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宋朝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宋朝经济繁荣昌盛,据历史学家考究:宋朝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即GDP占到了全世界的60%-80%,与其他朝代相比可以名列前茅。
同时宋朝也是起义发生最多的朝代,在我国古代,起义事件稀疏平常,这基本上是任何一个朝代都经历过的,但是除宋朝之外,其他朝代发生的起义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般发生在王朝末年,通常王朝建立之初政治清明,刚刚结束了战乱的人民得到安定,是不会发生武装起义的。
但是宋朝是个例外,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朝建立开始第三年就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而后起义事件频繁爆发,一直持续到南宋灭亡的320 年中,前后有史料记载的起义事件就有433起,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没有被记载,也就是说宋朝几乎每年都会爆发一起或多起武装起义。除了起义的次数多,宋朝的武装起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短,范围小。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宋朝成为这么一矛盾的朝代呢?其罪魁祸首应该是宋朝对待武装起义的政策——招安。
一、初尝甜头,宋朝的第一次招安
要说宋朝非正式招安,在宋太宗统治年间就发生了,执行这一政策的是宋朝名臣柳开,史书是这样记载这一过程的:
柳开用重金诱降常州、润州的武装起义分子,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适逢宋太宗征河东,高效快速的平息的叛乱的柳开的到了宋太宗的赞赏,而这一先河为宋朝后面处理起义事件起了带头作用,柳开之所以想到这样的对策,有两点原因。
其一、柳开乃是文臣,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处理武装起义没有使用宋朝精兵直接镇压的能力,所以对待此类事件的第一想法就是招安。其二、正值宋太宗征河东,必须要快速的处理好这件事情,使用武力镇压有太多不确定性,为了快速平定叛乱,使用重金及官爵诱惑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同时快速平定叛乱也能体现出一个人的能力,为了自己的仕途,招安是不二之选。
以上招安只是臣子自己的行动,而宋朝官方的第一次下令招安,是宋朝第三位皇帝宋真宗赵恒派遣使者呈谕招安造反者王钧:''如能递相劝率,效顺革心,当赐生全,别加录用。''宋真宗为了尽快平息叛乱,许诺如能归顺朝廷,不但免其罪过,还能加官进爵,结果如愿,此次叛乱不费一兵一卒得以平息。
宋朝初年对叛军实行的政策让朝廷尝到了招安之法的甜头,此后该项政策的实施便越发不可收拾,《续资治通鉴》记载道:
二、重文轻武,宋朝招安一发不可收拾
说到此处,就不得不提及宋朝期间另外一项重要政策——重文轻武,占据朝廷重要职位的官员都是文官,甚至掌握军事的最高长官也是文官。这就造成不到万不得已,宋朝根本不可能派遣军队镇压叛乱。
文臣是看不起武将的,同时他们也是害怕武将的,他们害怕武将建功立业,危机到自己的地位,而自身有没有带兵打仗的能力,所以每当朝廷问及如何处理叛乱的时候,他们只能上述阐述招安的种种好处:
通过招安平定叛乱,然后利用招安的叛军去攻打其他叛军,如果赢了,朝廷就坐享其成,如果输了,那么朝廷也没有太大的损失。
这一条锦囊妙计让朝廷坐山观虎斗,屡试不爽的政策最终影响到了整个朝代对叛军的态度,就是对于武装起义,朝廷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镇压,而是招安。据考究,宋朝433起起义事件,其中有超过一半是使用的招安的政策。
三、''要高官,受招安'',民众思想的改变
宋朝招安的首要待遇就是免除罪责、加官进爵,对待有一定气候的反叛军,宋朝往往是以重金及官爵诱惑,而民间的群众看到这一现象,再对比自己的生活,大都产生了羡慕的情绪。
于是一些有胆识的人为了升官发财就以此为契机,振臂一呼开始造反,随后就被朝廷招安,升官发财,而更多的人有了先例,也便开始效仿这一行为,就这样民间起义多如牛毛,这也是433起武装起义的由来。
宋代民间流传着一句民谣:''要高官,受招安;欲得富,须胡做。''通过造反就能当上高官,通过胡作非为就能得到财富,这一观点开始深入民心。《鸡肋编》又云:''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讲述的也正是这一社会现象,自此,宋朝当官的途径又多了一条,就是造反——招安——做官。
总的来说,招安政策让大多武装起义在短时间内便会得到平定,不会发展到形成对朝廷统治有威胁的武装起义,这一点也为为何宋朝武装起义频发,但是却没有被起义军推翻提供了解释。
同时,武装起义军中一部分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反抗朝廷,他们是带着加官进爵的目的拿起武器,以此为筹码接受朝廷的招安,而这一部分人的存在也是宋代起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年都要发生一起或者多起起义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代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其数目之多是空前绝后的。有记载的农民起义中,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
