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那我们的主人公袁可立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呢?
袁可立明朝万历十七年进士,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受 “五世恩荣”之赏,历任苏州府推官、巡城御史、左通政、兵部尚书等职。袁可立与明末袁崇焕、袁应泰,并称“武三袁”,被后世称为“后金粉碎机”。可惜袁可立受高攀龙、冯从吾等东林士子影响太深,卷入党宦之争,与魏忠贤阉党矛盾激化,三上疏辞,此后他绝意仕进,被弃置于家,闭门不出,最终病逝,是“武三袁”中唯一得以善终之人。
天启年间,广宁失守,朝野震动,京师戒严。天启帝日夜忧于边事,“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于是以节钺授公,加左通政袁可立右佥都御史,巡抚登莱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拓地筑城,招抚流民,屯兵各岛间,步步推进海上防御,使努尔哈赤就地蜷缩无以西窥。特别是率登莱水师“联络诸岛,收复旅顺”,使辽南数百里土地重新收归于明朝。时朝野相庆,以为“设镇以来自未有此捷也”。
金州、旅顺等地的收复,等于是在辽海开辟了辽东战场的新局面,使登莱、旅顺、皮岛、宽叆等地连为一线,形成了一道新的屏障,解除了后金对山东半岛的军事威胁,令明朝二千里海疆重新得到巩固,并完成了对后金的海上军事封锁,加剧了后金军备物资的紧张状况。因此,袁可立被当时誉为大明的“海上长城”。
袁可立联络诸岛、收复旅顺、招降纳叛、几灭后金,成功策反了努尔哈赤爱婿刘爱塔,对后金军造成了空前的打击,一时将后金的汉官降将瓦解殆尽。史载,袁可立“纳刘爱塔之降,以开奴携二,一时中国叛将被奴诛夷殆尽。虏因弃金、复诸城,而举四百里丧地复归版图焉”,七战七胜努尔哈赤,使大明近辽海形成了一道新的防御后金的军事屏障,解除了后金对整个山东半岛的威胁,令明朝的海疆重新得到巩固。袁可立策反刘爱塔,让后金人老羞成怒,倍感屈辱,实力大损,丢城失地,损疆域数百里,成为金人无法愈合的心理硬伤。
遗憾的是,刘爱塔降后没有得到袁崇焕的重用,最终是战死沙场。而袁可立的苦心经营海防,被魏忠贤处处掣肘,最终袁可立愤而上疏辞官。袁可立去后,毛文龙失去节制,日益骄纵,最终被袁崇焕杀死。袁崇焕此举,不仅导致了与袁可立间隙日深,也最终因此袁崇焕也被崇祯皇帝治死罪,最终使后金几无后顾之忧,明朝自毁长城。
袁可立去世后,明末首辅孔贞运赞叹道:“读大司马节寰袁公抚登章奏,知老成御侮,其绸缪定倾如此”。抚登数载,“海无传烽,亭有息鼓”。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枢辅孙承宗评价袁可立道:“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民族英雄黄道周感在《节寰袁公传》叹道:“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
袁可立文武全才,心忧天下,为官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晚明著名廉吏和抗金名臣,他在明末党争最激烈之时,不同流合污,也不人云亦云,可谓晚明朝廷的“一股清流”。
后金与大明辽东激战之时,据说后金最怕的有两人,一为孙承宗,一为袁可立。其中对这袁可立是既怕又恨,而且是深以为耻,对其恨之入骨,以至于后来修明史时把这袁可立的相关内容删得是干干净净,并将其传记,记载尽数销毁,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讳莫如深,有写相关内容之人,皆被清廷杀无赦,不惜诛九族。
康乾两世大兴文字狱,在编修的《明史》中对曾经影响过明清战争史的重要人物袁可立、毛文龙、刘爱塔等一概削去不予立传,袁可立其传记和著作遭禁毁。乾隆四十二年,有关袁可立的《节寰袁公行状》和宋岳飞的《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两文同时遭满清“封杀”。而大书法家董其昌题写的“袁尚书大石坊”,则被睢州知州王枚以“年久失修”为借口强行拆毁。
袁可立虽被清廷封杀,当掩盖不了袁可立的光芒;我们后世应该记住他,记住他为晚明抵御后金所作出的突出贡献,记住他“散文诗词可比苏轼;韬略不输诸葛;探案神断可以狄仁杰比肩;刚正清廉堪比于成龙”。
天启二年,袁可立取右都为登濑刺史。之后在登濑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建立了抵御后金入侵的防线。
明朝末年辽东的局势,不言而喻,每个人都有一定的了解。辽东地区是后金攻打明朝时必赢之地。明末,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深重,内忧外患。有觊觎明朝的外晋蒙古人等草原民族,有深受剥削反抗起义的农民军。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推翻的,但真正统一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是清朝。李自成进攻北平,但面对清军时,易手,被清军击败。不要以为明军因此而不堪一击,而是因为明军真正擅长打仗的部队都在辽东。
辽东是对抗后金军队入侵的最后一招,这里的兵力不能轻易调动。所以当李自成攻打北京的时候,吴三桂的军队根本没有时间在北京勤政。他打开山海关大门,清军就开进来了,结局似乎注定。
辽东的军事战略意义重大,来这里的人除非能当大臣,否则是不能胜任的。袁可立是一个著名的大臣,但最终他被明熹宗派到辽东巡抚登来。为什么?
