革带上的东西规定的非常严格,其中三台便由三部分组成,圆桃一共有4个,排方的长度和数量也都是按着你的社会地位来制定的,所以明朝的腰带并不是看着你瘦便会缩小,看着你胖就会放大。腰带的大小是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不会随意的改变。
腰带上面的东西除了数量上的改变以外,还有质量上的改变。明朝的文官因为品级的不同,所以腰间佩戴的有玉质腰带,金制腰带,象牙腰带。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品级如何,将这么多东西拼凑在一起组成的一根腰带,总是会比你本身的腰围要大。所以明朝的文官们都像挂着一个呼啦圈。明朝用来绑衣服的带子被称为?大带?。它的作用跟现在的皮带差不多。
"只重衣衫不重人"这句话,一般被解释为一种浅薄的社交态度,但有时却是工作需要。比如,凡治安交警、工商税务等部门官员在行使公务职权时,必须穿戴制服佩饰,便是通常情况下的基本要求。其实,此现象亦是古已有之的生活常识。清朝建国之初,凡牧令坐堂或官吏下乡,都穿明代官吏制服,"盖不如是,则人民不能知其为官,抗不服从耳"(《清稗类钞·服饰》),后来等大家熟悉了本朝的官吏制服,才逐渐改过来。《水浒传》中的李逵以鲁莽出名,但是在寿张县衙冒充知县时,也知道要"取出幞巾,插上展角,将来戴了,把绿袍公服穿上,把角带系了,再寻皂靴,拿着槐简,走出厅前"(第74回),一应行头,样样不少。可见粗中有细,这个着装上岗的规矩还是懂的。
李逵穿戴的绿袍"公服",就是古代的公务员制服。但公服是统称,因其具体形制、用途及时代上的区别,尚有其它多种叫法。以唐代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名目。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因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领章肩章等军衔标识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统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上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它公务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90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主要由服装的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真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句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是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黄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流"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清时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识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与此同时,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或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中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鹌鹑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斗牛、狮子、奔马等区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入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
光有上述以纹样、颜色或补子作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四品有十一块金补,五品有十块金,六至七品有九块银,八至九品有八块石补。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年(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内装计算器)、契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在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口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多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记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个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当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的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刘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还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帝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服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一道敕,说是"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卷31)。但如果是因罪错降级罢官或贬谪到外地,仍须追缴。武则天时,通事舍人沈期因卷入经济犯罪,谪配岭南。唐中宗登位后,赦罪复官,回到京朝当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设宴请客,请臣皆歌《波乐》,都是自己撰词,边唱边舞,借此机会提出个人要求。沈期的歌词是:"波尔时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意思是官秩虽然恢复了,可是绯服、袍带、鱼袋、笏囊等一套行头还未发还给我。唐中宗大笑,当场便赐给他(《本事诗·嘲戏》)。