北宋宣和年间,官逼民反,岂止方腊、宋江揭竿而起而已,史称:“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魏博间则有杨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胜数“。
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农民起义。
北宋初期的川蜀农民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
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伙)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北宋末期的农民起义
北宋王朝末期极其腐朽、黑暗的统治,使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日益众多的农民破家荡产,“人不堪命,遂皆去而为盗”,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方腊起义
两浙路是北宋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封建国家的财赋,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这里。宋徽宗时,应奉局、花石纲之类,又对该地区的广大农民、工匠大肆搜括和奴役,社会秩序动荡不定。宣和二年(1120),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领导下发动起义。
方腊(方十三)是青溪万年乡帮源峒地主、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方腊是漆园主)。十月九日,方腊假托“得天符牒”,率领农民,杀方有常一家,首揭义旗。远近农民闻风响应,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起义军尊称方腊为“圣公”,改元永乐,置将帅为六等。在起义的头三个月内,陆续攻占睦(今浙江建德东)、歙(今安徽歙县)、杭、婺(今浙江金华)、衢(今浙江衢县)、处(今浙江丽水西北)等六州五十多县。各地响应起义的,有苏州石生,湖州归安(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永康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台州仙居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裘日新(仇道人)等,也领导当地摩尼教秘密组织起兵响应。
宋徽宗于宣和三年正月,派童贯率领京畿禁军和陕西蕃、汉兵十五万人南下。宋军攻杭州,起义军战败,退回青溪。歙州、睦州、青溪相继落入宋军之手。方腊带领余部退守帮源峒。四月末,宋军重重包围帮源,发动总攻。起义军奋战,七万多人壮烈牺牲,方腊力竭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分散在浙东坚持战斗,直到宣和四年三月,最后失败。
宋江起义
重和元年(1118),河北、京东遭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宣和元年(1119)十二月稍前,宋江领导京东路的农民举行起义。起义军活跃在河北、京东、淮南一带。大约在方腊起义失败的前后,宋江等三十六名首领接受了宋朝的招安,起义就此失败。
张迪、高托山等起义
方腊、宋江等起义失败后,宋徽宗、蔡京一伙以极大的代价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和官吏的给养,都摊派在河北、山东、河东百姓头上,还须运到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盘费十几石到二十几石,造成这地区百姓的极大灾难。随后,王黼又在全国征收免夫钱,数达六千二百万贯。州县官吏对百姓竭泽而渔,急如星火,加上连年灾荒,饿殍遍野。宣和五年,河北、京东等路农民遂相继起义,少者几百人、几千人,多者发展到几万人、几十万人。河北路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张迪“聚众数十万,陷州县”,曾围攻浚州(今河南浚县)五日。刘光世率宋军镇压,张迪牺牲。河北高托山在望仙山起义,号称三十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青(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今山东诸城)、沂(今山东临沂)等州一带,宣和七年被宋朝杨惟忠、辛兴宗军战败,高托山降宋。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号“敢炽”,率领起义军号称十万人。同年,在沂州壨鼓山与宋军作战,失败,张仙接受宋朝“招安”。济南府孙列率领当地农民号称十万人,占领铧子山,靖康元年(1126)被宋梁方平军战败。沂州临沂的武胡、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的杨天王、郓州(今山东东平)的李太子、沂州和密州的徐进、水鼓山的刘大郎等率领的农民军也都号称万人以上。这些起义队伍所到之处,杀地主、官僚,攻打州县,或则保聚山谷之间,以崇山峻岭为据点,树起起义的旗帜,“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
作者:郑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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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为什么宋代农民起义经常爆发?
