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赵国王室的起源,《史记·赵世家》开篇就说“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至中衍,为帝大戊御。其后蜚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子曰恶来,事纣,为周所杀,其后为秦。恶来弟曰季胜,其后为赵。”
也就是说,秦国和赵国的王族具有共祖,那就是蜚廉,蜚廉有两个儿子,恶来是秦国王族祖先,季胜是赵国王族的祖先,这兄弟俩生活在商朝末期和西周初期。
《史记·秦本纪》也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蜚廉生恶来。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于霍太山。”
恶来因为追随商纣王对抗周武王,在武王伐纣时被杀,他这一脉也被周王室贬为奴隶,给周王室养马,然而,恶来的弟弟季胜却在周朝混得风生水起。
季胜应该是较早投靠了周王室,仍然保留贵族的身份,季胜之子孟增还获得周武王之子周成王的信任,获得皋狼的领地,孟增以所居之地为号,称皋狼。
皋狼的孙子造父就是题主所说的周穆王车夫,乍一看,车夫跟今天的司机一样,地位不算太高,可我们要注意的是,造父是周穆王的车夫,周穆王,那可是天子,天下共主啊!
而且造父驾车是祖传手艺,他有多位先祖给最高领导驾过车,费昌曾为商汤(商朝建立者)驾车,中衍曾为帝太戊(商朝君主)驾车,现在是他重振家族威名的时候了。
据《史记·赵世家》记载,造反给周穆王的马车安了四轮驱动(得骥、温骊、骅骝、騄耳之驷)然后带着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造父这个老司机驾车,不仅快,还稳,周穆王向西巡视,开心的很,据说他还跟西王母见过面。
不过周穆王再怎么忘归也得归,因为徐国反了,徐国国君公然称王,即徐偃王,直接挑战周王的权威,周穆王必须迅速返回宗周,组织军队平叛。老司机造父再一次出手,一日千里以救乱。
因为这次立功,周穆王将赵城封给了造父,造父以此为氏,即赵氏,造父也被视作赵姓的始祖。
造父的后人仍然干着车夫的祖活,到周宣王时期又出了一个老司机,就是奄父,其名公仲,在千亩之战时给周宣王驾车。
虽然周宣王是西周中兴之主,但其晚年独断专行,对外战争屡战屡败,千亩之战就是以周朝战败告终,周朝丧南国之师,损失惨重,幸好奄父技术好,驾着车帮助周宣王逃脱。
周宣王已经是西周的倒数第二任周王了,他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幽王,当然,是恶名。
《史记·赵世家》载:“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
奄父的儿子叔带见周幽王无道,觉得周朝迟早玩完,就跑去了晋国,给晋文侯当小弟,从此赵氏就在晋国扎下了根。
问题来了,当时诸侯国那么多,齐、鲁、宋、卫等都是有名大国,为什么叔带就一定要去此时并不强大的晋国呢?
