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史官会不会篡改伪造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古代史官会不会篡改伪造事实,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不知道：古代史官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了解到古代历史，以及古代发生的大小事，就是因为古代中，有那么一个职务：史官。每个朝代对于史官的称呼有所不同，但都大同小异，基本分为两种：记录者和编篡者。在史官刚刚出现时，是不分种类的，在后来时间的发展中，基本分为两种：一个是起居注史官，另一个是史馆史官。从称谓中我们不难看出，前者是专门记录皇帝的起居以其他身边大小时间的，并且记录的内容就算是皇帝也不能随便翻阅。后者则是专门记录朝代事件以及编篡前朝历史的。即使说，这些史官编写的内容都是记录与描述，但在众多朝代中，有没有可能为了某些利益，篡改甚至编造历史呢?

一、在春秋战国期间，史官的地位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并且在西汉时期的史官，地位那是最高的，且在丞相之上，连皇帝都不能轻易动它。在往后史官地位也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气象局这一部门，观察天象，地理，气象以及历史这一方面，都由他们来记录。后来到明清时期，记录历史这一任务也就交给了“翰林院”，把他们从“气象局”中区分了出来。

二、每个人都不是冰冷的机器，都有感情，古代司马迁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大臣，并且他作为史官记录的时间也是最真实的，但每个朝代中不是都有像司马迁这样的人物，不论如何，所有的史官肩上都背负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记录历史。并且，他们也不想给后人留下“篡改历史”的骂名。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史官们记录前朝事件可谓非常轻松并且是站在非常客观的角度上的，但面对当朝历史，难免会有些压力，毕竟没有一位皇帝想留下骂名，当面对至高无上的皇帝时，些许会篡改，甚至编造。流传到下一朝代时，下一代的史官便会站在客观角度记录。

三、到了唐朝李世民时期时，史官，这一位置就明显出现了动摇，记录内容脱轨现实，从夏商一直到唐朝近3000年皇帝不干涉史官的规矩打破。毕竟，李世民皇位的来源就是杀掉兄弟逼着自己父皇让位才得来的。我们所熟悉的李世民在史官的笔下属于“弱势群体”：功劳大，利益少，并且还遭到皇兄的逼迫残害。把李世民写的那叫一个干净，他是怕给后人留下骂名，便用武力威胁史官，史官也是没办法，为了保命，不得已篡改历史。李世民这不就是典型的“欲盖弥彰”“掩耳盗铃”嘛。

从以上三点我们足以看出，小编认为史官是不会主动篡改历史，在面对足够大的压力下，不得已伪造，但后人在编写前朝历史中，便会如实记载。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并没有篡改和伪造。

