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清军入关，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所谓的清军入关，看名称就知道了，也就是清朝的军队进入到了山海关。那么相关的问题就来了，有人问清军入关的皇帝是爱新觉罗吗?没错，就是他。爱新觉罗，他出生在那个时期的沈阳，他六岁的时候就开始当皇帝了，在位有18年。就在1644年的时候，清军和李自成带领的农民军队展开了一场战争，清军打败了农民军，然后，清军就入了关，入主了中原，这其实也是清军统治全国的象征。所以说爱新觉罗是清军入关的第一个皇帝。
那么就有人问了，清军入关，入得是什么关。这就要从明朝末年的时候开始说了，就因为当时的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引起不少百姓的不满，以至于掀起许多起义事件。其中就有李自成代表的农民军，也是十分的厉害，一路上打退了好多明朝的士兵，直逼皇城，最后明朝的皇帝自杀身亡，明朝也就灭亡了，然后李自成就占领了海关。其实这个海关就是山海关。
为什么好多人都想去占领它呢?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关口，只要占领了山海关，那么拿下整个明朝就不在话下了。有野心的人都想去侵占它，所以在李自成攻下之后，满洲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以就在山海关与李自成带领的军队打了起来。但是因为李自成的军队只是没有经过战争训练的普通农民，打不过训练有素的满洲军，所以就又退回了以前的地方，而清军就占领了明朝，建立了自己的清朝。
其次，清军入关，清军有多少兵力呢?这就要从民族的角度来说了，虽然满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兵力是没有多少，但是耐不住他们去与其他民族融合啊，还收了不少的汉族兵力呢。这样大大小小的民族汇合，从满洲自己的满族只有几万的兵力，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入关前达到了20多万的兵力，这也只是粗略的计算，毕竟战争很多，也说不清详尽的人口兵力到底有多少。
入关后的清军兵力就更不好说了，又死伤又收的残兵的，数据是很混乱的。所以没有很准确的数字，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清军入关的兵力是呈上升趋势的。因为有正确的指挥和方法策略，使的满洲军赢得了胜利。也就是在战争胜利后，清兵的兵力越来越雄厚，大概有100万以上的兵力。
为什么说清军入关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意外？
明朝晚期历史一直被人津津乐道，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有人觉得他不至于灭亡，至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延迟灭亡的步伐。
大明王朝，其实拥有当时绝无仅有的中兴条件，拥有一大批的能臣猛将，拥有一个看起来勤奋努力的疑似圣君。从外部来说，一直到1638年，关外的满清和历朝历代那些搞游击和骚扰的胡人，都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什么统治中原的野心，有孙传庭这样的猛将，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并不像太大的威胁，但是这样的大明朝怎么就亡了呢?
这个问题有点像，拥有全明星阵容的球队为什么不一定可以得到冠军呢？是的，这一大帮人才，不但没有一起努力振兴明朝，反而在内斗中，加重了明朝政治环境的黑化，作为一个"未进行专业培训"的皇帝，崇祯也没有很好的利用驭人之术，他的思想似乎还停留在谁是"坏人"，谁是"好人"的认知之中。
有两个极端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一个是天启七年即崇祯皇帝登基的第一年，崇祯杀魏忠贤，魏忠贤确实是一个坏人，他的作为也不是好事，就像东林党人的政治主张看起来很正，但是他们维护江南工商业权利，把赋税直接加在农民身上，加剧了农民暴动的情况。
还有就是明朝末年的重臣杨嗣昌，此人很有军事才能，正是在他统筹指挥下，明军在1638年荡平了起义军，明朝出现了回光返照，但是这个人政治手段很强，喜欢把战事不利推给手下，而且嫉妒心很重，可以说没有他的推手，孙传庭不会进大牢，可能正是因为这种风格，杨嗣昌加重了明代末期的党争。
臣子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其实很正常，关键还是崇祯皇帝那脆弱的敏感心灵，让他们把劣势发挥得淋淋尽致，优势却被埋没。
最后再说一句，崇祯皇帝如果南迁南京，至少可以来一个跨江而治啊。
多尔衮（1612.11.17—1650.12.31），即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生，大妃乌拉纳喇氏出，与皇十二子阿济格、皇十五子多铎为同母生。十一年，封贝勒。天聪二年，晋固山贝勒。崇德元年四月，封和硕睿亲王。三年，降郡王。六年，以功复亲王。顺治元年，授皇叔父摄政王。五年十一月，尊为皇父摄政王。七年十二月初九病死于喀喇城，年三十九岁。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八年二月，发多尔衮生前谋篡大位之罪，诏削爵，撤庙享，并罢孝烈武皇后谥号庙享，黜宗室，籍财产入官。乾隆四十三年复宗籍，还爵。
一岁 1613年2月，阿巴亥的母国即海西女真乌拉部被努尔哈赤所灭，所幸努尔哈赤对母亲阿巴亥非但宠爱未衰，还更增了几分。
四岁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迁都抚顺。
九岁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分封八旗。多尔衮与弟多铎被合立为一个和硕额真，同掌一旗。这是多尔衮参与到后金政治架构中的第一步。
十二岁 公元1624年，娶蒙古科尔沁部十四岁的博尔济吉特氏为妻。
十三岁 公元1625年，后金国迁都沈阳。