外官远离京畿,本来并不需要佩带出入宫禁的鱼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以后,特许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得佩带鱼袋。白居易《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因知一旦离开刺史岗位,鱼符也要缴还。但总体上讲,鱼袋又有了褒饰意义。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特赐佩鱼。因其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服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佥载》)。结果后来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服紫者,也可以连公服鱼袋在内,成套行头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都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借五品公服行头。如《常衮集·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宋代的官员服制,基本上沿袭唐代,也给出任地方长官者越品借服并赐鱼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鸡肋编》卷上),同前引白居易诗的写实差似。明代的官员公服行头,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鱼袋、笏囊,清代则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后,"内廷诸臣趋值,各佩表于袋,以验晷刻"(《清稗类钞·服饰类》),此乃与时俱进,就好像现在的老总、常董一类,照例都随身带一个电脑笔记本,否则便无以彰显身份了。
以我读书印象,宋代以后,好像就没有唐宋时给官员越品赐服赐鱼这种制度。但胆大妄为者大有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五有《服色之僭》,专述滥穿公服现象。《金瓶梅》七十三回写应伯爵看见西门庆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大跳,忙问:"哥,这衣服是哪里的?"西门庆洋洋得意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这是飞鱼,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相送了。"其性质就好像现代的小警官冒穿警察总监的制服。
古代的官员着装规矩,也同上述种种一样复杂,比如出席庆典必须穿朝服(官礼服),否则便是违制。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百官在热河行宫给咸丰帝祝寿,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谁也不敢除去"法物"满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临臣属之家,接驾官员也必须穿朝服,《寓圃杂记》:"[明]宣德五年,驾幸少师杨士奇第,时漏下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来也挺费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场合穿朝服,也是违制。元《通制条格》里记有一个故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徽政院有个叫忽都的官员,在参加过新年朝贺后,没有换装,就去给他的上司贺岁,被御史台弹劾。其实,全套行头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员在朝会、公座即上班时间以外相互交往时,照例都有跟班挟个包裹,彼此先着公服行礼,然后便换上便服,图个舒适。《老残游记》第三回:"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可知有人连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类似唐代那种穿着起来相对简易舒适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样制作和领取,笔者读书有限,还未看见完整的文献记载。印象中,当一种新的官员服制条令颁布时,照例由国家向现任官员统一免费发给按新标准制作的全套行头。如《明史·舆服志》记,"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这是明朝开国公服制度初定时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赐朝臣袍带,凡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梦余录》),此或为先向在南京供职者第一批发放的记录。查《宋会要·职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库"在京师太平坊,其职官"掌收锦绮、杂帛、衣服之物以备给赐百官及邦国仪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来。而从历代会要看,这种定点制作公服的工场和物流系统,历代都有。
原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公服,这也是规矩。元《通制条格》卷九载元仁宗延元年(1314)服制诏令:"……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品现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现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是当干部的起码行头。宋人《鸡肋编》说,有个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后,一直未得升迁,"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这是士人考取进士获得出身后就发给公服的实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像任忠厚这种篮球明星的身高,穿起来就很不合身了。
