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人掌机要的形成过程是什么样的,历史上该制度的意义是什么样的

寒人掌机要的形成过程是什么样的,历史上该制度的意义是什么样的

“寒人掌机要”是刘宋时开始产生的政治局面，由宋武帝刘裕开创，到宋孝武帝刘骏时全面完善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局面，并被此后的南朝各代所延续。

形成过程

“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是经刘宋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三代人的努力所创造的一种政治局面，随后贯穿整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

刘裕时期

“寒人掌机要”在宋武帝刘裕时期，形成了基本的政治雏形和架构，由此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

东晋门阀政治产生的根源在于士族专兵，皇权丧失了军事基础无法与门阀士族对抗，因此门阀政治横行于东晋一朝。刘裕代晋建宋后，针对此问题，将自己的核心集团——晋末的北府兵由东晋徐、兖二州控制的方镇武力改编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禁军，由中央领军将军、护军将军、中领军、中护军、屯将军等武官统领，中央尚书台(省)下的五兵尚书或皇帝所亲信的寒门掌握的某些机构如制局监秉承皇帝旨令，掌管军官任免及军队调动，中央禁军也因此被称为台军。台军的构成及地域来源虽然在宋孝武帝时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团军，但台军一直是中央借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装。台军将领几乎全是皇帝的雇从亲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将。他们通过军功上升，以致出将入相，刘宋时期的门阀士族因此丧失了他们在东晋时期专兵的特权，失去军事基础的门阀士族因此再也无法对抗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基础的刘宋皇权。这样，东晋时期皇权衰弱的局面不复存在，东晋门阀政治演而为刘宋皇权政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在刘宋得到重新确立。

因此宋武帝刘裕时期，寒门出身的武将因此执掌军权，同时刘裕在东晋义熙年间和刘宋永初年间，均推行了系列抑制豪强，重用寒门的改革措施，寒人不仅在军事上全面执掌大权，更在政治上也获得了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权力，东晋“门阀与皇帝共天下”的局面彻底终结，而刘裕临终前安排的四位辅政大臣，除谢晦以外，其他三位皆出身寒门。但必须指出，宋武帝刘裕时期，仅仅是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的开始阶段，这一时期门阀士族虽然已经屈服于皇权，且彻底丧失了军权，政治上的权力也被削弱，但任何政治势力的消亡都需要一个过程，尤其是士族虽然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越来越衰落，但他们在文化和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存在，故宋武帝刘裕在剥夺士族军事大权，委任寒人执掌军权，任用寒人参与执掌机要之职，限制和打压士族的政治特权的同时，又对主动臣服自己的士族进行了一定的拉拢和优待，以利用其在社会与文化上的影响力巩固政权。

文帝时期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初期，曾借助门阀士族的影响扫除辅政大臣集团，王弘、王华、范晔等门阀士族一度回归了政治中心，但这只是士族最后的回光返照，因为此时刘宋的皇权力量经宋武帝刘裕的改革已经得到了壮大，具备了对除皇权之外的一切政治力量的压倒性优势，皇权的复兴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宋文帝皇位稳固后，便开始重新回归宋武帝刘裕的政治路线，不断加强皇权的力量，抑制士族，任用寒人。宋文帝通过委任诸弟控制州镇，参与执掌朝政，又加以防范，同时配备有真才实学的寒人加以辅佐，并抬高由寒人担任的中书舍人的地位和权力，以彻底压制门阀士族的政治影响，又进一步增加中央禁军及太子东宫军队的力量，选备有杰出军事才能的寒人担任军队统领，扩充皇权的军事基础。皇权力量得到进一步壮大，因此门阀士族在重获短暂的政治荣光后不得不承认现实，仅仅在回归政治中心的三年之后，王弘、王华等高门士族又被迫上表让出高位实权之职，范晔、刘湛等高门士族更是被宋文帝借机诛杀和铲除。值得指出的是，在文帝委任其弟刘义康辅政的十余年间，史载其“爱惜官爵，未尝以阶级私人”，用人不论门第，出现“虽复位卑人微，皆被引接”的局面。宋文帝在位时，由文帝本人和其弟刘义康，引用的寒人与寒士，如沈庆之、秋当、周纠、戴法兴、刘道产、邓雍之、苏宝生、王弘(此为寒门王弘，与琅琊王氏的王弘同名)、徐爰等等。此外，地方的地方州府，宗王藩府也大量招聚寒门才学之人，充任文职僚属。随着文帝统治时，南方的进一步开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通过经营土地和经营商业而致富的寒门富室，这也使得相当一批寒门有较强的经济基础，通过各种手段，甚至不惜私下买卖士籍，篡改籍注，寻求政治地位的上升。宋文帝在位三十年，“寒人”的力量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州府和军府，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寒人主要充任具体事务的官职，这些被破格任用的寒门，其中不乏多有善政之人，如刘道产镇守雍州期间，“百姓乐业，民户丰赡……《襄阳乐歌》，自道产始”，这一时期也是这一新型政治局面发挥了克服魏晋门阀弊政的功效，取得最大效益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孝武时期