十四岁 公元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足以对其一生产生重大影响：多尔衮晋贝勒；农历八月十一，努尔哈赤死；次日，农历八月十二，大妃阿巴亥生殉；农历九月一日，皇太极登汗位，宣布将多尔衮、多铎兄弟二人“恩养”于宫中，交由大福晋照看。
十六岁 天聪二年（1628），从后金汗皇太极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敖木伦（今大凌河上游）大捷，俘众万余，以功赐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的统帅），封固山贝勒。
十七岁 天聪三年（1629），从皇太极自龙井关（今河北遵化东北）入明边，与贝勒莽古尔泰等围攻北京，败山海关援兵于蓟州（今天津蓟县）。
十八岁 天聪四年（1630），还师先行，再败明军。
十九岁 天聪五年（1631），初设六部，受命掌吏部。参加大凌河城（今辽宁凌海）之战，率先冲击，勇胜明总兵祖大寿部。与贝勒阿巴泰等奔袭锦州，击败出城明军。
二十岁 天聪六年（1632），与贝勒济尔哈朗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西南黄河岸俘蒙古部众千余。
二十一岁 天聪七年（1633），皇太极问进军方向，力主以征明为先，奏言乘机入明边、围北京，被采纳。
二十二岁 天聪八年（1634），纵掠山西等地。
二十三岁 天聪九年（1635）二月，任统兵元帅，贝勒岳托、萨哈林、豪格等为副帅，以正黄旗固山贝勒纳穆泰为左翼，以吏部随政图尔格为右翼，统兵万余招抚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子额哲，深入青海却只围不攻，秋毫无犯，怀之以柔，耗时半年，而终使察哈尔十万兵马投诚，获元朝传国玉玺“制诰之宝”，随率林丹汗的众后妃与其子额哲班师还朝。回军途中掠山西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斩六千余人,俘获甚众。九月五日，凯旋大军班师过辽河，皇太极亲率众福晋、贝勒及文武群臣出迎数十里。
二十四岁 清崇德元年（1636），晋封和硕睿亲王。为配合武英郡王阿济格进关攻明,受命与多铎率兵攻山海关,以牵制明军。继从皇太极进兵朝鲜（今朝鲜、韩国）。
二十五岁 清崇德二年（1637），同肃亲王豪格进克江华岛（今属韩国），迫使国王李请降。
二十六岁 清崇德三年（1638），监筑辽阳、都尔鼻城（今辽宁彰武）,治盛京（今沈阳）至辽河大道。旋授奉命大将军，统左翼四旗兵与扬武大将军岳托所率右翼军大举入关攻明，越北京至涿州（今属河北），分兵八路，乘虚掠山西及保定（今属河北）地区，击败明总督卢象升部。继破济南，掠天津等地，凡二十余战皆捷，克城四十余座，俘掠人口二十五万余。
二十八岁 清崇德五年（1640），率兵参加松锦之战，与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轮流充任前方统帅，以筑城屯田、围城打援之策，进围锦州，败明军于宁远（今辽宁兴城）、杏山（今凌海西南）、松山（今锦州南）间。
二十九岁 清崇德六年（1641），以私遣甲兵归家罪，降为郡王，被罚银万两。后两次围锦州。
三十岁 清崇德七年（1642）二月，参加松山决战，大败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统八总兵十三万人，俘洪承畴。三月，迫前锋总兵祖大寿献锦州城降，获松锦大捷。 进克塔山（今葫芦岛东北），歼明军七千余人，再破杏山。师还复亲王爵。
三十一岁 清崇德八年（1643），在皇太极卒后，立年幼福临为君（是为顺治帝），与济尔哈朗联合辅政。旋称摄政王，实掌军政大权。
三十二岁 顺治元年（1644）四月，以奉命大将军率阿济格、多铎等统满、蒙、汉军十余万攻明。在山海关东威元堡诱降前往乞师的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之战中，大败李自成大顺军约十万（一说六万）。五月攻取北京，确定迁都于此，以武力统一全国。制定了先攻农民军，后灭南明政权，联合汉族官僚地主势力，以汉治汉的方略。六月，分遣部将抚定山东、河南、山西、天津等地，拱卫京畿地区。遣辅国公吞齐喀等赴盛京奉迎顺治帝至京。致书南明兵部尚书、大学士史可法，劝其削藩称臣。十月，受封叔父摄政王。旋命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多铎为定国大将军，合击大顺军于陕西。
三十三岁 顺治二年（1645）初，命多罗饶余郡王阿巴泰为统领，率准塔、谭泰等代豪格征山东。三月，命多铎分兵三路南下，四月屠扬州，五月占南京，于芜湖（今属安徽）俘弘光帝朱由崧，相继灭亡弘光、隆武等南明政权。晋封皇叔父摄政王。六月以剃发令激起江南各地民众的反抗，相继派兵镇压。闰六月，命兵部尚书洪承畴等经略江南及粤、赣、闽、湖广、云贵等地，以攻抚之策相继平定江南。
三十四岁 顺治三年（1646），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攻四川大西农民军。命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征闽、浙。命多铎为扬威大将军，率师征蒙古苏尼特部腾机思等。命孔有德为平南大将军，同耿仲明等率师征湖广。十一月，部将豪格部于四川西充凤凰山射杀大西农民军首领张献忠。
三十五岁 顺治四年（1647），修成《大清律》，命颁行全国。七月，罢济尔哈朗辅政，独专朝政。
三十六岁 顺治五年（1648），命谭泰为征南大将军，同何洛会征讨降而复叛的原明将领、江西总兵金声桓。调户部侍郎额色率兵协助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镇压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起义。命吴三桂镇守汉中。为排斥异己，迫害豪格致死。初设六部汉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禁民间养马及收藏军器。命济尔哈朗为定远大将军，征湖广大顺军将领李过、高一功部。十一月，晋封皇父摄政王。
三十七岁 顺治六年（1649），两次率师亲征降而复叛的大同总兵姜镶，克浑源（今属山西）等地。同年，弟多铎、嫡福晋、长嫂孝端相继去世。
三十八岁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病卒于喀喇城（今河北承德市郊），先追尊为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不久，追论生前谋逆罪，削爵。
