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光武帝的运气太好了,个人也是太完美了,一时之间把整个位面的气运都给消耗殆尽,才导致后来的子孙不受天道庇佑,东汉王朝乱象丛生。
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从汉和帝开始,也就是东汉第四帝开始,外戚专权和宦官乱政接替上演,皇权被严重架空,在历朝历代中也颇为罕见。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皇帝短命。东汉14帝,除了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和汉献帝刘协之外,没有一个皇帝活过36岁。
皇帝死的早,与之相伴的一个问题就是储君都是年幼继位。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帘听政的情况。
尽管西汉的时候,从吕后、窦太后到王莽,诸多教训已经表明外戚专权的危害性,汉武帝、光武帝以及汉明帝也时时防御外戚专权,但毕竟没有将其作为一项制度实行下来,依靠的全是帝王个人的能力。
肥水不流外人田,母后临朝,自然找的都是娘家人。譬如,东汉第一个把持朝政的外戚是窦氏。窦氏是汉章帝的皇后,章帝死后,和帝继位,窦太后临朝。以窦太后的哥哥窦宪为首的窦氏家族自此掌握了政权。
外戚专权,皇权受到侵犯,皇帝当然也不会同意。年幼无知的时候还好糊弄,一旦皇帝长大成人,开始主张自己的意志,在皇帝和外戚之间,矛盾和冲突就在所难免。
考虑到外戚又往往是功臣名宿之后——就拿东汉最主要的“马、窦、邓、梁”四大外戚家族来说,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汉章帝的窦皇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汉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汉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
既有祖宗荫庇,现今朝堂之上又大多是外戚的爪牙,皇帝要想打破外戚的势力,第一时间想到的难免是和自己朝夕相处的太监。
不能说太监就是坏人的代名词,但从大概率上来说,由于身心与正常人有别,知识文化水平较低,没有什么道德自律,一旦有朝一日咸鱼翻身,得势之后,往往会把自己最丑陋、最粗鄙的一面暴露无遗。
霸占土地,强取民财,略取民女,胡作非为。不管是外戚专权,还是宦官乱政,普通老百姓都是牺牲品。
外戚又称“外家”、“戚畹”,乃帝王的母族、妻族一脉。若是外戚安分守己,作为帝王的亲戚,自能享尽荣华富贵。可惜,历数千年中华历史,偏偏是外戚的野心最为膨胀,甚至远远超过乱臣贼子,其干政乃至篡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叫帝王之家头痛不已。
发生外戚干政事件,尤以汉代为甚,确切地说是东汉。大多数史学家认为,东汉外戚干政颇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小皇帝多,一个是尚书台的设置。
幼帝登基,难以亲政,似乎是历史的惯例。当然,也不乏康熙皇帝这样的异类,因为他碰上了没有强烈野心的外戚,加之自身心性早熟,且拥有治世的莫大勇气。但东汉就不一样了。
东汉幼帝多,根子还在秦始皇那。嬴政确立皇位继承制之后,希望子孙统治万世,虽然秦国未能昌盛千年,但嫡系继承帝位的规矩却被汉代完全吸收。因此,一旦遭逢皇帝英年早逝,其子嗣不管多么年幼,都要继承皇位。虽然西汉时期的帝王大多中年以后亡故,但到了东汉却连续遭遇几代皇帝三十余岁驾崩的情况,其幼子继承皇位,后宫的势力便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
后宫女性不能直接干政,自然是通过扶持本家的势力来掌握政权。然而在汉代,外戚不只是有后宫势力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个突出的优势,便是大多为有功之臣。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东汉明帝的马皇后,是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是功臣窦融的曾孙女;和帝的邓皇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四大家族既是功臣又是外戚,封地广大,势力雄厚,真如豪强慢慢地蚕食东汉的江山。