对于这次关系到赵氏命运转折的搬家事件,史书没有太多记载,我们只能从叔带的新老板晋文侯的经历推测一二。
晋文侯,名仇,因为他出生那年他老爹晋穆侯随周宣王讨伐条戎,惨败而归,就将刚出生的长子命名为仇,并将其立为太子,以示复仇之意。
晋穆侯的儿子似乎总跟战争有关,后来晋穆侯率军讨伐北戎,一战大胜,回来后次子出生,高兴的晋穆侯为其起名“成师”。
晋国大夫师服认为国君两个儿子的名字完全相反,成师的名字比哥哥好得多,但他不是太子,这岂不是昭示着晋国后来必有祸乱?我们不清楚师服是怎么从名字看出端倪来的,不过晋国后来的确是大乱了,这场大乱,也是赵氏命运的第二次转折点。
晋穆侯去世后,按规矩自然是太子仇继位,可意外出现了,晋穆侯的弟弟殇叔自立为君,太子仇无奈出逃。
《史记》没有记载太子仇逃到哪里,不过接下来提到一句“殇叔三年,周宣王崩”,按照常理推测,被篡夺君位的太子仇跑到周王畿寻求周天子帮助是最正常的,所以太子仇应该跑到了周王畿。
不过此时的周王室连遭惨败,周宣王又垂垂老矣,无心也无力帮助太子仇复位,太子仇在周王畿待了三年,周宣王去世了,周幽王继位,但仍然没有出兵帮助太子仇复位。
一年后,无奈的太子仇带着自己招揽的人马回国夺位,袭杀殇叔继位,是为晋文侯。
合理猜测一下,晋文侯能够招揽足够人马回国夺位,再加上其继位后的一系列举动,这个国君的个人魅力应该是不小的,能力也足,有眼光的贤士会把他当作一个可以投靠的老板,而晋文侯在周王畿待了四年,期间交往认识了叔带,并被叔带认准。
在周幽王上位后,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出了王室的危机,开始谋求自保,周幽王的叔叔郑桓公就把郑国从周王畿附近东迁到了东虢国和郐国之间,叔带也逃离王室,投奔他心目中的明主晋文侯。
晋文侯十年(前771年),犬戎破镐京,周幽王身死,西周灭亡。
周幽王死后,其子宜臼和其弟余臣均被拥立为王,周平王与周携王并立,宗周已经陷于犬戎之手,周平王在关中无法立足,想东迁却连护卫都不足,关键时刻,晋文侯、郑武公(郑桓公之子)和秦襄公合力护送周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此被立为诸侯。
十年后,晋文侯亲手替周平王解决掉了最大隐患周携王,功劳大大的,晋文侯不仅获得了周平王的大量赏赐,还获得了代王征伐的大权,扛着这杆大旗,晋文侯在汾水流域不断扩张,晋国的领土和实力都在快速增强。
然而,当晋文侯去世,其子晋昭侯继位,师服的预言逐渐变成现实。
晋昭侯继位之初,就把叔叔成师封于曲沃,号为桓叔,即曲沃桓叔。曲沃是晋国大邑,比国都翼城还大,这在那个尊卑有序的年代简直是自乱尊卑。这一年,是前745年,两年后,郑国的郑庄公(郑武公之子)在母亲的施压下,把弟弟段封到了京城,京,也是比郑国国都还大的城。
同样的开始,不同的结局,郑国的共叔段政治手腕远不如哥哥郑庄公,被郑庄公捧杀二十二年,最后举兵夺取君位,却被郑庄公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不得不流亡国外,这就是《左传》中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
晋国的剧本跟郑国结局是反过来的,过程也曲折离奇得多。曲沃桓叔受封时已经五十八岁了,跟了哥哥大半辈子的他精通政治权谋,侄子晋昭侯在他面前不过一个娃娃,他轻而易举就招揽住了晋国的人心,晋国之众皆附焉,如此人杰,怎会屈居人下?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晋国要乱了,祸乱的根源,就在曲沃。
祸乱很快爆发,晋国大臣潘父弑杀晋昭侯,欲迎立桓叔,桓叔也带着人马来了,但却被翼城的同宗打得大败,灰溜溜地跑回曲沃,积蓄实力去了,翼城有惊无险地度过了第一关。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翼城毕竟是正统大宗,虽然形势危急,但却撑了好几回合,晋昭侯对曲沃桓叔,晋孝侯对曲沃庄伯,晋鄂侯对曲沃庄伯,晋哀侯对曲沃武公,晋小子侯对曲沃武公,晋侯缗对曲沃武公。历经近70年的内乱,曲沃武公最终完成曲沃代翼,攻灭晋侯缗,并贿赂周釐王,由此曲沃武公被立为晋君,更号曰晋武公。
