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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周到秦汉,国人的族群意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说历史 2023-06-06 07:48:40

从商周到秦汉,国人的族群意识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分封制度以及郡县制度同时进行。后期汉武帝更是推出推恩令以及独尊儒术两种不一样的手段。相比之下,偏向于柔和的手段能够被大家接受,但政权的改变也意味着需要重新的创建,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1.郡县制、分封制同时进行

按照历史的趋势,当时的汉朝应该按照规定实行郡县制度。但在进入到西汉初期,显然违背了原则,反而形成东西异制的局面。刘邦选择体制制度是对于所有有功之臣的一种赏赐,更是一种妥协。而这种做法必然能够有效缓解清朝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冲突,尤其是秦朝,一直都希望能够统一文字。中央集权在逐渐加强之后就能够有效促进人群的联系以及文化的交流,使得汉朝的经济文化具有着空前绝后的发展,慢慢会形成潜意识的思想。

2.汉武帝的推恩令与独尊儒术

在汉朝的统治下,各个国家的国土面积比较大,土地人口比较多,拥有着军事独立性,拥有着较强的政治独立性,因此推恩令的出现,能有效完美改善所有的一切问题。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好像和当年秦始皇所以推出的焚书坑儒有着相应的作用,无非是为了完美加强皇权的统治,希望能够达到统一天下人的作用,使得天下人对于汉朝能够拥有着一个认可度。

3、怀柔的手段容易被接受

之前的手段显然会有一些偏向于教化,因此一般人无法接受,可如今会慢慢的选择一种柔性的手段,自然能够让大家接受,而且也会成为了忠君爱国的一个主要行为典范。总体而言,每一个政权的改变,每一次朝代的更替都需要重新建立,都需要面临文化崩溃,这是一个正常的事件,要想创建一个新文化观念,必然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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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分为几个阶段,每个时期如何划分

3个阶段,分为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

1、中国古代史

中国古代史经历了以下阶段:原始社会(170万年前-公元前2070年)、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046年)和封建社会。

其中封建社会可分为五个阶段:战国、秦、汉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三国、两晋、南北朝,是封建国家分裂和民族大融合的阶段。隋唐五代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辽、宋、夏、金、元,是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继续发展的阶段。明、清,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封建制度渐趋衰落阶段。

2、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迁至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

3、中国现代史

中国现代史是指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分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两大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建立政权、巩固政权、探索与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富强、民主、自立的一段发展史。

扩展资料:

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是指中国从中华文明产生到现在的历史。中国历史悠久,自黄帝部落的姬轩辕(也称公孙轩辕)时期算起约有5000年;从三皇五帝算起约有4600年;自夏朝算起约有近4100年;从中国第一次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朝算起约有2240年。

中国历经多次政权演变和朝代更迭,也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经济、文化、科技世界瞩目。

中国史前时期炎黄二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约公元前2070年,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朝出现。东周推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思想上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帝国—秦朝,西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局面。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中国陷入分裂割据局面,五胡乱华期间,异族融于中国趋势加强,诸多民族在分立政权的冲突中逐渐汇聚。

隋唐时期,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更为密切,经济繁荣、科技文化高度发展。宋元时期,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经济、科技发展到新的高度。明朝鼎盛时期,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明末在江南地区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确立了共和政体。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混乱时期。

后经国民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经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1978年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历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史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现代史

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有怎样的关系

文化创新是实践“三个代表”、建设先进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文化创新,就是创建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创新主要有内容创新和观念创新。

文化创新能够弘扬、更新既有的民族精神,使得民族精神与时俱进、更上层楼,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民族精神的培育,能够促进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创新,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坚持民族精神的培育,推动文化创新的开展。

扩展资料:

文化创新对于民族精神的培育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能够弘扬、更新既有的民族精神,使得民族精神能够与时俱进、更上层楼,而且能够创造出新的民族精神,提升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同样,民族精神的培育,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我们应当坚持文化创新,促进民族精神的培育;坚持民族精神的培育,推动文化创新的开展。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网-李宗桂:文化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培育

旧中国曾经蒙受的耻辱和今日祖国的强大

一、屈辱史

1、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政府以林则徐虎门销烟等为借口,决定派出远征军侵华。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懿律、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领下,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

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弥偿而告终。中英双方签署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掠夺土地,对外关税进行赔偿和谈判,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开始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独立地位,推动自然经济解体。

2、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5月28日,的武装侵略战争包括八大国,包括大英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和奥匈帝国。

入侵中国的联合国部队总数约为5万人。设备齐全,功率非常大。 1900年8月14日,北京市被彻底摧毁。八国联军的任何地方,谋杀,纵火和抢劫!紫禁城,中南海和颐和园有无数珍宝被盗和抢劫!

