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军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清朝为什么要废这个制度

古代监军制到底是什么样的,清朝为什么要废这个制度

还不知道：清朝为什么废除监军制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说起古代的监军制，这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军事制度。古代监军都是临时差遣的，代表着朝廷办理军务，督查将帅。汉武帝时期时置监军使者，东汉、魏晋时期都有，被称之为监军，也可以就叫做监军事。隋末以御史监军事，唐玄宗始以宦民为监军。中唐以后，出监诸镇，与统帅分庭抗礼。明代以御史或宦官为监军，专掌功罪，赏罚的稽核。清朝时期废除。

监军一词最早出现于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年代约在春秋末年。此后，从秦、汉直至明代文献中，均程度不同地说明设置过这一官职。然而，作为一项制度，监军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盛衰是不同的。所谓监军，实际上是古时候中央政权监督将帅、控制军队的一种方式。古代监军制的形成和发展，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可以作为监军制的初创期。

在一些史料记载中，有不少以“监军”这一职位行使权利的例子，比如秦始皇时曾使长子扶苏去上邵蒙恬部监军，汉武帝时派任安去北军监军等等，这是监军的一种情况。另一种监军，它的执行者并不以“监军”之名冠之，而往往以御史、刺史、都督等官职的名义行使实际上的监军职能，因为就其实质而言，确是代表中央在监督将帅，以此来控制军队。如西汉时的御史、刺史，以郡守和诸侯王为主要监督对象，而这些郡守和诸侯王爷们都程度不同地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地方军队。所以他们既是督监政务，又是督察地方军队。

东汉刺史行政定制化，且从东汉中叶起逐渐领有兵权，终于导致汉末军阀混战。这一事实从反面说明西汉检察官监军是有效的。曹魏时承汉制，也将统治区域分为十三州，其中驻有中央直辖军的州由该军的都督督查地方军队和私人部曲武装，未驻中央直辖军的州则另设监军一人督察。两晋军队，无论是中军还是外军，都没有监诸军和督诸军以监督所在部队，监督军一职还能向皇帝直接请示汇报。

南朝刘宋时，曾任命宗室诸王为各要镇都督兼刺史，但不少都督年少无知，所以皇室又派亲信人员担任典签，并形成制度。典签能直接向皇帝汇报都督刺史行为(此时的刺史已成为地方行政官)。后来南齐时典签之权已超过都督，粱、陈时仍沿袭之，但典签多由寒族充当，这与南朝“寒人掌机要”这一政治特征是一致的。

北朝军队因为主要由鲜卑人掌握，鲜卑族当时处于氏族社会晚期和奴隶制早期，其强剽的氏族贵族意识和家长制意识，足以保持军队的军政合一，所以监军制度不甚明显。综观这一阶段，监军在先秦时还是一种偶然现象，到秦、汉以后逐渐经常化。秦、汉时监军尚无定制，监察官的职能往往是军、政、财诸方面，一并督察，并非单为监军;魏、晋时监军的雏型已形成，而南朝的典签制度则已趋向制度化。它说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非常需要监军这一形式，来保证军队处于统治阶级的牢牢控制之下。

隋、唐是监军制度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的兵制正从府兵制由募兵制发生转变。隋末唐初，朝廷偶尔派御史监军。到武后时，因政治动荡，御史、监军得到经常化并趋于制度化。唐玄宗开元二十年(七三二)以后，监军制度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即开始由皇帝委派宦官担任监军。“安史之乱”以后，又把宦官监军由原来仅在作战时委派，发展到在所有方镇和边防军队设置常驻监军机构。

而这一机构呢，一般又被称为监军院，或是监军使院，长官称监军使，配有副使一人(称为副监)，判官、小使若干，同时还有一支从中央禁军中带去的人数，由数百人至数千人的军队归其调遣。监军使任期一般为三年，也有提前调离或留任的，如仇士良仅任一年，而李辅光却认监车是长达十五年之久。监车使的基本职能是“监视刑赏，奏察违谬”，与南朝典签相似。

