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乱世总是奇人辈出,而追溯历史,最传奇的一段乱世想必还是春秋时期。在这个传奇的时代,有四人可谓是当时的精英人物,连商鞅都无力赶及这四人,有一人则是离奇不知去向。
鬼谷子
此人可谓是春秋时期的一大奇人,虽然他以纵横家身份示人,但是他头上却同时具备多重头衔。鬼谷子一书中便不只纵横之术,道家思想暗藏其中。其最为后人所熟知的便是四位弟子,苏秦张仪两人各执一见,都在乱世中彰显了自己的价值。而庞涓孙膑两人则是以军事才能闻名后世。弟子尚且出色如此,更不用说师傅的才能如何了。
孔子
此人的能力想必没有几人会提出质疑,其为人师教导了一大批能人,他提倡有教无类,也因此大力推动了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思想固然在当时的乱世不为统治者所认可,毕竟,当时最受追捧的是兵家,在战场上能够彰显能力才更值得受用。但是,在后世,其伟岸形象却光耀千年,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格塑造依旧离不开孔夫子的儒家思想。
孔子最值得尊重的行为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愚者”行为。《论语》中有关于这一段的记载让很多人油然生敬,简单一句话论出了他的行为之非同寻常。固然当世人不认可,但后人对其的追捧也算是缓解了昔日他所受到的打压。
想必对于此人大家都不陌生,老子常常被提到和孔夫子并列,两人都一样是春秋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固然两人之间的思想并不趋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互相学习,孔子在论语中便曾多次提及老子,认可对方的能力,而老子也一样尊重这位年龄小于自己的后生,两人算是道不同却可共论事的一类人。
只可惜,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最后的结局却是有些玄幻。《左传》中有关他的记载被停留在了函谷关一地。其骑牛而去,从此消失在历史上,后人对其去向好奇不已,只可惜却无力寻得其踪迹。
伯乐
伯乐身为春秋时的相马大师,单单靠着辨马这一能力就留在了历史舞台上。如今很多人再次回温他所著的《相马经》直到今天依旧饱受世人追捧,还有些人认为这本写马的书推及与人一样有效,所以,伯乐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春秋一奇人。
春秋是我国古代思想学术碰撞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可这四人却如明星高立于天空之上,让当代人无法赶超其左右,也让后世人崇尚不已,归咎起来,还是源于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鬼谷子一生淡泊,却教出了四名弟子影响时代,孔子为万世师,其人值得敬畏。老子东去无所踪,留下一本《道德经》发人深思。伯乐一生相马,无人可赶超其后。这大概才是他们成为传奇的真实原因吧。
商鞅:商鞅原名卫鞅,春秋卫国人;应该说,商鞅是最早提出法制观念的思想家,奴隶社会虽然进行法制,但从来不向人民解释为什么要法制,而商鞅的出现,向人们阐述了法家为什么要提倡法制;当时,商鞅在卫国并不得志,因此,他最终离开了卫国而到秦国,在一些机遇中,他接近了秦穆公,并向秦穆公阐述了他的思想,得到了秦穆公的支持;商鞅执行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他的思想,并逐渐健全了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其保甲制使秦国达到了全民皆兵境界,即秦国的农民平时作农业,战时则成为士兵,实际就是现在的义务兵役制,所以,秦国得到了强大的机会,最后,统一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比如,商鞅最初的城门赏金的事例就相当简单,为了显示秦国国君和他的诚信,他在城门立了一木,任谁只要移却了此木到另一城门,就赏千金,终于有人尝试,他就真赏了千金,从此,商鞅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赢得了秦国人的尊重。
韩非子: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法家思想中的地位,远比商鞅等人高得多;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思想却偏偏无法在当时的韩国实现,其中的原因当然复杂,韩非在流落到秦国时,向秦国国君阐述了他的法制理念,并详细地为秦国制订了一整套的法律法规,秦国国君虽然没有重用韩非子,但是,却采纳了他的思想和观念;因为,秦国自商鞅以来,历代都重视法制手段,比如,范睢,吕不韦、李斯等,他们都顺势而为,尊重了秦国的实际,都推崇法制观念的。
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一环,正是李斯的出现,使得法家思想真正开始走上统治地位;李斯是战国末期秦国的思想家,他原是吕不韦的门人,在吕氏的帮助下,渐渐走到了秦国国君秦赢政的面前,成为宰相,在他的影响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最后,秦始皇终于完全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壮举。
战国时期,有四个著名的儿子,即孟尝君的田文、平原君的赵胜、信陵君的魏无忌和春申君的黄歇。他们“尊贤下士”、“招徕公客”,往往食客数以千计,将战国时期士人的修养发挥到了极致。当了官,就戴上丞相的印章,因为他们是指挥几个国家的兵,或者是稍微灭国,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他们名声在外,无论是王公还是百姓都愿意看到他们的尊严,他们的风头绝对盖过了自己国家的君主。
黄歇年
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故事,每个人和他们的食客都用悬念、跌宕起伏、异彩纷呈来诠释那个故事,形成了战国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最终统一全国的秦国却没有这样的儿子!
