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生之谜，2000多年来悬而未解！

孔子出生之谜，2000多年来悬而未解！

作为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文人，孔子深度改变了中华民族，然而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却有一个尴尬之处，即他究竟是不是私生子。

对于孔子是不是私生子，历史上有很多争议，2000多年来一直悬而未解，但从史料来看，有学者研究之后氛围：孔子真可能是“私生子”!

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he)，是周朝诸侯国宋国君主的后人，而宋国又是殷商宗室后人，所以孔子是商汤的后代。从史书记载来看，叔梁纥人品出众，博学多才，能文善武，而且还是一个世袭的地方贵族官员。

然而，叔梁纥却有一心病，就是和正妻生了九个女儿，和妾生了一个叫孟皮的儿子，但孟皮有足疾，按当时礼制孟皮不能做继承人，所以叔梁纥找不到继承人。

为此，当时已经66岁的叔梁纥就向当地的颜氏求婚。关于这一段，很多史书上都有记载，但都略有不同，《孔子家语》中讲述的比较详细。

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面对叔梁纥的求婚，颜父对三个女儿说：叔梁纥身材高大，武力绝伦，我很喜欢，虽然年龄有点大，性情有些严，但这都不是事，你们谁愿意嫁给他?结果，老大老二默不作声，于是老三“颜征在”就嫁给了叔梁纥。

不过，对于《孔子家语》中的记载，后世不少学者提出了质疑，原因很简单，叔梁纥去世之后，3岁的孔子和颜征在，以及庶兄孟皮被父亲正妻赶了出来，不得不回到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史记》上还有这么一段记载，“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显然孔子出生值得怀疑。

从目前史料来看，孔子的出生，的确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史书上几乎一致的提到了“野合”这两个字。

《史记·孔子世家》：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孔子家语》：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可见，孔子的确是在山上野合之后才有的，所以孔子又名“丘”。这里有一个问题：“野合”能不能说明孔子就是私生子?

根据史料和当时风俗来解读，叔梁纥与颜征在的“野合”，大约有这么三种意思!

第一，当时男性适婚年龄是16至64岁，女性是14岁至49岁，叔梁纥迎娶颜征在时，他已66岁了，于礼不合，所以称之为“野合”。按此说法，孔子就是野合的野合而出生。唐朝史学家司马贞云：“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

第二，先秦时的习俗，每年一定的时间里，就会有野合传统。如果是这一种的话，那么史书上记载的孔子因“野合”而生，就不足为奇了，属于完全正大光明。在《诗经》中就有很多类似描述，且古人对于“野合”，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第三，因为私通，或其他原因的野合。《史记》中的“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前并未提及叔梁纥与颜征在的婚姻。所以，这两人可能是私通，也可能是纳妾，但在家遭到正妻的反对，于是不得不外出“野合”之类。

因此，通过以上的解读可见，叔梁纥与颜征在两人，最大的可能不是“明媒正娶”，而是纳妾。尽管按照叔梁纥的贵族身份，可以娶两个妻子，但他的年龄和死后孔子与母亲的遭遇，都很能说明问题。当然，不排除叔梁纥与颜征在是没有婚约的野合，如果是这一种情况，那么孔子就是100%的私生子。

当然，孔子是不是私生子，一点都不妨碍孔子的伟大。一个人是不是伟大，和他的出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司马迁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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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百科名片
司马迁画像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他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0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中文名： 司马迁
别名： 太史公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龙门县(今山西省.河津市)
出生日期： 前145年
逝世日期： 前87年
职业： 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主要成就： 著有《史记》
代表作品： 《史记》

目录

人物介绍
早年生活《史记》
“迁生龙门”
人物生平资料
少年时代
随父亲至京师长安
外出游历
开始行万里路
《屈原列传》
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史学家
“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记载的出入
祠墓
相关评价
补充资料相关作品
出生年代的争论
出生地的争论
司马迁的后代
“李陵事件”
据传说
贴吧相册 人物介绍
早年生活 《史记》
“迁生龙门”
人物生平 资料
少年时代
随父亲至京师长安
外出游历
开始行万里路
《屈原列传》
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 史学家
“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记载的出入
祠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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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代的争论
出生地的争论
司马迁的后代
“李陵事件”
据传说
贴吧相册 展开 编辑本段人物介绍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130篇，主要记诸侯之事，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编辑本段早年生活
《史记》

司马迁一生只写了《史记》，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相当于现在国家图书馆馆长一职）。早年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后，汉武帝罢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这便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元朔二年，司马迁从夏阳[念"jiǎ"] 迁居长安，后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随后他继承父业为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笔写《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他因为“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此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把司马迁抓了起来，并遭受宫刑。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公元前87年，司马迁逝世，终年58岁。对于司马迁的死因，因史料无明确记载，至今仍为未解之谜。
“迁生龙门”
夏阳，县名(今陕西省韩城市），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而龙门山的南面就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资料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享年60岁。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少年时代
司马迁出生地韩城位置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随父亲至京师长安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不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外出游历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他到得最南边是昆明。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开始行万里路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屈原列传》
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接受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单于
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后世对司马迁的评价极高，有“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的说法，齐名于西汉的大文豪家司马相如、三国时期最璀璨的人物诸葛亮。
编辑本段作为星象家的司马迁
史学家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象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宫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向明之处。司马迁并末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慧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星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星象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 “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星象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编辑本段记载的出入
何以同一词条内，司马迁的逝世年份3处尽不相同？ 司马迁年表 ●中元五年：出生 ●元朔三年：20岁，开始“南游江淮”的漫长旅程。 ●元狩四年：27岁，结束为期七八年的游历各地的旅程，入朝担任郎中。 ●元鼎六年：35岁，身为郎中的司马迁奉命安抚巴蜀。 ●元封二年：37岁，春天随武帝巡视缑氏、东莱。夏天黄河瓠子口决堤，随武帝前往治河，负薪塞河。 ●元封三年：38岁，继任父亲的职务，为太史令。 苦著《史记》 司马迁发愤写《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用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编辑本段祠墓
司马迁祠墓坐落在韩城市南10公里芝川镇的韩奕坡悬崖上，始建于西晋永嘉4年。1982年2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司马迁祠墓建筑自坡下至顶端，依崖就势，层递而上。登其巅，可东望滔滔黄河，西眺巍巍梁山，南瞰古魏长城，北观芝水长流，可谓山环水抱，气象万千。壮观的自然形式和秀丽的风光，映衬出司马迁的高尚人格和伟大的业绩。 祠墓建筑群自下至上迭有坊矗立。坡下东北方竖一木牌坊系清代重建，上书“汉太史司马祠”六个大字。由此沿坡上行，经太公庙至岔道口，坡南有平台之地，建有新迁的元代建筑“禹王庙”、“彰耀寺”、“三圣庙”等，现已辟为展室。自岔道而上，又有一牌坊，系元明建筑物，上书“高山仰止”四字，喻司马迁德高如山，世人至为敬仰，从此迤逦而上，牌坊上书“河山之阳”四字，语出《太史公自序》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走完99级台阶登道就进入了祠院，祠院大门上书 “太史祠”寝宫，古柏参天，环境幽静，置身其中，如登青云，如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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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世”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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