由于监军使有权直接向皇帝汇报，故权大势重，专横跋扈之举亦常常有之。唐代监军制度之所以如此完备，主要原因在于府兵制瓦解、募兵制取而代之以后，中央政权还未找到一个在募兵制条件下有效控制地方军队的途径。作为过渡时期权宜之计的监军制度，在这时便显得特别发达。再说由宦官监军，其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独特地位，又能使这一制度实现的程度大大高于以前历代的监军官。

从五代至明清，是监军制度的衰落时期。

唐昭宗天复三年，朱全忠等军阀将唐中央朝廷所有宦官杀尽，除少数监军使被军阀李克用等庇护外，多数监军使被“赐死”，至此，唐朝宦官监军制也随之和历史宣告拜拜。五代承唐制残余，仍有监军一职，但数量已大为减少。两宋时，文献中“监军”一职已属罕见。元代不设监军，情况可能与北朝差不多。明代皇权强化，监军制也得到加强。

据明史记载，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在外巡按”职能中有“清军”一项，明言“师行则监军纪功”，看来其职掌与唐监军制相类。明代永乐后也出现了宦官监军，但与唐代相比相去甚远，正如续通典上所说“无常设，无定员”。清代地方军队中，朝廷所派总督、巡抚有防止武将专权的职能，但督、抚已逐渐地方官化。

从五代至明清监军制度为什么会走向衰落?

首先是由于用监军来控制军队，毕竟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虽然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中央控制藩镇的作用，但这种制度本身是违反军事战争一般规律的，它往往使军队的主帅大权旁落，由不懂军事的监军使瞎指挥，从而削弱部队战斗力，在作战中屡屡失利。

其次，从北宋以来，统治者实际上已在实践中摸索到了一套此较行之有效地控制军队、加强皇权的制度，诸如宋代的“强干弱枝”、“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临时命将等等，它完全能做到防止将帅专兵，从而有效地使军队掌握于皇权控制之下，监军制度自然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

中国古代的中央和地方关系以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古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中央集权—指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对地方拥有统帅权，地方听命于中央。

