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的故事大家喜欢吗?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在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怪现象。大多数的君王,特别是亡国之君或者由盛转衰的节点上,这个时候的皇帝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多才多艺但治国不行。李后主、宋徽宗都是如此。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运气没那么差,不是亡国之君。但同样让人惋惜,因为在他手上,西汉王朝正式由全盛转向衰弱。他便是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元帝刘奭。
那么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强大的西汉拖入泥潭的呢?
好音律,多才艺且尊儒术
俗话说的好:“虎父无犬子”。但历史一次次证明虎父多为犬子。在父亲汉宣帝的多年经营下,西汉的国力到达巅峰,本想着自己的儿子继承大业再接再厉。可是知子莫若父,要不是念及自己和许皇后的深情,早把刘奭废了。
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汉书》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唯独不评价刘奭的治国之道,这就很说明问题。
从小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刘奭,被冠以“柔仁好儒”的称谓。对于父亲汉宣帝的许多做法都深感不屑。汉宣帝善于用法家刑罚来治国,而刘奭则善于儒道。每次看到父亲用刑罚来惩治下属时,刘奭在旁边经常对父亲说:父亲你对这些人的惩罚太重了,没必要这样,不要动不动用严刑峻法。应该顺应儒道,以德服人。
汉宣帝则回答:大汉有道,两法并用,刑儒结合,才是上策,至于周朝的德政,早就过时了。随后深深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对这位儿子的点评实在过于精准,从结果论看,在汉元帝一朝出现了宦官专政,外戚擅权,为西汉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中,讲求忠孝节义。忠诚被放在了首位。话说汉元帝在太子时候,自己最宠爱的一位妃子司马良娣病重,弥留之际说:我一生只忠于太子,我生病只不过是其他良良娣嫉妒我受到太子宠爱从而诅咒我。话刚说完,司马良娣马上死去。而司马良娣这番话也对汉元帝带来了极大影响。那句“我只忠于太子”在汉元帝看来是他坚持儒术的必然结果。因为自己平日以德服人,所以司马良娣才极为忠诚,从此更加坚定自己往后的执政方针。
软弱无能,赏罚不明
作为皇帝最重要的是恩威并施,对大臣既要赏罚分明又要礼贤下士。过度“威”只能让大臣惧怕而不服气,同理过于“恩”也会让大臣有恃无恐。
我们来看看汉宣帝驾崩后留给汉元帝的三位辅政大臣。儒臣萧望之、史高和周堪。按理说,三位大臣之间需要互相平衡,不可厚此薄彼。但是汉元帝由于本身就是儒学推崇者,故而对同为儒臣的萧望之格外器重,冷落了其他辅臣。
另一位辅臣史高不满,就联合宦官石显对于萧望之的改革主张一律反对。
萧望之立马上柬:
“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汉书》
结果汉元帝对于这些改革放任不管。沉迷于书画音律中。间接导致萧望之因此得罪宦官。被史高联手残害。查明真相后本该对史高等人进行按律严惩,可谁知道汉元帝居然放过了他们,还加以重用。
作为帝国的终极执法者,做不到“一碗水端平”,任由小人搞党争,迫害忠良,自己却不闻不问。非但不惩罚,反而重用。这样的君王,怎么会治理的好国家?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就谈到: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也是这个道理。
信任宦官,放纵社稷
其实宦官干政,不仅仅是明朝,早在汉朝时期就有了。根据史书记载:汉元帝病重时候,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就把国家大事交给石显处理。汉元帝尝到了甜头,自己不需要处理国家大事,交给石显就好。反而乐得轻松,可以玩玩乐器。也正因为此,石显的权势越来越大,到处为非作歹。
“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汉书》
上文中我们说过,萧望之早就上书说过,中书令这个职位不能让宦官执掌。不符合制度也后患无穷。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但是汉元帝还是在弘恭去世后,任命石显作为中书令,还让他处理国家大事。让一个宦官执掌国柄,还没有任何约束他的力量。皇权旁落,国家就会陷入危机。这种皇帝,怎么看都不像明君。
“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资治通鉴》
生动形象,汉元帝好骗而自己难领悟。宦官都掌权了,还不知道去制止,依旧我行我素。正如明明知道要改革,要处理杀害萧望之的人,却迟迟不肯下手,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