八国联军的总指挥韦德韦斯特后来承认,中国所遭受的所有损失和抢劫的细节将永远无法被发现,但这一数字将极为重要。 1901年9月7日,由于签署了“辛丑条约”,中国从此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给当时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痛苦。

3、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又称《瑷珲城和约》,是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28日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该条约令中国失去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60万平方千米的领土。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当时清政府拒绝批准该条约。1860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清政府始予认可。

4、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5、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是中国清朝政府和日本明治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今山口县下关市)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

《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巨大利益,刺激其侵略野心;使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该条约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需要,随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二、成就

1、文学作品极丰富,创作更自由

新中国文学所发生的变化、获得的成就、取得的经验异常丰富、极其重大。文学在反映时代生活上,方法更多样,手段更丰富;党和政府在领导文艺事业方面也获得了宝贵经验,使"二为""双百"成为基本方针与方法并且坚持不变,文学越来越走向一种良性互动。

2、港珠澳大桥落成通车 成为一项革命性创举

据拉美社报道,2018年中国一项革命性创举就是港珠澳大桥落成,这项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工程项目把香港、澳门和珠海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大缩短了往返三地的路程时间。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途。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从设计到建设完工历时14年,它集桥、岛、隧于一体,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3、从“死亡之海”到“希望之地” 中国“绿色奇迹”惊艳世界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脊线以北,黄河“几”字弯里南岸。南非新闻网站“独立在线”曾这样描述治理前的库布其沙漠:“中国的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曾因其恶劣的环境条件以及当地居民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而被称为‘死亡之海’。”

而如今,经过几十年科学治理,这片“死亡之海”已然变成了一处“希望之地”。库布其成为全球防治沙漠化的典范,也成为世界观察“美丽中国”的窗口。

4、复兴号

英文代号为CR,列车水平高于CRH系列。三个级别为CR400/300/200,数字表示最高时速,而持续时速分别对应350、250和160。早期的两个型号是红神龙CR400AF和金凤凰CR400BF。复兴号CR400系列是上档时速400公里、标准时速350公里。

在350公里时速下复兴号与和谐号CRH380相比,总能耗下降了10%。复兴号从300公里提高到350公里时速,能耗大概增加20%-30%。

2018年7月1日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首次投入运营。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已全部更换为“复兴号”。?

2018年12月9日,“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项目获第五届中国工业大奖。2018年12月24日,时速350公里17辆长编组、时速250公里8辆编组、时速160公里动力集中等多款“复兴号”新型动车组首次公开亮相。

5、嫦娥四号探测器

它由着陆器与巡视器组成,巡视器命名为“玉兔二号”。作为世界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其主要任务是着陆月球表面,继续更深层次更加全面地科学探测月球地质、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完善月球的档案资料。

2018年5月21日,嫦娥四号中继星“鹊桥”号成功发射,为嫦娥四号的着陆器和月球车提供地月中继通信支持。 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探测器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冯·卡门撞击坑的预选着陆区,月球车“玉兔二号”到达月面开始巡视探测。2019年1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器与玉兔二号巡视器完成两器互拍,达到工程既定目标,标志着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

2019年2月11日,嫦娥四号着陆器、玉兔二号月球车进入第二个月夜休眠模式。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这些中国成就闪耀世界,引发外媒高度关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第一次鸦片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参考资料来源:新华网——祖国文化60年成就

这部写于1975年的书,惊人地预知了后来发生的全球族群危机

2018年10月27日,一名声称「所有犹太人必须死」的男子,闯进美国匹茨堡的一所犹太人教堂,疯狂枪杀了11个人。几乎同时期,中美洲难民组成万人「大篷车」,向美国边境进发。这两件事不仅影响了美国的中期选举,也让人看到了族群引起的问题在美国再度掀起的巨浪。

▲2018年10月30日

川普与夫人在匹茨堡「生命之树」犹太教堂外

?美联社

这还只是最近刚刚发生的事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几乎全世界都正在遭遇着前所未有的族群间冲突。这种冲突时而表现为宗教信念、文化源流的争端,时而则表现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狂潮。

