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这场长达约十一年的起义,可以说是揭开了东晋司马氏灭亡的前奏,而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看成是东汉末年起义的一种承袭,因为孙恩与卢循的这场起义是带有五斗米道的宗教形式的,说白了也是一场愚弄百姓的世族门阀间的漫长战争。
孙恩本就是永嘉南渡的世族出生,而卢循更是东汉名儒卢植之后,与老百姓没有半毛关系。徐道覆作为两人的姻亲,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起义军的高层决策人物。孙恩死卢循继,而卢循死自然就是徐道覆了。在东晋末年的这场孙恩卢循的起义里,作为主要高层之一的徐道覆还是很有能力的。也可以算作是刘裕的一个劲敌。刘裕攻打南燕之时,徐道覆向卢循言明厉害,建议卢循乘朝廷空虚之际再次起事,而作为义军头领的卢循可能是在接受东晋朝廷的招安后享受安逸了,并不愿意,但徐道覆坚持起事,两人的关系也在那,也就勉强同意了。这一次起事,并不是突然的,而是徐道覆依据东晋朝廷内外形势,早就做好了的预谋。在最初的时候,他暗中积累造船用的木材,用计谋瞒过朝廷耳目,从而能在起事之后,一举拿下许多郡县。
利用江左名将何无忌的急性子,用惑敌之计,欲擒故纵,率军伏击何无忌,使得其兵败重伤,而后握节身死。后又与卢循所部结合,在己方战船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一举击败豫章刺史刘毅。而也是在这个时候,卢循与徐道覆两人发生了战略上的矛盾。卢循听说讨伐南燕的刘裕回来了,欲占据荆州南郡与东晋对抗,而徐道覆认为当乘东晋还未反应过来之际,迅速东进。两人争来争去,不仅使得东晋军队有了喘息之机,也使得卢循有些消极怠战。
其实,当时的刘裕也立足未稳,所幸卢循的这番犹豫,只是单独的面对徐道覆的进攻。等到卢循终于慢吞吞的有动作的时候,刘裕已经做好了防备,结果卢循在接连失利后,坚持选择退兵去夺浔阳。正是这番犹豫不决,使得刘裕以及东晋朝廷喘过气来,这场卢循与徐道覆的起事最终平息。这场起义的场面其实也是宏大与惊心动魄的,牵涉了几乎整个东晋朝廷,三言两语也不可能完全说得尽,卢循身死后,为什么东晋朝廷揪着徐道覆一路追击不放?原因无非是徐道覆的威胁与影响并不比孙恩卢循两人少,好比于黄巾之乱,主要头头虽死了,却长时间的未能平息。能在有机会杀死徐道覆的时候放过,想想也不可能的事。
客观而言,徐道覆此人并不好评价,毕竟孙恩卢循徐道覆领导的这场起义,是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的,归根结底并没有代表着百姓的利益,孙恩等人利用宗教信仰,为的也只是作为世族本身的利益,而这一场起义,实则是东晋世族门阀相争的一个典型缩影罢了,苦的终归是什么也不懂的老百姓。
单纯的评价徐道覆的话,是个难得的谋将,当初卢循迅速的采取姐夫的意见,恐怕东晋末年的天下之事就有些难料了。刘裕自己也分析过,倘若卢循迅速的东进,后果当真难以预料。可以想象,当刘裕知道只有徐道覆率本军东进的时候,那松了一口气而窃喜的模样。然而就是机会错过就没有了,但他能作为刘裕的对手,显然还是很合格的,是难得的军事人才啊。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一、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作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版。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农民将领不群起效尤,更不愁农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二、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三、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 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掠夺是暂时的,且能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很轻甚至没有。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象旧政府那样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攻,把起义的农民赶进坟墓。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蒙古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蒙古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四、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揽敌方人才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读书人结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为新政权服务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拚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太平军打进南京时,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弱点,但那些没有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作恶的缘故,良心和理性并未完全泯灭,身上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因为谨慎胆小的缘故,知识分子不能为打江山冲锋陷阵,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迩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基于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一八五三年,法国大使朵博尔隆到南京晋见洪秀全,意图和太平天国联合起来对抗清政府。这个主动送上门来的橄榄枝对太平天国自然不是一件坏事,可天国的所有领导人物大都是一字不识的农民,对国际局势跟清政府的那些酒肉官员一样地茫然无知,硬生生地把这件好事看成是一件天大的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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