宋孝武帝刘骏即位后，在其父祖两代人改革努力的基础之上，大力推行集权改制，强化皇权，不仅在政治上全面削弱士族，更试图在社会、文化等方面压制士族的影响，同时全面起用寒人担任要职，门阀士族因此被彻底架空沦为边缘，寒人得以广泛参与到朝政上来。孝武帝统治时，许多门阀士族畏惧皇权的压力，纷纷离开政治舞台，寒人在朝堂则进一步得到扩充，孝武一朝形成了“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的局面，因此到宋孝武帝时，“寒人掌机要”的政治格局至此全面形成。

孝武帝刘骏即位之初，便下诏撤除“录尚书事”职衔，政事不得全部让尚书令、尚书仆射处理，责令尚书省较低级的官员尚书郎勤于政事，后甚至同时置两位吏部尚书以削弱其选举权力，并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寒人出身的戴法兴、巢尚之、徐爰、蔡闲等人以低级官职专执朝权，官员选拔、升迁、奖惩，孝武帝都要和他们商议后再作决定，由高门士族担任的尚书令、尚书仆射只剩下署空即在公文上签名认可的权利。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 [6] 此外，孝武帝还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出身的颜师伯、颜竣成为高官重臣;重用卜天生、鲍照、宗越、徐爱等寒门士人。宋孝武帝还通过委任有真才实学的寒门士人担任州镇军府掌管文书的典签，使其往来于朝廷与州府之间，让他们负责传递州镇各项要务上报给中央审核，同时负责监督，传达中央命令和辅助地方州镇长官处理事务，并拥有随时将情况直接报告朝廷的权力，州镇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此外，刘宋初年曾对魏晋以来的郡县官多为士家大族把持且任期过长的问题进行改革，地方的郡县官开始增加了一定的寒门比例。但由于不少士族在刘宋之前就长期担任郡县官，而那些即使有理政才干的寒门往往因为入仕年限比不上那些士族而在郡县官的任免中处于劣势。孝武帝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改革，诏令郡县官的任免应以实际才干为主，取消郡县官任免的入仕年限的门槛并缩短其任期，将郡县官的一任六年改为三年，同时重申刘宋武帝以来的官员选拔机制，寒门士人入仕升迁的渠道进一步得到了扩充。刘宋自武帝刘裕起，就一直重视学术和教育，复兴儒学，不断排抑士族所尊崇的玄学空谈之风，此前魏晋时由士族所垄断的办学、选举特权也渐渐向寒人开放，达到了宋孝武帝时达到了一个高峰。孝武帝不仅在政治上全面压制士族，在社会与文化上也推出系列举措抑制士族的影响，如进一步倡导儒学，兴办教育，大力推行复兴礼乐的政策和活动，从寒门文士中征聘儒学经师，限制士族所爱好的玄学之风，试图将国家的力量向文化和社会领域渗透，门阀士族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宋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外假”，“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经宋孝武帝的全面完善，至此全面形成。

历史意义

“寒人掌机要”使寒门庶族势力逐步控制了政治中枢，为寒人集团登上政治舞台，进而取代士族奠定了根基，也为隋唐科举制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什么政治制度