晋武公去世后,其子诡诸继位,即晋献公。此时春秋时期的特征逐步显现,礼崩乐坏已成定局,春秋三小霸全部去世,第一位霸主齐桓公也已经开始称霸,耽误七十年的晋国却在晋献公的带领下不断扩张,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在齐国鞭长莫及的中原北部迅速发展。
在晋献公手下,赵氏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干着祖活的车夫,而是杀敌万数的将军。
叔带奔晋后,经五世而至赵夙,赵夙是晋国大将,在晋献公时期率军攻灭耿国、霍国和魏国,由于战功卓著,赵夙被封到耿地,赵氏正式成为晋国的大夫家族。
从晋献公对赵夙的器重来看,要说赵氏在曲沃代翼中支持翼城或者保持中立,可能性是不大的,最可能的是赵氏在很早就投靠了曲沃,甚至可能在“晋国之众皆附焉”的时候,赵氏就成了曲沃桓叔的马仔。
赵夙只是个开始,在他的孙子赵衰手中,赵氏更上层楼,赵衰本人也成为辅佐晋文公称霸的五贤士之一,名留青史,称赵成子。
赵衰是晋文公当公子时的好友,晋献公的儿子很多,赵衰在为服侍哪个而烦恼,史书记载他特地为此进行了占卜,占卜到侍奉公子重耳时,结果吉利,他就去侍奉重耳。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次占卜是完全准确的,可人生哪一帆风顺,想要见到彩虹,就得先经历风雨。赵衰选择了公子重耳,但公子重耳的君位之路却非常艰辛,流亡19年方才成为晋侯。赵衰一路相随,多次献计助重耳脱离险境,晋文公继位后,第一时间封赵衰为上卿,封原地。
赵衰去世后,其子赵盾继位,也就是赵宣子,赵氏的势力迎来第一次巅峰。赵盾独揽晋国朝政数十年,还留下了“赵盾弑其君”的记载,被弑的的君是晋灵公,弑君者是赵穿,赵盾的堂弟,史官追根溯源,把账算到了赵盾头上。
晋灵公死后,晋成公上台,他是晋文公的儿子,晋灵公的叔叔,他同意了赵盾改革假公族大夫制度的建议。曲沃代翼后,晋国为了避免公室争夺继承权的内乱,一旦确立继承人,其余国君直系亲属需要离开晋国,这就导致“晋无公族”现象的出现。
可没有公族,国君的直属领地怎么管理呢?那时候郡县制才开始有点影子,官吏制度则连影子都没有,国君直属领地的管理方法还是靠分封制下的层层分授。假公族大夫,就是以卿族的宗子代替国君掌管城邑,也就是代理公族,可假公族大夫毕竟是别的家族的人,国君这样等于是往外分封领土,一代代下来,直属领地越来越小,国君的实力也越来越弱,为晋国公室的最终结局埋下了伏笔。
所谓盛极而衰,赵盾死后,赵氏家大势大,不仅威胁到了国君权力,同时也跟其他卿族闹得很不愉快,晋成公之子晋景公联合其他卿族对赵氏展开清算,赵盾家族几乎全灭,仅剩下一个孤儿赵武,他的故事后来被加工成著名的赵氏孤儿。
另外赵氏还有一支政治势力存在晋国,那就是当年赵穿的后人,他们世袭邯郸大夫,又称邯郸氏。
赵武时代赵氏起死回生,而晋国公室在短暂的因卿族制衡获得权力后,随着卿族越发强大,公族却越发颓废,尽管晋国仍然是春秋时代最强大的国家,但国君的地位已然受到威胁,他们的统治已经完全依赖于卿族,衰败只是时间问题。
自从晋文公之后,先后有十数个家族担任过晋国的卿,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乃至战争兼并,最后脱颖而出的是三大家族,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赵氏、魏氏和韩氏。
韩赵魏三名选手出炉之前,还有一个更有分量的选手——智氏,可惜智氏被三家联合击败瓜分,至于晋国公室,他们就如逐鹿中原的鹿一般,不管鹿死谁手,鹿是一定要死的。
前403年,周威烈王命赵氏、魏氏和韩氏为诸侯,赵氏终于完成了从卿向国君的转变,中国历史也从春秋时期进入到战国之世。
顺便提一句,魏氏的来源其实跟赵氏有关,当年赵夙灭魏国,晋献公把毕万封到了魏地,子孙以封地为氏,就是魏氏。而三家完全瓜分晋国公室,要等到前376年,赵敬侯、韩哀侯和魏武侯这些二代诸侯彻底吞了原来的主子。
