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周有什么样的形制特征造成了什么影响

宗周有什么样的形制特征造成了什么影响

宗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建构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成为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典范。

《诗·大雅》中不仅记述了周文王伐崇胜利后营建丰京并自岐迁都至丰，以及武王宅镐的史实，而且表明丰京有坚固的城垣和护城河 。在另一首周人讲述开国历史的史诗《诗·大雅·皇矣》表明崇城是有高大坚固城墙的，而丰京堪与崇城相匹敌。

《周礼·考工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而市。”《左传》 、《诗·小雅·巧言》、《诗·大雅》和一些西周金文不仅表明丰京和镐京内建有宫室、朝寝和宗庙建筑，而且城中街衢井然。

通过考古发现，西周丰镐两京处于中国古代都城发展的初期阶级，呈现出中国早期都市的一般特征。

一、丰镐两京是沿河谷阶地发展起来的城市，城市设计因地而宜，比较朴素、自然而强调实用功能。

二、两京以政治为主，城区的主要面积多为王室宫殿、宗庙和贵族居址采地所占据，是西周王室对全国施行政治权力的中心地点。

三、城市的商品经济功能较为薄弱。巳发现的各种手工作坊多分布在重要居址附近，依附于西周王室和各级贵族，主要用以满足上层贵族的奢侈生活和各种享乐要求。各居住点周围多与农作区相连，呈现出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倾向。

四、城市布局较为松散。在都邑内宫殿区、贵族居址和若干居民点稀疏地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不少居住地周围是族墓葬地，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居邑由许多这样的血缘胞体组成，如同史前社会一般村落遗址一样表现出较为浓厚的原始特征。

在历史时期，王朝国家政治因素对古代文化有着重大影响，从一定层面上说，不同的地理因素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多元性，而政治因素却使考古学文化具有强烈的统一性。

西周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奠基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对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乃至当今社会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这一时期宗周文化和势力达到极盛，周王室统治区域和文化影响范围空前扩大。分封制的进行，促使方国众多。宗周文化及政治势力的强大使无论分布于何地的青铜礼器的形制、铭文及书写位置等都高度一致。这一方面反映了西周文化的高度一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周王朝在广大区域中强制推行王朝礼制文明的结果。

宗周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考古发现揭示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精神领域，长江流域诸部族也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反映出不同身份的人可不同程度地使用中原商王朝的礼器制度，并借此来规范社会等级秩序。

西周时期，宗周京畿地区成为当时广阔地域中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强势文化向四周传播，周围各区域文化正是在这种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进行大融合、大统一。这不仅是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并为西周时期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7座「西京」城

说起“北京”、“南京”、“东京”，人们都能很快反应过来是哪几座现代城市。这三座带“京”字儿的城市与日本的京都一道，构成如今东亚世界仅存的四座仍然保有“京”字的地名。很多人或许有过这样的一个疑问，既然北、南、东三个方位都有各自带“京”的地名了，为何又独独缺了一个“西京”呢？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古代，就会发现中国曾经有过7座被称为“西京”的城市，那么，究竟是哪些呢？背后又有什么样的 历史 ？

丰镐（今陕西西安）、咸阳（今陕西咸阳）、长安（今陕西西安）分别是西周、秦、西汉三朝唯一的京城，并没有明确推行“两京制”，所以也便没有正式被当时的政权称呼为“西京”的城市。不过，由于西周初年周公曾在河洛地区设置洛邑，并称其为“成周”，与宗庙与天子所在的“宗周”丰镐并立，“成周”负责坐镇周王朝在灭商以后得到的东方领土，“宗周”在担当天子居住与宗庙祭祀功能的同时，也有坐镇周王朝在灭商以前的西方固有领土的职能。宗周丰镐与成周洛邑，构成了西周时期在事实上的“东西两京”，为后世“两京制”的最终成型（东汉时期）奠定基础。