　　我国古代中央对地方官吏的监察，始终是封建政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数千年来，封建统治者惮思竭虑地
　　设计并推行了多种监察地方的方案和措施，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也不乏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本文试就古
　　代对地方监察的几种主要形式，分别进行考察，并比较其利弊，以期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一、任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六年，秦国南郡的郡守腾给本郡各县、颁发了一部文告——《语书》，其中说：“今
　　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有（又）且课县官，独多犯令而令、丞弗得者，以令、
　　丞闻。”〔1〕课为考核；闻即上报。 说明当时秦国对县一级长官令、丞的监察由郡守负责，郡守所遣之人，
　　当是身边行政官员无疑。他们可能是最早有史料记载的监察地方的行政官员。由于当时只在局部地区实行，影
　　响不大。
　　西晋王朝建立不久，晋武帝即全面推行以行政长官监察地方官吏的制度。秦始四年（268年）六月，晋武帝
　　颁布诏书， 内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色直节，不饰名誉者，
　　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举善弹违”〔2〕。由于武帝重视，
　　监察活动在当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西晋历史不长，到了东晋，地方监察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泰宁二年（324
　　年）十月， 江州刺史应詹上疏说：“汉朝使刺史行部，乘传奏事，犹恐不足以辨彰幽明，弘宣政道，故复有绣
　　衣直指。今之艰弊，过于往昔。”〔3〕寥寥数语，披露了地方监察失灵的状况。
　　宋代加强了对地方官的监督，实行以监司为主、通判为辅的监察系统。
　　北宋初设立十五路，每路设转运司，对地方财政进行监督。转运使无固定任期，一般以朝臣充任，“岁行
　　所部，检察储积，稽考帐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及专举刺官吏之事”〔4〕。 此时的转运使还是监察
　　官，但随着中央专制集权的加强，“边防、盗贼、刑讼、金谷、按廉之任，皆委于转运使”，一路之事无所不
　　总〔5〕， 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后来又在各路设立提点刑狱司，除掌管一路司法外，兼管“举刺官吏之事
　　”〔6〕。此外还有掌管赈灾、盐铁茶酒， 兼察吏治的提举常平司。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统称监
　　司，其长官都属于路一级的监察官。通判是北宋初年设置的州（郡）一级行政区的监察官。通判不是知州的副
　　职和属官，而是具有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并且负有监督知州职责的监察官。至南宋绍兴年间，通判的权力加
　　重，“入则贰政，出则按县”〔7〕，监察对象扩展到属县官吏。 监司和通判一身数职，与行政长官无异，却
　　又都兼管地方的监察工作。他们互相侵越权限，关系混乱。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便于皇帝控制驾御，而于实
　　际工作弊多利少。因此，监司与通判的监察效果不会理想。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无需过多地论述。
　　明代地方的督抚曾负责监察工作。督抚是总督与巡抚的概称，两者先有巡抚后有总督。
　　巡抚之制形成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8〕。 巡抚由行政长官担任，最初不握有监察权，但在宣德七
　　年（1432年）八月，明帝正式命各处巡抚侍郎，同巡按御史与按察使一同考察州县官吏〔9〕。 这是巡抚拥有
　　监察权的开端。景泰四年（1453年），巡抚兼领都御史头衔，更具有监察官的性质〔10〕。巡抚任期一年，任
　　满回京奏事。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有人指出：“若巡抚不久任，与巡按无异，何复用巡抚为哉？”要求
　　巡抚久任，内地省分任期三年，边防省分任期五年〔11〕，遂形成正式制度。巡抚驻节省城，巡按及分巡道员
　　成为其直接下属。明代的总督是在巡抚制度普遍推行的基础上产生的，出任总督的绝大多数为朝官。尽管督抚
　　制度已经形成，但终明一代，督抚都处在向地方大臣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的最终完成是在清代。需要说明的是
　　，无论是明还是清，监察权只是督抚权限中的一部分，而且这部分的比重愈往后愈下降。换言之，明清时期中
　　央对地方的监察主要并不是通过督抚进行的。
　　综上所述，似可得出这样的认识：以行政官员监察地方官吏，在晋代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宋代的监司、
　　通判与明清的督抚都是兼职的监察官（清代的督抚后已演变为纯粹意义上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对地方官的
　　监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作用，也应是可以肯定的事实。用行政长官监察地方何以收效甚微？早在两千三百多
　　年前的战国时代，商鞅就从官吏之间的利害关系入手，阐明了其中的原委。他说：“吏虽众，事同体一也。夫
　　事同体一者，相监不可。且夫利异而害不同者，先王所以为保也。故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
