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经注》载:“宋共公自睢阳徙相子城,又还睢阳,睢阳即商丘”,这是在向我们说明一个问题,即是在宋文公其后,宋国虽然得到短暂的稳定时期,但是时运并没有给予宋国任何扶持,而是带来了洪涝灾害,这场洪涝灾害的破坏性非常之强,直接导致宋共公根本来不及修筑堤坝,加强防洪设施,而是只能选择迁都,才能躲避这场灾难。
不要提什么宋国祖先们的治水技巧,宋共公对于这场水灾的防范性措施根本没有具体落实,商丘的城墙就已经无法坚持,这跟任何诸侯国的侵略还不同,诸侯国的军队即便全军突击,要攻破宋国的城池,也很难说是一朝一夕,而洪水说来就来,不可能给人足够多的反应。这就是古人对洪水的恐惧,要多于对战争的恐惧的原因。后来秦国在攻伐战争中,就多次利用洪水来冲破堤坝,攻破城池,对楚国,对魏国,秦国都曾用过这样的办法。
宋共公直接选择迁都,来应对洪水灾害,是无奈之举。但宋国多内乱,怕的其实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宋国内部亲族的混战,数代之间皆为如此。宋殇公、宋废公、宋闵公被弑杀,乃至宋成公的几个儿子争夺公位,多半与亲族之间争夺权力密切相关,宋国的内乱之宿命,即是如此,对宋国的发展具有摧毁性的破坏,尤其是宋襄公其后的诸公子争位,直接导致宋国霸业中衰,彻底沦落为晋楚称霸的附庸,时而归楚,时而归晋。宋国内部壁垒的坍塌,比洪水更为可怕。
宋共公时代的宋国朝廷体系,主要以九卿为首,有右师华元,左师鱼石,司马荡泽,司徒华喜,司城公孙师,大司寇向为人,少司寇鳞朱,大宰向带和少宰鱼府,这些人都是宋国的公族子弟,大多承继数代而来,树大根深,枝繁叶茂,绝非寻常朝臣可倾覆。其中,华元、华喜是戴公的后世,公孙师是庄公的后世,其他则为桓公的后世。
宋戴公和宋庄公之世,尚处宋国披荆斩棘的时代,是积极恢复宋国殷商文化,努力开疆拓土,与近邻郑、鲁等国争夺霸权的时代,而到宋桓公时代,宋国国力强盛,且当世春秋方兴,齐桓公尊王攘夷,引领着时代潮流,宋桓公其后的宋襄公,即将宋国国力发展至巅峰。就时间而言,宋桓公其后的子孙,显然更具有争夺权力的意识,在宋成公的儿子们相继为君,就可见宋国的公子夺权才是进入白热化,这些公子为夺权,也自持续拉拢各方势力,无形之中也就在拓展自己家族的力量,因此宋桓公的后人在宋共公时代掌握大半朝中权力,也就很好理解。
宋共公显然对公族中的权力争夺战心知肚明,兄弟子侄之间亦不可尽信,所谓“春秋之世,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宋共公可以做的就是持续巩固宋国公族,尤其是王族的力量,才可能与那些潜在的威胁所抗衡。此时的晋楚称霸频发,中原诸侯大多与晋国为伍,与楚国征战,但往往胜负难分,宋国地处晋楚两国的中间缓冲地带,政治格局极易陷于附庸,宋共公为巩固宋国力量,亦与诸国开展会盟与联姻,史书载:“二月,伯姬归于宋。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复命,公享之。”宋国与鲁国的联盟,某种程度上稳固宋国政局,是宋共公平息内部问题的措施。
当然,宋共公的决策并不能彻底解决内部矛盾,公族子弟互相之间的斗争日渐白热化,到宋共公逝世,公族子弟失去了国君这位制衡者,尤其是桓公之后,因掌握朝中大权,便煽动族人将宋共公的太子杀死,期图以自家族人继位为宋国君主。但在华元等运筹帷幄之中,这场叛乱最终被平定,主事者荡泽被杀。宋共公的小儿子被立为国君,也就是后来的宋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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