西汉王朝始终保持着关中长安的本位政策，洛阳与其他留有行宫的城池没有太大区别，但西汉中后期儒士们已经在以“周公营洛”为标杆，号召统治者迁都洛阳了，王莽的“新朝政权”便响应了儒生的号召，将洛阳升格为“新室东都”，以长安为“新室西都”。“都”与“京”同义，可以说昙花一现的王莽新朝第一次设置了“两京制”，也第一次正是给了长安一个“西京（都）”的京号。

东汉政权以洛阳为首都（并改名为雒阳），一下子就持续了一百八十年。由于东汉政权需要宣扬自家政权是西汉政权的延续，也就必须尊隆长安。因此，东汉政权便将洛阳称呼为“东京”，将长安称呼为“西京”，又将南阳称呼为“南都”，实行三都制，给予长安、南阳以特殊地位，从而为东汉政权继续维护西汉帝陵、宣扬自己是西汉的继承人提供制度上的方便。

接替东汉的曹魏政权，继续定都洛阳。曹魏以洛阳为中都，并按照方位设置了许昌、邺城、长安、谯城四大陪都，并分别配上“四方位”，给予东南西北京的称号，这是我国古代 历史 上第一次施行“五京制”。其中，长安由于位于洛阳的西边、曹魏版图的西部，所以继续被称为“西京”，并为曹魏政权坐镇雍凉两州，防御蜀汉政权、西羌与西部鲜卑。接替曹魏的西晋政权并没有设置陪都，西晋崩解以后，有且只有石勒建立的后赵政权曾经以长安为西京，剩下的政权则并没有设置东西两京。

到了北周再度统一北方的公元577年，北周政权在新征服的北齐故土上以洛阳为东京城，并设置了“东京六府官”，“六府”是北周政权设置在新征服地域的地方重镇行政机构，它是对北周中央六府（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照搬”，从而直接与中央六府对接工作，北周在并州（晋阳）、相州（邺城）等北齐当年的重要城市，都设置了这种全权行政机构。那么相对的，，北周的首都长安很可能在当时也便被称为“西京”了，虽然这种猜测由于北周在设置东京后只存续了四年便被隋朝所取代，并没有史料可以直接证明长安在北周末年便被明确称为“西京”。紧接北周的隋文帝时期，定都长安并且营建大兴城（隋唐长安城），并没有明确建立“两京制”。隋炀帝在仁寿宫变后接班，方才在营建并迁都洛阳后，以洛阳为东都，以长安为西都，长安也便再次正式成为“西京”

隋朝在隋炀帝的一系列急政中走向了灭亡，李唐政权最终在隋末大乱中重新统一天下。除了武则天的武周时期与唐哀宗被朱温控制的傀儡时期以外，李唐政权几乎始终以长安为帝都所在，同时是唐王朝的“西京”。

唐朝在建国以来一直叫长安为“京师”，直到公元742年（唐玄宗时期）才第一次以长安为“ 西京” 。公元757年，由于唐肃宗曾经在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驻跸指挥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因此改以凤翔府为“西京”，改称长安为“中京”。公元762年，由于安史之乱逐渐平定，便不再称呼凤翔府为“西京”，中京长安也被改称为“上都京兆府”，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唐朝灭亡。

可见，在整个李唐时期，长安只有在公元742年到公元757年的15年间，被明确设置为西京，凤翔则在公元757年到公元762年的5年间被明确设置为西京，其余时间则以【京都】【上都】之类的称呼存在。但是，自汉以来，长安城毕竟是做了一千多年的西部京师，唐人还是习惯把长安称为“西京”，虽然官方并没有始终认可。另外，虽然短暂，长安之后，凤翔则是我国古代 历史 上第二个被明确授予“西京”称号的城市。

在从周朝到唐朝的两千年 历史 之中，以农耕产业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始终以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长安（及其前身丰镐、咸阳）与洛阳各自位于关中平原与河洛平原之上，实现大一统与北方一统的王朝也往往将其帝都选在长安或洛阳，这种摇摆于“东西两京”之间的周秦汉唐定都规律，其实正是关中与河洛在周秦汉唐时期位于整个华夏文明战略中心的体现，甚至即便官方没有授予长安以西京的称号，民间也会在习惯上称呼长安为西京或西都，这种习惯甚至影响到了宋元时期，著名元曲大家张养浩的一句：“望西都、意踌躇，宫阙万千都做了土”，便是明证。

