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之地的地址在哪里为保护它清朝做了什么

龙兴之地的地址在哪里为保护它清朝做了什么

柳条边修建于清顺治、康熙年间，是清朝为了保护东北“龙兴之地”、防止外藩侵入而修筑的封禁界限。时人杨宾曾在《柳边记略》中介绍了柳条边：“今辽东皆插柳为边，高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篱，而掘壕于其外，人呼为柳条边，又曰条子边。”柳条边共由边台、边墙、边门、水口、封堆等五部分构成，根据修筑时间的不同，可划分为“老边”与“新边”，老边因修筑于辽宁地区，因此又名 “盛京边墙”。整个柳条边呈“人”字形状，其修筑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皇太极在位时期下令重修明边墙一小段，这是修边之始，但这时的边墙并不是后来的柳条边，不过从这时开始清朝有了修筑边墙的意识。

二、顺治即位之初，便开始了柳条边的修建，首先将皇太极时期修建的边墙往南北两向延伸，并在沿途修建了柳条边，此时的柳条边还只是从威远堡到凤凰城直到海边的东段边墙。顺治五年(1648)年，又开始了西段边墙的修筑，此时的边界主要是划分牧区内的游牧边界，西段边墙从威远堡至山海关，威远堡将东西边墙连为了一线，全长1950华里，清朝的龙脉之地便在边内。最迟至顺治十八年(1661年)，老边墙已全部修筑完成。

三、到了康熙时期，对边墙又进行了扩张，形成了新边墙，康熙皇帝曾三次下令扩展边墙，从威远堡往东北延伸修筑了北段边墙，此时原来的东段边墙也被纳入了新边墙内部。

那么，清前期为什么要修建柳条边呢?原因不外于政治和经济方面。从政治上而言，满清统治者将东北看作是其“龙兴之地”，当时的沈阳名为盛京，有着“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城”的崇高地位，清帝祖先的陵墓也在城中。我们都知道，清朝建立之初，各地反清复明之势愈盛，满清政权处于不稳定之中，因而清廷将此地视为重地和大后方，修建柳条边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并要保持当地满族人的“满语骑射”风习。经济方面便与东北的名贵土特产有关，这里盛产人参、鹿茸、貂毛等名贵物品，清朝为了独占当地的资源，因而修筑柳条边以防止汉人、蒙古人、朝鲜人等的进入。

清前期出于以上目的，因此利用柳条边封禁东北，在柳条边各边门设哨卡，派兵驻守，限制百姓的出入。但是到了康雍时期，柳条边的封禁政策变得更为宽松，这时清廷实行移旗移民开发东北的政策，因此柳条边的存在一度形同虚设。虽然在乾隆时期对东北的封禁政策再度加强，但未能阻止遗民的大潮。道光二十年(1840年)后，东北就弛禁了。

清代柳条边的存在，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柳条边的存在保护了东北的生态环境，农耕区、游牧区、狩猎区都未被破坏，保证了清廷特需品的供应。但是，柳条边的修建也不利于东北地区的开垦，由于封禁政策，这里很长时间内人口稀少，土地得不到有效的开发。

古时候女犯人发配到宁古塔，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

满清时期，一直就有将罪犯及眷属发往宁古塔为披甲人为奴的案例，在《大清律例》有明文：“凡盗窃临时拘捕，为首杀人者，照强盗律，拟斩立决；为从者，应发往吉林、乌拉、白都诺，宁古塔等处为披甲人为奴。”可见，“发往宁古塔为披甲人为奴”是仅其次斩立决的惩处。

那么，宁古塔到底是地名， 塔名亦或是城邑？?

“宁古塔”一词，若以汉语的角度来看，可能会认为是某座佛塔，清康熙年间，生于宁古塔的吴振臣在其《宁古塔纪略》就提到了类似的看法：“虽以塔名，实无塔。”其实，“宁古塔”一词实为满语而非汉语，然而它所代表的意思，到目前史学界并没有定论，可以说还是个未确定的概念。有专家认为：“宁古”在满语中是“六”的意思，而“塔”是“个”的意思，相传此地有兄弟六人，各占一方而得名“宁古塔”；但是也有专家认为，“宁古塔”是“六窝铺”的意思，以最初这里居住了六户满族人家而得名。