西汉强盛因汉元帝而终,泱泱大汉吹响亡国丧曲,始作俑者,非汉元帝莫属。
刘奭(前76—前33年),字盛,父刘询,母共哀许皇后,刘询死后继位,时年28岁,在位17年(前49—前33年),竞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病死于未央官,葬渭陵,终年43岁。葬渭陵,年号初元、永光、建昭、竟宁。
西汉第十一位皇帝。汉宣帝长子,生于民间,母许平君。宣帝死后继位,在位16年即前48年~前33年。刘奭于宣帝在位时被立为太子,但因为他曾经向宣帝进言“持刑太深,宜用儒生”,而不被宣帝所喜爱。宣帝甚至预言“乱我家者,必太子也”,但顾念他是发妻许平君的儿子而没有褫夺他的太子之位。宣帝病死后继位之第二年(前48年)改年号为“初元”,在位时期“崇尚儒术”,多次出兵击溃匈奴。建昭三年(前36年),汉将甘延寿、陈汤诛郅支单于于康居。至此,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消灭了。汉匈百年大战于此告终。竟宁元年(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刘奭以宫女王嫱(王昭君)嫁之为妻。此时的汉朝比较强盛,人口数达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顶峰,但也是衰落的起点。刘奭在位期间,豪强大地主兼并之风盛行,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又由于汉元帝过于放纵外戚、宦官,最终导致西汉的灭亡。
刘奭多才多艺,善史书,鼓琴吹箫、柔仁好儒。为太子时,以宣帝“持刑太深”,劝用儒生,遭宣帝疏远,曾预言:乱我家者,太子也!”刘奭继位后,号令已出,便不理会宣帝那一套,他“征用儒生,委之以政”,重用贡禹、韦玄成、匡衡等名儒为丞相,力图稳定政局;又以宫女王嫱(昭君)嫁与匈奴单于,恢复了西汉前期的和亲政策;为缓和关东豪强与西汉朝廷的紧张关系,元帝甚至大胆地放弃了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以充实关中帝陵的制度。竟宁元年(前33年)44岁的元帝便病死了。葬于渭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12里处)。死后庙号高宗(后被取消),谥号孝元皇帝。
汉元帝刘奭是汉宣帝刘病已的儿子,也是其钦定的太子。在汉宣帝死后,他顺利接班为帝。但严格说他并非是一个合格的皇帝,他这个人爱好艺术,宠信宦官,而且优柔寡断,西汉也是在他的治理下走向了衰落。
刘奭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不是皇帝。他在八岁的时候,被自己的父亲立为了太子,成为了接班人。史书上说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他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对于自己的父亲重用法家人物,采取严酷刑罚颇有意见,甚至有些大臣仅仅是因为“刺讥辞语”就被杀害,这让他很郁闷,他甚至直接对自己的父亲指出过,这让汉宣帝非常不悦,这也是为何汉宣帝会说:“乱我家者,太子也!”
不过万幸的是由于汉宣帝对已故许皇后的感恩与报答,他最终没有更换太子,这得以让刘奭成功登基为帝。
两人的理念完全不同,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应该是一位仁君才对。可他登基的一些所作所为却让人失望。
汉宣帝临终前为新皇帝安排了“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
虽说是老臣,但汉元帝对他们还是信任和支持的,这也让他们以及一些儒臣看到了汉朝要改弦更张,实行“仁政”的希望。可这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多久,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随之而来的就是朝廷的争权夺利,史高与宦官勾结,反对改革,并且将萧望之给逼死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汉元帝却在后宫玩乐,他柔弱缺乏主见,对这一切的发生无能为力。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宦官成为了大赢家。石显继任中书令,权倾朝野,无法无天。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汉元帝特别宠信宦官,最终导致大权旁落。
说实在的,汉元帝刘奭在位期间拿得出手的政绩并不多。当时西汉也曾对匈奴用兵,陈汤给元帝的奏本中写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很霸气,到今天为止依然是让我们振奋,但这并非汉元帝的功劳。
纵观汉元帝的一生,主要是吃喝玩乐而已,的确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这与他当太子时与汉宣帝的争论差距是非常大的。他自己本身没有能力搞仁政,却也抛弃了父亲的那一套,可见汉元帝刘奭真的不是一个好皇帝。
汉朝是汉高祖刘邦建立的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王朝,下面要为大家分享的就是汉朝的历史典故,希望你会喜欢!