我国历来农民起义无外乎土地、人口、徭役、赋税四个原因。其中,土地和小农经济是影响农民起义这种群体事件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所以,要想了解为什么宋代农民起义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局限,可以先看看其发生的原因。
首先是宋初的“李顺、王小波”起义,这次起义有个著名口号,叫“均贫富”。这口号一听就知道是农民起义那种淳朴的理想。但实际上王小波和李顺并非一般以耕作为生的农民,而是半农半商的茶农。北宋在平定蜀地后,对川蜀实施了严格的常平政策(政府对商品统购统销),并且严禁茶叶外运,这样就严重的损害了茶农利益。
《续资治通鉴长编》:“耕稼不足以给,由是群众起而为乱。”
起义首先由茶农李顺王小波发动。当然,蜀地能闹出这样的规模的起义也是因为蜀地相对于其他地方是比较贫穷的,人口兼并特别严重。这些都是晚唐五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即唐代均田制的破坏,导致人口兼并愈演愈烈,这也是唐代由盛转衰的原因之一。
宋朝比较著名的起义还有北宋末年的方腊(梁山规模跟方腊比起来其实算小的了)
方腊起义的最直接原因是“花石纲”,宋徽宗时期,朝纲混乱,政治黑暗。各种巧立名目对劳动人民进行搜刮剥削。农民苦于繁重赋税盘剥,致流离失所。最终在方腊的领导下揭竿而起。而宋江在梁山起义的原因则是朝廷把梁山一带划为国有,渔民不得随意进入梁山泊进行捕鱼等农林活动,相反,每年还需缴纳各种款项,实际上就是断了梁山农民渔民的生路。
北宋除了李顺王小波、方腊宋江起义,南宋还有钟相杨幺起义。这次起义表面上是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致,实际则是南宋政府以抗金为名,加大对农民的剥削所导致的。
由此可见,宋朝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主要是朝廷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压迫的加剧。正是所谓的官逼民反。在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的变化也是原因之一,但并非主要因素。宋朝整个国家机器极其注重对内部的控制及使用,虽然商业经济迅猛发展,但也免不了对人民采取些高压手段。政治对于经济的过多干预是宋朝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的主要原因。
问题二:为什么宋代农民起义规模并不大?
整个宋朝三百多年,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共有一百多次,但大多规模不大。有的影响小到连史书都一笔带过,只写一个“叛”或者一个“乱”。那为什么没有“黄巾”、“赤眉”这样规模的起义呢?
其实,想要逼迫农民起义并非易事,谁不想好好活着,一旦造反基本上是九死一生。所以大规模农民起义必有以下几个条件:
外部:
1.实在是走投无路,所谓”逼上梁山”,陈胜吴广就是典型。
2.必须有一个高度中央集中的政权对立,以至于各地均能严格执行中央政策。
3.对立政权的各地官僚机构一定是成熟的,绝对的公私分明,该剥削的坚决剥削。
4.对立政权这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控制力有一部分削弱。
内部:
1.人数要多,且大多人感同身受。有着相同的愿景和目标。
2.要有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加入领导班子,光靠文盲不行。
3.要有比较响亮的口号,既能发动群众,又能直指统治阶级的弱点。
那么为什么这些农民起义都不能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呢?这就是宋朝统治者的精明之处了,简单来说就是剥削你但是又不至于让你活不下去。这些积极政策有:
1.减轻徭役
徭役一直以来都是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之一。对广大农民来说徭役确实比较痛苦,完全是免费劳动力。宋朝鉴于这种情况,采用了独特的“厢军”来代替成年劳动者需要提供的徭役。所谓“厢军”虽然是军队编制,但从来不进行作战,打仗都交给了“禁军”,厢军平时就负责修筑、运输之类的杂货。当然,其兵员素质也很差,大多是囚犯或者被禁军淘汰的人。《水浒传》里林冲发配去的牢城营就是厢军。
2.土地制度
宋朝对土地控制其实是比较松的,并不反对兼并,也不加以遏制。土地流动性增大的好处是可以供更多的农民耕作,土地商品化也间接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加上农业科技的进步,使得饥荒出现的次数大大减少。
3.商业发展
这一点也是历来被认为是没有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通过工商业,人民对于土地不必过分的依赖。同时工商业也不像农林渔牧一样容易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干扰和剥削。另外,因为起义势必造成地区局势动荡和朝廷的严格控制,对工商业阶级是百害而无一利,如果不是李顺王小波这样被朝廷断了财路的,是不希望起义的。这样,又分化了一部分起义的基础。
4.重视士人
历来农民起义没有士人参与其实是不成气候的,优秀的知识分子远比数量众多的农民阶级来的重要。宋代对于士人的重视可谓是仁至义尽,重文轻武、不杀大臣、高薪厚禄、科举取士。读书人想要飞黄腾达的途径远不止一种。既然如此、又何必参与到身败名裂的农民起义中来?
此外,宋朝军队采用募兵制,不再频繁征兵,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还在饥荒年间加大募兵力度,征召饥民加入军队,防止广大饥民惹出事端。但这样也造成了宋朝军队多而不精,即是所谓的“冗兵”。
由此,宋朝的一系列措施保证这些农民起义都成不了大气候,相对于北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对朝廷的威胁实在不能够相比。总的来说,宋朝人民的生活是既不幸福,也不痛苦,但好在一个安定。相对于安史之乱之后的动荡局面,这种安宁无疑是一种向往。从民间到朝廷都保有这种心态,朝廷对外是能不打就不打,能用钱解决的都用钱解决。对于老百姓亦是如此,世人总说宋江是投降派,但仔细一想,谁又想放着安稳日子不过躲上山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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