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朝历史上的三次迁都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了

关于清朝历史上的三次迁都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最后不了了之了

都城，相当于一个国家的心脏，通常承担着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职能，故都城的地理位置选址非常关键，关乎到一个国家的气运和兴衰。

《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然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王国对外不断吞并和扩张，面对着更加复杂的环境，都城的选址也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

第一是不能简单以国土中心建都，地理、政治、军事的形势都需要纳选址的入考虑;第二是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都城的地址也需要相应进行迁徙。

王朝迁都的例子，在我国历史上并不罕见。商代有盘庚迁殷，周朝有平王东迁洛阳，宋有高宗南渡应天府，明有成祖北迁燕京。清朝龙兴于东北长白山一带，先后在兴京、东京、盛京建都，入主中原后取代明朝，定都于北京，直至清末，清朝都没有进行过迁都。

北京地图

元、明、清三代都选择以北京为都城，自然是看中了其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优势。对清朝而言，选择北京为首都，至少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北京地理形势险固，易守难攻。明代大臣杨荣曾总结道：“地势宽厚，关塞险固，总据中原之夷旷者，又莫过於燕蓟。……蓟燕左环苍海，右拥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宜为天下都会。”

第二，北京靠近东北，即满人的发家之地。万一天下有变，满人便于从北京退守关外，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

第三，由于京杭大运河的存在，南方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北京，不会面临物资短缺的问题。

清太宗皇太极剧照

由于上述优势的存在，北京非常适合作为清朝这个大帝国的首都，二百多年未曾移易。然而，北京地势之易守难攻，是相对于冷兵器时代而言。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海上作战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在清代闭关锁国，忽视海军建设的背景下，北京过于靠近入海口，反而成为了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劣势。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八国联军侵华，都将清朝都城防御薄弱的短板暴露无遗，清政府数次为保住首都而不得不签订屈辱条款。

因此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关于迁都的讨论，逐渐摆到了台面之上。晚清时期，清朝共出现过三次关于迁都的讨论。

清朝疆域

第一次关于迁都的讨论，发生在鸦片战争期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朝统治者第一次领教到了洋人坚船利炮的厉害，军舰突破大沽口登陆天津，便能直接挥师西进，直取京师。当时的咸丰皇帝被迫离京逃亡至热河，成为了清朝第一个逃离首都的皇帝。

在英法联军进京，咸丰外逃后，清政府为应对局面做了两手准备。第一手是派恭亲王留京，与洋人议和。但当时清廷预估与英法联军的谈判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恭亲王以及部分大臣如文祥、胜保等，均上疏请咸丰做好迁都进行长期作战的准备。在当时，咸丰部分地接纳了关于迁都的意见：

“夷人现虽尽退，明岁尚来驻京，能否相安，实难豫定，自宜豫择一巡幸之地，以期有备无患。陕西古称天府，雄据上游，与中原声息相通，人心系属，转饷亦易，诚为便宜。将来跸路经行，由山西太原、平阳等处折入潼关，尚属可行。”

按照咸丰和一些大臣的想法，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地方迁都的话，最理想的地点应当是陕西西安，当时咸丰也下令做了一些迁都的前期考察准备。但比起迁都所要付出的成本，清政府还是选择了苟且偷安，与洋人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换取一时的和平。加上没过多久咸丰皇帝就在热河病逝，迁都的议案被搁置了下来。

咸丰皇帝剧照

虽然清廷以屈辱条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但隐患仍然存在，因此关于迁都的讨论并没有彻底平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发生了大清国迁都的第二次讨论。

作为洋枪队队长的雇佣军官戈登，曾在离开中国前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提出二十条建议，其中就有关于都城选址的讨论：“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则一日不可与外国开衅，因都城距海口太近，洋兵易于长驱直入，无能阻挡，此为孤注险着。”

戈登的建议，为总结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的狼狈失败而得出。在学术界，如维新派的官员汤寿潜在其著作《危言》中指出，北京作为都城的地理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仍建议以西安作为大清的新首都，一来推进维新变法，二来消除直接的军事威胁。