　　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合而利同者也。若使
　　马焉能言，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
　　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之所以为端也。”〔12〕
　　按照商鞅的理论，行政官员之间利害一致，不可相监；只有确立职务相联系而利益相异的钳制关系，才能
　　使监察发挥作用。
　　二、设定固定的、专职的地方监察机构
　　到元代，正式出现固定的地方监察机构。至元十四年（1277年）七月，忽必烈在扬州路（治今扬州）置江
　　南行御史台，后几经迁徙，最终定署于建康路（后改集庆路，治今南京）〔13〕。至元十九年（1282年）三月
　　，元廷在撤销畏兀儿提刑按察司的基础上，建立河西行御史台，但次年罢除〔14〕。七年后，改云南道提刑按
　　察司为云南诸路行御史台，治于中庆路（治今昆明）〔15〕。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经御史中丞崔y
　　ù＠①建议，移云南行台于京兆，更名陕西行御史台，定署于奉元路（治今西安）〔16〕。元朝先后设立了四
　　个行御史台，最后只剩下江南行台和陕西行台。行台的基本建制和官员编制与中央御史台相仿。行台之下，在
　　各地还设有诸道肃政廉访司，这是元代地方上的基层监察组织。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首先建立了山东
　　东西等四道提刑按察司（道即监察区）〔17〕，此后逐年增设，并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18〕。至元三
　　十年（1293年），定为二十二道，分别隶属于御史台和江南、陕西两个行台。二十二道肃政廉访司分属三台，
　　其中两台又隶于中央御史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中央御史台为中心、地方行御史台为重点向全国覆盖，各道
　　肃政廉访司为经纬的严密的监察网，使封建社会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完备。
　　明代借鉴元代的方法，在各道设置提刑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按察司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朱
　　元璋在委任按察使监察地方的同时，又经常派遣监察御史出巡，称巡按御史。《明会典》指出：“国初，监察
　　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巡历所属各府州县，颉颃行事。”〔19〕所谓“颉顽行事”，是指双方共同行事，在地位
　　上不相上下，而且还有两者可以互相举纠的含义。可知这时按察使和监察御史共同执行监察地方的任务，即在
　　地方上实行一种双重的监察体制。
　　朱元璋为什么在按察司之外另遣监察御史监临地方？因为他发现单靠按察司难以完成监察地方的重任。这
　　种看法在他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彻底流露出来，他感叹说：“朕临御三十年矣，求贤之心，夙夜孜孜，而鲜有能
　　副朕望。任风宪者（即监察官——引者按）无激扬之风，为民牧者无抚宇之实。”〔20〕这成为后来巡按御史
　　取代按察司的根据。
　　洪武朝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加重，获得了对布政司、按察司的举劾权。弘治九年（1496年），明廷宣布
　　：“在外布、按二司府州县等官及教官有政绩才行者，并许（督）抚、（巡）按奏举。”〔21〕这样，就赋予
　　了巡按御史对布政司、按察司官员的举荐权，巡按御史地位随之上升。因此，《明会典》称：“迨后按察司官
　　听御史举劾，而御史始专出巡之事。”〔22〕这并不是说按察司官员不再出巡，而是说他们仅为承行之官了。
　　自明中叶以后，巡按御史权力不断加大，按察司官员职权日渐缩小，原来并重的监察体制遭到破坏。
　　地方固定监察机构的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是版图辽阔的
　　大一统国家。由于疆域广袤，民族众多，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以及中央与地方监察机构之间联系的问题，就
　　显得尤为突出。在地方上设置固定、专门的监察机构，有利于对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因此，在省一级的行政区
　　设立监察机构成为古代监察制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并对举刺地方官吏的不法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监察官久任一地在工作中的利弊都是明显的。明末学者王夫之指出，监察官“任之久而官于其地，其利也，
　　久任则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尔风闻、瞥然乍见之得失而急施奖抑；其害也，与郡邑习处而相狎，
　　不肖之吏，可徐图欣合以避纠劾。”〔23〕所以从负面看，监察官常驻一方，“人情久则熟，熟则慢，慢则事
　　不立矣”〔24〕。永乐初年，河南连续数年发生灾害，当地官员不顾百姓死活，依然贪得无厌，“而按察司未
　　尝有一人言者，坐视民病而不留意”〔25〕，即为明证。
　　在地方设置监察机构的必要性勿需赘言，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监察官与地方行政官员日久易于形成的千丝
　　万缕的联系，即利与弊之间怎样取舍。如果这个问题具有先天的两重性因而在实践中难以找到满意答案的话，