一、九品中正制

1、 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曹魏时，曹丕创立。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冲击了地主阶级的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魏文帝为魏王时，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人(士、农、工、商)错杂，详(核)无所”(《通典·选举》)，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已无法实行；同时，一些大姓名士已逐渐成为支撑曹氏政权的柱石，曹丕夺权建魏也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拥戴。这样，他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规定：各州郡设“中正”，负责察访、品评本州郡士人；中正评定人物，要“计资定品”，就是考虑此人家世官位的高低，确定“品”；还要看此人的才德，作出评议，谓之“状”；中正把被评者的品状呈报吏部，作为政府选官的依据。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反映了东汉以来豪族势力的迅速发展，曹操曾经打击过 不肯归顺自己的世家大族，但是他也网罗了一批名门大姓作为依靠。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豪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法律保证。特别是曹魏后期以来，中正一般都由“著姓大族”的官僚担任，这个制度就成了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最初，还比较注意评议本人才德的“状”，后来，状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品”成为选官任人的唯一标准。这样，九品中正制为士族门阀政治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2、 含义、内容：九品中正制是对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的选官制度。九品：划分人才优劣的九个等级。中正：评品官，一般按中央有名望的官员按原籍担任。中央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授予相应官职。?

3、 评定标准的沿革：初创时，家世、才能并重；至西晋重门第和家世，轻视才能。

4、 评价：东汉以来世家大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进一步促进了汉魏际士族形成及以后的巩固发展。 封建社会作为私有制的社会，从法理上讲属于身份社会，既然如此，就会需要森严的等级来确立社会秩序，官员也是如此，为了保证中央集权，使得政令畅通，不同级别间的官员建立起了不平等的关系。但正如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权力架构中的两极一样，士族的形成表面上即是这一制度造成，却也从理论上证明了社会权力的再分配。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九品中正制在当时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它扩大了统治的基础，有利于决策的民主性和执行政策的延续性。

二、士族制度——按门第高低为标准的选官制度

?1、 产生原因：士族制度的形成，从制度上讲是与九品中正制相关，从社会基础上讲与豪强地主势力尾大不掉相关，从历史根源上讲是小农经济的分散性相关，从社会权力根源上讲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矛盾和冲突的极端反映。

2、 含义：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特权阶层。“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庶族：士族以外的地主称庶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3、 发展过程（沿革）：是东汉以来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的豪强地主势力发展的结果。形成于汉魏（九品中正制度），巩固于西晋（门阀制度成熟），鼎盛于东晋（东晋是由士族支持下建立的），衰落于南朝（士族腐朽，庶族兴起），消失于唐末隋唐科举制度的冲击和唐朝末年农民战争的打击）。

4、 士族特权（士族的特权、西晋的士族门阀政治与士族制度。）政治方面：按照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袭要职。西晋政权以士族作为其统治基础，士族制度与士族政治得以巩固和发展。政治上，九品中正制保证了士族的政治特权。中正只重门第，当时有人写了专门记载士族的族姓家谱，中正就以此为依据评定人物品级，完全不看才德。这样，西晋政权完全被士族垄断，出现“公门有公，卿门有卿”，高门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经济方面：广占良田和劳动力。品官占田荫客制保证了士族的经济特权。文化方面：崇尚清谈，占据文官要职。东晋和南朝前期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势力之盛达到巅峰状态。社会生活方面：那时候，门第成为衡量贵贱的唯一标准，士族凭借自己的出身门第，享有特权，处处高人一等。永嘉之乱以来，大批士族迁到南方，“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他们与江南原有士族共同成为东晋政权的统治柱石。士族势力膨胀，特别是王、谢、庾、桓等高门士族，社会地位极其尊贵，权力极大，“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

5、 士族衰落的原因：士族的腐朽性和寄生性（不学无术、能力退化、生活腐化）南方士族在东晋、南朝前期势力最盛。东晋南朝前期，门阀士族重郡望、婚姻和流品，区分门第尊卑，等级森严。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上享有特权。东晋末年后，士族在奢侈腐化中开始走向衰落，庶族取而代之。他们为了维护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宣扬士庶天隔(可指导学生阅读、理解课文所列的史料)。但是，特权也造成了他们的无能，士族中的许多人已成了寄生于社会的废物。士族不愿带兵打仗，一些庶族就凭借军功，渐握实权。例如，刘裕就是这样权势大张，控制政权，最终建立起刘宋王朝。士族不屑做那些事务烦琐的官，自己的能力又差，南朝寒人乘机逐渐典掌机要。东晋末年，士族渐趋衰落。南朝后期，特别是侯景之乱的冲击之后，晋朝南渡时迁来的百家士族已经“覆略殆尽”。讨论南方士族衰败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应包括：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厮杀混战迭起；农民起义的打击；侯景之乱的冲击。在讨论中，教师对学生的发言都应给予适当的肯定，特别是如果有的学生能引用课文以外的历史材料作为论据，或提出了一些课文内容不包含的新观点，且言之有理，更应适当鼓励。史料：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王恺与石崇斗富：“恺以粘澳釜，崇以蜡代薪；恺作紫丝布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之；崇涂屋以椒泥，恺用赤石脂”?

