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汉末三国时期的蝗灾、饥荒与疫灾有多严重

揭秘,汉末三国时期的蝗灾、饥荒与疫灾有多严重

汉末三国的寒冷期不仅旱灾频传，而有较干燥的土壤以提供蝗虫良好的产卵环境;又因寒冷期年均温下降，使得蝗虫有着适宜且普遍的生长环境，甚至可能造成蝗虫的生长环境随着各地气温的变化而有所扩大，进而导致蝗灾为患。

值得注意的是，汉末兴平元年～建安二年期间，连续四年，年年有蝗。

若虑及此期间的连年频旱，便可想见农作收成必有所影响;再加上连年爆发蝗灾，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因而，在旱、蝗的交叉反应下，农作短缺、粮食变少，最终往往形成饥荒而人相食，且无论皇帝、百官、或者百姓，皆无可避免。至于当时在濮阳一带交战的曹操与吕布，更甚至因为蝗灾及缺粮的威胁，而使战况有所僵持，最终各暂时撤兵。透过应璩〈与西阳令孔德琰书〉，可看到当时的蝗灾景象。应璩写道：

“嘉麦祯祥，唯日未久，不图飞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亲发赫斯，爰整其旅，鲐背之叟，皓首之黎，莫不负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于白日，鼋鼍震于雷动。以此扫敌，必将席卷，况于微虫，能无惊骇!”

由此可见，在麦子良好成长的同时，觅食的蝗群也来得相当迅速且出人意料，而政府则立即动员人民驱赶蝗虫;至于动员的幅度更是从老到小全面出动，并且严阵以待。

整体来看，蝗灾可说是与汉末三国的寒冷期及相关灾变环环相扣、互相影响。

寒、旱可能增大引发蝗灾的机会，而蝗灾加上旱、涝，亦将增强农作歉收及饥荒的可能性，如西晋咸宁三年司马炎即有诏曰：“今年霖雨过差，又有虫灾。颍川，襄城自春以来，畧不下种，深以为虑。”

此外，由于蝗灾带来饥荒、甚至死亡，因而亦可能间接地与瘟疫爆发有关。

既然蝗灾对对时人危害甚巨，且有诸多影响，那也无怪缪袭于曹魏太和元年做鼓吹曲〈太和〉时，会在曲中将''灾蝗一时为息绝''与农作丰收、狱讼清明……等一同视为魏明帝继位后的吉象。

饥荒

汉末三国时期的寒冷期诸般异象，而寒、旱、涝、蝗……等则皆有可能诱发饥荒，或与饥荒形成交叉循环。

详细来说，年均温普遍降低将导致作物生长期缩短，旱、涝、蝗……等灾变自然会对粮食产量有所影响，便有可能造成农作歉收。至于瘟疫、战争等情形则可能造成死亡而导致从事农业者的劳力短缺，饥荒的爆发机会也变高了。

反之，饥荒爆发后，可能使人营养摄取不足而抵抗力不佳，进而引起瘟疫;饥荒也可能导致人们没有足够的体力以开荒种田，进而又造成歉收。

此外，饥荒会使人身状态不佳，因而可能使得人们面对灾变的应变能力下降。

汉末三国百年内至少约十五次的饥荒纪录。

无论天子以至于庶人、无论天南地北，都无法避免饥荒的威胁。如汉末兴平～建安初的饥荒，连献帝(181-234)都有所经历，百官、后宫更是食枣菜维生;另外，亦有''河北袁绍军吃桑椹、江淮袁术军吃蒲蠃''的说法。而随着饥荒的爆发，粮价便水涨船高，可见当时童谣──

由此看来，由于当时的饥荒，再加上诸多灾变、战争的交叉影响，使得粮价飙涨，导致''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的纪录出现;

更有甚者，则是再多钱都买不到、买不起粮食。

既然粮食是如此短缺，那么除了个人外，军队、政府可能都会有所影响，因此毛玠曾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

可见饥荒是每个政权主政时所需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假若无法妥善因应饥荒，那么便可能出现《魏书》所说的情形了： “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民人相食，州里萧条。”

由此可知，不少地方势力或者割据政权都受到粮食问题的考验，有的以劫掠解决粮食问题，有的则因为缺粮而瓦解。

而饥荒亦可能造成极端现象，即是''人相食''。所谓''易子而食''，并非只是存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中，

汉末三国期间即有数次人相食的记载，除了战争围城而造成的粮食短缺外，其余则可说是因寒冷期诸灾变所引起的饥荒，进而导致人相食。

虽说人相食多集中现在汉末兴平～建安初年，而这样的惨况却遍及南北，相关纪录可见于《三国志》，如：

然而，可怕的是，兴平年间的饥荒不止于人相食，甚至还有''吃人贼''!