　　那么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地方监察机构设在哪一级更为合适？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九月，朱元璋因“言者
　　多陈守令贪鄙不法”，又在府、州、县一级设立按察分司，以儒士王存中等五百三十一人为试佥事，规定每人
　　按治两县，“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皆得廉问纠举”。这在当时不失为一支庞大的监察队伍，朱元璋想通过
　　他们去监察州县一级的地方官吏。但事与愿违，这些试佥事“既受命而往，政无所闻，未知果能设施与否及污
　　洁何如”，有些人行为还多有违戾〔26〕。所以半年后，朱元璋即将试佥事统统撤回，府州县按察分司尽数罢
　　除。这件事足以令人深思。朱元璋为什么撤回了试佥事？因为他们没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朱元璋为什么
　　在撤人的同时又罢去了按察分司，即没有再改派一批人而是废止了府州县的监察机构？因为他觉得问题的根本
　　不是出在五百三十一个试佥事身上，而是在于按察分司的本身。朱元璋并不一定有多么成熟的理性认识，但他
　　在实践中看到此法是行不通的。他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州县设立监察机构没能达到预期目的
　　？按照商鞅的监察原理，监察者与被监察者必须要做到“利异而害不同”。相对来说，中央的监察官与省一级
　　的行政官员利害相异，中央监察官在省里是超然的，易于行使其监察权；省一级的监察官与同级的行政官员虽
　　然藕丝难断，但对于下一级的行政官吏却也超然些，也能发挥较好的作用；但作为地方行政建制中最低一级州
　　县的监察官来说，他们没有超然的余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如果一个监察
　　官不是自上而下地行使职权，即没有摆脱与其监察对象的利害关系，就不可能指望他会卓有成效地进行工作。
　　明初在府州县设立按察分司之所以失败，原因就在这里。
　　三、以“乘传周流”为特征的刺史出巡制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7〕。“监”即“监御史”，也叫“监
　　郡御史”，负责对地方官的监督。汉初曾一度废除。汉惠帝三年（前192年）， 又恢复了秦的御史监郡制度，
　　派遣御史监察京师三辅。汉武帝即位后，对地方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元封元年（前110年），废除御史监
　　郡制〔28〕。 元封五年（前106年），建立了新的监察制度。他把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为十三部（州
　　）。每部置一刺史，共十三刺史，假印绶，秩六百石，任期九年，期满可升任郡守〔29〕。刺史每年八月起巡
　　行所部郡国，巡察时“乘传（乘坐公家驿站马车——引者按）周流”〔30〕，年底回京奏报。十三部刺史的出
　　现标志着汉代地方监察制度的正式确立。虽然刺史的地位较低，但职责很大，其监察任务为六条：“一条，强
　　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
　　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
　　崩石裂，袄祥论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
　　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31〕监察的对象，除第一条是强宗豪右外，其
　　余五条都是二千石的郡守。即以中级人员（六百石）巡行考察大吏（二千石），随时向中央汇报。这种方法被
　　后世学者所称道，说：“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2〕。刺史隶属
　　于中央的御史中丞，职权仅限于六条，六条之外不察〔33〕，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由于刺史秩卑而权重赏
　　厚，所以担任刺史的人多能恪尽职守，大胆工作。昭帝时，魏相“迁扬州刺史，考案郡国守相，多所贬退”〔
　　34〕。翟方进“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苟，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35〕。这类记载，史不乏例。十三部
　　刺史制度对于整顿地方吏治，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刺史工作的特点是流动式的，即所谓“乘传周流”，巡察各地。这种做法可以防止刺史与地方官吏串通一
　　气，割断他们在利害关系上的联系，保证监察工作收到实效。基于这种考虑，武帝设立十三部刺史之初，很可
　　能有意不安排刺史在其监察区内有固定的治所。
　　西汉初置刺史时有无治所，历来说法不一。传统的说法是无固定治所的。《后汉书·百官五》刘昭注：“
　　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唐人沿袭了这种说法〔36〕。到了清代，
　　有人提出异议。全祖望在《经史问答》中指出：“刺史行部必以秋分，则秋分以前当居何所，岂群萃于京师乎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十六“刺史治所”条，进一步举出《汉旧议》和《汉书·朱博传》的例子〔37〕
　　，证明西汉刺史有治所。《汉旧仪》的作者卫宏是东汉初人，当熟知西汉制度，但他只是笼统地说刺史“有常
　　治所”，没有指明时间，因而并不排出他是指后来之事；朱博为西汉末年成帝时人，他讲的刺史治所，是指他
　　赴冀州上任时的事。这里要把西汉设置刺史之初有无固定治所与西汉末年出现固定治所的两个问题区别开来。
　　因此，类似的例证似不足以说明刺史设置初即在行部内有固定治所。因为，毕竟《后汉书·郡国志》于刺史治
　　所之地均注明“刺史治”，而《汉书·地理志》却于刺史治所无一提及。这是《汉书》作者的疏漏吗？问题好