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频繁的一种武装战斗方式,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数不胜数。这其中,有牵扯到百万军民,甚至整个天下的大战役,也有规模较小,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语记载的小战争。
在太平盛世,战争会随着社会的安定而渐渐变少。而到了乱世,战争便成了家常便饭,而春秋战国时期,便是我国历史上典型的乱世。
因为周天子声望的渐衰、诸侯势力的膨胀,以互相征伐为突出特征的春秋战国时期到来了。在当时,争夺土地人口和遵守古典周礼冲突而并存,国家们一面恪守礼仪,一面又为了利益大打出手。这就导致了在人们心中胜利很重要,但符合礼仪也是要做到的。
在春秋时期的宋国,就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将领,他出征前犒赏三军,因忘了赏赐自己的车夫,不符合礼仪而被敌军活捉,他便是华元。
华元其人在历史上并不有名,他的祖上是因施政有方而深受人们喜爱的宋国国君宋戴公。
宋戴公生下好父说,好父说生下华督,其后人便以华为氏。作为华督的曾孙,华元勉强也算是宗室子弟。于是他很轻松就当上了大夫。宋文公四年(前606),郑国攻打宋国,华元受命前去抵抗,不过,郑军占据了优势,史载:"郑败宋,囚华元。"
华元兵败被俘的原因相当特别。
开战前华元想要犒赏三军,提高士兵们征伐积极性的华元,选择了杀羊分给众将士,在那个物资匮乏、肉类紧缺的年代,能够吃上羊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根据《国语》的记载:"天子食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全,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豕,士食鱼炙,庶人食菜。"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天子吃"太牢",即古人祭祀时采用的牛、羊、猪三种动物的合称。接下来按照等级,被分封到地方的诸侯吃牛,高级官员"卿"可以吃羊。到大夫这一级,只可以吃猪肉,如果仅仅是低级的"士",吃的则是在当时并不被广泛接受的生鱼片,如果是普通人,那就只能吃菜了。
如今,华元让全军将士都能吃到羊肉,这对他们而言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所以即使没多少肉,几乎只是肉汤,也令他们十分振奋,战斗力大增。
《左传》记载道:"其御羊斟不与",这是说,为华元驾车的羊斟没有分到羹汤,这或许是因为华元疏忽之下忘记了,也可能是他认为羊斟反正出不了什么力,所以故意没有给他。
总之,这时我国传承多年的"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精神就开始作怪了。如果大家都没有,那我没有就算了,可如果别人都有,就我没有,那我自然是气不过。因为这样的心理,羊斟心中埋下了怨恨的种子。
华元将其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也是十分不符合礼仪的行为。于是,羊斟便以怨报怨,将华元狠狠坑了一番。
来到两军交战的战场,华元本想要指挥部队,但羊斟却带着车子向敌军冲去。羊斟对华元说道:"畴昔之羊,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意思是说,分配羊肉汤时,是你说了算,但现在到了战场上,就是我说了算。
冲入敌军阵中的华元被生擒,而主帅被擒的宋军立刻溃不成军,被郑军大败。
因为对宋国十分重要,宋文公便用"兵车百乘、文马百驷"来请求换回华元,但这些物品还没被送到郑国,华元便自己逃了出来。