《三国志》注引《魏略》：“兴平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以饥饿，留其母守舍，相将行采蓬实，合得数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归，为母作食，独与小弟在后采蓬。”

由以上所引的鲍出经历，便可看到兴平年间之饥荒所导致的惨况。

有的人民必须到处采集方能维生，也有的人民聚众掳掠，甚至以''噉人''为聚众的宗旨，而实践了''弱肉强食''的恐怖情景。

疫灾

就疫灾而言，若考究寒冷期与瘟疫的关联，或有''直接''或''间接''的看法。

以两者的直接关系来看，有些学者即认为与当时寒冷期造成的特定环境有关，或许年均温降低刚好适合某些病原体的运作。

但也有人针对此说抱持质疑态度：''气候变异虽可促使某些'微生物'(或病原体)在特定的温度及湿度之下，产生突变或大量增殖，以致大规模侵袭人类社群而爆发疾疫流行，但是变干变冷有时也可抑制或终止某些病原体或病媒(如跳蚤、蚊虫等)的活动，故而，小冰河期的气候型态不见得必然会直接导致疾疫流行。''

因此，另一派学者即主张寒冷期与瘟疫之间的间接关系。

据此看来，寒冷期与疫灾有着间接关系之说乃受到较多的支持，盖''寒冷期带来的粮产歉收与饥荒所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的问题，往往成为扩散或加重疾病流行的原因''。

举例来说，对于因各式灾变或者为了争夺生存权的战争而造成的死亡，如无人掩埋尸体、或后续处理不当，当大规模尸体开始腐烂，将有可能形成传染病而对人类健康有所危害;

另外，也可能因为寒冷期当时的饥荒，造成营养的摄取不足而导致抵抗力变弱，因而更容易增强疫灾威胁。

汉末三国百年间至少有约二十次的大规模疫灾。若细细加以检视，或可发现──在瘟疫前夕，大部分都出现了气候异变或是战乱。以中平二年(185)大疫为例：在光和六年底(183)，冬天大寒，北海、东莱、琅琊等地的井中冰厚尺余;到了中平元年，便爆发了太平道黄巾之乱、五斗米道亦在此时崛起而寇掠郡县;中平二年，大疫流行。由此可见，连年灾变、死亡、战乱、瘟疫，确实在寒冷期中形成了无限循环。

除此之外，有些疫灾亦有可能是因避难、行军……等因为迁徙所导致的水土不服，或者可说是风土病。以往即认为南方有着许多的瘴疠，使得人们容易染病，甚至逐渐形成''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如曹操曾说及：

''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

因此，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或因疫疠而影响曹军战力，导致曹军败战。

至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南征，军至居巢亦逢大疫，而随军出征的司马朗(171-217)虽对军士''躬巡视，致医药''，但最终连司马朗自己都被感染致死。至于许靖(150之前-222)亦曾与曹操书信往来，述及其向南逃难，先至交阯、后入蜀地的经历，综以上事例，皆可见此类因迁徙而生成、或扩大的疾病危害甚钜。

而当时的疫灾也应是相当严重，如汉乐府中便呈现出民间对疫灾的写照''白骨不覆，疫疠流行'';

至于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更是使得建安七子中多人死于疫灾。

可见疫灾之所及，不论富贵贫穷或山南水北。是以曹植描述大疫的惨况：

''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噎，或覆族而丧。''

而且，就算身为名医张仲景的宗族，也为无法避免疫灾的摧残，故张氏曾言：“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透过这些相关记载，在在可以见到疫灾对汉末三国所带来的威胁，甚至是更无差别的为时人带来死亡的沉重，是以即便是贵为帝王的司马炎亦有所感触而言：''每念顷遇疫气死亡，为之怆然。''