皇帝年幼只是外戚干政的原因之一,另有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光武帝刘秀遗留的历史问题——尚书台的设立。光武帝刘秀在南方建立政权之后,为了稳固皇权,遏制相权,虽然保留了过去的宰相“三公”之职,即司徒(丞相)、太尉、司空(御史大夫),却将三公的实权抽走,徒留地位和俸禄,而设置名为“台阁”的尚书台掌握实权,由自己直接指挥。
最早的尚书是相对外部朝廷的内部朝阁,由皇帝统管,相当于机要秘书的工作单位。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期,尚书被私下称为“内朝”,与三公九卿的“外朝”相对应,没有什么实质的执政权。但是,光武帝却将尚书机构的地位抬高至超过“外朝”的地步。虽然尚书台内的官员品阶不高,但比“外朝”中人更有权力。很快,这样的弊端就凸现出来。一旦皇帝早逝,幼帝登基,便无力掌控尚书台。自然,掌管尚书台的“重任”就落到后宫、外戚的手里。
光武帝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做法,就这样令东汉江山一点点落入他人手中。而外戚专权的直接后果,便是宦官权力的膨胀。因为幼帝唯有后宫宦官近侍可以依靠,长大后宦官帮助皇帝夺回皇权有功,受到土地、俸禄上的巨额封赏,势力便迅速扩大,甚至超过外戚。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便是由此引起。
在以后的朝代当中,虽有外戚干政现象,但与东汉相比,实在是望尘莫及。
外戚指的是古代皇帝的母族和妻族相关成员,他们虽非皇族,却与皇室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该群体得以专权的先然基础。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外戚专权的情况古来有之,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秦昭王的母舅魏冉与宣太后的专政,至汉朝时,外戚专权的情况可以说是历代王朝中最为严重的。自西汉初期的吕后专权始,到其后的霍光专权、王莽篡汉,历代的外戚专权逐步累积,最终导致皇权不稳,成了西汉变成东汉的催发因素。东汉建立以后,由于历任皇帝都是年幼继位,皆是太后垂帘听政,故而外戚专权的情况比西汉时期更为严重。总体说来,汉朝的外戚专权情况大致是:西汉之时,以外戚中的权臣专权为主;东汉之时,则以皇太后专权为主。
外戚专权几乎贯穿了整个汉朝政治发展的始终,对汉朝历代的政局影响十分巨大,多次的外戚专权更是成了汉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的个性之一。为什么汉朝外戚专权的情况这么严重呢在咱看来,汉朝外戚专权始于外戚参政,失控的外戚参政就演变成了频繁的外戚专权,外戚专权的产生是统治者对“大一统”政局过度追求而产生的副作用。
一、专权的起因:皇帝追求权力集中,让外戚参政压制宗亲与权臣
外戚直接依附于皇族,若是没有皇帝的宠信与族中为后、掌握实权女子的支持根本无法参与政治,更不用说专权了。故而,皇帝宠信、太后临朝听政是外戚得以参政进而专权的基础。在汉初宗亲、权臣、外戚三足鼎立的朝堂格局下,皇帝为了压制宗亲与权臣而提拔重用没有实权的外戚是外戚专权的起源。
(一)以外戚参政,削弱宗亲势力
西汉初年,为了巩固刘氏江山,避免步秦朝二世而亡的后尘,汉高祖刘邦分封诸王,将刘氏子弟置于各个藩国之中,并立下“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誓言,试图把宗亲血缘当成维护皇权统治的屏障。然而,事与愿违,分封于各国的诸侯王随着分封国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开始变得不安分而图谋皇权。譬如,诸侯王常常在自己的封地内采用天子仪仗,班固在《汉书》中说他们“出人称警跸 ,称制拟于天子”,俨然把自己当成了皇帝,听诏而不听宣。至汉景帝时,更是发生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一系列的诸侯王动乱使汉朝统治者认识到刘氏宗亲已经无法成为维护皇权统一的屏障,甚至开始威胁皇权了,故而必须扶持新的政治势力来压制宗亲,保持皇权的稳定,外戚成了他们选择的对象。
在汉朝统治者看来,与宗亲相比,外戚与皇族有着间接的血缘关系,这就使得他们无法与大臣结为一党,这是可以信任的基础。而且外戚集团并非刘氏,除了依附于皇权以外,他们也没有像诸侯王一样组建自己势力的可能,是可以利用的最佳选择。于是就有了汉高祖刘邦临终前托孤吕后、汉武帝刘彻临终前托孤霍光的情形。他们坚信,相对于各不安分的宗亲王来说,外戚更值得委以重任,而有外戚担当大任,各诸侯国的宗亲自然无法插手中央,各自势力只能受限于封地之内,这变相的削弱了宗亲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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