　　像并不这么简单。《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官仪》载：“孝武元封四年始御史、丞相之迁部刺史十三人乘
　　驿奏事。”此处“御史”当指御史中丞而非御史大夫〔38〕。这是一条重要的史料，说明十三部刺史最初可能
　　是由武帝责成御史中丞和丞相共同派遣的，即当时刺史的来源是在朝的监察官和行政官员。那么他们在秋分行
　　部以前的时间不是可以仍居原来在京的官署吗？这虽然只是一种推测，却不宜令人忽视。而且从当时十三部刺
　　史还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行部之后即回京奏报这一性质来看，他们在行部内是不应有固定或者说正式的
　　治所的。
　　从西汉末期开始，刺史的地位上升，并逐渐干预地方行政事务。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改刺史为州牧，
　　秩二千石〔39〕， 加重了刺史的权力和地位，结果造成刺史本身性质的变化。至东汉末年，原来的地方监察官
　　终于逐步演变成地方行政长官。
　　唐代监察御史对尚书省六部实行监察，还负责巡按郡县，检查地方官吏。监察御史定员十人，正八品上〔
　　40〕。品秩虽低，但权限很大。唐朝初年，中央还随时派遣其他御史或行政官员出使地方。贞观初，殿中侍御
　　史崔仁师奉命出使青州〔41〕；贞观二十年（646年）正月， 唐太宗派遣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褚遂良等二
　　十二人，沿用汉代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42〕。到了中宗神龙二年（706年）， 唐朝又设置了十道
　　巡按使，以十道巡按的方式监察地方。《新唐书·百官志》载：“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为佐，务繁则有支
　　使”，任期两年。十道巡按与监察御史共同担负监察地方的职责，但两者也有所区别：十道巡按是一种经常性
　　的地方巡按制度，担任十道巡按的官员可以是监察御史，也可以是其他御史甚至行政官员〔43〕；监察御史出
　　巡时间不定，一般是地方出了大案要案，需要中央监察官前往处理时才出巡，带有皇帝敕命，具有特使色彩。
　　唐朝前期，政治开明，中央主要通过十道巡按以及监察御史的方式，对地方行使有效的监察，巡按也能够
　　较好地发挥作用。后人认为，这一时期的监察制度是成熟的。十道巡按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玄宗开元
　　年间，十道巡按使改为采访处置使。这绝不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在此之前，十道巡按使只是中央派出监察
　　州县官吏的使臣，在地方上没有固定的治所，并不是一级机构组织。改称采访处置使后，开始有治所，常驻地
　　方，并带有印信，成为地方一级的监察机构。后来，采访处置使又更名观察处置使，权力加大。“安史之乱”
　　以后，节度使多兼观察使一职，观察使遂成为道一级的最高行政官员。
　　明朝开国后，朱元璋十分注意地方吏治问题，不时遣派要员出巡〔44〕，但更多的时候是以监察御史巡按
　　。当时监察御史的出巡还属于临时派遣，尚未形成制度。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下诏：“遣御史分巡天下
　　，为定制。”〔45〕从这时起，明代御史巡按制度正式确立。巡按御史是从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选派的。从十三
　　道监察御史中选派巡按御史的规定十分严格，对选择的标准、巡按的地区、职责、时间以及回京考察等都有明
　　确的要求。选派出巡御史的工作十分慎重。史称“御史巡按一方……责任甚重，非有司可比。故凡御史差遣分
　　巡追问等项，本院官遵守成宪，必引于御前，请旨点选。”〔46〕即由都察院官员选出两名候选人，引至皇帝
　　面前，请旨点差其中一人，以示慎重，并表示是由皇上亲自选派的钦差。巡按的地区，为“北直隶二人，南直
　　隶三人，宣大一人，辽东一人，甘肃一人，十三省各一人”〔47〕。如某省难治，也有一地派两名御史巡按的
　　。巡按的职责，《明史·职官二》载：“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
　　事奏裁，小事立断。按临所至，必先审录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辩之。”察劾的范围，上自藩王、总
　　督、巡抚，下至地方州县长官及其僚佐。所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 落实到人， 可以用永乐十三年（14
　　15年）成祖对即将分行各地的巡按御史讲的一番话作为标准。他说：“凡朝廷所差人及郡县官有贪刻不律者，
　　执之；郡县官有tà＠②茸不职及老病者，悉送京师；惟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以状来闻。”〔48〕对郡县官
　　吏的违法可以“立断”，对布、按二司方岳重臣的案子只能奏请上裁。巡按的时限，一般是一年〔49〕。 出巡
　　的时间， 洪熙元年（1425年）“定巡按以八月出巡”〔50〕，称为行部或按部，次年四月回京。后来也不限于
　　此时。巡按御史期满后先要回京，接受都察院对其一年工作的考核。嘉靖十三年（1534年），颁布了考核巡按
　　御史的表格——“巡按御史满日造报册式”，将考核工作具体分为二十八项〔51〕，巡按御史回京时必须逐项
　　填写上报，由都察院长官考察，称职者仍回十三道管事，不称职者奏请罢黜。御史巡按期间贪赃枉法，处罚较
　　普通官吏为重〔52〕。
　　明代巡按御史在澄清地方吏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宣德年间，黄润玉擢为交趾道御史，他“出按湖广，
　　斥两司以下不职者至百有二十人”〔53〕。成化时郑已巡按山西，“时勋贵出镇，纨绔子弟怙势凌下，监司（
　　按察司——引者按）莫敢问。已捕而杖之滨死，实勋贵亲弟也”。无怪当时吏部尚书王恕感慨地说：“天下贪