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蝗灾

一、产生原因
二、防治方法
三、中国历史上的蝗灾
四、蝗虫简介
五、以色列大蝗灾

[编辑本段]一、产生原因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严重的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我国古书上就有“旱极而蝗”的记载。近几年来非洲几次大蝗灾也都与当地的严重干旱相联系。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蝗虫是一种喜欢温暖干燥的昆虫，干旱的环境对它们繁殖、生长发育和存活有许多益处。因为蝗虫将卵产在土壤中，土壤比较坚实，含水量在10%～20%时最适合它们产卵。
　　干旱使蝗虫大量繁殖，迅速生长，酿成灾害的缘由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干旱年份，由于水位下降，土壤变得比较坚实，含水量降低，且地面植被稀疏，蝗虫产卵数量大为增加，多的时候可达每平方米土中产卵4000～5000个卵块，每个卵块中有50～80粒卵，即每平方米有20万～40万粒卵。同时，在干旱年份，河、湖水面缩小，低洼地裸露，也为蝗虫提供了更多适合产卵的场所。另一方面，干旱环境生长的植物含水量较低，蝗虫以此为食，生长的较快，而且生殖力较高。
　　相反，多雨和阴湿环境对蝗虫的繁衍有许多不利影响。蝗虫取食的植物含水量高会延迟蝗虫生长和降低生殖力，多雨阴湿的环境还会使蝗虫流行疾病，而且雨雪还能直接杀灭蝗虫卵。另外，蛙类等天敌增加，也会增加蝗虫的死亡率。
　　蝗虫在后腿的某一部位受到触碰时，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蝗虫通常胆小、喜欢独居，危害有限。但它们有时候会改变习性，喜欢群聚生活，最终大量聚集、集体迁飞，形成令人生畏的蝗灾，对农业造成极大损害。牛津大学的科学家说，他们对处于独居阶段的沙漠蝗虫进行试验，反复触碰蝗虫身体的多个部位，以寻找是否有某些触觉因素使蝗虫改变习性。结果发现，当蝗虫后腿的某个部位受刺激之后，它们就会突然变得喜爱群居，而触碰身体其它部位如触角、嘴部或腹部都不会有这种效果。
　　科学家认为，在某一自然环境中偶然聚集的蝗虫后腿彼此触碰，可能导致其改变习性，开始成群生活，其成员以同一方式大量增加，进而形成蝗灾。如果能发现到底是哪些化学信号刺激了蝗虫的神经系统促使其行为发生改变，就可能研制出防止蝗虫群聚的新型农药。
　　综上，为什么蝗虫能爆发成灾呢？
　　1、从环境角度看，主要是由于旱灾引起的。
　　2、从其生活习性上看，主要是：
　　（1）它有群居的习性。
　　（2）它有很强的繁殖力。
　　（3）它有多食性，也就是它能吃很多种植物。
　　（4）它的飞翔能力很强，难于防治。
　　（5）它的卵深藏于地下，难于被破坏。
　　3、暖冬之后蝗灾泛滥。
　　全球变暖，尤其冬季温度的上升，有利于蝗虫越冬卵的增加，为第二年蝗灾的爆发提供“虫卵”；此外气候变暖、干旱加剧，草场退化等多种因素的叠加，将为蝗虫产卵提供合适的产地，而且蝗虫适应干旱的能力很强，这是因为其他昆虫和鸟类在此情况下都不能生存，而且能造成蝗虫疾病的一种丝状菌被抑制，故而使其数量大增。因此专家预测，随着全球变暖的趋势，未来蝗灾发生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对我国的粮食生产将造成严重的影响。
　　4、虫口密度过大会引发蝗灾。
　　在一篇发表在6月2日《科学》杂志的论文中，James Buhl和他的同事证明了这个关键因素是特定的虫口密度。当蝗群处于这个密度的时候，蝗虫会排列成行，开始朝同一个方向前进。
　　蝗虫在其生活史早期是孤立的、没有翅的“若虫”，它们倾向于相互避开。但是如果资源变得缺乏，它们就被迫相互影响。然后，它们可以组成有秩序的本地蝗群。这种蝗群有能力统一行动，进入近邻的栖息地，并让越来越多的蝗虫加入进来，最终成为了巨大的蝗群。因此，预测群体行动的开始，对于控制蝗灾爆发是至关重要的。
　　这组科学家把数量逐渐增加的蝗群放在了一个圆形的场地里，记录下它们的行为，并用计算机软件追踪它们的运动。
　　在中等密度的时候（每平方米25到62头蝗虫），蝗虫会排列成行，并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运动，甚至统一地突然改变方向。
　　在实验中，当每平方米蝗虫数量超过74的时候，有序前进的蝗群停止改变方向，而是向同一方向不断前进了8小时。
　　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被称作自推进颗粒模型的计算机模型所预计的结果。Buhl和他的同事认为，使用这样的模型可能有助于设计出控制蝗灾爆发的方法。
　　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持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蝗虫若虫群体的定义。在这个定义密度上，蝗群容易越过“引爆点”，从而触发蝗灾。
[编辑本段]二、防治方法
　　1、环境保护，治本之法。