6、 影响：士族制度和士族门阀政治是两晋南朝最突出的政治特点。士族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历代史家都有论及。“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族寒人，无寸进之路”，“魏晋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赵翼《廿二史札记》)。士族制度的加速形成和士族门阀政治盛行，也是西晋政治腐朽黑暗的重要方面。?

资料：魏晋动乱而黑暗，名士思治不得，苟且性命于乱世，心态畸形，对文化、思想、社会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传统的无形约束消失了，法律的明文制裁无效了，对天下、对自己绝望了，对人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摆脱名教而自命通达，形成所谓“魏晋风度”。儒家一向讲究仪表端庄，儒冠儒服，循规蹈矩，道貌岸然。魏晋名士过分讲究化妆，男人妇性化，或不修边幅，放浪形骸，走两个极端。“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音，绰约嫣然。”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喜欢“服妇人之服”。曹植洗澡后都涂脂抹粉。王羲之为女性化的杜弘治“天姿国色”倾倒。刻意效仿，使自己“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梁朝全盛时，贵族弟子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一些名士以丑为美，说丑话做丑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接待宾客“望客而唤狗”，参加宴会“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更有接待来客时赤身露体，却自名“通达”。另外饮酒与服药，成为时尚。曹操《短歌行》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世说新语》中云：“名士不必须奇才，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刘伶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服之药为寒食散（五石散），为纵欲忘却人间烦恼，长远追求长生不老。最安全的方式是逃避山林。向往庄子“织而衣，耕而食”。如陶渊明。

三、屯田制

国家强制农民或士兵耕种国有土地，征收一定数额田租。渊源于西汉，至曹魏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西汉前元十一年(前 169)，汉文帝以罪犯、奴婢和招募的农民戍边屯田，汉武帝调发大批戍卒屯田西域。但当时屯田主要集中于西、北部边陲，主要方式为军屯，且规模不大。东汉末年，战争连年不断，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粮食短缺，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是无主和荒芜的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是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有一部分劳动力号称为招募其实是被迫而来的。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缓解了社会矛盾。"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 50 人为 1 屯，屯置司马，其上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不隶郡县。收成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者，官 6 民 4;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军屯以士兵屯田，60 人为1 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但屯田制的剥削较重，屯田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身份不自由，屯田士兵则更加艰苦。三国时期，吴、蜀也都实行过屯田，只是规模和成就都不及曹魏。曹魏后期，屯田剥削量日益加重，分配比例竟达官 8 民 2 的程度，引起了屯田民的逃亡和反抗。屯田土地又不断被门阀豪族所侵占，于是屯田制逐渐破坏了。咸熙元年(264)政府宣布废除民屯。兵屯虽然继续存在，但作用已经不大了。

曹操在许下屯田做法：招募流民按军事编制，几十人一屯，开垦荒地，设官管理。

形式：民屯、军屯。军屯由士兵屯垦，民屯则招募流亡农民进行屯垦；屯田农民要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政府设官管理；屯田民要分别不同情况按比例向官府交纳收获物，但他们不再负担兵役。屯民的权力与义务：屯民享有土地使用权，按比例向官府交纳收获物。

性质：屯田制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土地属于国家，屯田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使之成为封建国家的依附农民，即农奴。

意义：屯田制的推行，安置了大批流亡农民，使流民与土地结合，稳定社会秩序缓和社会矛盾，促进了农业生产恢复与发展。一些地区经济残破凋敝的面貌迅速改观；曹操推行屯田，使军粮供应有了保证，为他基本统一北方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剥削沉重，农民没有人身自由，被固定于土地上，但由于农民被控制在国家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和对劳动力的争夺 。

4、 屯田制度的废弛。

?四、均田制?