怎么样保证古代史官记录的历史真实

中国自上古时代起，设立了及时记载天下事的史官。天子之侧，诸侯之旁，盟会之时，燕私之际，皆有史官，及时记载。天子与诸侯，身居要津，随侍身边的史官，载笔以书，所谓：“君举必书” ，所谓：“动则左史书之，言者右史书之” ，所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 ，说明了影响力最大的权势人物，其一言一行随时被记录下来，天子与诸侯以及诸侯与诸侯间的盟会，都派史官即时记录。如《史记》载战国时代秦赵渑池之会云： “秦王饮酒酣，曰：‘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於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缻。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缻。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 。这是一段生动的故事，由于这段故事，却将中国优美的史官记事制度保存下来了。大约到了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 。盟会时各国史官争作德刑礼义各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史官记事的盛况。盟会之时，记事如此，天子之侧，诸侯之旁，记事如彼，而族居的后夫人，又有女史记其过失，所谓：“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记过，其罪杀之。” 其记事之法之严，又可见一斑了。春秋时代以前，史官记事时情况如此，其后两千余年，史官的名称屡变，其记事的职责则不变。大抵春秋时代以前，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左史等名称。汉代的史官为太史令，也称太史公。自汉末迄于唐初，史官有著作郎、著作佐郎之称。自唐贞观三年（六二九年），别立史馆，撰史之任，专归史馆修撰，著作郎始罢史职。自唐迄于清末，史官又有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等名称。
中国古代史官的名称分歧，然其主要的职责为记事，则始终如一。汉代太史令之设，系取“善记述者，使记时事”（注一四）。著作郎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系考验其记事能力。唐、宋以后的修撰、编修、检讨管史官，职责为“掌修国史，见天文、地理、宗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藉此而记之，以实录。国家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经筵充展卷官，乡试充考试官，会试充同考官，殿试充收卷官。凡记注起居编撰六曹章奏腾黄册封等咸充之”（注一五）。这是于记事之外，史官又有修史的大任了。
唐代以后，直接记录天子言行的，是非正式史官的起居郎、起居舍人。《通史》与新的《唐书》曾诤言：
每天子临轩，侍立于玉偕之下，郎居其左，舍人居其右，人主有命，则逼偕延首而听之，退而编录，以为起居注。
起居郎掌起居注，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繋日，以日繋月，以月繋时，以时繋年。以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受之国史焉。
起居舍人，掌修记言之史，录天子之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以记时政损益。季终，则授之于国史。
起居郎二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则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听，退而书之，季终以授史官。贞观初，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其后，复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笔随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内阁，则夹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笔，皆即坳处，时号螭头。
唐代的起居郎与起居舍人，类似上古时代的左史、右史，起居郎记事、起居舍人记言。每天子临朝，侍立于玉阶下，朗居其左，舍人居其右。有命，延首以听。议政事，和墨濡笔以记。这是及时记载关系天下的大事。及退朝，按编年体，编录起居注，集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于一编，而且“记时政损益”，记事“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将编成的起居注授史馆，以作修实录、国史的基本资料。如此看起来，到唐代，记注已有了成法。天子的言行，国家的大政，史官皆及时记载；史官同时拥有相关的文献资料，天子的言动法度，制诰德音，必有在史官记载之外者；记时政损益，典礼文物，必须广参文献资料；书迁拜旌赏，诛伐黜免，必尽是及时的记录。所谓“凡制诏宣传，文章献纳，皆授之于记事之官” ，可知文献资料已向记事之官起居郎集中了。史官记事，济以相关的文献资料，记事于是益趋详实。
数千年来，中国设立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的情况如此，这是破世界纪录的。同时史官进一步负有修史的大任，为中国留下最珍贵的历史著作。
大抵东汉以前，史官只作记事，不负责修史。魏晋以后，当史官大任的著作郎、著作佐郎，记事之外，兼负了修国史的任务。自唐以后，修史的事业，大规模进行。属于标准史官的修撰、编修、检讨、修国史、同修国史，其主要的职务，记事以外为修史。所谓“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禅，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 。唐代史官的修史如此。明代的史官，其职分为“掌修国史，凡天文、地理、宗庙、礼乐、兵刑诸大政，及诏敕书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记之，以备实录。国家有纂修著作之书，则分掌考辑撰述之事” 。唐、明如此，宋、元、清亦然。记天子言行的起居郎、起居舍人，也于退朝以后，编录起居注，以作修实录、国史的资料。如此看起来，中国史官于记事以外，兼负了修史的大任。唐设史馆后，史官修史的大任，更获得充分的发挥。
唐以后的史馆，分为两类，一为修前代史，属于临时性质，其书修成，其职即罢。一为修当代史，有史官专任执笔撰写，属于常设机构（宋以后称国史馆）。两者的成绩，其重要者如下：
修当代史的史馆，所修实录、国史，浩瀚无涯矣。以实录而言，唐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七百八十五卷，宋代所修成的实录，共三千一百八十九卷，明代所修自太祖至熹宗十三朝实录，共二千九百五十九卷，清代所修自太祖至德宗十一朝实录，共四千四百三十三卷。唐宋所修的实录，亡佚殆尽。明清所修的实录，则完整存留于今天，成为明清史原始资料的渊海。史官修史，保存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在史学史上，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修前代史的史馆，所修者为正史，唐代所修晋、梁、陈、北齐、北周、隋六代之史，宋所修唐史，元所修宋、辽、金三史，明所修元史，清所修明史，皆列入正史，以致官修正史，成为中国的修史制度。在此修史制度下，中国拥有一部具体详瞻的二十五史，历代大量的基本历史事实，赖以保存。于是中国的历史，不像西方一样，一直被代替。西方近代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代替了古代希腊史学家所写的希腊史。中国的《史记》，问世两千余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另外一部书可以代替它在中国上古史上的地位。新史学家利用地下发掘出来的新史料与客观谨严的科学方法，无法写出超越《史记》的新中国上古史。对于《史记》，可以补充，可以疏证，而不能取而代之。《史记》的地位如此，《汉书》以下的载籍，其地位尤然。谁能写出一部新两汉史，代替《汉书》与《后汉书》的地位呢？谁能写出一部新唐史，代替《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地位呢？中国历史的稳定性，成为人类历史的特色。及时记事，及时修史，所记者具体，所修者翔实，史学盛业，未有逾于此者。西方史学家推崇中国的正史，是世界史学最突出的成就（The most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of world historiography），应是平允之论。
中国历史的稳定性，由于中国历史著作的内容，具体详瞻，尤其由于中国史官记事的及时与客观。史学上最珍贵的原始史料，是史事发生时的及时记载。中国史官的记事属于这一类。数千年来中国史官及时记载天下事，其可信度极高。史官不可能逐日虚构史事。而且中国的史官，神圣独立，正直不屈。其记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举必书”，“书法不隐” 。为留真历史，每冒生命危险。“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 ，是中国史官的风节，这是史学上珍贵的直书精神，由此而记实的史学原理，源源而出：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
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矣。
史者，纪实之书也。
史家纪事，唯在不虚美，不隐恶，据事直书，是非自见。
种种论调，都是强调记实。于是记实成为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家的据事直书，与文学家的虚构史实，截然两途。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所谓在历史上没有真理，没有客观，没有真实，历史与文学的虚构，没有两样，在中国是极端不可思议的妄论。中国有“秽史”之称的《魏书》，迄今仍是北魏历史的渊薮；被视为最“陋劣”的《元史》，其历史定位，亦不动摇。中西史学的分歧，自此而观之，其清晰若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会通中西史学者，於此而致意，则思过半矣。.cn/s/blog_412f387f01008nwv.html