　　蝗灾的发生，自然因素是主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为因素。
　　蝗虫必须在植被覆盖率低于50％的土地上产卵，如果一个地方山清水秀，没有裸露的土地，蝗虫就无法繁衍。现在有些地方的生态意识不强，有的单纯认为治理污染才是保护环境，而对于改善蝗虫适生区的植被、土壤和小气候等工作，由于短期内看不到效益，并不重视。
　　所以，要从根本上防治蝗灾，应该十分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
　　2、药剂防治，最主要手段。
　　建议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对口农药，如5％锐劲特悬浮剂，每亩用20—30毫升兑水50—60公斤喷施。
　　也可以在蝗蝻（蝗虫若虫）出土10日内，用敌百虫粉撒于小竹、杂草上，或用敌敌畏烟剂熏杀。施药后还要加强监测，在一周内迅速检查防治效果，对漏治和防效差的地段及时补施药一次。
　　还可使用诱杀法：将稻草切成四五寸长，放入用人尿50公斤，加入50％可湿性敌百虫0．05－0．l公斤配制的药液中，浸没8小时，于晴天早晨分散堆放于蝗虫多处。
　　目前，最有效的灭杀蝗虫办法是用飞机喷洒农药，该法杀虫率高、灭杀范围广，但成本高，而且以化学防治为主的防治方式只能应一时之需，不能保证长治久安。
　　3、天敌防治，效果明显。
　　从长远看，要有效防治蝗灾，必须着眼于生态建设，要实行植物保护、生物保护、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四结合。特别是要确保生物的多样性，保护好蝗虫的天敌。据统计，我国目前有68种蝗虫的天敌，包括鸟类、两栖类、爬行类等，它们对控制蝗虫的数量具有重要作用。
　　山东省有关部门曾在东营搞过培育蝗虫天敌———中华雏蜂虻的实验，取得了一定效果。
　　新疆等地采取牧鸭、牧鸡等方式消灭蝗虫，效果也比较明显。
　　广东省昆虫研究所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一项试验，将大量鸭子引入农田捕食水稻蝗虫，结果仅需2000只鸭子就能把4000亩土地里的蝗虫吃得干干净净。此外，挂网田间的园蛛及狼蛛、猫蛛等游走蛛，也能在田里迅速找到小蝗虫并将其吞食。
　　广大农民应尽量保护农田蜘蛛以防止蝗害发生。具体做法是：收割后不要把稻草随便烧掉，而将其放在田里，为蜘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另一种做法是：在收割前后将发现的蜘蛛卵囊集中到安全地方并加以保护。
[编辑本段]三、中国历史上的蝗灾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蝗灾，其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陕西、山西、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也有较多的分布。这些蝗灾不但对历代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且引发了众多的饥荒、疾疫乃至社会大动乱。在蝗灾的防治上，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科学与迷信的斗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逐渐战胜了迷信。
[编辑本段]四、蝗虫简介
　　蝗虫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直翅目、蝗科，身体一般绿色或黄褐色，咀嚼式口器，后足大，适于跳跃，不完全变态，其幼虫称为“蝻”，主要以禾本科植物为食，种类很多，世界上共约有1万余种，在我国就有300余种，如飞蝗、稻蝗、竹蝗、意大利蝗、蔗蝗、棉蝗等是农林业的主要害虫。
[编辑本段]五、以色列大蝗灾
　　2004年11月21日，数百万只蝗虫蜂拥来到以色列红海之滨城市埃拉特，毁坏了这个以色列南部城市的大量庄稼和鲜花。以色列政府动用了飞机喷洒杀虫剂灭蝗。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1959年以来以色列首次遭受如此严重的蝗灾。当地居民说，成批蝗虫遮天蔽日，不仅把棕榈树叶啃光，还把整个花园的鲜花也吃个精光。据称，它们什么都吃，连公路旁的绿化草坪也不放过。
　　这批蝗虫是从北非过来的，有的长达10厘米。有个居民说，这就像埃及的灾难一般。按照《圣经》的说法，蝗虫之灾是埃及法老拒绝让犹太人离开而遭上帝惩罚的10大灾难之中的第八灾。
　　不过，此次蝗灾对一些以色列人来说，也未必不是好事。蝗虫是犹太法律规定的唯一一种可以食用的昆虫。有些以色列人抓住机会，逮住不少蝗虫拿回家做饭吃。有个以色列人甚至从地上捡起一只蝗虫，塞到嘴里就生吃了，一边还咂嘴称赞：“真好吃！”有个网站还列出了名目繁多的蝗虫菜单，有蝗虫串、蝗虫条和炒蝗虫。
　　后来，蝗虫朝着东方向约旦和沙特移动，未经过以色列北部肥沃地区、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三国时期混乱无比，魏蜀吴是怎么解决各自的粮草问题的？

