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准备了：清朝崇文门的文章，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快来看看吧!
在清朝时期，北京内城有9道城门，即朝阳门、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阜成门、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和珅大人任职过的“九门提督”，指的就是这9道城门。
在这9道城门里，崇文门有些特殊，它被老百姓称为“鬼门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崇文门位于今天北京东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南口，在正阳门往东约3公里处。崇文门修建于元朝，历经元朝、明朝、清朝三代。在元朝时期，崇文门是漕运船只进入终点积水潭的必经之地。到了明朝，由于通惠河堵塞，漕运船只不再经过崇文门，崇文门转而成为南方各省北来粮货以及官商人等进出京城的重要关口，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征收商税的绝佳场所。
1485年，明朝在崇文门正式设立税关，向官商人等征收商税。
清朝入关后，继续以北京为都城，崇文门税关也得到延续。并且，为了增加税收，清朝在京城9道城门都收税，统一归于崇文门，“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由于清朝时期，北京人烟稠密，客商往来频繁，崇文门税关的税收逐年增加。在明朝末期，崇文门税关每年还只有近9万两银子的税收，到了乾隆年间，这里的年收税就暴增到30万两银子以上。到了光绪年间，崇文门税关的年收税更是达到了90万两银子。
小小一座城门，就能贡献这么多的银两，因此朝廷非常重视，往往派遣朝中高官、皇族亲信直接管理崇文门税关。乾隆皇帝的大红人和珅，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庆亲王奕劻的女婿那彦图亲王，都做过崇文门税关的监督。
俗话说：“雁过拔毛。”崇文门税关监督经手如此巨额的银子，当然要趁机大打捞一笔。和珅曾多次担任崇文门税关监督，他的管家刘全因帮办税务搜刮了20万两银子。桂祥只当了一年崇文门税关监督，就有钱将府邸翻建一新，剩下的钱还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那彦图两次出任崇文门税关监督，捞了20多万两银子。
蒙古学者崇彝做过崇文门税关的帮办委员，他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写道：“余充崇文门税关帮办委员，岁约可得四五千金。据云派委所入视此不止倍蓰，监督岁入亦不过数万金。彼时视此差遂为京官最优者。”一名帮办委员每年都能赚到这么多钱，崇文门税关监督的收入就可想而知了。
放眼天下，什么样职位的油水能这样丰厚?因此，崇文门税关监督名列“京师十大优差”，让官员们趋之若鹜。
当然，崇文门税关监督要想捞到更多的钱，就得拼命在过往客商头上搜刮。
清朝时期，北京内城一律禁止烧锅酿酒，所有酒类都必须从外地运来，交给朝廷指定的酒商出售。朝廷一共指定了18家酒商，统一收售，统一在崇文门纳税。由于酒税很高，一般的酿酒小作坊根本就承受不了。
怎么办呢?为了生存，这些酿酒小作坊的伙计不得不铤而走险，将私酒装进猪尿泡里，挂在胸前，等夜深人静时，悄悄翻越城墙，用这种方法来逃避税收。翻越城墙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摔得粉身碎骨。所以，老百姓将崇文门税关称为“鬼门关”。
除了盘剥过往客商，崇文门税关对进京办事的官员也极为刻薄。
陈康棋在《郎潜纪闻》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
这位可怜的山东布政使进京觐见皇帝，也被崇文门税关的官吏敲诈勒索。他拿不出钱来，只好将行李放在外面，只身进入京城，找朋友借衣服被褥，等觐见完毕后再归还衣服被褥，从容离去。
【参考资料：《清史稿》《旧京遗事》《郎潜纪闻》等】请选中你要保存的内容，粘贴到此文本框
曹雪芹（约1724~约1764），清代小说家。满族正白旗包衣，名沾（zhān），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清代小说家。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生于江宁（今江苏南京），祖籍辽阳(后迁沈阳)。著有《红楼梦》。 据考，曹雪芹于就诞生在位于南京的江宁织造府内。江宁织造府，位于如今南京的市中心大行宫地区，清朝康熙皇帝6次下江南，有4次就住在江宁织造府内。这里的地名大行宫的称呼即由于康熙和乾隆两个皇帝在此住过而得名。 明朝天启元年（1618年），努尔哈赤统兵攻明，攻占沈阳、辽阳，曹宜的先祖被满军所虏，归依八旗正白旗“包衣”，先祖曹世远、高祖曹振彦本为汉族，沦为多尔衮的家奴。曹振彦颇受多尔衮赏识，封为佐领，曾参与平定姜镶起义。入关后，改任文官，历任山西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两浙都转运盐使等三品官职。 辽阳曹雪芹纪念馆曹雪芹标准像
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 另据周汝昌《红楼梦新证》记录：故宫博物院所藏康熙年间曹家的一份密折中记载，曹雪芹之父曹頫(fǔ)实为曹寅之弟曹宣之子——由于曹寅及其孤子曹颙相继离世，康熙帝欲让曹家仍掌江宁织造之职，故令曹宣之子曹頫过继到曹寅一支，支撑门户并任江宁织造。如此说来，曹雪芹实为曹宣之孙，而非曹寅之孙。 曹寅病故，其子曹颙、继子曹頫（即曹寅之弟曹宣第四子）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58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雍正初年，由于曹振彦的亲孙子曹宜使坏，加之受朝廷内部政治斗争的牵连，曹家遭受一系列打击。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罪名革职，家产抄没。这时，曹雪芹随着全家进京，住在蒜市口；曹頫下狱治罪，“枷号”一年有余。其家族在乾隆时代曾经复兴过一时。后来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结识了敦诚、敦敏，并与他们成为亲密朋友。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曹家被牵累，再次抄没，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对封建社会有了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专心致志地从事《红楼梦》的修订。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约四十岁。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但他的诗仅存题敦诚《琵琶行传奇》两句：“白 曹雪芹故居