这一潮流致使在二战结束后的70多年中,战争从未停止。它所造成的对文明的破坏以及人员的伤亡并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可它所吸引的关注和反思相比之下却显得太少。

从美国「9.11事件」、波士顿恐袭,欧洲的难民潮、苏联解体后东欧的民族分裂,到中东那些常年因民族问题而战火纷飞的地带,民族冲突、宗教对抗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

▲2001年9月11日发生于纽约,震惊世界的9.11恐袭事件,由基地组织劫持的飞机先后撞上了位于曼哈顿的世贸大厦双子座。

这一切纷争与杀戮,在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看来,都是源于政治变迁下人们所追求的群体认同。这种对群体认同的追寻,迫使人们加入或建立起自己的族群(ethnic group),最后以一种激情与冲动,对不同于自己族群的一切发起战争。

基于对人类族群的研究,伊罗生写出了他的代表作《群氓之族》,副标题为「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这本书不仅对二战以后世界出现的种种族群现象进行分析,反思族群产生的原因。同时,它更是对族群运动今后将可能带来的战争忧心忡忡。

▲《群氓之族》

译者:邓伯宸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年

这部写于1975年的书,惊人地预知了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印巴局势、中东战争、难民潮、极端组织、恐怖袭击,乃至美国黑人与犹太人的种族困境。使得这部书不仅成为当代族群问题的百科全书,并至今仍能藉此去照见人类族群的未来。

哈罗德·伊罗生所言的「族群」,在《群氓之族》中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含民族、种族、种群等概念,还包括宗教团体、社会组织、学术派别等文化意义上的族群。它们的共同点,在伊罗生看来,就是使人们找到自己的归属,在群体中获得某种自我。

同样,书中多次提到的「群体认同」(Group Identity)也是从心理学中的「个人认同」发展而来,他希望以此解释当今族群日益增多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

书的一开篇,伊罗生就旁征博引地列举了1945年以来三十年间人类社会的新变化,他以肯尼亚独立(1963年)之后,掌权的基库尤族所誓死捍卫的「姆庇之家」为例,提出了族群的象征概念。

所谓「姆庇之家」,就是基库尤族的集体崇拜,是他们文化的母体。这个母体不仅是所有基库尤人的总和,也内在地包含着他们的归属、目标。

在伊罗生看来,全世界都在重新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姆庇之家」,他写道:

「今天的世界上,到处都有这样的姆庇之家,住在里面的人,比过去更紧密地靠在一起,也更紧密地结合成一体。」

在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的过程中,虽然人类科技越来越全球化、传播系统愈发普及,一切都似乎将人类团结起来,世界成为了村落,知识得到共享。可是,人类不但没有一体化,反而愈发分裂了:

「面对世界资源与权力的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夺,人类社会正把自己撕裂,撕裂成越来越小的碎片。」

从1945年到1967年,根据伊罗生的统计数字,「种族或文化的杀戮」就有几百次,死亡人数约有748万。世界大战虽然已经结束,可区域战争却没有停止,和平仍然没有造访地球,反而用更广泛、更水火不容的战争取而代之了。

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现象?

伊罗生从四个方面考察了当今人类社会的族群问题,试图予以解答,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后殖民时代、后帝国时代、后革命时代和后幻想时代。

在后殖民时代和后帝国时代中,帝国经过重新的整合,或是由于经济,或是因为战争,它们不复存在了。后帝国时代的奥斯曼、哈布斯堡王朝,后殖民时代的大英帝国等等,它们对于自己的殖民地或曾经的势力范围渐渐失去了效力,在这些地方,当地的民族重新崛起。

尽管西方现代文化随着殖民的推进而进入,但多半徒然留下了制度和生产方式,却没有具有说服力的信仰和文化来继续影响这些殖民地。民族的强大群体认同使各地的人们聚合起来,寻找自己的「姆庇之家」。

▲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剧照,影片讲述了一战前后发生在奥斯曼帝国的众多事件,主人公为英国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上校(Thomas Edward Lawrence)。

而在后革命时代中,苏联不但没有解体(本书写于1975年),还正以惊人的速度壮大其实力。

但在伊罗生看来,苏联所承诺的「国际社会主义新秩序」已成闹剧,对于「民族问题」这一严肃的「中心议题」,不但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反而被斯大林的暴政宣告为一纸空谈。在斯大林统治期间,「有的民族整个遭到连根拔除与放逐」,被处死的人「数以百万计」。