三国时期混乱无比，魏蜀吴是怎么解决各自的粮草问题的？汉末三国由于进入寒冷期，造成各种连续灾害，政局不稳定，战争频繁，影响农作，可能引起歉收，发生饥荒。 粮食短缺，不仅会影响战争，还可能引起民变，毕竟是不利的官方权威和各割据势力的发展。 因此，汉末三国在当时因气候变化而引发的粮食问题上，成为汉末三国各政府政权必须应对的一大课题。

在各种灾害下，汉末三国如何应对粮食问题？

汉末三国时期的农民犁地

解决粮食问题的应急措施——剥夺粮食

面对粮食问题时，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有几种应急做法。 一般来说，比较简单的应对措施可能是“寇劫”。 说多了，就是抢钱，抢粮。

如建安初期，张济(？ -196 )因饥荒掠夺南阳，最终死于保卫家园的窑人之手。 另外，韩暹罗(？ -197 )、杨奉(？ -197 )也曾因饥饿而在徐、焉一带寇抢劫纵兵，打算去比当时富裕的荆州。 汉、杨两人在此之前，有没有和袁术共谋攻击过吕布？ 199 )但是，由于吕布承诺将袁术军的资金作为报酬而被密谋，韩杨两人面临的粮食问题可能相当严重。

那么，寇劫的效果如何呢？ 或者可以以程昱为例。 程昱在曹操和吕布交战时，为了缓解曹操缺粮的痛苦，抢劫过那个县，这样抢来的粮食提供了短短三天的军需，掀起了“疑似人肉混入”的丑闻，间接导致程昱日后与三公断绝关系。

但是，这样的粮食问题，不仅仅是上述几个事例，当时的势力普遍有这样的烦恼，所以出现了这样的景象“饥饿是寇劫，吃饱是余，瓦解避难所，无敌无数”。

解决粮食问题的应急方法——抢夺稻麦

抢稻麦不仅解决了紧巴巴的粮食问题，还实行“坚壁清野”、“敌人夺粮”的战术，不利于敌人。 兴平二年，曹操与吕布交战，干旱、蝗灾、饥荒屡屡爆发，荀彧(163-212岁)说服曹操抢稻麦解决粮食问题，得先机。 如果不抢劫的话，反而会被附近势力的坚壁清野袭击，无法战斗。 曹操随后采取荀氏的战略，召集麦子击败吕布。 多年后，曹操征讨袁谭、袁尚(？ -207 )，稻麦也遭到抢劫。

王瑾的《来自军乐》也叙述了张鲁时的军资情况。 “西召集边贼，如果突然拾遗，陈奖翻丘山，酒肉掠过河圩。 军队多饶，军队充沛。 ”在王瑾的笔下，当时曹军的军资似乎很丰富，但与前文所述的史料相比，显得有些夸张。

从整体来看，寇劫稻麦是应急办法，但不是什么好的应对措施。 在那个连环灾害和战争层出不穷的时代，各势力随便放兵抢劫，抢稻麦，粮食为敌，所以即使能缓解自己的粮食不足，扩大敌人的粮食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普通老百姓吧。

解决粮食问题的应急方法——仓库的救援、敕令扶助

这样，这样的应急方法可能会失去民心。 因此，有意长期经营或积累了一定实力基础的政府势力，可以开始救援活动或发布敕令。 藉由提供物资，减少征用角色照顾人民的腹地，减轻人民的负担，渴望获得民心。

收到救援物资的农民笑逐言开

关于开仓震灾的部分，汉献帝因饥饿向御史召唤太仓米豆进行糜烂救济，死者尚无数，献帝发现这其中有弊端。 另外，曹魏黄初三年(222 )和五年(224 )，冀州发生了大饥荒。 其中，黄首五年饥荒的原因与蝗灾有关，为了救助灾民，缓解灾情，曹丕派出了救援人员。

到了魏明帝期间，景初元年(237 )秋有过几十天的降雨灾害。 同年7月，进军辽东的毋丘俭被阴雨暴涨的辽水阻挡，明帝不得不下令撤退。 9月，涝灾进一步波及冀州、冀州、徐、豫四州，明帝授权派出御史巡视灾区，开仓赈济灾民。