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清朝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同光中兴”时期，没有受到太多外来的威胁，迁都之议不像在战时那么具有迫切性。因此这一时期关于迁都的讨论，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引起清朝统治者们的注意。

西安古城

与汤寿潜同时期的郑观应，是迁都论的反对者。郑观应认为，清朝要自强，应该做的是“内修政事，外固封圻”、“秣马厉兵”通过加强内政和军事建设来抵御外敌，迁都只是下策。

在二十多年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中，清廷寄希望于“师夷长技以制夷”，通过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加强军备力量来守护京师。然而甲午战争中，清朝辛苦经营的北洋水师被日本海军重挫，彻底击碎了清廷偷安的美梦。日本老调重弹，首相伊藤博文威胁进军北京，来迫使清政府与日本迁都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这起事件，激起了晚清关于迁都的第三次大讨论。

这一时期主张迁都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晚清维新保皇党康有为。

康有为

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著名的“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联合在京举人提出了拒和、迁都、再战的建议，并指出“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梁， 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同样将陕西西安作为了理想的迁都地点。

除了康有为以外，在朝的官员如张之洞、谭继洵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迁都或者选择合适地点建立陪都的必要性。然而日薄西山的清政府，已经习惯了屈辱外交，丧失了奋起再战的勇气。

当时作为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既为保住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也因担心迁都后自己的权力被稀释，不愿意倾全力与日本再做最后一搏，导致第三次迁都的讨论亦不了了之。而清朝在外交上的软弱，更加激起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欲望，也注定了清朝即将走向灭亡的命运。

参考资料：《清实录咸丰朝实录》《日下旧闻考·杨文敏集》《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危言·迁鼎》《盛世危言·建都》《上清帝第二书》等

在面对英法联军的逼迫时，为何清文宗却坚决不迁都呢？

面对英法联军的逼迫之时，清文宗之所以坚决不肯迁都，主要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清文宗不愿意清朝破败在自己手中；第二、清文宗觉得迁都实在不是上策；第三、清文宗知道迁都也没有用。

一、清文宗不愿意清朝破败在自己手中首先，清文宗当时之所以不愿意迁都，其实就是担心重蹈覆辙。明朝时期，经过朱元璋和朱允炆两朝的统治后，其实明朝的实力还算不错，结果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明朝的实力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清文宗担心自己若是同意迁都的话，那么清朝就会走明朝的老路，更何况当时的清朝国库本就没钱了，若在花费那么多银两去迁都的话，对清朝来说恐怕是雪上加霜，所以清文宗死活不同意迁都。

二、清文宗觉得迁都实在不是上策其次，对清文宗来说，迁都这个建议并不值得采纳。当时清朝的大臣们都认为迁都才能够解决清朝面对的困境，但是清文宗并不这么觉得，清文宗认为当时若是迁都的话，毫无疑问是丢了天朝上国的脸面，同时也会引起百姓们的不安和猜疑，况且清朝国库的存银够不够迁都都还两说，百姓们当时的生活也不好，朝廷却在这个时候迁都，百姓们必然会群情激愤，这样的话，清朝的危机反而是加重了，所以清朝不能迁都。

三、清文宗知道迁都也没有用最后，清文宗其实也知道当时的清朝并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就算迁都到西安去，那也是治标不治本，毕竟英法联军能够攻入北京，那他们也完全能够攻入西安，所以说迁都这个计策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用的，反而是浪费国库里的钱，所以清文宗不同意迁都。