均田制是我国古代影响很大的土地制度。它肇始北魏，不仅以后几个朝代相继沿袭，而且还被日 本 借鉴、吸取。均田令的颁行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1、 推行原因：西晋末年以来，北方多事，几无宁日，农民离散，田畴多荒。这使北魏政府的财政收入减少，也使政府掌握的无主荒地增多。推行均田制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

2、 目的：保证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力役征发。

3、 概况：时间：485年；人物：北魏孝文帝采纳汉臣建议。

4、 前提：在不触动地主利益的前提下，把封建国家控制的土地进行再分配，不是平均分配土地。

5、 内容：国家将掌握的土地进行分配。丁男受露田40亩，桑田20亩；妇女受露田20亩。妈婢与耕牛相应受田。农民能得到一定数量的田地；·土地不得买卖。年老或死去露田归还，桑田传后代。·官吏可按级别在官府所在地就近受田。·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一夫妇年纳粟2石，调帛或布1匹。丁田承担徭役。?

6、 性质、特点：封建土地国有制，是我国历史上较完备的土地制度。

7、 实质：变革奴隶制生产关系，建立封建生产关系

8、 意义：以法律形式承认受田者的土地事有权和使用权，改变了赋税征收的混乱局面，使更多农民成为封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保证了政府对土地、劳动力的有效控制，这也就保证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劳役需要。政府公开颁定均田令，公开授田，确定租调的数额，这些都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有些少数民族的贫苦百姓也成为了均田制下的受田农民，这也促使他们转为农耕定居，促进了民族融合，促进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地主则根据奴婢、耕牛受田的规定，官吏还可以受公田，他们的利益也都得到了保障。不准买卖土地的规定，对土地兼并有所限制；鲜卑贵族逐步转化为农业地主一向深远，及至隋唐都沿袭均田制

9、 局限：再一次从制度上固化了中国的小农经济。加之儒家推崇的无农不稳，重农抑商等，同时与中国的地理因素相关，中国的小农经济一步步得到强化。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占有不均匀的情况，而封建土地私有制是破坏均田制的主要原因地主占有奴婢，可以多得到土地，而农民受田往往不足。

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有利于什么

九品中正制，估计就是我所了解的曹操推行的九品官人制。
这种制度有利于官僚士族化的形成。因为当所有的官员都出自豪门，并且选官都从豪门世家里选的时候，平民根本没有做官的机会。这时候，会导致豪门永远达官显贵，就算他的公子哥们没有能力，也可以成为一个官员。用人唯亲，且为贵。这就是士族化的含义。
这样的选官制度通常来讲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明显隋唐的科举制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至少公平。但是这种选官制度推动了少族民族的封建化步伐。因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南迁时候，例如鲜卑族的北魏等等，都需要过渡到中原地区的封建化，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选官制度，以强化封建势力，达到封建化的目标。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魏晋的士与族

魏晋南北朝仅仅是过渡时代吗？

三联生活周刊： 阎步克教授在《波峰与波谷》这本书中将魏晋南北朝称为专制官僚政治的“波谷”，体制上的“变态”和“扭曲”。对于魏晋南北朝来讲，前有奠定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体制的秦汉，后有盛世唐宋，它仅仅是一个过渡时代吗？这段时代在中国古代帝制政治史上有何独特性和重要意义？

仇鹿鸣： 传统史学观点一般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比较黑暗的时期，当时国家分裂，战乱频繁，民不聊生。这种说法也没错。但在我看来，在中国 历史 上，统一作为一个主流是要经过魏晋南北朝才能成立的。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间非常长，整整有四个世纪。在这四个世纪当中，除了西晋有20余年的统一之外，基本都是分裂状态。