中国历史上大蝗灾有哪些？

由于蝗灾发生的自然环境条件，古今基本上差不多，所以我国的蝗灾并没有因农业现代化发展而消失，反之，只要是条件合适，蝗灾便会卷土重来。如2002年入夏以来，我国河北、河南、山东、天津、新疆等13个省区市100多个县不同程度地发生了蝗虫。截至6月底，农牧区发生蝗虫面积达9000万亩。
　　
　　蝗灾的历史回顾
　　
　　先秦古籍如《诗经》等多称蝗为螽（螽是蝗类的总名，还包括螽斯）或蝝，蝝是蝗的若虫（不完全变态的昆虫幼虫称若虫）。战国后多称蝗。蝗和蝝都为害庄稼。古籍上最早记载蝗灾的是《春秋》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初税亩，冬，蝝生。"最早记载蝗虫的是《吕氏春秋·孟夏纪第四》："行春令……则虫蝗为败。"及同书《审时篇》："……得时之麻……如此者，不蝗。"《礼记·月令》也有"虫蝗为灾"的记载，不俱引。约在宋以后，蝝改称"蝻"，合称蝗蝻，沿用至今。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除蝗疏》统计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蝗灾的次数，指出春秋294年中共发生蝝灾111次，按月分布如下：
　　月份（农历）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发生次数 2 3 19 20 31 20 12 1 0 0 3
　　以上的数字分布，非常合乎统计学上的常态分布规律。表明蝗虫是在4至9月（农历）间最猖獗，徐光启说："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故为害最广。"
　　徐光启的这个统计与1920年江苏省及浙江省昆虫局研究全国各地蝗虫的发生季节非常吻合，就飞蝗而言，各地以5～8月（阳历）为蝗患最紧要时期。夏蝗以5月中至7月上旬最盛，秋蝗以8月上中旬为最盛。6、7两月是夏秋蝗灾并发的时期。
　　笔者对周尧《中国昆虫学史》附录历代蝗虫灾害登记表的重新统计结果，从公元前707年（鲁桓公十三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该书印刷有误，统计为2618年，538次）。
　　《除蝗疏》对于蝗虫的发生与环境气候条件的关系有很科学的见解：闻之老农言，蝗初生如粟米，数日旋大如蝇。能跳跃群行，是名为蝻。又数日，即群飞，是名为蝗。所止之处，喙不停啮……又数日，孕子于地矣。地下之子，十八日复为蝻，蝻复为蝗，如是传生，祸之所以广也……蝗之所生，必于大泽之涯……必也骤涸之处……故涸泽者，蝗之原本也，欲除蝗，图之此其地矣。
　　唐宋以后，纸张及印刷条件改善，蝗灾的记载便较详细，下面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唐）贞元元年（785年），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秋，关辅大蝗，田稼食尽，百姓饥，捕蝗为食。"
　　"（宋）淳化三年（992年），六月甲申，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秋七月，许、汝、衮、单、沧、蔡、齐、贝八州蝗。""有蝗起东北，趋至西南，蔽空如云翳日……"
　　"（元）至正十九年（1353年），五月，山东、河东、河南、关中等处，蝗飞蔽天，人马不能行，所落沟堑尽平。""（蝗）食禾稼草木俱尽。所至蔽日，碍人马不能行。填坑堑皆盈。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之……"
　　"（明）成化二十一年，大旱，飞蝗兼至，人皆相食。流亡者大半，时饥民啸聚山林。太平县蝗虫飞，飞蔽天，禾穗树叶食之殆尽，民悉转壑。是年垣曲民流亡大半，聚啸山林。三月，平阳蝗。四月，河南蝗。七月顺天蝗。"
　　"（清）咸丰七年（1857年），春，昌平、唐山、望都、乐亭、平乡蝗，平谷蝻生，春无麦。青县蝻子生，抚宁、曲阳、元氏、清苑、无极大旱，蝗……武昌飞蝗蔽天。房县、枝江、松滋旱蝗，宜都有蝗长三寸余。秋，黄安、蕲水、黄冈、随州蝗；应山蝗，落地厚尺许，钟祥飞蝗蔽天，亘数十里……"
　　
　　蝗灾的地理分布
　　
　　上引公元前707年（鲁桓公五年）至公元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止的2614年中，共发生蝗灾508次，按其发生次数的地理分布，为：
　　黄河流域：436次，占85．82％；长江流域：69次，占13．57％；华南西南：3次，占0．58％。这个分布情况与陈正祥研究的"蝗神庙之分布"基本一致。地理学者陈正祥查阅国内外收藏的中国方志3000余种，找出其中记载有蝗神庙地点的，即在地图上标明，最后制成中国"蝗神庙之分布"的历史地理图（蝗神是总称，包括叭蜡、虫王、刘猛将军等）。利用蝗神庙分布绘成的蝗灾分布地图，有一种超过文字记载的优点，因为凡是有蝗神庙的地方，反映当地的蝗灾必有反复发作的历史，故农民不得不立庙祭祀。
　　陈正祥归纳蝗神庙分布图的特点有四：（1）蝗灾的分布以黄河下游为最多，尤其是河北、山东、河南三省。（2）华中以南，蝗灾渐少，到了东南沿海，几乎没有。（3）蝗神庙分布的南限，大致同春季及年平均80％的相对湿度等值线符合。（4）云南高原中部和太湖流域相似，故蝗灾也较普遍。这图的不足之处是未能反映蝗灾偶然发作的地点，因为蝗灾偶发地区，往往没有建立蝗神庙，便无法在地图上反映出来。