首先,袁可立虽然是公务员,是靠推官升官的,但他确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他在做推官的时候,处理过很多奇案大案,甚至拿过七四的官阶。袁可立的不畏强权不仅使他声名鹊起,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推官的典范。
第二,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勇者。他虽然是公务员,但不代表他不熟悉军事。天启元年,辽阳、沈阳相继失守,落入后金麾下,辽东局势急转直下。大家都视关门为死愿,天启皇帝下诏求治国之策,大家都避之不及。然而,袁可立写了一封信,陈述了这一事件,提出:一旦穷困潦倒的士兵被收集,他们将被招募,以节省资金。第二,奇兵,为了胜利。三明赏罚,以动摇法纪。第四,小心守卫,确保边境安全。五个北京营,为了巩固基础。6.多储存粮食以防万一。七个例外的人,着眼于实际。这些政策卓有成效,切中当时边政弊端的建议足以证明袁可立的军事才能。
第三,袁可立是天启皇帝非常信任的大臣。后来,袁可立参加宴会,和孙承宗一起被尊为皇帝的老师。明宗非常清楚自己的能力,同时,他也是自己信任的大臣。辽东局势复杂时,袁可立是他认为最合适、最有能力镇守登濑的人。明熙宗认为有必要压邓莱,于是以掣签节赐之于众。
事实证明,明熙宗虽然大部分时间是糊涂的,但他派袁可立去登莱却做了很多。袁可立到达登来后,加强了守卫,招募难民,训练士兵。策划、整肃军纪、造军舰、练海军,壮大了登莱的军事实力。再加上沿海设置炮台,利用戚继光水军进行训练,使登莱军备大大增强,成为辽东前线的岛屿基地。
在三年的时间里,袁可立积累了4000艘战船,组建了一支5万余人的两栖师的军队,与孙承宗、毛、李邦华等人遥相呼应,形成了传遍天下的号角。
在袁可立的领导下,登莱的经济不仅得到了恢复。许多商船愿意停靠在这里,以促进当地的发展。同时,他还保证
明清两国打仗的时候,应该都知道宁晋线是孙承宗一手策划,袁崇焕等人实现的。但与宁晋遥相呼应的是由和毛修建的登来长城。这条海上防线的作用不亚于宁晋防线。不幸的是,由于袁可立离任后的内部纷争,这条防线在兵变后被彻底摧毁。
虽然袁可立后来因与毛的矛盾而要求离开,但他在登莱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袁可立可以不留邓莱,但邓莱并不刻意拥有袁可立。著名民族英雄黄道周曾说:“登来不用多少年,登来就败了。”一众将治师,塞要害,烧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冉彦在海上。十几年,韩国沦陷。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又号闲闲居士,睢阳卫籍,睢州城内人。举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以子袁枢官河南参政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历明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皇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当其初出苏州府推官(正七品)之时,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反诬石太守(正四品)有罪,可立百辩雪其冤。谳成,(袁可立)对中丞(巡抚)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万历二十二年,太宰上其事,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离苏之日,吴地百姓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一日,袁可立巡视北京西城,遇到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以是触怒权贵。
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弄权误国,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京师地震,景德门遭雷击,可立上疏针砭朝政:近年以来,议论兹多,致干圣怒,摈斥不下百十余人。岂言事诸臣尽不可用耶?如使诸臣为济私,孰与缄口持禄,附会保全之为便?使诸臣为市恩,孰与将顺曲从,得君固宠之为愈?使诸臣为沽忠卖直,亦必其人有怀忠慕直之心,耻为依回之态者。如概弃不用,臣恐謇谔之士不蒙甄录,相率噤口结舌,国家大事谁复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夺俸一年。可立不为动,再次上疏直指皇帝:礼祀不亲,朝讲未视,章奏不以时批答,废弃不皆录用,传造日增,赏罚日滥,非所以尽修省之实。(《睢州志》)。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泰昌皇帝嘉奖道:一朝抗疏,二纪归田。口不言事,耻汉人部党之名;退不忘君,有楚尹毁家之风(钱谦益《牧斋全集?尚宝司少卿袁可立授奉直大夫》)。后来的天启皇帝也褒奖道:李署牵丝,冤早清于砑石;柏台焚草,直益奋于埋轮。因门震而进鲠言,纠绳切挚,触严谴而同蠖伏。(《天启诰命卷》)
