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雍正对清朝的贡献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作为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雍正是康乾盛世的纽带。
都知道,雍正是一个政治能力非常出色的皇帝,作为九子夺嫡的最终赢家,其政治手腕可见一斑。现在影视剧也经常演绎这段历史,在经历数十年勾心斗角之后,四阿哥胤禛最终夺得皇位,权倾天下,成为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雍正是一个十分勤政的皇帝,每天都要审阅和批改大量的奏折,常常批改到深夜。而雍正,却在历史上有着暴戾凶残的恶评,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对朝臣和地方的官员的要求十分严格,并且,对于贪官污吏的处罚力度也是非常重的。
雍正年间,对于惩处贪官污吏的力度,是清王朝历史上最为严厉残酷的,直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夺嫡经验的他,深知官员贪污受贿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其背后肯定有一条关系网,一颗大树。所以,雍正在处置贪污官员时,会对有关联人员进行盘查,抱着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心理,进行处置。
雍正十分热衷于抄家,对他来说,这似乎是一项成就感极强的工作,他考虑到,这些官员会将贪污所得转移给子孙,没关系,一起解决,要么杀掉,要么发配边疆,直接将这些人日后的希望给断了!然而,勤勉的雍正,也并非是我们想象中的残酷不堪,其实,他也有着非常幽默的一面。例如,他在奏折中的批示就非常“可爱”,相信你看完这些,一定会对他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雍正时期,有一个官员因罪入狱,在狱中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悔过书,希望能得到雍正的从轻发落。其中,他这么写道:“辜负天恩,羞惧交并”,意思就是辜负了皇帝,已经有了恐惧和羞愧。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得到赦免的说辞,雍正深知他的想法。于是,雍正回复道:“知汝惧死实甚,然羞则未也。”(知道你害怕的要死,但是,是否羞愧就不一定了),看来雍正还是一位幽默的皇帝。
除此之外,雍正还是一个率真的人,在对待国家政务上,一贯力求简洁务实。我们都知道,官场上的形式文章非常多,一些大臣时常会在奏折上弄虚作假,蒙骗皇帝。而许多刚到任的官员,更是大肆鼓吹自己的业绩,雍正对此是深痛恶绝。直言道:这类奏折他只会信一半,大多数情况,他连一个字都不会信。
雍正二年,中原地带发生了严重蝗灾,河南巡抚故意隐瞒不报。雍正便通过审问河南的其他官员,知道了实情。而巡抚为挽救自己,上报说:“全省的各个州县灾害已经消灭十之八九了。”雍正知道他说的肯定不是真的,批评河南巡抚说:“若不是你欺骗朕,那便是你被你的下属欺骗了!”
按理说,这个巡抚经历这么一件事也应该知道收敛了。然而,过了两年,这位调任到甘肃做巡抚的大臣,又搞起吹捧的那一套。当时,甘肃大旱,而在七月的时候,凑巧下了一场雨,这位大臣以为机会来了,便又上奏说:“时逢雨下,必定能够丰收,这必定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但是,雍正却大为反感,说:“如此大旱,何来丰收,如此粉饰太平的话,朕实在厌恶之极!”
雍正帝时常警告官员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他对那些吹嘘捧高的奏折,往往不予理会,最多只是写下“朕知道了”,这样简短的批改。然而,对于敢办实事的官员,雍正也是不留余力的维护。在雍正看来,大部分科举进仕的官员,都圆滑世故,善于到处取悦,缺乏真才实干,所以,雍正对于特别能办事的大臣,给予极力的支持。
田文镜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作为一个六十多岁的官员,可以说,他的仕途已经基本结束了。但是,在雍正的赏识下他屡遭提拔,做到了河南巡抚的位置之上,估计是顶了我们那位善于追捧大臣的位了。在任期间,田文镜雷厉风行的进行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措施,这大大触及到了地方乡绅和官员的既有利益,引起了猛烈的弹劾。于是,关于田文镜的奏折,大批量的被送往京城,直言要让田文镜走人。
然而,雍正不仅没有理会这些奏折,还公开给田文镜支持,甚至,在给田文镜的批示中,雍正还十分动情的安慰他说:“朕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这样直爽的批示大大给予了田文镜鼓励,使他更有信心去大力整顿河南政务。
在那时的官员看来,雍正是一个暴君,也有点虐待狂的倾向,当然,他不只虐待别人,也常常虐待自己。对大清朝大部分的官员,尤其是那些贪官污吏来说,他不是一个好上司,特别严格还爱整人,很难讨好他,他也只欣赏那些踏踏实实干事情的人。
纵观雍正掌权期间,在国家治理方面,他确实是一个务实的君主,对于百姓们来说,他也不失为一个好皇帝,为清朝的继续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更给后代留下了一个强盛的帝国。
参考资料:
【《清世宗实录》、《清史稿·列传八十一》、《河南通志》】
雍正是满清历史上一个能干的皇帝。
清史学者孟森赞誉:「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
」又说「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
以前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谣言,指雍正是篡位而起,又把雍正描写成一位毒死父亲、气死母亲、不务正业,又通过文字狱抑制了汉族的思想、巩固满洲人统治的皇帝;直到近代经多番历史研究,这些传说都相继被推翻,使近代对雍正评价转趋正面,赞扬其励精图治,革新吏政、活络经济、提升民间生活水准的政绩。
日本文化首都京都大学历史教授盛赞雍正节俭支出,称「雍正朝后宫一年支出费少于明朝万历帝后宫一天支出费用」。
英国历史学者史景迁认为:雍正的父亲康熙为政宽松,执政末期受储立之争所扰且出现典型长寿帝王的统治能力退化现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清皇朝实已浮现官僚组织膨大腐败、农民生活水准恶化的危机;由于雍正即位时正处于政治历练、精神与人格上的成熟阶段(45岁),因此得以精准的分析问题并有魄力的作出应对。
他的改革同时包含了力行整顿与和现实的妥协(如火耗归公与养廉银)。
虽然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雍正未能了解与解决明清第三帝国作为内敛式王朝的根本问题,但清朝得以建立起一套继续运行百年以上仍大致有效的统治体制,而未沦为「立国百年而亡」的异族王朝,此当归功于雍正一朝的改革。
熙驾崩后,45岁的皇四子雍亲王胤禛即位,年号雍正。“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
改革:承上启下
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为君难”玺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雍正改革措施,列举以下六点:
第一,整顿吏治。康熙晚年,身患中风,标榜宽仁,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年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jū);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250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
第二,密折制度。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奏折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41600余
件,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第三,设军机处。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
第四,改土归流。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已经解决;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决。
第五,摊丁入地。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第六,废除贱籍。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dàn)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
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选储,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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