　　历史上的蝗虫是没有分类的，郭郛等研究现代中国蝗虫的生物学分类，指出有三大类，即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郭郛等也将中国蝗灾的分布绘制成"中国飞蝗三亚种的分布"图。从图中可以看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蝗虫主要都是东亚飞蝗，亚洲飞蝗主要分布在西北及内蒙古一带，西藏飞蝗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一带。其中东亚飞蝗的分布情况，同陈正祥的"蝗神庙之分布"图非常一致，并且弥补了"蝗神庙之分布"中因不是多发性地区故没有蝗神庙的缺点，以及西北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因缺乏方志记载故蝗神庙极为稀少的缺点。将两图合起来看，可以对中国蝗灾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分布有一个较为完整的概念和理解。
　　
　　天人感应面临蝗灾的尴尬
　　
　　子思、孟子等倡言"天人合一"的思想，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自然与人为合一。汉代董仲舒更进一步发展为"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万神之君，天子是受天命而有天下。这种君权神授的思想神化了皇权，但另一方面，天人感应也有限制皇权的一面，使得人君不能为所欲为。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责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度，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在天人感应说的倡导下，产生了"变复"论，所谓变复乃指一切的灾祸都是天意，只有通过祭祀祈祷，才可以转"变"灾异而恢"复"正常。在蝗灾猖獗，眼看禾稼被蝗虫啮食无收，百姓饥饿死亡，人君这时再深自谴责，下诏罪己，又何补于抗灾？所以东汉的王充便坚决反对，在《论衡》中反诘说：天地广大，用一点点祭祀的食品，"天地安能饱？"但天人感应的思想仍深入人心，当政者和老百姓面临蝗灾猖獗时，都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如《贞观政要》记载贞观二年（628年）六月，京畿旱蝗时，唐太宗在皇苑中掇蝗祝之曰："人以谷为命，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白居易在其《新乐府》之"捕蝗"中，一方面对蝗灾及捕蝗有客观生动的描述，但最终仍陷于天人感应的困惑中："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治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他还是认为"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后，蝗灾就消灭了。
　　但是，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人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听其猖獗。如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性，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汴州刺史倪若水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入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天人感应说到宋代，被程朱理学所张扬，仍然很有威力。宋代的朱熹奉旨去浙东一带视察旱灾和蝗灾的情况，随时报奏皇上，其中提到他在会稽县广孝乡亲自主持捕蝗、收买、焚埋蝗虫，大蝗一斗，给钱一百文，小蝗每升给钱五十文。但同时朱熹又举行祈祷，专门写了一本《乞修德政以弭天灾状》，开头报告沿途所见灾情之严重，接着说"臣窃不胜大惧，以为此实安危治乱之机，非寻常小小灾伤之比也。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深以侧身悔过之诚……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庶几精神感通，转祸为福……"
　　在蝗灾猖獗面前，民间对蝗灾的态度也处于非常矛盾尴尬的境地。
　　周代腊月祭祀称"八蜡"（蜡音zhà），指八种要祭祀的神，即"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作物神）、"邮表□（田神）、"猫虎"（益虫神）、"坊"（河堤神）、"水庸"及"昆虫"。先啬和司啬是丰收之神。祭猫可除田鼠，祭虎可除野猪，故猫虎成为祭神。昆虫专指为害庄稼的害虫。"坊"、"水庸"和"邮表□"都是农业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保护神。到后世，八蜡的内容起了变化，先啬和司啬转为神农和后稷以后，从八蜡中分离出去，单独祭祀；猫虎因其捕食对象减少也慢慢淡出了。八蜡神在民间浓缩演变为驱除害虫之神，特别是为害最厉害的蝗虫，被提到了首位，称之为"虫王"。所以八蜡庙或虫王庙，在华北农村实际上都是祭祀蝗神的庙。
　　刘猛将军庙（简称猛将庙）发生于南宋的太湖地区，当地民间认为刘猛将军的驱蝗威力远超过八蜡庙和虫王庙。清初的袁枚竟然把八蜡神降级为受刘猛将军的支使："虫鱼皆八蜡神所管，只需向刘猛将军处烧香求祷，便可无恙。"