经过这次的失败经历,华元为人变得稳重成熟了许多,也越来越受重用。宋文公十六年(前596),楚国进攻宋国,并将其围困数月,眼看着宋国都城内已然断粮,而楚军却在城外建房种田,宋文公坐不住了。于是,他派出华元前去与楚国交涉。
华元见到楚庄王后,庄王问他如今城中的情况。
此时,华元完全可以说此时城中粮草充足,以此令楚人知难而退。但华元却据实回答道:"析骨而炊,易子而食",即劈开人头骨当柴,交换孩子来当粮食,这情景可谓十分悲惨。
庄王听完后道:"诚哉言!我军亦有二日粮。"
最终,因为华元诚实的回答,庄王同意了撤军。后来,华元又侍奉宋共公,并在其去世后担任了右师,也就是当时的百官之首。在《左传》中,还记载了华元的话语道:"我为右师,君臣之训,师所司也。"一个因忘记犒劳车夫而兵败的将军,最终成为国家所倚重的元老,华元实在是一位难得的贤臣。
华元这个人在宋国的历史上是比较著名的一个权臣,四朝元老,执掌国政,为晋楚之间的弭兵之约做了不小的贡献。其实说起来,华元和孔子还能扯上一点关系,华元是宋戴公的五世孙,也是华督的曾孙,华督在宋国历史上已经算是六卿之一,位高权重,他对宋闵公五世孙孔父嘉的妻子魏氏一见钟情,魏氏美而艳,华督就动了心思,想抢过来做自己的妻子,于是他就设计杀死了孔父嘉,将魏氏弄进了自己的后院。
这个孔父嘉就是孔子的六世祖,这件事在春秋战国历史上还是相当著名的。华督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即解决了一个政敌,又得到了一个美人,不管怎么说,华督之后,华氏活跃在宋国的政治舞台上达二百年之久,而这其中,华元就是华氏家族中相当出色的一位政治家。
这样一变动,自然会引起一系列的战争,当年的秋天,楚国就攻打陈国和宋国,而晋国出兵救援陈国和宋国,紧接着,晋、宋、陈、卫、曹联合起来讨伐郑国,而楚国又出兵救援郑国。这一战,晋国的解扬被楚军俘虏,在冬天再次攻打郑国。
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楚国授意郑国攻打宋国,公子归生领着郑军攻打宋国,宋国派出了华元和乐吕与郑军对抗。在这一战中,宋国输的很惨,华元被俘虏,乐吕被杀,宋军损失了四百六十乘战车,还有二百五十人被俘虏,至于被杀死的宋人则还有好几百。当然宋国损失的战车还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后期为赎回华元而送到郑国的五十乘战车。
这加起来就是五百余乘,这在当时算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要知道在春秋中秋,各个诸侯国的军队人数还不是很多,千乘之国并不是很多,估计当时的宋国堪堪达到千乘之数,这一下子就损失这么多,可见这一战的损失是相当大的,而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一个损失,原因让人大跌眼镜,仅仅是一碗羊羹。
宋郑大战之前,华元为了鼓舞士气,特意宰羊制成了羊羹用来犒赏大军,但是就是那么巧,分到最后,羊羹没了,而华元的车夫羊斟却没有分到羊羹,华元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他也并没有对羊斟做任何的表示,然后大战就开始了,华元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没有分到羊羹的车夫给了华元致命一击。
这个车夫在当时被叫做御者或者驰手,居于战车的中间,任务就是驾驶战车。通常,一辆战车之上有三个甲士,其中之一就是居中的御者,再就是左边的甲首,负责远距离射击,而右边的车右则负责近距离刺击。
羊斟说完话,就驾驶着战车冲进了郑军阵营,直接将华元送给了郑军,华元被俘虏,自然宋军这边的士气就低了很多,又加上缺了一个指挥,宋军在乐吕的指挥下很快就吃了败仗。
对于羊斟在战场上的作为,左传有一句这样的评语:?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败国殄民。于是刑孰大焉。《诗》所谓?人之无良?者,其羊斟之谓乎,残民以逞。?