从中国古代史官来看古代监督体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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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并未否认李世民杀兄屠弟，那么李世民到底篡改了什么？

1贞观十六年，李世民某天突然“心血来潮”，表示想看看本朝的史书。

夏，四月，壬子，上谓谏议大夫褚遂良曰；"卿犹知起居注，所书可得观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上曰："诚然。"

自古以来，从无人君观看当朝史书的先例。因此，这次李世民只是稍微试探了一下，结果不出所料，此举遭到了褚遂良和刘洎的一致拒绝。

虽然碰了个软钉子，李世民却并没有放弃。随后，他绕开了谏官，直接找到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单刀直入，表示要看本朝的史书。

初，上谓监修国史房玄龄曰："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上曰："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

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上不从。玄龄乃与给事中许敬宗等删为《高祖》、《今上实录》；癸巳，书成，上之。上见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即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长期以来，这段记载作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实证，让他饱受后人诟病。纵观李世民的一生，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十分在乎名声的皇帝。那么，为何明知此举会受到批判，李世民还要顶风作案呢？

李世民篡改史书

“语多微隐”的六月四日事，究竟有什么玄机，竟让李世民不惜背负千古骂名，命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所谓的“六月四日事”，其实就是指发生在武德九年六月初四的玄武门之变。大唐的二皇子秦王李世民率领麾下一干心腹和私自蓄养的八百勇士，埋伏在玄武门附近，将从此处入宫觐见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诛杀。