▲圣彼得堡沙皇秘密警察关于斯大林的档案,这位格鲁吉亚人在1902-1913年曾被拘捕、流放数次。

伊罗生认为,一旦苏联的强权不能持续,它内部的各民族就将以自己的「姆庇之家」为国,各自分裂。而这种情况将深刻影响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最后,在后幻想时代,美国也不能继续自己的价值观兜售。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大杂烩」,美国无法建立一个使各民族得以统一的母国,一个完美的姆庇之家,而它体内却万流奔涌。

黑人追求的平等与权利、穆斯林的敌视、犹太人的身份困惑,以及过去英裔、法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的移民,现在从日本、中国、印度、韩国不断涌来的新移民,还有数不胜数的宗教组织,都将成为美国难以规避的核心问题。

不得不承认,伊罗生四十多年前的预言,的确真实地发生在了当代的美国身上。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1963年于华盛顿

这一切问题,最终都指向了二战后的政治新格局。这不禁让人想起约翰·富勒(J. M. C. Fuller)在《西洋世界军事史》中的观点,这位军事家认为,世界的历史进程不过是从单一部落到多民族,从民族到国家,从国家到帝国的一系列变化。

当帝国消失,这一过程就要重新来过。但是,在伊罗生的研究中,帝国似乎一去不复返了,多元化的社会已经形成。在没有帝国的情况下,对民族异同的整合和约束就不复存在。伊罗生就此写到:

「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世界,不是新的整合正在形成,而是破碎成小块小片,有如大大小小的星球,自爆炸中的银河系里爆裂出来,每个星球都以离心的自转离开,同时也都紧紧抓住各自的碎片,使其不致因自身的旋转而被甩离。」

对于这样的现象,伊罗生没有急于给出解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首先应该了解何为族群,以及族群形成的原因。

正是这些问题,促使伊罗生写出了《群氓之族》的主体部分。他从部落偶像、身体、名字、语言、历史、宗教、民族和新多元主义等八个角度重现了族群,以期读者能够对自身具有的族群性,以及内心从未停止过的对群体认同的追求,产生更为理性、全面的认识。

伊罗生借此将人从出生到死亡、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全过程,都纳入到了族群的归属之中。

伊罗生认为,当一个人生下来之后,他所接触的一切信息,都以他所处的族群加以过滤,由此形成了他的观念、习惯、行为、动作,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自己的种群和环境。

而部落偶像,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原初的归属,是一个族群的最高目标和追求。哪怕一个人穷其一生试图挣脱这种烙印,也不过是像回旋镖一样,终会回到他的部落之中去:

「在这个大迁徙的时代,许许多多的人东飘西荡,身体与文化都背乡离井,归属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的方舟,是远祖所奉持的神殿。」

这种刻记在每个人生命之上的部落标识,通过身体沉淀下来,使人从根本上不可能完全脱离。种族之间的区别,最不可忽视的即是身体上的区别。且不说黑人与白种人、黄种人之间那种太过显著的区别,就算在同一个地方,族群和族群之间也仍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

比如在卢旺达和布隆迪相互屠杀的图西人与胡图人,几乎完全没有身体上的区别,只是一方略高瘦,另一方略矮壮,这就足够他们对对方产生绝对的敌意了。

▲电影《卢旺达饭店》剧照

影片还原了1962年发生在卢旺达的种族战争

在现在的社会中,人们总是试图不断地改造自己的身体。或染发、隆胸、纹身、穿鼻,费尽心力改变身高、体貌,这些都「无一不是要制造标记」,通过这些标记「识别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

而身体的强制力在于,无论人们如何改造,它所造成的文化、审美却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就身体而言,它终究不可能完全被改造,至少现在还不可能。

伊罗生从身体出发,继而探讨了名字、语言所带来的文化范畴。前者往往体现了一个人在族群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他属于哪一分支,有怎样的源流,后者则限制了一个人的范围。

对于名字,他说:

「名字有如社会规范,提供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一个人有名有姓,自会产生一种安全感,否则必将陷入绝望。」

而对于语言,他更是以巴别塔的例子和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观点「没有语言,民族即不存在」,用以佐证语言对民族形成和活动范围的深刻影响。