　　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惟御史耳。”〔54〕
　　后来，巡按御史获得了考察举劾布政司、按察司的大权。于是，开启了巡按御史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的局面
　　。由于布、按二司以及府州县官员的仕途在很大程度上已在巡按御史的掌握之中，所以这些地方官吏唯巡按之
　　命是从，一些巡按趁机越俎代庖，包办地方政务，使巡按御史的职能迅速向行政方面转化。监察官员一旦行政
　　化，而且权力急剧膨胀，又无约束，就不可避免地和行政官吏一样产生自身的腐败。结果，巡按御史从整体上
　　逐渐失去原有的监察作用，有些人甚至成为本应由其纠举弹劾的对象。
　　清初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实行巡按制度〔55〕，至顺治十八年五月止，中经几度停复，最后省罢〔
　　56〕。雍正三年（1725年），因“巡按御史久经裁汰，自不可复”，乃选满、汉御史并部员“巡察盗案、驿站
　　”〔57〕。于是，设置巡察各省御史〔58〕。无论巡按还是巡察都是以一年为期，在选派、履行职能和考核等
　　方面均有严格规定〔59〕。
　　中国古代对地方的监察，以这种周行巡察的方式实行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它发韧于西汉武帝时的十三
　　部（州）刺史出巡制，每部（州）为一个监察区，以专职官员刺史巡行监察部属郡国。唐代在地方上依山川形
　　势划分十道（监察区），由中央派遣十道巡按使在各自的监察区内行使职权，同时辅之以监察御史，不定期的
　　巡按郡县。明代略有变化，在地方设十三道（按省划分），置十三道监察御史，再从他们中间选派巡按御史出
　　巡地方。此外，还有常驻地方的按察司和督抚，但作为地方监察主干的还是借鉴汉代刺史经验的巡按御史制度
　　〔60〕。汉、唐、明三代都是中国历史上强盛与辉煌时期，典章制度多有建树、并趋于完备，因而这些王朝所
　　实行的一脉相承的地方监察方式，显然有其合理的内涵。
　　我们以为，汉、唐、明所实行的这套地方监察方式的成功之处，就是在实践中把监察官与行政官的利害关
　　系割裂开来，从而达到使监察官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目的。具体的做法就是监察官周行流动，不常驻一地。
　　行政官员之间自无有效的监察可言；监察官员长驻于某一地方，久而久之，也会与当地形成各种关系网络，导
　　致事实上的利益相通而官官相护。只有采用流动的方法，经常对监察官进行更换，才能做到监察者与被监察者
　　“水火相济，盐梅相承”〔61〕。汉、唐、明诸王朝监察地方措施的实质正是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
　　色。汉代刺史“乘传周流”，但任职时间较长，一般“居部九岁举为守相”〔62〕。唐代十道巡按使任期缩短
　　为两年〔63〕。明代巡按御史“岁一更代，正以防上下稔情之故”〔64〕，变为一年一轮换。明末清初的大学
　　者顾炎武对此十分赞赏，说：“又其善者在一年一代，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不久也，监察之任不可久也。久则情
　　亲而弊生，望轻而玩法。故一年一代之制又汉法之所不如，而察吏安民之效已见于二三百年者也。”〔65〕顾
　　氏是深得监察原理的精髓的。
　　乘传周流还是刺史以小监大，以卑督尊的先决条件。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场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在这个体
　　系内有的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监察，而且妨于人情及利害关系，这种监察也容易流于形式。刺史受命于中
　　央，乘传周行，不与行政官员发生利益上的联系，因此才能够不受官场尊卑秩序的制约履行职责。汉代刺史秩
　　仅六百石，只相当于一个中下等县令的品秩，却“奉诏条察州”，监察秩二千石的郡国守相，权力极重。唐代
　　监察御史的品秩为正八品上，明代巡按御史为正七品。中国古代监察官的品秩从总的情况或发展的趋势看，是
　　愈来愈高〔66〕，但监察御史和巡按御史的品秩却相对不高。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承袭汉代刺史以小制大、以
　　卑督尊的体制。因为“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67〕。虽然监察御史、巡按御史
　　的起点不高，但升迁较快〔68〕。这是因为他们责在纠察、带有风险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同时，地方监察官
　　秩低位卑也含有对其约束的意思，以防止他们干预地方行政，背离监察的初衷。西汉末年的刺史、唐后期的十
　　道巡按使以及明弘治以后的巡按御史，在权力超出监察职能后，都开始干预政务，使其本身发生异化，并不同
　　程度地产生了自身的腐败。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中国古代监察地方的风宪官何以最终向行政官员转化，并使有效的监察方式遭到破坏呢？究其原由，问题
　　出在封建制度本身。西汉成帝绥和元年，丞相翟方进和大司空何武上奏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
　　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69〕
　　“用贵治贱”四个字，道破了其中的奥秘。这个观点代表了当时官僚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刺史以卑督尊，
　　自然为封建制度所不容。所以说，是森严的封建等级制扼杀了这种行之有效的监察方法。从深层次考察，唐朝
　　以及明朝的情况也都与此有关，而这又是封建统治阶级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明朝和清朝的中央官制，地方行政制度，选官制和监察制度分别是什么？