这将大战的主要责任怪在了羊斟身上,诚然,羊斟有错,确实不该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就因为没有吃到那一碗羊羹,而做出非常错误的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意识到华元在这件事中的错处。既然是犒赏大军,将大军的士气鼓舞起来,即便做不到一视同仁,但是也必须做到人人有份,要知道,很多时候,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会在关键时刻决定很多事情。
华元或许觉得羊斟缺了这一碗羊羹不算什么,没必要计较,但是当所有人都有,唯独他一个人没有的时候,这就已经不是一碗羊羹的事情了,很可能会关系到个体的自尊,如果这个人恰好没有大局观,那么他很可能会在关键时刻拖后腿甚至直接反水,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并非少数。
而华元却没有意识到,倘若他在羊斟没有分到羊羹的时候,能够及时安慰羊斟,拿出或者许下别的东西来补偿羊斟,或许羊斟也不至于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当然在这件事中,华元或许是不知情的,毕竟大军人数众多,虽然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人数,但可以用一个局部来做一个分析,按照宋军有四百六十乘战车被缴获来看,宋军的战车数量绝对在五百乘以上,一辆战车配三十人,五百乘战车就是一万五千人,战车上的甲士就有一千五百人。这还仅仅是一部分,所以谁没有吃到羊羹,或许华元并没有告知。
但华元依旧脱不了干系,毕竟战前的鼓舞士气很重要,像这种犒赏大军的行为,必然是谨慎、仔细、小心处理,何以华元这个主帅的御者会分不到羊羹呢?这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车夫虽然只能算是一个小人物,但是驾驶战车的御者却不能仅仅看成一个不起眼、作用不大的车夫,更何况还是主帅的御者。所以如果按照正常的顺序来分食羊羹的话,羊斟是不应该被漏下的,这很可能是华元的刻意安排。
在他看来,羊斟是他的车夫,是他最亲近的部下,在这样的时刻,如果羊羹就是少了一碗的话,华元觉得让羊斟吃亏一次是没有什么的,毕竟是自己人嘛。只是他想不到的是,正是他的这种想法让羊羹怀恨在心,以至于在战场上直接寻到了报仇的机会,然后将华元?送?给了郑军。
(华元)曰:?子之马然也。?对曰:?非马也,其人也。?
翻译一下就是,华元问羊斟:?当时是你的马出现了意外情况吗??羊斟淡定地说:?不是马,是人。?然后羊斟就跑去了鲁国。
这件事还有后续,华元负责修建宋国的城池,当他带着人去巡视的时候,听到筑城的人都在用歌讽刺他,他们是这样唱的:?睅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说的就是华元在大棘之战中被打败然后丢盔弃甲而来。
华元自然不甘心被这样讽刺,还派人去和那些筑城的人理论,只是最终败下阵来,华元不得不认输离开,这就说明虽然人们怨恨羊斟的背叛,但是也同样怨恨华元的表现,羊斟固然是一个没有大局观的自私小人,耳华元又何尝不是考虑不周导致了一场大战的失败呢?作为一个统帅,没有在大战之前做好统筹安排,却造成了战场上各自为战的一个不利局面,这本身就是华元的责任。
所以大棘之战的惨败,华元是要负很大责任的。无独有偶,《战国策?中山策》中也记载了一个关于一碗羊羹的故事,而且这个比宋国的还要悲惨,宋国是因为一碗羊羹打败了一场战争,耳中山国则是因为一碗羊羹亡了国。
当时中山国国君在国都用羊羹宴请群臣,偏偏大夫司马子期没有分到羊羹。司马子期怨恨中山国君,于是就跑到了楚国,劝说楚人攻打中山国,在楚国的进攻下,中山国君逃亡,中山国灭亡。
这个故事虽然在《战国策》中有记载,但很可能只是编造的一个故事,因为在既有的已知史料中,中山国的几次灭亡都和楚国没有关系。除了《战国策》中记载的这个小故事,没有任何的资料证明楚国曾经灭亡过中山国。
当然,无论这个故事有没有发生,它至少说明了一些道理,作为一国之君、一军之长,在决定赏罚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厚此薄彼,不能任意妄为,毕竟谁都不喜欢?不均?,即便这个被?不均?的是一个小人物,他也可能会在其特定的位置上,因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就能改变历史的方向。虽然历史的转折点多是有大人物决定的,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小人物的作用不容忽视。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合作无间才能创造历史,而自为政往往会让一个团队一盘散沙,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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