关于迁都

联系:两者迁都的共同原因都是为了巩固中央政权。
区别：
北魏原定都平阳，但是平阳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
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明成祖迁都的原因有很多。中学教科书给出的原因，是当时蒙元的势力虽然已经被赶到了大草原上，但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实力，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北京并不安宁，它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而存在的。朱元璋将朱棣分封在北京，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代替功臣宿将掌握兵权，从而使明朝的政权更加稳固。当时蒙古部落和其他少数民族部落（如女真）对朱明王朝的威胁依然存在，明成祖迁都有保卫边疆的考量。
此外，朱棣靖难之役，在南京大肆屠杀前朝旧臣。自从朱棣称帝后，一是觉得南京的血流得太多，在明代故宫的广场上，近自朝廊，远及附郭的雨花台，无不是血迹斑斑，这使得新上任的皇帝难免目击而心有不安。在这种刺激下，便动了迁都的打算，来一个眼不见心不烦，或者叫眼不见心可安。二是由于朱棣镇守北平多年，深知此地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毅然决定将明朝的首都搬过来。
个人认为，朱棣21岁起，就戍守北京，并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中的很多时光。而北京与南京的气候差异较大，已经人到中年的朱棣恐怕无法适应南京的梅雨闷热天气。（这个史书上没有。）
中国古代著名迁都事件：
首推盘庚迁殷
中国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出现在殷商时代。殷商时代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成型的文字，并且在青铜冶炼技术上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高度，此外，殷商时代还是华夏文明急剧对四周扩张的时代。而殷商王朝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灿烂的文明成就，与发生在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盘庚迁都事件是分不开的。在盘庚之前，因为洪水的威胁和王室的内乱，商朝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曾迁都五次，这种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导致了商朝的逐渐衰落。盘庚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将商朝的首都迁到了黄河北岸的殷，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商朝不再迁都，从而造就了稳定的政治局面，实现了商朝的中兴，并为商朝取得灿烂的文明成就创造了先决条件。也正是因为殷都对于商朝的重要地位，后人才有了“殷商”这个称呼。而从盘庚迁殷之后，中国的王朝历史也就此结束了频繁迁都的时代，出现了后世一个个历时长久的都城。
第二 平王东迁
公元前771年，中国西部的游牧民族犬戎攻破了西周王朝的都城镐京，次年，周平王将周王朝的都城由渭水流域的镐京迁到了黄河南岸的洛邑，史称“平王东迁”。这次迁都事件是西周与东周的历史分界线，同时也宣示着一个新的时代——春秋时代的来临。镐京的放弃，意味着周王朝已经不具备抗衡西方游牧民族的力量，不得不迁徙到较为安全的黄河下游地区，从此西周时期偏重于西部的政治重心向东部转移，东方的强大诸侯国相继崛起，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而周室的这次迁都，使得周王朝对各诸侯国的驾驭能力明显削弱，中国历史终于结束了周天子的权威统治时代，进入了“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时代。这次迁都还产生了一个后来将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诸侯国——原先替周天子牧马于渭水流域的秦人由于护送周平王迁都有功，得到了周天子的封赏，从此在远离周室的渭水流域建立起了秦国。
第三 秦迁咸阳
众所周知，秦国的强大始于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的各项举措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迁都咸阳。秦国自平王东迁后始在渭水流域建国，最初其疆域狭小，而且位置偏西，与西方的游牧民族极其接近，甚至混杂而居，因此在经济、文化上远离中原各国，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且长期不被中原各国所认同。秦国要想真正成为中原霸主，变弱为强，就一定要将政治重心东移，商鞅当然深明此点。在他的坚持下，秦国的国都终于由偏居西方的栎阳迁到了渭水下游的咸阳。从这之后的一百多年里，咸阳一直就成为秦国乃至全中国的政治中心而存在。秦国的这次迁都，使其势力向东大步推进，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使秦国真正成为了与中原各国对等的政治大国，对秦国后来的统一中国的大业创造了重要的先决条件。

第四 晋室南迁
自夏朝以来，中国的政治中心始终在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之间变动，而中国的经济重心也一直在这些地区。但是，随着西晋末年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下，这种形势终于开始有了改变。公元316年，匈奴军攻破了西晋的都城长安，俘获了晋愍帝，西晋王朝宣告灭亡。次年，晋室遗族重以江南的建康为都城，将中断的晋王朝的皇统又延续了起来，这就是东晋的开始。晋室的这次南迁，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意义重大。首先，这次迁都使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南方出现了一个政治中心。尽管孙吴曾经定都建邺（即建康），但就孙吴与东晋的政治地位对比看，建康乃是以一个“正统王朝”的首都的面貌出现的，此后两百多年，不管北方的政局如何动荡，建康的政治地位始终是不可动摇的，它一直是南朝统治的中心所在，这也使南京开始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其次，伴随这次南迁的，还有巨大的移民潮。大批北方知识分子和掌握先进技术的生产者的南下，使长期落后的江南地区得到了一次大发展的机会，也就此拉开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序幕。

