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小国高昌国非要跟着唐朝干,结果被由国改为了州

西域小国高昌国非要跟着唐朝干,结果被由国改为了州

历史上的新疆吐鲁番盆地，曾有一个繁荣的西域古国，其名为高昌。高昌是一个由汉人组成的国家，他们在众多胡人的包围下，大体上保持了汉人的风俗和政治体制。

高昌国是个与今天的伊拉克差不多大小的国家，位于中亚地区的咽喉地带，东面是强大的唐王朝，西面是西突阙这样凶悍的游牧民族，在强国的虎视眈眈之下，高昌国就有了墙头草的特征，在大国的缝隙之中谋求生存。于是，高昌国摇摆不定的举动就被大唐帝国视为对国家威严的挑衅。

汉元帝时，在其地建筑军事壁垒，"地势高敞，人庶昌盛"，称为高昌壁，又称高昌垒。同时，设戊己校尉，治于高昌，主管屯田和军事。东汉、魏晋沿袭其制。这一时期，高昌国隶属凉州敦煌郡,隋大业五年(609年)遣使朝贡，并出兵协助隋朝攻打高丽。

由此可见，高昌国一直是中原各个王朝的小弟。

到了唐朝，高昌国不知道怎么的了，非要跟大唐对着干。

高昌与大唐对着干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惹毛了大唐帝国的当家人李世民，他的心中一定回想起西汉名将陈汤的那句豪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于是老李赶紧召集一班刚为大唐开疆拓土、征衣未解的铁血将士，一句话：“兄弟们，姓鞠的那小子太狂了，给哥灭了他。”

姓鞠的那小子就是鞠氏高昌国的国王鞠文泰。

贞观四年，高昌之主鞠文泰还被召入朝，获赏赐甚厚。不但如此，其妻还被赐姓李氏，封常乐公主。

据说，鞠文泰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相传玄奘法师在去西天取经路过高昌时，每次谈经说法，鞠文泰都亲自执香炉接法师入堂，并当着300多听众的面，跪在地上，请玄奘法师踏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真的很感动。

然而，佛法没有化解他的贪婪。

据实而言，鞠文泰得此惠泽，纵不知恩图报，也该和大唐各守国土，不相侵犯。但此人偏就野心勃勃，反复无常。他竟然把西域诸国经过高昌前往唐朝的贩子和贡使都扣押起来，又暗中和突厥人勾结，攻打唐朝属国伊吾。

对于鞠文泰来说，唐朝虽然为同族，但崇尚大一统的他们可不能保证自己还能统治高昌。所以，鞠文泰为了自己的地位，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异族的怀抱。

面对唐朝使节的斥责，鞠文泰甚至大咧咧地说：“鹰在天上飞，野鸡在蒿草中窜，猫在堂前游玩，老鼠安处于洞穴，各得其所，岂不快哉!”同时，鞠文泰还公然与唐朝分庭抗礼，不仅模仿中原设置百官，还劝说漠北的薛延陀政权不要服从于唐朝。

鞠文泰和欲谷设(突厥可汗)出兵攻打焉耆，并封锁一切向东的道路。焉耆的使者赶到大唐，向李世民报告了西域的战事。李世民紧急召集军队，向高昌进发，表面上是冲着高昌去的，实际上，他真正的目标是欲谷设。之后，鞠文泰派出使者向大唐求和。李世民却置之不理，随即发兵开始攻打高昌。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薛万均、契苾何力等将领直奔高昌而去。

此时，鞠文泰知道自己已无力回天，他在唐军到达之前就因病辞世了。

鞠文泰死后，他的儿子继位，本指望西突厥能够前来救助，结果西突厥听说唐军已至，“惧而远走千里”，而突厥可汗派来的救兵叶护也“以城降”。没有办法，鞠文泰的儿子鞠智盛只好开城出降。侯君集的队伍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拿下了高昌。

随后唐太宗力排众议，下令将高昌国改为西州，并设置了安西都护府。

吐鲁番高昌国从北魏延续至唐朝：曾造精美铜钱

道光、咸丰年间，有个别古钱爱好者在自己的收藏笔记、作品中提到一种严格遵循中国传统“孔方兄”式样铸造的铜钱“高昌吉利”，是罕见的品种。清朝乾隆年间大学者张伯行和清末大多数古钱收藏家认为，这种铜钱是从北魏一直延续到唐太宗年间、占据新疆东部吐鲁番一带的地方割据政权“高昌国”所铸造的。

但这种铜钱存世数量实在太少，新疆吐鲁番博物馆在介绍材料中说“传世仅两枚”（都在该博物馆内）并不确切，而且这两枚都是上世纪70年代才出土的，张伯行等清代钱币收藏家不可能看见过，事实上今天能够找到线索、传承有序的“高昌吉利”铜钱，大约有50枚左右，除了吐鲁番博物馆藏这两枚，其他几乎都能在晚清收藏家的各种笔记、著述中找到线索。

高昌虽是个地方性政权，许多对历史不感兴趣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它曾经的存在，但在其200多年历史上却经历过好几个朝代的更迭，最早可上溯到北魏，最晚则可推到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君主的姓氏则先后有沮渠氏、阚氏、马氏、麴氏四姓，究竟这种“高昌吉利”是哪个“高昌”所铸造，从清代开始收藏家们就争论不休。