诚如李世民自己所言，“骨肉相残，古今大恶”。为了权力屠杀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终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后世不少人甚至因此骂他是罔顾人伦的畜生。李世民要掩盖这件事，再正常不过了。然而，史书并没有给李建成和李元吉安上病逝或暴卒的死法，而是直言不讳唐太宗李世民手刃亲兄弟，可见李世民要掩盖的真相并非如此。

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军事冒险

2李渊的武德中后期，随着天下逐渐平定，秦王这张军事王牌的作用也不再那么重要了，唐高祖李渊对这个儿子的打压也逐渐升级。太子和齐王在皇帝的默许下，刻意剪除秦王的羽翼，将其麾下众多谋士与勇将都逐出天策府，分解秦王的势力。

李世民发现，曾经在战场上无往不利的自己，面对这一切，竟是如此的无助。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捍卫自己的利益，可在天子的偏帮下，他的努力显得如此微不足道。秦叔宝、程知节等人外放，猛将尉迟敬德因拒绝东宫的收买，被构陷下狱差点丧命，心腹智囊房玄龄和杜如晦也被皇帝逐出天策府，不许再为自己效命。

甚至，太子和齐王还打算在剪除秦王的羽翼后，彻底搞死李世民，永绝后患。

李世民知道，自己已经被逼到悬崖边上了。如果再不反击，等待自己的只能是摔下悬崖，粉身碎骨。

唐初实行的是府兵制，尽管秦王在军中的威望无人能出其右，此时受困于长安的他虽说不是光杆司令，却也好不了多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私人府兵八百余勇士。相较于东宫的两千长林兵和齐王府的一千私军，秦王显然处于劣势，这还没有计入长安城中忠于皇帝李渊的武装力量。

李世民和众多心腹一致决定，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杀死太子和齐王，为自己挣一条活路。

李世民将军事才能运用到政争之中

经过谋划，他们选中了玄武门这个地方。

早在两年前的杨文干事件后，李世民就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玄武门或安插或收买禁军将领，让他们暗中为自己效力。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这一天李世民早早率人埋伏在玄武门内，只等着他的兄弟们入网。

太子和齐王是受召入宫，前来与秦王对质的。

原来，就在前一天，秦王向皇帝告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李渊于是命令三个儿子第二天一早入宫对质。

李建成和李元吉事先已经从皇帝的宠妃张婕妤那里获知了这件事，但两人对此的反应不一样。李元吉认为形势不明，建议李建成称病不朝，召集私兵防卫，静观事态发展。李建成不以为然，反倒认为他小心过度。

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

李建成过于自信，认为秦王早已经是一只没了牙的老虎，翻不起大浪，表示要入宫“自问消息”。

没有人会想到，秦王竟然会在这个早晨突然发难，狙杀自己的同胞兄弟。尤其是实力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下，他竟然敢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了玄武门，也就走向了他们既定的命运——李建成遭亲弟弟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元吉惨死于尉迟敬德之手。

这个记载确实是“直书其事”，并没有为胜利者唐太宗掩饰亲手弑兄的人伦大恶。如此看来，李世民似乎并没有授意史官篡改史书。只是，这显然与李世民强硬索看实录自相矛盾。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

行踪怪异的李渊

3问题出在皇帝李渊身上。

上时已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按其事。

按照史书的记载，这次兄弟三人对质一事本是李渊自己安排的。并且，在太子和齐王进入玄武门之前，李渊就召见了众位宰执大臣，准备一起审理那件真假莫辨的秽乱宫廷之案。

然而，秦王与太子和齐王双方短兵相接，动静如此之大，身在太极宫中的李渊竟对此仿佛毫不知情，没有任何反应。退而言之，就算皇帝和宰相们隔得远听不到，可满宫的内侍婢女来回走动，为何竟无一人向皇帝汇报？

要知道，此时的李渊依旧是大唐帝国事实上的主宰者。如果他收到消息，必然会做出反应，绝不会坐视这起人伦惨剧发生。

直到两个儿子身死，李渊才终于出现了。

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这是一段充满了矛盾与疑点的记载。

首先，按照前面的记载，李渊此时已经召集了宰执重臣，只等三个儿子前来对质，怎么会突然去坐船游玩呢？而且，就在前一天，他还被人告知头顶呼伦贝尔大草原，不弄清楚这件事，李渊想必也没有游湖的雅兴。

