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强。为子女创造良好的教育条件是每个家长的心头大事,为此买学区房,报课外班,各种“为孩子的明天”努力。也正因此,教育费用成为许多家庭开支中的大头儿。那么,古代的学校什么样?学费贵不贵呢?
中国古代的学校分为两大系统,一是官学,二是私学。
所谓官学,是指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直接创办和管理的学校。中央级别的官学,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太学和国子监。地方官学,就是各级行政区划内官府办的学校,又称乡学或学宫。《周礼》称:“乡有庠(xiánɡ),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庠、序、校、塾就是古代地方各级学校的名称,后两个名称我们熟悉,但前两个名称大部分人是不知其含义的。记得读大学时,我们历史学院大厅有面镜子,上面漆有四个字“荫泽庠序”。当时大部分同学都不认识第三个字,更别提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了。后来我们终于明白了,这就是荫泽学校的意思。
西周时,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学就已经蓬勃发展,形成了“学在官府”的传统。官学本身,既是学校,也是政府机构,教师也是由官员兼任。西周的官学是不收学费的,以后历朝历代的官学也大多免费。那官学的经费来源是哪里呢?主要是靠政府拨款,还有士绅商人的捐赠。宋朝时,由于人口数量庞大,官学学生太多了,光靠拨款和捐赠难以满足官学开支。于是,宋朝开创了一种“学田”制度。所谓学田,就是国家拨给学校或者学校自行购置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学校的固定资产并租给附近的农民耕种,所获得的收益就可以用作官学的开支。后来中央的国子监也开始实行学田制度。学田制,为以后各朝各代教育经费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保证了官学的免费就读。
官学不光免费就读,有时候还能领到一些零花钱。比如宋代的太学,不光免学费,吃住也免费,学生每月还可领1000文。宋代1000文,其购买力大约合现在的800元,这些钱现在的大学生也够花了,要知道,这是除了吃住以外的纯零花钱。当然,在古代能上官学也是很不容易的。初期,官学就读的大多是贵族子弟,属于权贵阶层;唐宋之际,官学开始向平民子弟打开大门,但得是学习特别好的才俊。古代官学的免费,有点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大学免费。那时候读大学,不光免费,还管吃管住,毕业还分配工作。
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古代的官学也会收一些自费生。比如汉代的中央太学有两类学生,“正式生”和“特别生”。正式生由中央直接选拔入学,属于公费生,政府还发俸禄;特别生由地方选送到太学,属于自费生,尽管也不需要交学费,但没有俸禄,食宿费用需要自理。所以,太学中有些贫寒的子弟,需要一边学习一边做小工,这就跟今天的打工上学类似。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古代私学的费用。
私学的开创者是孔子,他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给了普通大众读书的机会。私学的老师不是政府官员,国家财政也不支付其工资。古代官学的老师相当于今天有编制的教师,而私学教师没有编制。私学类似今天的补习机构,上学得交学费,孔子定的学费标准是十条束脩,束脩就是肉干,类似今天的腊肉。这个价格说贵不贵,说便宜也不便宜,因为那个时代吃肉还是不容易的。那如果交不起肉干,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上学了呢?也不是。老师也可以不收你学费,但你得帮老师家干活,以工代费,有点像今天导师带研究生的意思。
后来私学渐渐普及,运营模式也成熟起来。私学的经费来源也趋于多样化,有地方士绅的捐赠,还有政府的补助,所以个人缴纳的学费也逐渐降低,普通家庭也能承受得起了。以明清为例,一个学生读私塾的费用一般为每年80斤到120斤小麦。这个数量,当时半亩地的产出就足够了。清朝人口剧增以前,一户中等自耕农的家里大约能有5亩地。这样算下来,一个学生的上学费用约占到全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贞元时,李渤、李涉兄弟隐居读书的地方。
据传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一白鹿自娱,因此人们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进去也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九经。宋仁宗皇祐五年,孙琛在故址建学馆十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朱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还广邀国内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宋淳熙二年,朱烹与陆九渊二人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曾在地处江西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发生过激烈的论辩。但是朱熹并不因此而持有门户之见,邀请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受白鹿洞书院师生们的欢迎,有些学生甚至被陆九渊精湛、透辟的说讲感动得落泪。为此,朱烹特意把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这不仅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在中国儒学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统元年才修复,以后又有所扩修。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嵩阳书院与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麓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在国内也举足轻重。
嵩阳书院东西山岭环抱,逍遥谷溪水缓缓南流,嵩岳寺溪水汩汩西来,两道清澈的溪水,在嵩阳书院前面汇合成双溪河,然后蜿蜒东南入颍。书院南面是开阔的沃田。站在嵩阳书院门口四望,可仰望嵩岳诸峰,可俯瞰登封城全景。环境十分幽美,不愧为读书胜地。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嵩阳书院历朝并置有学田,以充书院费用。
除了书院有悠久的历史,嵩阳书院的旅游景观还有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来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阳寺,刚一进门,只见一棵古老的柏树,身材奇伟,枝叶茂密,酷如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战渴求良将,仰望许久,赞叹有加,当即褒封柏树为“大将军”。殊不料嵩阳寺乃藏龙卧虎之地,穿过二进院见到的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见了既惊讶,又踌躇,但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就将错就错地把二院的柏树封为“二将军”。“大将军”高兴的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心生闷气,肚子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际,怒发冲冠,一副与人争斗的样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毁。传说归传说,“将军柏”却实实在在是人间稀少的参天大树:“大将军”柏径周6米,“二将军”柏周径15米,十二个人挽手刚刚能抱住树干。二柏高达数十米,苍劲矫健,直耸云天。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历经千载沧桑而依然生机勃勃,诚不愧伟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俗称“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石碑,它记述的是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李隆基炼“九转金丹”的故事,事属荒诞不经,但碑却立得光前隆后:由号称“口蜜腹剑”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当时的书法名家徐浩书写。徐浩的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岁月流逝,千载易过,炼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却因为是唐隶佳品引来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观摩者,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
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始建于后晋,北宋时得到光大。
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划粥割齑这个故事就是讲范仲淹的),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范仲淹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师,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这种做法,与今日许多教授讲课时洋洋洒洒,真正到社会上应用时却不灵光的现象相比,确实大相径庭,真是值得后人借鉴。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残存的一些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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