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休之在中国历史上也算是个十分有趣的人物,他身为晋国宗室,却一生颠沛流离,历经东晋、南燕、后秦、北魏四国,他的列传并见于南北两朝的史书《晋书》和《魏书》(与他情况类似的南朝宗室亦有不少,比如刘宋宗室刘的列传并见于《宋书》和《魏书》;南齐宗室萧宝蠢的列传并见于《南齐书》和《魏书》,等等,关于这些人的事迹,我们将在后文陆续提到)。在朝秦暮楚的南北朝时代,我们无须对他的道德人品进行押击,他也不过是大国博弈、政治斗争之下的牺牲品。
刘毅被诛后,司马休之继任荆州刺史,颇得江陵一带人心,由此却遭到了刘裕的嫉恨。这个时候的刘裕,对权力的渴求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需要的是像刘敬宣那样即使不在身边也能够做早请示、晚汇报”的听话的部下,而不是能据守一方,有可能对他形成威胁的地方长官,因此他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就不得不对司马休之有所动作。还别说,加罪的借口很快就被他找到了。
借口来自司马休之的长子司马文思,此人轻浮放任,喜欢四处结交好友,颇有些侠土之风。他袭了伯父司马尚之的谯王爵位,呆在那一带,每日里只与亲朋好友、随从小厮们外出打猎,有时跑到别人的坟头上,感觉玩起来碍事,就一把火把坟头给烧了。这样的纨绔作风,在以往的皇族宗室中并不少见,但却偏偏冒犯了刘裕新颁布不久的严正法规。结果,堂堂亲王隔三岔五地吃官司,司马文思被折腾得十分不爽。
同时呢,他也看不惯司马氏的江山被姓刘的大权独揽,便与手下人暗中谋划作乱。计划还没成型,就被刘裕的细作探明,向刘裕禀报。刘裕早就盼着这样的情报了,当即下令收捕司马文思一党,诛杀他的手下,并将司马文思绑了送到江陵,叫司马休之自己看着司马休之明白刘裕这一手是冲着自己来的,他却只上一道疏,向朝廷谢罪,承认自己管教不严,请求朝廷解除自己的职务,并进步治罪。对于自己的儿子,他并不作任何处理,只是认为应该废掉他的王爵。刘裕十分不满,终于在第二年,也就是晋安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对司马休之摊牌,将还留在建康的司马休之次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一并赐死,自领荆州刺史之职。他把那个的事务都托付给刘穆之,亲自带兵讨伐司马休之。
司马休之已有防备,他与同样不满刘裕专权的雍州刺史鲁宗之及其子、竟陵太守鲁轨联络,并向朝廷上表列举刘裕的罪状,以荆州兵马对抗刘裕。刘裕听说司马休之的参军韩延之是个人才,有心招降,便给他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司马文思的事情,远近所知。
我去年把他执送给司马休之,给他留足了面子,而司马休之这个人毫无愧疚之心,此乃天地所不容的。我受命西征,只捉拿他们父子而已。你们这些原先的官员,一概不问罪。当年刘毅的手下帮着刘毅规划谋反,不得善终。如今足下诸位为形势所逼,并不想谋逆,我一向虚怀若谷,敬贤爱才(即“虚怀期物,自有由来”),只望足下能够早日归顺。将来军临城下,刀枪可是不长眼睛,只怕到时不小心伤了足下诸位的性命。足下可将此信给你的同僚看,希望他们也能顺应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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