乾隆四十三年（1778），复睿亲王封号。距其去世已128年。
少年时期
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努尔哈赤一共有十五个儿子，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他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可那时多尔衮才十五岁，年纪太小。八子皇太极依仗自己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夺得了继承权。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 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
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休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青年时期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
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
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
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 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编辑本段]争夺汗位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
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攻占北京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统中原
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
发病而死
多尔衮因为在和明朝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中劳累过度，元气大伤，得了三种病症：第一种是怔忡之症，第二种是中风前兆，第三种是咯血症。入关后更是“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多尔衮“以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旗固山额真、官兵等猎于边外”。十二月九日，多尔衮因狩猎坠马，膝盖受伤，涂以凉膏，竟于十二月初九日死于喀喇城，享年只有39岁。灵柩运回北京，顺治帝追尊他为义皇帝，庙号成宗。谥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多尔衮的葬礼依照皇帝的规格举行，埋葬在北京东直门外(今新中街三条3号附近)。
吴三桂是明朝时期镇守辽东的平西伯，后来投降清政府，是镇守云贵的平西王。1644年，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为了对付李自成，投降关外的多尔衮，引清兵通过山海关进入中原。
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大顺军直指京师，崇祯诏征天下兵勤王，三月五日加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吴三桂火速领兵入卫北京。
三月十九日吴三桂率军到达山海关，继而率兵西进京畿。二十二日吴三桂兵至玉田（属河北省唐山市）一带，这时突获京师陷落崇祯自缢的消息。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主，此后一个多月，吴三桂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大顺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再三犹豫，曾一度有投降李自成的念头。据传后来听说其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下掳去而作罢。两面受敌的吴三桂，对内不敌李自成，对外难挡多尔衮。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
为保全家人性命，吴答应与李自成议和，为防李自成有诈，又私下以黄河南北分治为条件向多尔衮求助。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
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即派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军。
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
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
四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四月二十二，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将计就计，趁吴三桂与李自成谈判之机，突然向李自成发动攻击。
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联合清军击溃李自成。清兵入关后，攻入北京，多尔衮把年幼的顺治帝以及朝廷由东北的盛京迁都至北京，清定都北京后封吴三桂为平西王。
扩展资料：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死、明廷亡，他和所有明廷故臣一样都在寻找出路。而一条最简捷的出路就是投降大顺。大顺对吴三桂的政策亦是招降。李自成遣使三桂，给予其四个月军粮及白银四万两，并声明“俟立功日升赏”。