天启三年二月,袁可立设奇策反收降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女婿刘爱塔。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已,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尽管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最终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抚登期间,袁可立认真总结了此前王化贞和袁应泰失败的教训,在战略上表现得比较灵活。 敌令妇女乘城,骁悍皆赴利以犯我,宜会兵捣之。(乘)其虚,可夹击也(王铎《节寰袁公神道碑》)。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经略辽东军务孙承宗与袁可立共议战守,十分倚重。 读后先大疏,皎皎揭日月,行中天而底里洞彻,殊令人可味,可展布四体,仰酬国恩 (孙承宗《高阳集?答袁节寰登抚》)
袁可立抚登三载,厉兵秣马,积有战船四千艘,组成了一支五万余人的水陆师军队,与枢辅孙承宗、侍郎毕自严戮力策应,形成百里棋布,鼎足传烽的犄角之势,确保了明朝沿海疆域一带的平安,并大大牵制削弱了后金对明山海关一带的战斗力。袁可立拓地筑城,打造战舰,招集流民,步步向前推进海上防御,使具有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不得不就地蜷缩无以西窥。天启皇帝嘉奖道: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天启诰命卷》)。
明末陆路受阻,朝鲜归登抚节制。天启三年,属国朝鲜弑君篡权,违背明朝所坚守的纲常伦理普世价值,袁可立力主出兵讨伐。五十年后倘为朝鲜君臣所忌恨,在清廷开馆延修《明史》之际曾派专使来中国在清朝康熙皇帝面前大告前朝袁可立的御状,《永宪录》和《池北偶谈?朝鲜疏》都有记载。由于袁可立在明末抗清斗争的军事统帅中是坚定的主战派,并在其任兵部左侍郎时与袁崇焕的议和形成对立,而建州之事又是满清统治者所最不愿谈及的事情,终清一朝整个史界对袁可立十分忌惮,所涉传记史料均遭删削,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因载有董其昌所撰《节寰袁公行状》册和《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记》册,二文多有所谓诋斥满洲语句,该书及其作者竟因此险遭毁版和杀头之灾。
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他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取得了夜袭金州等战役的胜利。袁可立为了向前推进沿海防御,曾为毛文龙向朝廷请求粮饷,由此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反对和非议。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奖,是登莱十三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但毛文龙渐渐骄纵,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所忌恨。时朝中阉党横行,毛令人多方诋毁可立,袁可立七上疏辞官予告。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及抗清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此次东征为老将出山,正于国家危难之际,登莱巡抚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总兵沈有容并不满于东江总兵毛文龙依仗阉党势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叶相高、赵南星、高攀龙、左光斗等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遭贬。袁可立去,沈大将军无所依,决然随去。自此,初具规模的登莱防务永不可为。