魏晋南北朝之后，中国 历史 上也有分裂的时候，比如五代十国。但是五代十国也就半个世纪多一点，而且当时北方还是统一的，是五个短命政权相连，只有南方分裂成了所谓十国。可以说，魏晋南北朝之后，国家分裂的时间都不长，也没有再陷入过碎片化的分裂状态。而在魏晋南北朝的400年当中，东晋十六国有100年都是碎片化的分裂状态，南方是东晋政权，北方连续有十六七个小的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生活在公元5、6世纪，他会觉得秦汉以来奠定的制度会持续两千年吗？如果这个人还比较有 历史 知识，他可能知道在现在的动乱之前，秦和汉都是大一统的非常稳定的王朝，但是在此之前春秋战国还有50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讲，假设我们穿越到过去，去问一个魏晋人，他对中国 历史 演变线索的认识，得到的答案可能会和生活在1400年之后的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反事实的假设。很多人，包括一些西方的学者，喜欢把秦汉帝国和罗马帝国相比较。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秦汉帝国没有像罗马帝国一样，分裂之后就再也没能重建起来？在真实的 历史 中，中国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代，然后重建了统一的隋唐帝国。 历史 有很多交错和偶然。尤其是在十六国时代，北方有五六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每个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互相斗争，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中国会不会变成罗马帝国分裂后的欧洲一样，变成一个一个小块？我们为什么后来又会连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如果要谈魏晋南北朝这样一段长达400年的分裂时期对整个中国 历史 的意义，我认为，它其实为隋唐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隋唐帝国和汉帝国很不一样，它融合了大量的少数民族。宋代人讲“唐人大有胡气”，指的就是这一点。我们现在经常喜欢讲，盛唐是一个开放多元的时代。开放多元作为盛唐的朝代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一个胡汉交融的 社会 。而胡汉交融，其实是八王之乱后、五胡入华的产物。在魏晋南北朝，胡汉关系主要是冲突和战争；到了隋唐帝国，胡汉才真正交融，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一个新的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格局。我认为这一点是魏晋南北朝对于整个中国 历史 最重要的影响。

我们现在经常讲，“中国 历史 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尽管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学术上没什么意义，但这也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实际上要到隋唐帝国成立之后才成立。假设有一个人活在公元618年前后，这时隋朝还没建立多少年就结束了，人们会不会觉得国家将再次陷入到四分五裂的局面中去？当时大家谁也不会想到，唐会重新建立一个300多年的稳定帝国。

三联生活周刊： 您的意思是，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共存的局面，为后来一统天下的唐帝国提供了一种弹性。

仇鹿鸣： 确实提供了一种弹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主要原因是胡汉之间的民族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到北魏六镇之乱，这个问题仍没有解决好。后来经过长期战争冲突和文化的交融，胡汉问题才在北朝末期得到基本解决。到了隋唐，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核心问题了。隋末，天下群雄相争。虽然有些人具有胡人血统，但大家不是民族之间的斗争，只是政权之间的斗争，没有人想要代表某一个民族集团压迫另一个民族——这种统治是不会稳定的。正因如此，唐统一全国后，政权可以很快地稳定下来。

五胡入华其实是中国 历史 上一个非常巨大的变量。他们能否融汇于中国原有的政治体制和 社会 ？还是从此一直胡汉分治？其实 历史 有很多偶然，也许当时过了几百年还是解决不了民族问题，只不过出于偶然，经过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风雨之后，北方解决了这个问题。隋唐帝国本质上继承的是北朝，消弭胡汉界线。对于目前生活在现有中国这个版图上的人来讲，隋唐帝国的意义，就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漫长的分裂时期，找到了一个重新统一中国的方法，而统一的基础是消弭胡汉界线。唐代很多一流的文人都是胡人出身，比如白居易、元稹；但是你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有胡人的特点，当时的人们对于是胡人还是汉人并不在乎。我想，如果没有这种消弭胡汉界线的意识，中国可能永远都统一不起来，至少不会维持长久的统一。我还曾经设想过，如果在淝水之战中，前秦即使取得了胜利，它也不会维持很久；伴随着新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前秦政权会迅速瓦解。

士族政治的形成有何独特性？

三联生活周刊： 东汉末年至魏晋之际，作为士族政治形成的初始阶段有何独特性？

仇鹿鸣： 一般来说，东晋南朝是典型的士族时代，我们将其称为“门阀的时代”，或者说“五朝门第”。既然东晋南朝被认为是士族达到全盛的时代，那么在研究上就有一个溯其源流的任务。如何理解从东汉末年到西晋这段时期，政治和官僚阶层的构成和凝固这样一个 历史 的变化，是问题的核心。