一、白登之围
汉太祖刘邦登基后,采用叔孙通的建议,恢复礼法,设三公和九卿,任用萧何为丞相,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在政治上,则先分封功臣韩信、陈豨、彭越、英布等为王,等到政权稳固,为了防止反叛和巩固皇权稳定则又以种种罪名取消他们的王爵,或贬或杀,改封刘氏宗亲为王,订立了“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此时,由于历经多年动乱,国力较弱,而汉高祖刘邦在攻打匈奴时,曾被匈奴冒顿单于围困于白登,即白登之围事件,从此以后,汉朝采用和亲政策,以婚姻和财宝换取帝国和平,于是,汉朝初期并没有什么战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二、诸吕之乱
汉高祖刘邦死后,汉惠帝刘盈继位,但是在此期间,实际是吕后称制。吕后尊汉高祖刘邦遗嘱用曹参为丞相,萧规曹随,沿用汉高祖刘邦的黄老政治的政策,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为史家所称道,但吕后同时又任用外戚,压制功臣,酿成“诸吕之乱”。
三、文景之治
吕后死后,诸吕之乱被以周勃为领袖的大臣铲除,众臣迎立汉文帝刘恒。他和儿子汉景帝刘启即位期间,继续采取黄老无为而治的手段,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恩威并施,恢复了多年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使人民负担得到减轻;虽然汉景帝刘启时期(前154年)发生了此时期唯一的动乱—“七国之乱”,但是仅经历10个月即为周亚夫、栾布所平定,并未对汉朝带来实质影响。这段时期,匈奴虽然几次入寇中原,但大多数时间里和南越一样,处于相对和平的状态。汉朝方面则不断积蓄国力,透过马复力等措施来积极备战。这一时期史称文景之治,是中国成为大一统时代以来,第一次被传统历史学家称羡的治世时代。
四、南征北战
汉景帝刘启死后,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世宗孝武皇帝,也就是汉武帝。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锐意进取,使得汉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变得更为强大。在政治上,汉武帝刘彻加强皇权,首创年号,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从此,诸侯王的势力不再能够对中央构成威胁;后又以诸侯献上的黄金成色不纯为由,取消了百余位列侯的爵位,即史书上所称的“酎金失侯”事件。经此二次事件后,中央集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文化上,废除了汉朝以“黄老学说、无为而治”治国的思想,积极治国;并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开始重用儒术。尽管武帝时期兼用儒、法、道、阴阳、纵横等各家人才,汉朝也一直“霸王道杂之”,但汉武帝刘彻时期对儒家的采用,使得儒家思想得到重视,并在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历经二千年的主流思想。军事上,积极对付汉朝的最大外患--匈奴。在这期间,汉朝先后出现了卫青、霍去病等天才将领,终于击败匈奴单于,使得“漠南无王庭”。又收复南越国和朝鲜,使中国成为亚洲第一霸主,世界第一大帝国。外交上,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并先后以两位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亲西域大国,而达到了离间西域和匈奴,进而控制西域的目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经过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因此有了“丝绸之路”的美称。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是汉朝疆域最大的时期,也是汉朝的极盛时期。
五、宣帝中兴
汉武帝刘彻晚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因此被害。汉武帝刘彻死后,年仅7岁的汉昭帝刘弗陵即位,是为孝昭皇帝。汉昭帝刘弗陵登基之初,由上官桀、金日磾、田千秋、桑弘羊和霍光5人共同辅政。但是在元凤元年(前80年),爆发元凤政变,汉昭帝刘弗陵清醒地诛杀了上官桀等一批阴谋权臣,避免了霍光被冤杀。霍光从此继续辅佐汉昭帝刘弗陵治国。汉昭帝刘弗陵遵循汉武大帝刘彻晚年的政策,对内继续休养生息,以至于百姓安居乐业,四海清平。汉昭帝刘弗陵死后,汉武帝刘彻孙昌邑王刘贺即位。他行为放纵,密谋除掉霍光,但反被霍光废掉。之后霍光又迎立汉宣帝刘询(又名刘病己,汉武帝曾孙)即位,是为汉中宗。本始元年(前73年),霍光还政于汉宣帝刘询。地节二年,霍光去世。但霍氏一门逐渐黑暗。汉宣帝刘询将的霍氏集团一网打尽。汉宣帝刘询治国摒弃不切实际的儒学,采取道法结合的'治国方针,在整顿吏治上沿用汉昭帝刘弗陵,劝民农桑,抑制兼并,降低豪强在国家中的角色。经过了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的治理,国家经济明显恢复,使汉朝再度迎来了盛世,这就是著名的武昭宣盛世。