天启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袁可立在登州公署中看到了数年难得一遇的海市蜃楼:岛下先涌白气,状如奔潮,河亭水榭,应目而具,可百余间,文窗雕阑,无相类者。中岛化为莲座,左岛立竿悬幡,右岛化为平台,稍焉三岛连为城堞,而幡为赤帜。睢阳袁可立为抚军,时饮楼上。忽艨艟数十扬帆来,各立介士,甲光耀目,朱旗蔽天,相顾错愕。急罢酒料理城守,而船将抵岸,忽然不见,乃知是海市(赵吉士《寄园寄所寄》)。遂诗兴大发,在蓬莱阁上留下了千古不朽的名篇《观海市诗》,成为中国古代罕见的 海市实录。字由董其昌代笔书写,温如玉刻石,成珠联壁合之珍品。西元一九九四年河南睢县图书馆馆长刘学升将这一珍贵石刻复制到袁可立的别墅睢县袁家山上,使其得以回归故土,传为睢阳文化佳话。袁可立善诗文,受清朝文字狱所累,多所毁失。
天启四年五月,皇帝谕户、兵、工三部及内阁:朕览登莱巡抚袁可立塘报,……朕思奴酋所谋其意不小,是以朕不无东顾之忧,特谕!(《明熹宗实录》卷四十二)
天启四年十二月壬寅,兵部尚书赵彦言:大将三军司命所系甚重, 上曰:封疆多事,选将为急。该部务秉公会推,各官不得妄举,还著申饬行(《大明熹宗皇帝宝训》卷四 )。天启五年四月丁酉,上再传兵部:方今边疆多事,择将须用谋勇兼全的好人(《大明熹宗皇帝宝训》卷四)。天启五年十一月,边事告急,皇上急招袁可立为兵部右侍郎,六年七月,改左侍郎。时尚书冯嘉会老庸媚党,兵部事赖可立主理。袁可立在任上极力反对袁崇焕与后金议和,会袁崇焕遣僧吊唁于敌,公力诋非策。公有意制敌,此辱国之命,而使敌人轻中国,敌国得志。(王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夫人宋氏行状》)。袁可立主张武力抗清和积极防御,尤重海防建设,与明朝一些人重山海轻沿海的战略短视形成鲜明对比。三年后袁崇焕因通款获罪遭杀身,然其时毛文龙已被袁崇焕擅杀,袁可立苦心经营的海上防线牵制之势已荡然不存,致满人敢倾国中之力大举犯明,至此国事日非,足见袁可立先见之明。黄道周曰:公去登莱不数载,而登莱遂败。公一意治师,塞要害,焚盗粮,联络诸岛,收复旅顺,而海上晏然。 …公去又十余年,而朝鲜沦陷。(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官员在晚明阉党乱政的朝堂上争得一席之地,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其时朝野为魏忠贤颂功建祠者不可胜数,就连辽东巡抚袁崇焕也积极参与到建祠的行列,烈皇帝钦定逆案,据档案查实赞导、词讼过魏忠贤的大小官员数以千计,独可立不与。黄道周说:夷考当年,与公先后秉机佐钺者,名在刑书,历历可数,然后知公之完誉所得远矣 (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其门生故吏节烈者独多,即在朝亦为清流。黄道周撰有《节寰袁公传》,道周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倪元璐官至户部尚书,曾作有《袁节寰大司马像赞》。刘理顺为崇祯七年状元,曾督理睢州袁尚书大石坊敕建工程。崇祯死煤山,倪刘二公双双殉国,并仆从十数人,壮烈为亘古少见。高攀龙为东林党首,与袁可立交从过密。袁可立是孙承宗的积极支持者,共同主辽,满人蜷伏。董其昌为袁可立同年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忠诚干国,正直立朝,所留书画碑刻为海内外所重。
崇祯六年十月十一日,袁可立薨,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崇祀名宦、乡贤二祠,并在袁尚书府第(清为睢州公署借居)前街衢之中修东西过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二石坊规模高大,雕工精巧,额字亦佳,分列县公署两旁(《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坊珉》、《睢州志?公署》),可谓盛典。
袁尚书墓在州城东南,载《河南通志》、《睢州志》。著作有《弗过堂集》、《抚登疏稿》、《评选古唐诗》。于其别墅陆园中仿蓬莱阁体制建袁家山,又称小蓬莱, 为全国罕见之明代船形建筑群,公元2000年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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