第五位就是北魏孝文帝迁都

第六 海陵南迁
与北魏一样，女真人所建立的金朝在征服了中国北方之后，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将单纯的军事征服深化的问题。从金熙宗开始，女真统治者就开始了逐渐汉化的过程。不过，金熙宗的时代，金国的政治中心始终仍在偏居东北一隅的上京会宁府，这对统治黄河流域是不利的。因此海陵王执政以后，就把迁都作为了紧迫的任务摆上了议事日程。为了达到克服阻力、顺利迁都的目的，海陵王采取了彻底毁灭上京的极端措施，在他的铁腕手段下，金国终于于1153年完成了迁都中都的大业。从此，金国的政治中心就从偏远的东北地区迁到了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这个王朝也成功地由一个边疆王朝转化为了一个中原王朝，在政治上大大有利于女真人的统治。值得一提的是，海陵王本来真正的迁都最终目的地是开封，但由于随后进行的南征战争的失败，海陵王的这个目标未能实现，结果本来只是作为迁都中转地的中都就成为了金国以后的都城。而北京这座城市也就此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七 元迁大都
蒙古的崛起改变了十三世纪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中国自唐末以来长达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终于在蒙古人的手上终结。就蒙古对中国的征服来说，除了军事的手段以外，蒙古政权自身的汉化改造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继承了成吉思汗和窝阔台衣钵的忽必烈，在击败阿里不哥成为蒙古大汗之后，就开始以卓越的政治眼光来对蒙古原有的基于游牧经济基础上的奴隶制军事国家的体制进行改造。政制改造的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仿效汉族建立封建化的王朝——元朝，并且将蒙古的都城从草原上的和林迁到了大都。应该说，迁都大都对蒙古政权来说，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举措，从元朝的建立和定都大都开始，蒙古政权逐渐实现了中原化，并且使政治按照汉族封建国家的模式逐渐走上了正轨，从而为元朝最终稳固对中国的统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第八 永乐北迁
第九 清迁北京
公元1644年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头，在这一年里，中国历史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先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进了北京，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六年的朱明王朝灭亡。仅仅四十多天后，满清大军的铁蹄又踏进了北京城。在清军占领北京之后，雄才大略的摄政王多尔衮立即做出了迁都北京的决定。仅仅半年之后，大清王朝的都城就由关外的盛京迁到了北京，从此，清王朝以北京为都城，开始了对中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的统治。应当说，和以往中国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王朝相比，清初统治者的政治眼光是非常杰出的。他们没有走先军事征服全国，然后再迁都内地的老路，而是在第一时间就迁都关内，占据了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北京，同时对全国进行军事征服。这一政治举措使满清政权的汉化速度异常迅速，并且很快就在汉族地区站稳了脚跟，这对清朝历史的影响可谓极其巨大。

第十 国府迁渝
1937年，中国与日本之间酝酿了很久的全面战争终于爆发。这场战争对中国而言，是一场求民族国家生存的殊死之斗。就当时的中日力量对比来看，日本对中国的优势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值，因此中国在战争初期无法阻挡日本的强大攻势，首都南京的沦陷在所难免。考虑到这一点，国民政府不得不开始了一次规模浩大的迁都行动。这次迁都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从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汉失陷以后，国民政府又西迁重庆，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这次迁都。这次迁都使中国在首都南京失陷的情况下得以继续保持政府的完整性，并得以保持对日本的抵抗态势，也向世界宣示了中国抵抗到底的决心。国民政府的这次迁都，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迁都，从这以后，中国再无迁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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