汉武帝刘彻死后,汉宣帝刘病已时期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西域都护,这是今新疆地区正式归属中央统辖的开始。但是,汉朝经历多年战争,加上汉武帝刘彻好大喜功,对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导致汉朝国力衰弱,前朝积蓄被挥霍殆尽。为此,汉武帝刘彻晚年曾发表著名的轮台之诏,希望不再穷兵黩武,也使汉朝不至于败亡。为抢救经济,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曾采取一系列政策,将铸币、盐铁收归中央管理,加强农业生产,实行和籴法,开凿白渠,并创立均输、平准政策,稳定物价,与民争利,加强国家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六、西汉灭亡
汉宣帝刘询死后,汉元帝刘奭即位,西汉开始走向衰败。汉元帝刘奭,柔仁好儒,导致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势力兴起。汉元帝刘奭死后,汉成帝刘骜即位。汉成帝刘骜好女色,先后宠爱许皇后、班婕妤和赵氏姐妹(赵飞燕、赵合德),由于赵氏姐妹不能生育,汉成帝刘骜与其他妃嫔的子女均为赵飞燕姐妹残害杀死,史称“燕啄皇孙”。由于“酒色侵骨”,汉成帝刘骜最后竟死在温柔乡之中。汉成帝刘骜不理朝政,为外戚王氏集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皇太后王政君权力急剧膨胀。汉成帝刘骜死后,汉哀帝刘欣即位,是为汉孝哀皇帝。汉哀帝刘欣有“断袖之癖”,终日与他宠信的对象董贤厮混玩耍不理朝政。外戚王氏的权力进一步膨胀。国家已经呈现一片末世之象,民间“再受命”说法四起。公元前1年8月15日,汉哀帝刘欣去世。8月17日,太皇太后王政君派王莽接替董贤成为大司马,并迎接汉平帝刘衎。10月17日,刘衎即位,是为汉孝平皇帝。但是,汉平帝刘衎已经沦为王莽的傀儡。公元6年2月3日,年仅14岁的汉平帝刘衎病死,王莽仅仅立孺子婴(刘婴)为皇太子,自己担任“摄皇帝”。公元8年十一月,王莽废除孺子婴皇太子之位,建立新朝,史称大新帝国或新莽王朝,西汉灭亡。
汉朝的历史典故 篇1 1、四面楚歌
项羽和刘邦原来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
这时,项羽手下的兵士已经很少,粮食又没有了。夜里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民歌,不禁非常吃惊地说:“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楚人这么多呢?”说着,心里已丧失了斗志,便从床上爬起来,在营帐里面喝酒;并和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一同唱歌。唱完,直掉眼泪,在旁的人也非常难过,都觉得抬不起头来。一会,项羽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有项羽听见四周唱起楚歌,感觉吃惊,接看又失败自杀的情节,所以以后的人就用“四面楚歌”这句话,形容人们遭受各方面攻击或逼迫的人事环境,而致陷于孤立窘迫的境地。
凡是陷于此种境地者,其命运往往是很悲惨的,例如某人因经常与坏人为伍,不事生产,游手好闲;但后来却被那些坏人逼迫的无以为生,求助于别人时,别人也因他平日行为太坏,绝不同情更不理睬,这人所处的境地便是“四面楚歌”。又如学校里讨论学术问题,其学生不学无术(成语,意即没有学术)、信口雌黄、颠倒是非,同学们群起而攻之,这学生便完全处于孤立地位,这也可叫做“四面楚歌”。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好好的做人,脚踏实地的做事,若是行差踏错,就未免要遭受“四面楚歌”的厄运了。
2、白登之围
白登之围,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七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马铺山)的事件。
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六年),韩王信在大同地区叛乱,并勾结匈奴企图攻打太原。汉高祖刘邦亲自率领32万大军迎击匈奴,先在铜辊(今山西沁县)告捷,后来又乘胜追击,直至楼烦(今山西宁武)一带。时值寒冬天气,天降大雪,刘邦不顾前哨探军刘敬的劝解阻拦,轻敌冒进,直追到大同平城,结果中了匈奴诱兵之计。刘邦和他的先头部队,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达7天7夜,完全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后来,刘邦采用陈平的计谋,向冒顿单于的阏氏(冒顿妻),才得脱险。
“白登之围 ”后,刘邦认识到仅以武力手段解决与匈奴的争端不可取,因此,在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采取“和亲”政策便成为笼络匈奴、维护边境安宁的主要手段。
3、轮台悔诏
汉武帝晚年,求长生不老,竟被方士巫术迷惑,幻想成仙。他招进一批方士在宫中炼什么不老丹。那些方士的三寸不烂之舌,害得他终日神情恍惚。不老丹未炼出来,有一个他宠幸的“活神仙”李少君倒病死了。武帝总说人家羽化成仙了。武帝还依方士之言,在宫里铸—铜柱,高达二十丈,柱顶铸一仙人。头顶玉盘,承接天上降下的仙露。武帝天天喝饮仙露,不料病倒了。多亏太医救治才没丧命。诸如此类的蠢事,不胜枚举。北京北海公园里还有这承露盘的山寨品哩!