那么,秦为什么没有这样一个儿子呢?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是中央集权,贵族权利受到限制。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重用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9年后,公元前350年,秦国迁都咸阳。
咸阳城筑城门宣法,秦国将各村合并为四十一郡。这标志着商鞅变法已经完全完成并得到法律确认,秦国也享受到了变法带来的巨大好处。
商鞅变法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
根据新法,王室中没有服兵役的人不能被列入家族名单。这说明贵族子弟和士民一样,必须作出军事贡献才能获得爵位的土地,彻底改变了按血缘享受财产的制度。
行政区划分为郡县,郡县官员由君主任命,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这种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明显优于君主完全拥有封地的传统形式。
除秦国外的其他六国也进行了“变法”,但他们的变法几乎没有触及贵族的利益。这就形成了皇子因为自己的身份获得土地,然后通过国家的统治权利获得新的利益的循环。
这就是商鞅变法遭到甘龙、杜挚等旧贵族激烈反对的原因。
秦孝公死后,公子谦等一批旧贵族立即声讨商鞅谋反。秦王王辉继承了商鞅的衣钵,毁了商鞅的家庭。这是对一个人最重的惩罚。然而,发起新法的商鞅被处死,但他推行的新法却保留了下来。这是因为秦惠王看到新法维护了国王的利益,却削弱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不必做损人利己的事。随着商鞅的去世,等人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寿、公子、张仪等名人。
秦国的君主高瞻远瞩,广纳天下英才,而六国只限于本国人才。秦国地处西域,与戎狄打交道较多,造就了他们强悍的战斗作风,但也阻碍了他们与中原各国的交往。春秋时期,秦国出现了一位非常有前途的君主秦穆公。正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函谷关以东,开始广纳中原人才。
秦穆公五年,他娶了晋国的妻子。在妻子的嫁妆中,有一个奴隶叫百里奚,原是虞国人。
这就是“假灭郭”的方法,同时也灭了虞。百里奚成了俘虏,于是被送去秦国当嫁妆。到了秦国后,百基拉逃到了楚国。秦穆公知道他有能力,就用五张羊皮麻痹楚国人民,把他赎回来,然后把国家的政治事务交给他。
百里奚还推荐了一个叫剑树的人,他帮助秦穆公实现了一代霸主的地位。在秦穆公得到商鞅之前,他以恢复秦穆公的法令的名义下令招募新兵
除了时期的魏阳、秦时期的张仪和时期的甘茂,秦昭王时期人才济济。魏冉、田雷、范雎和蔡泽都不是秦国人,就连大名鼎鼎的孟尝君田文也是秦国的宰相。
秦国也有一位著名的公子。比如有个公子病。他一生都在讨伐西方,战功辉煌。所以他被秦军封在一个很严的地方,叫严君病。而秦并没有供他“招贤纳士”的土壤,跟着他也不会得到名利,所以也就不会有书生愿意当一辈子“仆人”。所以,他的儿子只是万千皇子中的一个。
“四子”现象依然是贵族家族式的统治模式。战国的四个儿子都是皇族成员,有些还和国王有血缘关系。孟尝君田文的父亲田婴是齐宣王的弟弟齐威王最小的儿子,齐宣王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第九年,他任命这个弟弟为郭襄。
田婴在齐王时期被封在薛地,死后由儿子田文继承爵位。田在齐王在位时做了齐国的宰相,所以齐王和是叔侄关系。父子都是做君主的哥哥,做宰相的弟弟。
平原君是惠文王的弟弟,他也是君主,弟弟是宰相。后来赵胜做了孝丞相,侄子做了国君,叔叔做了丞相。
凌俊魏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立王的弟弟。虽然他没有担任高级官员,但这个头衔是他哥哥给他的。正是凭借这一大片封地,他才得以“招徕三千食客”。信陵君最有名的故事叫“盗符救赵”。虽然一度迁居赵国,但最后还是被哥哥召回,任命为“尚将军”,是当时军队的最高统帅。
春君黄歇,与当时的楚王有着稍远的血缘关系,但仍是一个官员。否则,他不会有公子这个名字。
这种治国方式并没有超出春秋时期的家法模式。他们可能是公职中的佼佼者,却不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他们只玩政治,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得失。至于国家利益,根本不算什么。与秦国相比,这是一种倒退。因为秦国可以一统天下,他们在人才使用上也可以放眼天下。秦国的儿子也有被封爵的,但都是因为对国家有巨大贡献才被封爵,和商鞅、魏冉等人的封号没什么区别。他们只有不断的付出才能得到回报,不能用名字来彰显自尊。总之,秦不存在“四子”形成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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