　　刘猛将军即南宋抗金名将刘锜（1098～1162年），他和岳飞（1103～1142年）同是南宋抗金名将。因受张俊、秦桧排挤，被剥夺军权，改任地方官，受到人民爱戴。
　　刘锜曾于宋高宗绍光六年至三十一年间（1136～1161年）先后驻军或转战于镇江、扬州、金陵、平江、巢湖、合肥一带，其战功显赫，深得这一带民间人心。而这一带正是蝗虫的滋生多发区，所以刘猛将军庙独起源于太湖地区，为纪念刘猛将军举行的庙会（猛将会）也特别多。刘锜更被封为灭蝗之神："宋景定四年封刘錡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
　　刘猛将军庙的威名还逐渐传入黄河流域，与北方的八蜡庙或虫王庙并存，河北徐水、武安县还有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三庙并存的现象。《山东·威海卫志》说："八蜡庙，俗名虫王庙，在东北门外，康熙末年建。后改为刘猛将军庙，刘能驱蝗，有求必应，江、浙多祀之，雍正六年奉文捐建之。"
　　蝗神庙的历史演变表明，自古以来，人们对蔽天遮日而来的蝗虫，缺乏有效的防治方法，先是祭祀八蜡神，以后发觉不灵验了，直接改祀虫王庙，虫王庙也不见得灵验了，听说江浙一带的刘猛将军"有求必应"，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乃又转而建立刘猛将军庙。
　　八蜡庙和虫王庙的祭祀是贿赂性的，乞求虫王手下留情；刘猛将军庙则是打击性的，不吃软的就请刘将军把你消灭掉。软硬兼施，蝗灾依然如故。三庙林立，是历史上农业生产和农民饱受蝗灾苦难的印证。
　　
　　历史上治蝗的生态观萌芽
　　
　　尽管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在治蝗问题上陷于困境时，实际上不论政府官员和老百姓在祭祀虫神的同时，也投入积极的捕蝗灭蝗中去，并且摸索创造出许多灭蝗的经验。
　　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无非是治标和治本两大方面。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治本方面，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笔者按：一斤卵块约有蝗卵4至8万粒，故一石卵绝不止百石蝗）。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多种这类作物，有利于减轻蝗灾危害。以上的方法可以说已经相当周详，只因蝗灾之来，非常迅猛猖獗，所以收效也受到限制。
　　受到明朝徐光启《除蝗疏》和董?《救荒活民书》等的影响，进入清朝以后，有关治蝗的专书也多了起来，如湖广布政使俞森的《捕蝗集要》、山东蒲松龄的《捕蝗虫要法》、浙江陈方生的《捕蝗考》、陈仅的《捕虫汇编》、江苏顾彦的《治蝗全法》、陕西芷龄的《除蝻八要》、陈崇砥《治蝗书》等，反映了有知识、有科学头脑的士人，紧跟徐光启、董?之后，提倡人力治蝗。当然，明清治蝗书的增多，也不是好事，它反映蝗虫问题到明清时期不见减轻，更见严重。
　　在祈祷神力驱蝗和主张人力捕蝗的历史过程中，明末浙北嘉兴、湖州地区，农民发明了以蝗虫饲鸭、山区贫民以蝗虫饲猪等措施。对于大量捕集、数以千百石计的蝗虫，如只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概焚埋，不加利用，也确实是能量（蛋白质）的很大损失。唐太宗带头吞蝗的传说影响很大，据说唐代民间因而形成了食蝗的风俗，甚至于以蝗虫为珍贵的食品，互相馈赠。
　　据分析，蝗蝻的粗蛋白质含量为71．21％，粗脂肪为9．1％，碳水化合物为5．13％，灰分为5．24％。其食味近似虾干，营养价值和鱼肉类相当。民国时期的北平、天津一带餐馆里，还有以蝗虫为佳肴，供顾客点菜之需。苏北蝗区常年有蝗虫产卵的地方，遇蝗虫大发之年，居民打了蝗虫，晒干后贮藏起来，做干粮或肥料用，荒年时还要预防晒场上的蝗干被人偷去。历史上自南京浦口至徐州一带，处于洪泽湖和微山湖蝗虫滋生地带，蝗灾频繁，形成了以蝗蝻饲鸭的传统，有专业的鸭户领导放鸭，犹如蒙古草原的放牧牛羊一样。据调查，一只大鸭一天中能吃掉蝗蝻两斤，则一千只鸭每天的食蝗量达两千斤之多，当地的蝗虫虽然年年滋生，也就难以成灾了。
　　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天人感应仍然有其科学的积极的意义。生态学并不认为人可以向自然无限制地索取。人也是自然界的一分子，受自然界生物链规律的约束。蝗虫之所以猖獗，是因制约蝗虫繁殖的客观条件失控，如干旱缺水、天敌减少、植被单一化、越冬残虫量大等，给蝗虫提供了快速繁殖、短期内爆发成灾的可能。气候干旱化是亚洲大陆腹地的大趋势，非人力短期内所能扭转，但其他人为的因素如河滩裸露，湖库脱水，退耕还湖、还草、还滩过程中没有注意综合措施，残留虫量太多等，都是导致蝗虫爆发的条件。蝗虫的天敌包括菌类、螨类、昆虫类、蜘蛛类，两栖动物类、鸟类等，据统计，达68种之多，尤以鸟类的食蝗量为大，其次是捕食蝗虫的昆虫；天然的益鸟因人们捕捉不断减少，只能依靠鸡鸭等家禽实行突击捕蝗。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蝗虫问题虽然不可能彻底解决，却完全可以科学地给予控制。继承历史经验，在蝗虫多发区和附近地区，有计划地组织一定规模的养鸭养鸡场，扩大推行生物治蝗、食蝗和制作蝗虫饲料，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一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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