这还不算，到了民国，又有许多名家认为，高昌在当时属于落后地区，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技术条件铸造如此精美的铜币，不仅如此，出土的“高昌吉利”铜钱数量如此稀少，且品相几乎都保存得十分完好，仿佛没有用过一般，这是很不寻常的，因此有人认为，“高昌吉利”四个字未必代表“高昌国”的钱币，而很可能不过是“厌胜钱”常见的吉祥话，因此这些铜钱可能是五代十国甚至明朝铸造的。

数量稀少且没有流通痕迹，表明这些“高昌吉利”并非一般铜钱，这个推断是符合逻辑的，但就此认定其为“厌胜钱”则根据不足，因为“厌胜钱”系民间私铸，不能流通，一般而言都比较粗糙，而“高昌吉利”却厚重精美，是铜钱中的佳品，更可能系官方发行的纪念币或镇库钱。至于“高昌落后造不出这么好的钱”、“新疆用不上铜钱”则更是偏见和臆断——比高昌更早的焉耆、更落后的突骑施等，都在本土制造、发行和使用过“孔方兄”，而地处西域最东端、和中原联系最密切的高昌国，又凭什么独独不可以呢？

1973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519号墓，出土了一枚“高昌吉利”铜钱，由于该墓保存十分完整，毫无盗挖痕迹，且同时出土的墓志铭显示，墓葬时间为唐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此时距离高昌被唐朝吞并为“高昌县”仅仅两年而已。

这枚“高昌吉利”铜钱，就是前面提到的、新疆吐鲁番博物馆保存两枚中的一枚，由于此次出土，围绕“高昌吉利”铜钱的两个最关键悬疑不攻自破——首先，这种铜钱确乎是新疆地区的“土产”，而非“姓名偶合”的内地“厌胜钱”;其次，这枚铜钱的“生日”不会晚于公元642年，因此绝不会是什么五代十国钱，更不可能是明朝钱。

历史上的唐朝有多可怕？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自豪的朝代。在那个朝代，文化昌盛，万国臣服，被称为大唐盛世。而且在哪个朝代，不仅国家的臣民十分地为自己的国家自豪，就连不少的外国人对其也是推崇至极。那么你知道当时的唐朝有多可怕么？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西游记》中，唐太宗在唐僧即将走上取经路时，亲手递上一本通关文牒。之后，只要到了一个新地方，拿出这本文牒，便能轻松通过，还能享受到贵宾级别的待遇。

其实，并不是这个文牒上写了多么了不得的话，而是当时的唐朝实在是太强大了，哪个国家都不敢轻易得罪。所以，在唐僧取经路上，谁都不敢对他轻易怠慢。

而唐朝强大的背后，是虎狼之师不断的征讨之路。这对于那些被征服的小国家而言，是很可怕的。对此，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唐朝时期的疆域面积，唐朝版图最大的时期，是在唐高宗龙朔年间。当时中亚的绿洲地带受唐朝支配，其最大范围南至罗伏州（今属越南）、北括玄阙州（今属俄罗斯）、西及安息州（今属乌兹别克斯坦）、东临哥勿州（今吉林通化）的辽阔疆域，国土面积达1237万平方公里。

仅仅是看这领土范围，就倒吸一口凉气，这得要多强的实力，才能把如此多的土地收入囊中？被征服的国家，自然也被纳入唐朝的管理之中，人口也编入总量中。

而如此辽阔的疆域，必然会有一支虎狼之师来捍卫。在与敌国的交战中，唐朝的军事力量一向是压倒性的制裁。当时是真正地应了一句话：犯我者，虽远必诛。高昌国的胆大妄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当时高昌国的君主麴文泰听到唐朝建立，就到中原来面圣。可是当他来到长安，竟然看到刚刚建立起来的大唐都城呈现一派荒凉之色，再联想过去隋朝的繁华景色。麴文泰自认为中原已经没落了，正好还赶上此时的西突厥也在拉拢高昌国。于是，趁此机会，与大唐同为汉人的麴文泰便归属了西突厥，在丝绸之路上不断地袭击唐朝商人和使者。

这一行为震怒了唐太宗，当即派遣大军进入西域，讨伐高昌国。结果，麴文泰一听到唐朝大军到来，竟活生生的被吓死了，成了千古笑话。而高昌国自然而然地也就被灭了国，改为西州。

还有，在贞观二十一年，天竺国内乱，新继位的国王西拉迪提亚被叛军杀死，叛军首领阿尔裘那明确表示脱离唐朝，李世民得知后，深感惋惜。为了扬大唐国威，李世民让使者王玄策直接从唐朝的属国借了8000士兵杀入天竺国王宫，生擒阿尔裘那，将其带回长安。后来在与匈奴，突厥，吐谷浑的对战中，唐军也是大获全胜。当时，整个西域都并入了大唐版图。

作为中国最鼎盛的时代，唐朝前后共灭了30多个国家，可谓是威名远扬，扬我国威。如此，才有了众国臣服的大唐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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