▲尼德兰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de Oude)笔下的巴别塔,这一典故出自《圣经·旧约》中的故事,相传人类要建一座通向天国的通天塔,上帝遂打乱人们的语言,于是产生了各民族。

当身体、名字和语言放置到一种历史性的进程之中时,人们就更加对自己的部落偶像听之任之、深信不疑了。历史给了人们以更宽广的群体认同感,它以昔日的荣光抚慰今人的心灵。那些昔日并没有荣光的民族,也会努力地创造荣光,来满足群体认同的迫切需要。

与历史并行、互相补充的是另一个维度的认同,那就是宗教。历史能解决时间流动所需要的归属,而宗教则解决了肉体、灵魂的归属。的确,人活在世界上「不能只靠自己」,即使「最智慧的人,都不免退缩到上帝的眼前去」。

伊罗生引用了二战时流传的话:「散兵坑里没有无神论者」。他试图表明,今天我们都活在「散兵坑」中,这样就导致狂热的宗教在未来会像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然而,宗教永远伴随着暴力:

「(人们)相互之间的屠杀,无论是为宗教本身还是其他的世俗利益——例如安全、钱财、权力——夹杂着信仰问题,宗教都是号召人民团结的标志与堡垒。」

就这样,历史与宗教最终交织成了民族。「从宗教到民族只有一步之遥」,宗教在为民族解决了彼岸的烦扰之后,其他的任务就留给了民族。如果有一天,历史被粉碎了、消逝了,宗教的约束力被废弛了、淡化了,那么,民族也仍然会有强大的吸引力。

伊罗生在这一部分所举的犹太人的例子,生动地描绘了民族所能达到的姆庇之家。美国的犹太人,是宗教上的犹太人,和国家上的美国人。于是,当犹太复国主义者成立了以色列之后,「美国犹太人变成了主要支持者」,在财富与政治方面给予以色列支持,甚至有些犹太人放弃了美国,前往以色列。在美国的其他犹太人,也开始尝试在美国重建犹太人的姆庇之家。

这样的例子发生在全世界,姆庇之家借新多元主义的政治变迁,不断卷土重来,分裂着世界。

在美国学者白鲁恂(Lucian Pye)为《群氓之族》所写的序中,他说道:

「族群意识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

在伊罗生的叙述中,人们这种对族群的依赖和对归属感的渴望,在新的世界中不断放大,并成为了一种无法解决的悖论。人类穷心竭力建构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正在不断变得破碎,他感叹道:

「为什么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深藏于我们身体与精神中的那些东西,一再阻挡住我们最深沉的希望——引导出一个更人性化的人类存在。」

伊罗生,这位曾在中国逗留许久的学者,这位有着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在不断探寻种族困境的过程中,最终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认为,也许人类终究不会有什么高于种族的共识。在遥远的未来,战争不会停止。一切曾经发生过的荒唐的杀戮、惨无人道的灭绝,都不会戛然而止。

他的这种观点也许不能为当代人所接受,但把它放在冷战时代,却显示出了一种冷静的担忧。在他的时代,世界第一次,迈入了两极化的形势中,而在看似固若金汤的两极之中,伊罗生却看到了压抑着的乱象。

20世纪人类精神的荒芜,加之战争带来的毁灭,最终使得人们丧失了各方面的安全感。

世界会安全吗?

人类会达成共识吗?

人类还有光明的未来吗?

这都是伊罗生留在《群氓之族》中的话外音。

▲伊罗生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这位美国的记者、学者曾在中国逗留许久,与鲁迅、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相识。

庆幸的是,在新多元主义的环境之下,过去那种闭塞的姆庇之家也一去不复返了。新型姆庇之家的结构让世界各个族群有了达成某种共识的可能,哪怕这也是很遥远的事。

多元的文化和种族之间日渐增多的流动,使得人们真正的聚合成一个整体更加困难,即使网络使不同区域的人们得以无障碍沟通,人们仍然被迫接受着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替洗礼。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与忧患并存。正如伊罗生在本书末尾处意味深长的文字那样:

「人类彼此都满意的生活形态,仍然可能在新多元主义的权力体系中实现。面对各种背道而驰的事实,似乎一切都无力回天,但还有人相信,以更人性的方式处理人类事务,可能还是值得一赌,对的事情仍有可能发生,纵使——十分可能——是出于错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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