入仕之后,当然要争取进步。有幸升官,还要换行头。《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书门下的属官、给事中、谏议大夫之职而还没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谢时当面赐金紫章服。何郯在陕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还像过去那样穿绯色公服,后来因为进京朝见,遇上庆典大宴,殿上只有他一个人穿绯色公服,仁宗皇帝问他原因,才知道因在外地,没能领取,便在宴会上赐他穿紫色章服,当场改换了衣服就座。近年,许将被授知制诰时仍穿绿色公服,告谢时当面赐绯色公服和银鱼袋,几天后又因奏对称旨,再赐紫色公服和金鱼袋。"假使领得公服以后,老没进步怎么办,相隔多少时间才可以再行领取?元《通制条格》有一道元惠宗关于支领公服的圣旨:"皮衣,隔二年支一遍者;请疋帛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唐会要》卷三一上,有一个关于向有关人员发放朝服的规定:"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给。未满三年有损坏者,自修理。"前文有述,朝服是礼服,面料珍贵,制作考究,还有许多"法物"配套,当真有损坏的话,"自修理"代价不菲。《梦溪笔谈》卷二称:"近年来京城士人穿朝服骑马,用浅青黑色的衣衫蒙在外面,成为凉衫,这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可见爱惜朝服是一个传统。
不过我在闲读野史稗官时又发现,公服像似也可以定制的。庄绰著《鸡肋编》卷中称:"建炎(南宋高宗年号)以后,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过去许多对群臣的赐予,都减省了。只有官员初受任命时的鞍马、公服领取,依旧保存,但也打了对折。绍兴二年(1132),黎确由谏议大夫升官吏部侍郎,我看见给他的赐给物品细目表,后面还钤有皇上的御宝,居然有'马半匹、公服半领、金带半条、汗衫半领、一只'这样的文字,太可笑了。其实这都是照物品价值付给现钱,只是减半发给吧。但有关部门办理文件的鄙陋,大抵类似。"照庄绰说法,南宋初年给官员发现钱使自制公服,是由于国家财经匮乏的特殊缘故。但是我在《明会要》上看见有这么一条:"(洪武)二十三年三月,(皇)上见文臣衣服之制,多取便易,日至短窄……"可见这种情况后来也有。其缘故,或许因为国家发给的公服没有洗涤替换的配套,或许如前述任忠厚"几不及踝",即发给的公服不合身材,于是量体裁衣,另行定制,制作中又趋时尚,逐渐走样,所以引起洪武皇帝的关注。惟公服的面料、花纹和颜色等,都有规定,市场上绝无出售,非政府指定的国营厂家,其他民企决不敢违禁生产,则官员自制公服的衣料从何而来呢?原来历代都有不时向百官赐予公服面料的惯例。《红楼梦》第56回,甄府礼单中有"官用各色缎纱绸绫共二十四匹",就是此物;或因甄家是定点生产这种衣料的江宁织造局、苏州织造局一类厂家的负责人,所以假公济私,开了一次后门。
公服可以用国家发给的"官用"衣料按条例规定样式和尺寸定制,但表示品阶的饰物如补子一类,照例必须是国家发给的。这就像现代许多国家的军人制服,多可由部队后勤部门向商企定向染制,但表示衔级的领章、肩章之类,必须由上级按编制发给。清乾隆时,副都统(相当于省军区副司令)金简受命代理户部侍郎(财政部副部长),因其本职是武官,公服上缀的是兽类补子;现在受命兼署文职,便想弄个文补,又不敢开口向皇帝要,"乃于补服狮子尾端绣一小锦鸡,悚立其上",结果被乾隆"降旨严斥,谴其私造典礼",可见这种玩笑是开不得的。惟事多前紧后驰,也是一条规律。即以前述金简一例论,一个副省部级的大官,只因私做了一个补子,即遭处分,足见清代公服管理之严,但你看《儿女英雄传》里安公子的业师程老夫子,原是个"出了贡的候选教官,因选补无期",耐不住寂寞,竟也"买了一副自来旧的八品鹌鹑补子,……纱其帽而圆其领"地打扮了起来,以至安公子听人说"程师老爷穿了公服过来了",唬了一跳。这个写在小说里的补子可买,应是清代后期的社会写实吧。
在古代大多数的老百姓他们用来穿裤子的都是一些普通的布袋,这些布袋把他们打成绳子样的形状,然后缠绕在自己的腰上就可以把这些裤子给固定好了,但是不同等级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这些布袋是不同的,一些等级低位高的有钱的人,他们使用的是一些绫罗绸缎,甚至是玉带。这样一来,他就形成了当今社会类似皮带的一种工具了,随着后来冶炼工业的发展,以及玉石工业的发展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腰带。
生活在当今世界的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的成人在穿裤子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一个皮带的,因为通过皮带可以很好的将裤子固定在我们的身上,让它不至于轻易的脱落。当今社会的这些皮带大多数都是用一些皮革的材质来做成的,也有的是用一些动物的毛皮来做成的不同的材质,他们的价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的作用都是一样,那就是固定裤子所用的,那么在遥远的古代社会之中,人们又是怎么来固定自己的裤子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在我国古代人们最开始也是比较原始的方法,那就是拿一个绳子拴在自己的腰上,然后打一个好看的蝴蝶结作为一种装饰,这些绳子他们的颜色以及材质都是可以不一样的,普通的老百姓就是随便拿一个抹布就绑在了自己的腰上,这样一来既简单又实惠非常的耐用。
在一些比较偏僻的农村,他们还有着一种迷信的说法,那就是红色能够辟邪,因此他们的裤腰带都是用红色的布条来制作而成的,非常的简单,只要把这些红色的布袋藏在自己的腰上,那么他们认为就可以保自己的平安了,但是在一些达官显贵之家,他们一般都会用比较讲究的玉带来作为自己的一种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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