1、中央官制：明朝是内阁制，皇帝利用太监制衡内阁，清朝是军机处，皇帝独断专行。

2、地方官制：地方明朝是三司，按察使布政使、都司，清朝主要是总督巡抚。

3、选官：明清都是八股取士，但清朝还有满族内部的选人制度，

4、监察：明朝靠御史，督察院，清朝有密折制度，除此以外，清朝督抚也有监察权。

体制上清朝基本继承了明朝的体制，并在原有基础上加以改良，改掉了明朝一些明显的缺点，比如皇帝怠政，藩王奉养，宦官专权，厂卫横行等问题，以及取消了廷杖以及御史的无限制权利，对党争问题也有了一定的控制。

扩展资料：

明成祖时期设立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机务，中央出现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而对内阁的监管而涉及到了内廷的宦官，以司礼监为首的内廷宦官衙门代表皇帝对内阁干涉。

在地方上，皇帝开始外派长官，向各地派遣巡抚都御史，使之成为凌驾于三司之上的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巡抚监察御史成为中央施加于地方的新的控制力量。这是明朝政治体制的总观。

清朝时，设置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相互牵制，最后集权到皇帝手中为了加强皇权，雍正时期设立了军机处，由皇帝挑选亲信的满汉大臣充任军机大臣。

军国大事全凭皇帝裁决，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然后负责传达给中央各部和地方官员去执行。这样，地方军政首脑实际上直接听从皇帝指挥。

在地方上，清朝继承发展了明朝的地方行政制度，在地方上设置18行省、5个将军辖区；清朝雍正帝时期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大规模改土归流，加强了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辖，改变了当地落后闭塞和割据纷争的状态。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明朝官制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清朝官制

太监制度是什么时候被废除的

民国初期废除的太监制度。
中华民国政府给末代皇帝溥仪的退位诏书上有一条就是说：现在的太监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这实际上已经废除了太监制度。

辛亥革命、皇朝覆灭后，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宦官，俗称太监或“老公”。文书上的称谓很多，例如有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批人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l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设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清代末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邱、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博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溜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l7万两。当时李莲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甸区思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莲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辛亥革命、皇朝覆灭后，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本文地址:http://www.dadaojiayuan.com/lishitanjiu/59968.html.

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本站部分文字与图片资源来自于网络，转载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立即通知我们(管理员邮箱：602607956@qq.com)，情况属实，我们会第一时间予以删除，并同时向您表示歉意,谢谢!

上一篇: 安禄山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节度使,为什···

下一篇: 刘邦称帝张良为何不愿做官看汉初三杰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