其次，据《旧唐书·职官职三》记载：

宋谢绰《拾遣》有千牛刀，即人主防身刀也。后魏有千牛备身，取《庄子》庖刀解牛之义，后代因之。隋置左右千牛备身二十人，掌供御弓箭，备身六十人，掌宿卫侍从。炀帝置备身府，皇家改为千牛府。龙朔为左右奉宸卫，神龙复为千牛卫。

唐初制度大多沿袭隋朝，据此可知，身为皇帝，李渊当日的贴身保镖人数保守估计为八十人。特殊情况下，为了保证自身安全，李渊安排的护卫人数只会更多。

尉迟敬德在跟随李世民诛杀太子和齐王后，是拿着兵器直奔李渊所在的地方，这显然不合常理。正常情况下，如果尉迟敬德真的手持兵器去见李渊，只怕十丈之外，他就会被皇帝身边的千牛卫队当做刺客射成刺猬，哪里还能畅通无阻直达天子跟前？然而，自始至终都没有一个人出来救驾，实在是有些诡异。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能说明局势早已经不是李渊所能控制的了。换言之，早在李建成和李元吉进入玄武门之前，李世民已经带兵入宫成功挟持了天子李渊。

李渊早已被李世民劫持

所谓的“泛舟海池”，不过是李世民挟持皇帝到湖上，将其与外界隔离。如此，才能解释为何三个儿子在血拼之时，同在太极宫中的李渊毫无反应，因为他的身边都是秦王府的人，命令已经传不出去了。而尉迟敬德在事后持着武器去见李渊也就说得通了。

他为什么会跳跃式升官

4皇帝登基后，一般都会以各种方式收买人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尤其是李世民这种通过非常规手段上台的皇帝，合法性不足，更是迫切希望得到各方认可。

当年十月，登基才两个月的李世民公布了一份封赏名单:

癸酉，裴寂食实封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一千户，李世勣、刘弘基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瑀、封德彝、刘义节六百户，钱九陇、樊世兴、公孙武达、李孟常、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三百户。

玄武门之变中，天策府的那些谋士和勇将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为秦王效力。当政变成功后，秦王升级为天子，自然也要投桃报李，对他们加以封赏笼络。

可如果仅仅加封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不仅显得突兀，也远达不到收买人心的效果。因此，这份名单还包括了开国和平定天下时期为大唐做出贡献的文臣武将。

在这些人当中，侯君集显得有些特殊。

以玄龄及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第一，进爵邢国公，赐实封千三百户。

根据《旧唐书·房玄龄传》可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与侯君集是李世民钦定的此次政变第一功臣，因此五人全部封为当时异姓功臣所能获得的最高爵位——国公。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忠心耿耿，几乎参与了李世民身边所有的大事，列为第一功臣无可指摘。房玄龄和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心腹谋士，极有可能是这次政变的策划者，成为第一功臣也是名副其实。尉迟敬德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他，李世民的命搞不好就要葬送在李元吉手里，名列第一功臣当之无愧。

只有侯君集，新旧《唐书》都记载他在此次政变中尤其卖力，可具体做了什么，史书竟然不著一词。

在政变之前，侯君集只是一个小小的车骑将军，封爵更是唐朝所有爵位里面倒数第二的子爵，天策府中比他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的人不在少数。就拿秦叔宝和程知节来说，这两人早在武德四年平定洛阳后就晋爵国公，远非侯君集可比，此次封赏却在他之下。由此推之，在这次政变中，侯君集必然立下了“殊功”。

侯君集可能是玄武门之变的题眼

贞观十七年，侯君集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被判死罪，李世民还当着百官的面为他求情：

往者家国未安，君集实展其力，不忍置之于法。我将乞其性命，公卿其许我乎？

唐太宗这句话其实暗示了，当年的玄武门之变不仅关乎国事，更关乎家事。结合上面的叙述，侯君集极有可能在这次政变中，按照李世民的命令看守皇帝李渊，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