魏晋之际的这个 历史 变化，其实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在偶然的面向上来讲，曹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这两次王朝转换，出于主客观的原因，没有采用暴力革命的形式。从主观上来说，曹操和司马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寄生于前一个王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20多年，司马氏代魏也准备了长达16年的时间。魏晋两朝的更替没有采取暴力革命的形式，后一个王朝的官僚阶层和前一个王朝的官僚阶层有相当大的重合性和延续性。从客观的外部形势来讲，曹氏和司马氏在当时都面临着外界军事压力，当时还处在一个分裂的时期，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官僚阶层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保持稳定和延续。西晋初年，政治已经有了相当强的世袭特征。其实，在东汉已经有四世三公的现象，比如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但是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而到了西晋前期，一个家族中三代甚至四代人仕宦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另外，魏晋时期还出现了一个变化。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生发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清”，对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清”这个概念下，士大夫形成了一套自己标举的方式。从传统意义上讲，官员身份的高低其实并不取决于他的道德品质，而取决于他在国家官僚阶层中的地位：大家大多尊敬的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的位置。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也是一样——无论是魏晋发展出来的官分九品，还是秦汉的爵秩制度，都是如此。但是在党锢之祸中形成的这个“清”的概念，使得士大夫能够以此来抗衡官品的高低。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所谓“清流”的人物，哪怕官品不高，甚至没有做过官，但是依然能够得到极大的尊重。而如果你是因为卖官鬻爵、行贿受贿，或者依附于宦官外戚的手段取得官职，哪怕你位居高位，也会受到士大夫的鄙视。魏晋时期，“清议”慢慢地转变为“清谈”。“清议”就是议论政治，抨击时政、品评人物，这被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的统治者所厌恶；慢慢地，士大夫对政治直接的批评变成了更具哲学和技巧性的“清谈”。“清谈”擅长谈辩，以漂亮的、具有哲理的表述作为自己的文化特征。

三联生活周刊： 在西晋初年，这两个因素已经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一个是累世为官的官僚阶层的形成，第二个是在这些官僚阶层中，存在着共同的对于清谈，以及后来玄学文化的认同。这些变化如何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之后得以延续和加强？

仇鹿鸣： 八王之乱后，五胡入华，整个中原处于战乱状态，东晋政权被迫南迁到建康（今南京），形成了东晋南朝的政治局面。其实一开始，司马氏并没有想到此后政权会一直退居南方。留守在南方、后来成为晋元帝的司马睿，在当时其实只是一个人望比较低的宗室亲王。真正有机会逃到南方的司马氏宗室甚至都不多。当时人称“五马渡江”，其实就是说五个宗室王逃到了南方，司马氏剩下的宗室基本都在北方的战乱中覆灭了。因此，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大大衰弱。

战乱也使得西晋时期大量重要的官僚家族被清洗掉。不过也有一些家族，如琅琊王氏，在与东晋政权一同过江之后，地位大大上升。这些官僚阶层在西晋就存在文化认同，而到了东晋，在皇权衰弱的背景下，地位更加强势。士族，作为一个官僚文化阶层，就这样出现了。

三联生活周刊： 您在您的书中提到，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是官僚阶层的不流动。为什么源源不断地有寒族的力量被任用、参与到政治事务中，但是最后还是形成了一种封闭的官僚体系？

仇鹿鸣： 西晋初年的官僚阶层大都经历了从东汉到曹魏这100多年的时间。这一批人其实已经通过世宦、婚姻等方式形成了一张庞大的网络。此时也有一些出身平凡但有才能的人崛起，但这些人主要是因个人功劳而进入到西晋政权当中的。这种个人力量与其他的家族，以及家族之间构成的网络相比，还是很微小。这些崛起的寒人多立下的是军功，文化水平较差，融不进当时的清谈圈子中去。邓艾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在军事上很有才能，地位很高，但他有点口吃，融不进当时的圈子。也有一些人成功地融入进去了，比如石苞就是寒士出身，由于军功显赫，受到司马氏的重用，地位很高。到了他的儿子石崇，已经可以对当时的文人阶层产生重要影响了。寒人与士族并非截然对立，存在着转化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 在魏晋南北朝中，寒人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仇鹿鸣：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寒人扮演的是配角。在大部分士大夫、士族的眼中，寒人的形象是不怎么光彩的。当时有一个词经常和寒人连用在一起，叫做“躁进”，意思是非常积极进取，想要做官，是一种带有贬义的描述。这也说明了当时的官僚阶层非常封闭。在西晋初期，人们已经非常明显地感觉到，一个人如果 社会 身份比较卑微，哪怕他很有才华，也很难在政治上获得高位。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左思所说的“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这个现象在东汉末年还不明显，但到了西晋初年，态势已比较明显；到了东晋南朝，士族政治就稳定下来了。

