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载:“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说的是宋宣公废除太子与夷,而立自己的弟弟子和,也就是后来的宋穆公。后世对让贤的评价往往很高,可是在宋宣公的让位事件中,史书却贬斥为宋国内乱之始,宋宣公的这个黑锅背得也是太大。
殷商以来,王室爵位多为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而且代代传承,可谓是殷商王族自觉意识上的墨守成规。因此《史记》载:”十九年,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我其立和。“宋宣公的理由冠冕堂皇。这种制度体系在殷商时代是名正言顺,更容易发展为“举贤避亲”。但在周王国时期,在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已经推行数代而后,宋国违背这种体系,就显得颇为异常。那么,这种理念是来自哪里呢?
宋戴公、宋武公、宋宣公时期,有个三代老臣,名为正考父。这位老臣是宋国王族成员中的重要人物,在宋国朝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宋国是殷商后裔,自周王国建立以来,就保存着自成汤建立殷商以来的列祖列宗的颂词,以用于宗庙祭祀和歌舞,其中就有著名的《桑林之舞》。
《毛诗》载:”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这里的礼乐废坏说的其实很有可能是宋国的思想潮流发生转变,尤其是王室成员已经忘记了殷商以来的家族传承,导致宋国贵族的优越感渐渐丧失。宋国戴、武、宣三公在宋国君主史上,评价都还算比较中肯,不属于昏庸和迂腐之主。
周王国的文书典章管理相当森严,普通人是没有权力整理编撰的。《国语》载:“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为什么要到周王宫的太师那里去整理殷商典章,这说明宋国王室所保存的殷商典章极有可能在三代之间已经支离破碎。宋国君主发现礼崩乐坏,归咎其根源,就是在于这些家族传承的东西遗失,也才会安排正考父前往周王宫,以整理殷商典章。
作为胜利者的周王室,对于宋国文化应该是不屑的。但是到宋国三代之时,不仅宋国呈现礼崩乐坏的趋势,周王国也已经丢掉了曾经兴盛的岐山疆域,而搬迁到了东边的河洛地区,天下诸侯四分五裂,周天子颜面尽失。周王室的礼乐文化和管理制度,也便受到严峻挑战,对于宋国这种复兴传统文化的做法,周天子显然是支持的,这也就是正考父编撰殷商典章,得到王室贵族们的支持,并还能载录史书的根源。此时的殷商文化多半也已经进入周礼系统,宋国文化的话语权取得重大胜利。
这种文化的中兴,必然刺激着宋国君臣的热血,宋国全国也必对全面复兴和贯彻落实殷商王室的文化而坚持不懈,到宣公时期,正考父已经历三代君主,年岁渐老,而其所主导的“殷商典章全书”,多半已经完全成型,并成为宋国王室的必学科目,宋戴公如此教育宋武公,宋武公如此教育宋宣公,他们就是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对周王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和殷商的“举贤避亲”制度的选择中,宋宣公完全认定的是“举贤避亲”的优越性,也才会出现让位子和的事件。子和亦为宋武公的儿子,是宋宣公的亲兄弟,显然其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举贤避亲”,所以后来宋穆公子和临死之际,还是做出了让位的决定。
提出了
古代的政权交接,其实并非一定是嫡长子继承制。
比如说,在商代早期大多就是采取“兄终弟及”,而并非“父死子继”的传位模式。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就曾说:“殷人兄终弟及,周人父子相传,封建制从父子相传来。”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对王国维此说并不赞同,批判道:“此说颇嫌看史事太松弛,不见力量。”钱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商朝自庚丁之后,已连续五世都是“父死子继”了。但由此可见,至少在庚丁以前,商王传位模式大多都是“兄终弟及”,而不是“父死子继”。
采取“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更容易“立贤”而不是“立长”。国君与储君是兄弟,意味着两人年纪差不了太多,很可能前任国君执政时候任国君就已长期从政,能够积累相当的治理经验。所以,这样的传位方式,绝大多数情况下能保证储君有执政能力。“父死子继”的传位模式则不同,由于前任国君与候任国君相差一代人,历史上经常会出现幼君执政现象。幼君心智尚未成熟且不谙世事,这对于国家治理当然不是件好事。
但是,“兄终弟及”的传位模式,也存在很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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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旦
按《逸周书·度邑》记载,周武王驾崩时就采取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模式:把王位传给了弟弟姬旦而不是自己儿子姬诵。以周公旦的才能而言,足以胜任周王之位。可问题是周文王有十八个儿子,除了早亡的伯邑考及即将去世的周武王,其他儿子都还活得好好的。周武王把王位传给四弟,别的弟弟会不会服气?特别是三弟姬鲜,还年长于周公旦,心里就更是怨气重重了。所以,在得知周公被立为王后,远在崤山以东的管叔、霍叔、蔡叔深感不满,迅速与商人合作造反,导致周王国陷入了一片混乱。