后梁政权 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 后唐政权 再度 以长安为西都 ，但取代后唐的 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 ，则先后把位 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 当做首都，并称其为“ 东京” ，与东京相对的西京则被安排给了洛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要知道洛阳在唐末以前的 历史 中，总是以“东京”“东都”为其京号的，却因为关中与中原地区在唐宋之际的持续衰落，而变成了五代政权与北宋政权的“西京”。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西京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西都”，南唐国的西都便是国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市，与南唐陪都东都江都（今扬州）并称东西两都；吴越国的西都则是首都杭州，与吴越陪都东都越州（今绍兴）并称东西两都。所以，金陵（今南京）与杭州也曾短暂做过东南割据政权的西京城。

北宋政权实行“四京制”，分别设置东京开封府（今开封市）、西京河南府（今洛阳市）、北京大名府（今大名县）与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市），而洛阳作为北宋的陪都，保有了“西京”的名号，洛阳在当时甚至成为中原士人的文化中心，二程在此开创“洛学”，司马光在此编著《资治通鉴》，如欧阳修等文豪又多有在洛阳任官创作的经历。南宋偏安后，只是以杭州为“临安”，在理论上并没有放弃已经被金国所占领的北方四京，可以说，洛阳依然是南宋政权在名义上的“西京”。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西京。辽朝与金朝的“西京”，都是大同府，也就是今日的山西省大同市。大同由于始终处于辽金版图的西部重心地带，所以获得了两百年左右的辽金西京地位。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 兴庆府 为“东京”，以军事重镇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为“西京”，从而模仿中原政权形成两京并列的形制。

辽宋夏金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在长达七百多年的时间里，均未曾设置过西京或西都，所以西京、西都之名号，便没有像南京、北京那样从“京号”转化为地名，这才消失在了 历史 的长河中。

当然，东西京的消失、南北京的存续，其实也反映了我国古代 历史 上，从【汉唐千年】的东西双轴格局，向【元明清千年】的南北双轴格局转化的大趋势，无论是长城以内，还是长城以外，中原政权与塞北政权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向东移动，整个元明清三朝的军政经文重心都分布在东北、华北、江南一线，并由大运河南北贯穿，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便没有必要在设置【东西京】了，或许这就是【东西两京】之名没有像【南北两京】之名那样留存下来的原因吧？

中国传统汉服为什么会消失？

汉服并未消失，只是知道的人比较少而已，导致当今知道汉服的人少的原因便是在清兵入关之后，为防止汉人兴起，不接受他们的文化，推翻他们的政权，而下令剃发易服，一人不剃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于是汉服就这样消亡了。

汉服“始于黄帝，备于尧舜”，源自黄帝制冕服。定型于周朝，并通过汉朝依据四书五经形成完备的冠服体系，成为神道设教的一部分。因此后来各个华夏朝代均宗周法汉以继承汉衣冠为国家大事，于是有了二十四史中的舆服志。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治天下，益取自乾坤”，是说上衣下裳的形制是取天意而定，是神圣的。汉服还通过华夏法系影响了整个汉文化圈，亚洲各国的部分民族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不丹等等服饰均具有或借鉴汉服特征。

扩展资料： 《马王堆三号墓遣册》关于“汉服”最早的记载：“简四四‘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中的“汉服”是指汉朝的服饰礼仪制度，即《周礼》《仪礼》《礼记》里的冠服体系；而成书于唐朝的《蛮书》的记载：“初袭汉服，后稍参诸戎风俗，迄今但朝霞缠头，其余无异”中的“汉服”指的则是汉人的服饰礼仪制度 。

汉服的形制主要有“深衣”制（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上衣下裳”制（上衣和下裳分开）、“襦裙”制（襦，即短衣）等类型。其中，上衣下裳的冕服朝服为帝王百官最隆重正式的礼服；袍服（深衣）为百官及士人常服，襦裙则为妇女喜爱的穿着。普通劳动人民一般上身着短衣，下穿长裤。

参考资料：汉服-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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