武帝六十五岁那年的一天,正在宫中昏睡,梦见无数木人,手持棍杖围着他喊打。惊醒后,对宠臣江充谈及梦状。江充说,如今流行巫蛊之术,一定有人利用木刻小人诅咒陛下。武帝信以为真,即命江充查究。这江充是混进宫中的一个奸臣,有次因一偶然事件与太子刘据发生摩擦。这下,便想借机攻讦太子,在皇帝面前讨赏。江充预先指使人刻了一小木人,暗中埋在太子宫里。然后亲率人马挖出来,以陷害太子。太子不等江充去向武帝禀报,立即征调武士抢先砍了江充脑壳。武帝闻报大怒,命宰相带兵拘捕太子,闹得宫中杀声震天。太子母亲卫皇后含愤自尽,太子本人被迫出逃湖县(今河灵宝西)。后因官兵追捕甚紧,太子已无处可躲,只得自缢身亡。
事后,武帝终于查明:是江充蓄谋制造小木人事件,迫使太子起事。太子死了,后悔已晚。武帝下诏诛灭江充九族,在太子自缢身亡的湖县筑了一座思子宫,以表对枉死太子的哀忱。
太子枉死后,武帝痛定思痛,幡然醒悟。看看眼前,从他曾祖父刘邦起就有了的匈奴之患,至今未能平息,不断侵扰国土,堂堂大汉王朝军队连吃败仗。将军李陵的五千人马也全军覆灭,李陵甚至投降了匈奴,派到匈奴去修和交好的使臣苏武也被匈奴扣留,杳无音信。太史令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竟被他处以宫刑。那些年,朝政不仅毫无建树,而且日益松懈,致使政令不出皇宫,酷吏横行,贪官当道,轻济萎缩,百姓深恶痛绝,怨声四起。
武帝常想:这样下去,天下定会大乱。他不甘心刘家几代人坐了一百多年的天下,在他这一代毁于一旦。于是,他决心痛改前非,强振精神,重整朝纲,振奋民气,让大汉王朝再展雄威。
武帝走出深宫,举行了一次“亲耕礼”,就是吩咐左右大臣都带上农具,在一片地里亲自耕种。这虽然是象征性的行动,但足以号令全国上下发展生产,求得丰收。礼毕,他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做了不少悖理之事,使天下人愁苦,如今追悔不及。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事,全都应当罢废。不得再行!”
大鸿胪寺(朝廷九卿之一,掌管少数民族事务)田千秋见皇上追悔往事,便乘机进谏说,多年以来,方士们称神道仙,迄今不仅未见任何成效,反而撕扰乱了了百姓思想,放弃了农耕,只是骗取钱财,腐饶蚀人心。应该一律罢遣!武帝称赞田秋说得对,立即诏令把方士们全部赶出宫去。接着,封田千秋为丞相,嘱他恢复曾祖父倡行的“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革除弊端,重整大汉河山。
主管财政的搜粟都尉桑弘羊也向武帝出谋,派大批军士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西)屯田垦荒,以增加财政收入。武帝未予批准,还就此下昭说:
“以前主管大臣奏增加百姓赋税,让每人多缴纳三十文钱作军费。今又奏请屯戌轮台,轮台在姑苏以西一千多里,从前发兵攻打姑苏,虽然得胜,但因路途遥远,沿途死了数千,何况如今要到姑苏以西更远的地方!当年军士死亡,离散悲痛,朕常常挂念在心头。今派兵到轮台筑垒垦田,岂不又要扰乱千家万户,苦害百姓吗?朕实在不忍闻!当今最要紧的是,废止残酷刑罚,减轻百姓赋税。鼓励农耕,让养马者得免劳役。只要国家开支不缺乏。边防守备不放松,即可。”(请查阅原文)
这道诏书,史称“轮台悔诏”。这道“悔诏”下达之后,武帝对外不再用兵。以前的种种歪门邪道,一律戒绝。虽然健康每况愈下,还是身体力行,用各种手段推行了许多改善百姓生活的政策、措施,民心得到安抚,各地反抗朝廷的活动也有所缓和,使汉朝渡过了危险关头,经济开始再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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