至此，李世民费尽心机要掩盖的那部分真相，也逐渐清晰明朗了。

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其实存在着一明一暗两个战场：明面上是李世民率领麾下猛将尉迟敬德等人狙杀李建成和李元吉，暗中是侯君集带人软禁李渊。而且，李渊被软禁发生在太子和齐王进入宫门之前，因为提前控制皇帝是保证这场政变成功的关键。

太子和齐王死后，李渊表现得十分识趣，将所有大权交于秦王，又主动禅位，让李世民避免走上弑父的道路，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李渊如果拒不合作的话，李世民走投无路，在杀死亲兄弟后，很可能继续杀死自己的父亲。

残杀同胞兄弟，李世民尚可以自比周公诛管蔡，给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为自己的行为洗白。可身为臣子，以下犯上，囚禁君父，甚至打算弑杀君父，在那个提倡忠孝观念的时代，这无疑会对李世民上台的合法性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正是因为如此，跟这个暗面战场有关的人和事注定不能见光。所以，侯君集名列第一功臣，传记中相关记载却只有一句“预诛隐太子尤力”，具体事迹完全隐去。哪怕过了十几年，这件事依旧是李世民的心病，不惜背负骂名也要强行掩盖真相。

由此可见，李世民授意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其实包含了两件事。“直书其事”是指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削去浮词”是指深宫囚禁李渊。

李世民篡改史书确有其事，也确实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若是因此攻击他让此后中国的史书失去了公信力，这就太过了。统治者篡改史书，古已有之。不然，乱臣贼子周平王如何取代周携王的正统地位，还给人家上了一个恶谥？汉初吕氏明明是开国功臣之首，最终却被冠上阴谋造反的罪名，身败名裂，全族覆灭。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至于李世民抹黑政敌一事，虽说不上是子虚乌有，却并不是非常过分。《旧唐书》直接承袭实录，却对隐太子李建成的能力、功绩、品性都做出了肯定，可见李世民并没有刻意丑化他的兄长。至少相对于朱棣恶意抹黑建文帝，无中生有冠上种种罪名，李世民的吃相明显好看多了。

历史是公平的，李世民利用权力强行篡改了史书，却终究躲不过悠悠后世评说

历史上有很多绝密事件，史官们是怎么知道的？

史官是一个非常辛苦的活，基本上是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活的，如果写的不好就要遭遇杀头之罪。
史官这个工作不是那么的轻松，皇上让你记什么你就要记什么，不让你记的你也不能私自记录，哪里记的记录皇帝不满意是要被杀头的，所以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春秋的时候在齐国，有一个人叫崔杼，是当时的丞相，这个人当时的权利非常的大，当然了，他的主子齐庄公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作为一国之君，后宫佳丽无数，偏偏还要去和崔杼的妻子勾搭，还在崔杼面前明目张胆，于是崔杼一气之下就把齐庄公给杀了。

当时他的权利非常的大，朝中的人都不敢说什么，当时他就把史官找了来，他拿着剑威胁史官说你就记齐庄公暴病而死，如果不这么写的话，我的剑是不长眼睛的，但是这位史官，却不受他的威胁，拿起笔写道，夏五月，崔杼谋杀了国君，然后崔杼一看，敬酒不吃吃罚酒，拿起刀杀了这个史官。

当碰到皇上要与大臣密谈的时候，不让史官记录流传出去时，这时候记录历史密谈的责任就交给了与皇帝密谈的大臣了，大臣负责记录，当然这样也不能保证密谈内容的真实性，毕竟只要当事人不在了，内容还不是任由你串改了。

面对历史，记载者需要保持真实的事情，原本是应该的事。但是实际上真的非常难。历史记载者由于种种现实的压力难以真实书写历史，而后世的历史阅读者，往往又容易被情感作用，一个历史事件，纪录者已经让它变了样，于是真相难明，是可想而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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