对于当时的士族来讲，“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意思是，只要你按部就班地做官升迁，要做到三公九卿这样的高位并不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不愿意处理烦琐的事务。当时士族口中的“清”的概念，和现代人的观念很不同。士族认为，“清官”，首先是要 社会 声望高；这是我们现在也能接受的。但是“清”的第二点可能是我们现在不能接受的，那就是要事情少才称得上是“清”。但在士族时代，他反而不看重财政、国防这种最有权势、最有油水的部门，因为这些部门都要处理很多日常的事务。士族比较喜欢担任的是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清闲、具有美望的官员，像著作郎、秘书郎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财政部、军事部等需要处理大量事务的部门，其实才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能够维持运作的根本原因，更何况东晋南朝还经常面临着北方政权的威胁。在当时，皇帝往往会用自己亲信的、具有行政才能的寒人，也就是在士大夫看来比较“躁进”的人。南朝时期存在一种现象，叫做“寒人掌机要”——这不是后来的 历史 学家的观察，而是当时的人就能观察到的现象。比如，中书舍人，相当于皇帝的秘书，负责诏令的撰写和传达，是当时最繁忙、也最有权力的官职。在南朝，这一类位置往往都由寒人所担任。这是南朝相对于东晋的一个很大变化。东晋中期，比如淝水之战的时候，北府兵是由谢氏家族统领的，那时士族还能承担实际的带兵打仗的任务；但是慢慢地，士族越来越没有处理实际政务的才能，实际任务就落到了皇帝所亲信的寒人手里。

魏晋之“士”有何特点？

三联生活周刊： “士”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 社会 、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都密相呼应。与唐宋乃至明清相比，魏晋之“士”有何特点？

仇鹿鸣： 魏晋之外的其他时代，士更多是一个个体。宋代士大夫的代表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但是他只代表了他个人，不代表范氏家族。在 历史 上绝大部分时间，士是一个个体，强调的是因为有政治才能或德行而为官，或者被人尊敬的个人。

而在魏晋，士是一个家族。不是说个人才能不重要，但是在大的层面上来讲，一个人在政治上有地位，往往与他的家族地位有关。一些学者喜欢把士族比附为贵族，我认为二者并不完全等同，但也有一定道理。魏晋政治中，门第能够取代个人因素，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是与“族”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与其他时代很不一样。

三联生活周刊： 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仇鹿鸣： 这种转变在西晋时出现端倪，在东晋逐渐凝固。东汉末年时期的“清议”讲的就是品评人物，这时还是以人物为中心。魏晋被称为“人的觉醒”的时代，很多研究文学和哲学的学者对这个时代有很高的评价。出现了“竹林七贤”等一批非常有个性的人，这些人完全是因为他们特立独行的表现和才能而被人所看重。这个时候还是“竹林七贤”，而不是“竹林七族”，他们是作为个体而出现的。但几乎在同时， 社会 阶层也在凝固，官僚阶层累世为宦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西晋时还有一些出身不太高或者说家道中落的人为人所看重，但到了东晋，门第因素已经变得至关重要。我们谈王谢的时候，谈的其实不是王导和谢安两个人，而是两大家族。

三联生活周刊： 魏晋之后，士从家族向个体的转化又是怎么发生的？

仇鹿鸣： 一直到唐代，门第都非常重要。学界一般认为，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都是士族时代，只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比较衰弱，士族的力量强一些，而到了唐代，士族开始走下坡路，在黄巢起义中基本全都覆灭。后来的宋代基本上是一个庶民时代，很多官僚都出身平平，是靠科举考试，而不是家族步入仕途的。这种变化也是唐宋变革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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