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到底长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

李世民到底长的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是怎么记载的

史书上，关于李世民的相貌着墨并不算多。这位中国最强盛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到底长什么样呢?这是有待揭晓的历史之谜。不过，我们从史书遗留的片鳞半爪中，可窥见一二。

李世民四岁的时候，一位自称会面相的书生，打掠他一番后对李渊说：“你儿子有龙风之姿，天日之表，年近二十就能匡国济时。”显而易见，李世民天生就有帝王之相，气度非凡。

当然，如果你认为“龙凤之姿，天日之表”，是形容帝王的泛泛之辞，下面的案例，更能说明问题。

有一天，李渊大摆宫廷广宴，邀请群臣出席。大臣中，有一人名叫温彦博，谈吐不凡，气质绝佳，为著名的美男子。

李世民当时还是秦王，广坐之中宣读圣旨，立即吸引了所有目光，并不逊色于温彦博，李渊颇为得意，说道：“(李世民)和温彦博相比怎么样?”

由此可见，李世民长相上佳，风度不凡，否则李渊也不会沾沾自喜，拿儿子跟美男子温彦博打比。

《旧唐书·肃宗本纪》记载有一则轶事：左丞相张说退谓学士孙逖、韦述曰：“尝见太宗写真图，忠王英姿颖发，仪表非常，雅类圣祖，此社稷之福也。”

左丞相张说在谒见以后，对学士孙逖、韦述说：“我曾见过太宗写真的画像。忠王雄姿英俊，仪表非凡，很像圣祖李世民，这是国家福分啊!”

李世民的长相特点，除了俊帅之外，还非常威武。

大诗人杜甫曾赞叹李世民的形象，“中有美少年，虬须十八九。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又曾在《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写到：“虬须似太宗 ，色映塞外春。”从这些诗句，我们可以窥见，李世民长着一脸蜷曲的胡须。

这个形象，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是非常有震慑力的。

晚唐时期，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段志玄的后人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也说“太宗虬须，常戏张挂弓矢。”可见，李世民的胡子又卷又长，可以挂起弓箭了。

据史书记载：“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李世民的形象太威严了，文武百官见到他，无一不战战兢兢，举止失措。

刘文静初见李世民，感叹道，“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

李世民刚即位时，故意作势以震烁群臣，把大家吓得不轻。不过，李世民意识到这样有碍交流，后来和大臣说话会刻意和颜悦色，让对方不至于太紧张。

不但下臣，就连对手也对李世民的形象赞叹不已。李密作为一代枭雄，初降李唐，奉旨到幽州迎接李世民。后私下对殷峤说：“真英主也。不如此，何以定祸乱乎?”对李世民诚服之心，溢于言表。

真实的李世民是什么样的？李世民究竟是好还是坏？

真实的李世民是什么样的谁都不清楚，因为历史都是人书写的。其次，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应该分开来看，李世民不是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真实的李世民是什么样的？李世民究竟是好还是坏？

唐朝是影响最深的一个朝代

李世民勇敢、有伟大的成就和伟大的抱负。

历史上的李世民是怎样的人

历史上的李世民是个人造圣君。
一、政变夺权
太原起兵的全过程，包括此前数年的苦心经营，都是李渊一手操办的，他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唐王朝创立的主要功劳应该在他身上。然而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中，事实却发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劳划到李世民身上，李渊则成了消极被动的角色，从而使李世民成为起兵反隋、开创大唐的首要人物。按照李世民的意图，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费尽笔墨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降低高祖李渊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谋描绘为太宗的精心策划，而高祖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这样，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王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显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们把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的动因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大义行为，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
二、纳谏的表演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三、滥用民力

唐初，李世民反复说要以隋亡为鉴。曾几何时，劳役是在不断加重，出现了“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徒行文书，役之如故”的紧张局面。包括来自边远地区在内的各地劳苦大众。自带粮食长途跋涉几千里来京服役。在李世民执政期间，兴修了诸如乾阳殿、洛阳宫、永安宫，飞山宫、襄城官、翠教官、玉华宫，九成宫和北阙等大批宫殿，即以修得较小而又比较草率的汝州(河南临汝)西山襄城宫而言，役工达一百九十万。造成“一人就役，举家便废”的惨象。因此，有人当面指责唐太宗，“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作飞山宫时，“恒差山东众丁”，“怀(河南沁阳)、洛以东，残人不堪其命。何况这一时期，兵役屡兴，太宗本人又不顾农忙与否，喜欢校猎游乐，为此缮桥治道，起码使役一、二万民工，它同样是要严重妨害农事的。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在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四、对外开放、对内森严
“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尽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贞观（627－649年）年间已经是以“天可汗”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而出于当时基本立国理念的考虑，仍然“禁约百姓，不许出蕃”。由于唐代严格奉行对内封闭的基本国策，本地居民外出经商等活动受到严厉限制，这不能不影响到唐代正常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时候，唐政府的使节外也外出，但他们外出的目的无非是炫耀国威、调节附属国之间的关系、获取皇室所需高级奢侈品等。从整体上看，中外手工业品的交换、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经过外国工商业者完成的。唐代的对内封闭，严重影响了民间正常的贸易活动，同时也进一步助长了天朝上国自满心理的膨胀，使唐代统治者热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营养。其实，唐代所谓比较开明的对外政策，只是在对外籍人开放这一点上徘徊，没有也不可能迈出允许本国居民外出这一关键的一步。
五、盛世”造假
《新唐书》描述贞观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外户不闭者数月，马牛被野，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贞观四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更多见《人造“圣君”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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