这对于已缺饷一年多的吴军确实是雪中送炭。吴三桂已有降意。就在这关键时刻，吴三桂先后接到两种文书。一是大顺使者所持其父吴襄劝其归顺李自成的书信，二是有人送给吴三桂密信，详告其父被刘宗敏抓捕追脏，遭到严刑拷打。
其父已凑白银五万两，但离刘宗敏所索二十万两甚远。此外，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亦被刘宗敏霸占。吴三桂闻讯大怒。遂拔剑斩案、升帐演兵场，斩一名来使，将另一名割去双耳，令其传言李自成：“李贼自送头来。”
同时，起兵回师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吴三桂从态度模棱两可转变为公开对抗，这在大顺朝中引起轩然大波。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兵十万，号称二十万东出京师。此时，吴三桂已别无选择。若明日ji单独与大顺军交锋，必将不敌，身家性命必毁于一旦。
于是只得依多尔衮所示，亲往清营，剃发跪拜。次日，山海关大战展开。狡诈的多尔衮令吴军先与大顺军战。待交战双方皆疲，而吴军已显不支之时，方挥师跃入阵中。毫无思想准备的大顺军兵败如山倒。至此，吴三桂所谓借清军以伐大顺，以复明室的设想已成泡影。
在军事上、政治上已完全掌握主动权的清，只把吴三桂视为众多归降故明官员中的一个，并驱之若走狗来为其征服全中国的企图效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吴三桂
甲申之变的结果是什么？带来了哪些影响？
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明朝都城北京，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这一事件发生在明末甲申年，后世称之为“甲申之变”。清朝据有东北，先后四次入关，得胜而归，正在寻求据有全国统治权的策略。
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战场上六次击溃明军主力，入据关中，建国大顺，随后派军北上，逼向北京。明王朝积重难返，两面作战，处于南北夹击之中，面临崩溃的边缘，继续倾尽全力，为挽救危局而努力。
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
结果：
1644年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身死，当天大顺皇帝李自成进入北京，标志着明朝的覆亡。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
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在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的带领下撤入关内，并且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道投降了大顺政权；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样就形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政权隔关相峙的局面。
后续：
大顺军占领北京后，大顺政权的领导人如果能够高瞻远瞩，对全国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完全可以采取正确的对策。然而，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人并没有依据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作出必要的调整。
他们仍然以农民利益的维护者自居，在管辖区内继续实行打击官绅地主的追赃助饷政策。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也缺乏战略眼光。李自成在西安决策大举东征，以推翻明王朝为目标时，就应当对下一步迎战清军做到胸有成竹。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几乎没有意识到清军将是同自己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
而后来的招降吴三桂不成和山海关战役，标志着大顺军在北京统治的失败。山海关战役是明清之际直接影响全国局势发展的一场关键性战役，对于推翻明朝后究竟是由大顺朝廷还是清朝廷统治全国关系重大。
战役的结果是清胜顺败，根本原因在于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目光短浅，政策和战略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山海关战役的意义标志着：
一、大顺军的历史使命从此由推翻明王朝转变为抗清斗争；二、清廷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入主中原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三、以吴三桂为倡首在汉族官绅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拥清派。
影响：
以崇祯帝为首的明中央朝廷葬身于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并不意味着明朝统治的全面结束。当时，明朝残余势力盘据的地方还很大。
除了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正处于进军四川途中以外，江淮以南的半壁江山仍然在明朝委任的各级官员统治之下，他们自居正统，继续奉行崇祯年号，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明的历史是从北廷的覆灭开始的，至于立君继统则是拥明势力内部的事。换句话说，历来的史籍把弘光朝廷的建立作为南明史的开端并不完全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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