宁古塔除了是地名以外，还是清代官职的名称。清朝曾在东北地区设置了三大将军，分别是：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黑龙江将军。其中宁古塔将军所管辖的地区相当大，并划分为数个辖区，分置副都统管理，其中一个副都统的名称就叫“宁古塔副都统”，他负责管辖的就是宁古塔城。历史上的宁古塔城有旧城和新城之分：旧城在今黑龙江省海林县，依山傍水，毗邻牡丹江；新城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南距朝鲜界六百里，东至大海三千余里，北至混同江蒙古界六百里。辖的东西阔八里余里，南北六里余里。”（见清阿桂著《满洲源流考》）。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时，宁古塔之名仍未见于史册之中。当时，因为此地正是辽东地区与北方部族的交通要道，所以具有极高的军事重要性，就成为了努尔哈赤首先要征服的对象。满清入关以后，顺治皇帝认为宁古塔系边外重镇，应该委派重兵镇守。从此，宁古塔就成为了满清在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枢纽。

那么， 这样一个军事重地何以成为当时全国官员和文人学者心底里颇为忌惮的地方呢？

三百多年前的宁古塔地区，山林茂密，江河密布，人烟稀少，百兽出没，气候寒冷，仍然是一个尚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在前人的记述中，这里农历八月就开始下大雪，九月中旬江河封冻，十月地裂盈尺。冬季下雪三四尺厚，到了夏季则变成了数百里的沼泽，其泥淖深不可测。不仅如此，当时此地不产稻米而无盐，生活此地的人们，只能每年十月江面封冻之后，越过图门江，到朝鲜会宁府边境，拿人参、貂皮、兽皮、山珍等特产换回稻米、盐巴、布匹等生活用品。稻米到了宁古塔城，每升须二三钱银子，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舍得拿出来食用。

恶劣的自然条件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绝塞”之地，因受江南科场案株连被流放宁古塔的安徽桐城名士方拱乾曾说： “人说黄泉路， 若到了宁古塔， 便有十个黄泉也不怕了！?”

那么，清廷为什么要将宁古塔作为内地“流人”的接收地呢？

首先：包括宁古塔在内的东北地区是满族的“龙兴”之地，清朝入关以后，为了保护它的龙兴之地，清政治严禁内地人通过山海关进入东北，以免破坏了它的“龙脉”。所以，把犯人流放到这里，跟犯人接触的除了驻守此地的八旗兵卒，就是土著的东北居民，不用担心犯人反叛的情况发生，进而危及自己的统治； 其次：宁古塔地区人员稀少，清朝统治者可以通过流放这种刑法，来增加戍边人员的数量，加强抗俄力量； 第三：这里属于清朝的极远之地，天寒地冻，土地荒凉，人迹罕至，最重要的是经济文化十分落后，野兽横行，内地文人来到了这里，纵然有满腹经纶也没有了用兵之地，更不要说独自逃脱出来。这绝对是折磨自命不凡的内地文化人的绝佳之地。

因此，对于那些来自内地的犯人来说， 流放即已注定了他们的背井离乡甚至是生离死别， 而流放宁塔则是更大苦难的开始。

那么，哪些人会成为流放宁古塔的对象呢？

科考舞弊案犯人及家眷：如上文提到的吴振臣的父亲吴兆骞、方拱乾就是受江南科场案株连而被流放于地，吴振臣就是出生在了宁古塔；虽然他们是被诬陷而无辜流放的，但是在清朝初期，确实出现不少打通关节、 营私舞弊，左右科考成绩的事情发生； 文字狱犯人及家眷：清统治者为了镇压全国性的反清斗争，大兴文字狱，以打击当时士人的反抗情绪和不满思想，对士人进行压制，以此来消除异己，巩固其统治地位。比如，因为《南山集》案而被流放到东北的安徽桐城方氏一族；因为吕留良案而被流放的吕氏一族等； 反清犯人及家眷：清朝入主中原以后，激起了汉族民众的反对，清朝统治为了镇压这些“反清复明”的义士，对他们及亲属进行了杀害或流放，比如，因“通海案”而受到牵连的杨越；因郑成功抗清而获罪的郑芝龙等；

沈阳明明是大明朝的，为什么后来的清朝统治者称沈阳是大清的“龙兴之地”