从“三监”之乱就可知,“兄终弟及”模式,因为众多兄弟们的实力都相当,在前任国君死后,有资格继承的兄弟之间容易产生争执。万一兄弟之间争执不可调和,就容易引发国家的长期动荡。以春秋历史而言,郑庄公死后他四个儿子互相争位,让郑国走向了衰落;齐桓公死后,五公子争位让齐国在春秋时期再也没能称霸;鲁惠公死后,鲁桓公杀死庶兄鲁隐公,让鲁国逐步走向了下坡路;楚共王五位儿子争位,楚国也陷入了长期的发展低谷;宋宣公与宋穆公的“兄终弟及”,最终引发了宋殇公与宋庄公骨肉相残……。虽然也有吴国“兄终弟及”的正面案例,可整体来说处于少数。
这充分证明,在权力的巨大诱惑下,兄弟间的亲情其实极不可靠,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制造混乱。
因此,“二次东征”后制定礼法时,周公旦才会把宗法制确定为周王国的法定传位模式——其核心就是嫡长子继承制。后世王子朝在给天下诸侯的宣告中,是这么来描述嫡长子继承制:“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如果嫡妻有子,是立嫡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需要选择国君众多庶子中年龄最大的作为太子;如果几位庶子年龄都一样,那么就得看谁德行更高;如果德行不相上下,就用占卜来决定谁作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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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
由王子朝的话中可知,周代宗法制也没有提到以“贤”来决定继承人;除了嫡庶、年龄外,周人更看重继承人的“德”。“贤”与“不贤”,更强调人的才能;“德”与“不德”,更强调人的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制定宗法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政权过渡的稳定性,而不是其他。为确保宗法制能得到执行,周公旦先作出了表率:自己则对外宣称“摄政”,在执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姬诵。
“父死子继”模式虽然不能完全根除政权交接过程中的动荡,但比起“兄终弟及”来说是要稳定得多。但“父死子继”也同样要面对一个难题:在众多儿子中间,如果以“贤”的标准来选择继承人,那么“贤”的标准又是什么?
商纣王天资聪颖,文武双全,似乎天生就是当王的料,可他为人太过残暴,听不进劝谏,最终葬送了成汤天下;鲁隐公为人善良,极具大局观、从谏如流,可他太缺乏决断力,最终死在公子翚和鲁桓公阴谋之下;晋国太子申生孝顺而有才、深孚众望,可在后宫的权力斗争中却丝毫无抵抗力,最终死在骊姬的圈套中;郑厉公足智多谋而且富有决断力,可他在祭仲掣肘下却长期无法翻身,被迫“二进二出”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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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受
商纣王、鲁隐公、太子申生、郑厉公,他们算是“贤”人吗?可为何他们的执政生涯都算不上成功?所谓“贤”的标准,其实是非常难以量化,争议也是最大的。而“德”,观其长期的为人处事方式,就可非常清楚地判别出来。所以,宗法制里面将“德”列入筛选标准,而放弃了“贤”!
为了确保政权交接过程的稳定性,周人宗法制的才会最大限度地避免争议,放弃了以“贤”作为继承人选择标准。基于同样的理由,把立嫡与立长作为更为确切的标准放入制度中固化下来,也就有情可原了。
可虽然宗法制定义是“立嫡立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弊端也不断出现。嫡长子是天生继承人,可万一嫡长子德行不足怎么办?嫡长子才干不足怎么办?嫡长子继承制,政权交接倒是稳定了,可在嫡长子继位后,国家治理却陷入了混乱——那到底要不要换人呢?
正因为存在种种弊端,所以嫡长子继承制在周代也没有成为一条不可违反的铁律。特别是历史进入春秋后天下大乱,这时还顽固地坚持所谓“嫡长子”继承制,往往就牺牲了国家发展的未来。
春秋战国时主要国家弟承兄位的例子;
秦
*武公--德公
*宣公--成公
*躁公--怀公
*武王--昭襄王(武王举鼎绝膑而死,无子,昭襄王自燕归)
齐
哀公--胡公(周夷王因谗言烹哀公立其弟)
襄公--公子无知(无知弑兄自立)--桓公(仇家雍林人袭杀无知,两公子小白与纠争位,小白后为桓公)
宋
*微子--微仲
*宣公--穆公
昭公--文公(昭公无道,喜欢文公的襄夫人使人攻杀之)
晋
穆侯--殇侯(殇侯自立)
楚
庄敖--成王(成王弑兄自立)
灵王--平王(灵王无道,郁郁而终,公子争立)
*肃王--宣王(肃王无子)
幽王--哀王(哀王代立,后被庶兄之徒袭杀)
郑
昭公--厉公(两人前后均登两次王位)
灵公--襄公(灵公因一碗鼋羹送命,弟被推立)
*悼公--成公
幽公--繻公(韩武子伐杀幽公,郑人立其弟)--康公(繻公被弑,人立康公)
赵
襄子--桓子(襄子感念自己本为翟婢所生,却让大哥伯鲁被废,立其孙,襄子之弟桓子逐伯鲁之孙自立)
吴
诸樊--馀祭--馀眛(三个哥哥狠下心轮也要轮到季札,但最后季札还是一走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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