盛京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努尔哈赤原定都城为辽阳，但后来考虑到沈阳城的地理位置以及历史原因，定都沈阳。清入关之后，多尔衮提议将都城迁到北京，而东三省是清朝的发祥地“龙兴之地”。于是仿明朝两京制度，尊沈阳为陪都，又称盛京。

清朝的“龙兴之地”如何一步步变成了汉人地盘？

“龙兴之地”是指一个王朝起源、发迹的大本营。清朝最高统治者是来自东北的满人，因此东北地区自然就成了清朝的“龙兴之地”。

清朝入主中原后，东北与中原地区融合到了一起，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清朝前期，满清统治者并不允许汉人移居到东北。但到了清朝后期，东三省却俨然成了汉人的地盘，这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变化呢？

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很快就融入了汉文化之中，但东北地区却成了例外。清朝统治者严令汉人不得移居东北，并要求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的旗人和部落民保持满人文化和祖宗传统。清朝统治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还是出于战略方面考虑，因为万一形势发生变化迫使他们不得不退出中原的话，至少东北还是可以作为最后的大本营。而且在东北保持一支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八旗军，也能有效维持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此外，东北盛产人参、貂皮、黄金，禁止汉人进入保住清廷对这些重要物资的垄断地位。

然而时过境迁，到了十九世纪初期，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禁令却成了一纸空文。随着帝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中原地区土地呈饱和状态，大量汉人贫民纷纷选择了“闯关东”，汉民北移运动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

当然，造成这一现象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清廷在禁令上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廷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主要出于几点原因：首先是当时满清统治中国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满汉之间的界限已变得很模糊，清朝统治者已不没必要考虑留下退路的问题；其次是东北八旗军的堕落程度比关内八旗军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擅长喝酒、赌钱，但却缺乏训练和装备，想指望这样的军队来维持统治显然不现实；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位于更北方的沙俄帝国正在蠢蠢欲动，清廷应鼓励汉人到黑龙江以维持帝国对大片无人区的控制才是上策。

除了那些勤勤恳恳“闯关东”的汉民之外，汉人中的不少亡命之徒也将东北视为了最佳落脚点。这些人中有的是被朝廷流放到东北后又逃脱的重刑犯，有的是在关内犯事后流窜到东北的流贼，还有的是专门跑到东北从事偷猎、挖参、采金等高风险高收益工作的冒险者。这些人往往会组织成团体，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从事着无法无天的勾当。清末东北地区土匪横行便是由此而来。

当时东北主要由三类群体构成：旗人、汉人和部落民。旗人作为创建清朝的成员，在表面上似乎高人一等，但实际上只有旗人中的高级官员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政治权威。值得一提的是，东三省最高层官员往往都是来自北京的旗人，他们比那些世居东北的满人同胞汉化程度高很多，因此对移居东北的汉人也更加包容。

汉人中的精英分子社会地位仅次于旗人高级官员，他们中有的是被革职流放到东北的原朝廷官员，有的是汉人富商。这些人或是有文化、或是有钱，因此在东北上层社会中也拥有一席之地。有地位的旗人都乐于多结交一些汉族文化人，同时他们在商业方面需仰仗汉人富商的经营才能和商业网络，所以对待这两类人都是非常友好。

普通汉人和普通旗人在社会地位上没有太大区别，都是平头百姓，各过各的日子。而处于“鄙视链”最底层的是东北地区的部落民。这些部落民都是居住在边远地区，地理位置上比较孤立，汉化程度很低。所以无论在旗人眼里还是在汉人眼里，部落民都是一群土里土气的乡巴佬。

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涌入东北，东三省的汉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旗人在勤劳和技术方面都落后于汉人移民，所以根本无法与汉人展开竞争。一些脑筋比较灵活的旗人开始在各个方面模仿汉人，并虚心向汉人求教。随着时间的推移，黑龙江以南地区的旗人几乎都会说一点汉语，像是在盛京（今沈阳）这样汉化程度很高的地方，不少旗人甚至连自己的满洲母语都给忘光了。

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不仅是东北地区的旗人全盘接受了汉文化，连部落民都纷纷开始学习汉文化。汉人在人数上也占有压倒性优势，清朝的“龙兴之地”就在这样潜移默化中变成了汉人地盘。

参考文献：《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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