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曹雪芹又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着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小说的创作。 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最高峰，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红楼梦》是他“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作品。据考《红楼梦》80回以后他已写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流传下来。今流行本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是由书商程伟元和官僚文人高鹗整理印行的，一般认为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
编辑本段身世、籍贯之谜
不只他的生卒年一直存著争议，甚至连他的字、号，也不能十分确定，按照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的说法，应该是姓曹，名沾，字梦阮。号芹溪居士。但有研究者认为他的字是芹圃，号是雪芹。他的生年，现在主要的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生于公元1715年，另一种说法认为他生于公元1724年。他的卒年，一般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3年，一种认为他卒于公元1764年，最后一种卒于公元1765年初春。 曹雪芹的上世的籍贯，现在也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河北丰润，明永乐年间迁至辽东铁岭，后来跟随清兵入关，另一种认为他的祖籍是辽阳，后迁沈阳，他的上组曹振彦原是明代驻守辽东的下级军官，大约于清太宗天命六年（公元1633年）后金攻下了辽阳时归附，后随清兵入关。
编辑本段生平简表
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未时生，曹雪芹(20张) 雍正三年（乙巳1725） 乾隆元年（丙辰1736） 乾隆二年（丁巳1737） 乾隆五年（庚申1740）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长子弘皙谋立朝廷，暗刺乾隆，事败。雪芹家父被牵累，再次抄没，家遂破败。雪芹贫困流落。曾任内务府笔帖式。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初有清抄定本（未完）。 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续作《石头记》。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脂批于第七十五回前记云：“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是为当时书稿进度情况。脂砚斋实为之助撰。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友人敦诚有《寄怀曹雪芹》诗。回顾右翼宗学夜话，相劝勿作富家食客，“不如著书黄叶村”。此时雪芹当已到西山，离开敦惠伯富良家（西城石虎胡同）。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友人敦敏自是夏存诗至癸未年者，多咏及雪芹。 乾隆二十四年（乙卯1759）今存“乙卯本”《石头记》抄本，始有“脂砚”批语纪年。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今存“庚辰本”《石头记》，皆“脂砚斋四阅评过”。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重到金陵后返京，友人诗每言“秦淮旧梦人犹在”，“废官颓楼梦旧家”，皆隐指《红楼梦》写作。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敦敏有《佩刀质酒歌》，纪雪芹秋末来访共饮情况。脂批“壬午重阳”有“索书甚迫”之语。重阳后亦不复见批语。当有故事。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春二月末。敦敏诗邀雪芹三月初相聚（为敦诚生辰）。未至。秋日，受子痘殇，感伤成疾。脂批：“……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记之是“壬午除夕”逝世，卒年39岁。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敦诚开年挽诗：“晓风昨日拂铭旌”，“四十萧然太瘦生”，皆为史证。
编辑本段与《红楼梦》
著书缘由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出生于南京。雍正六年曹家被抄没后才全家迁至北京。当时，曹雪芹年纪尚幼。曹雪芹究竟住在何处、他的青年时期是如何度过的等等这些问题，总因文献无证，不能确指。据红学家们的考证：曹雪芹幼时与获罪的曹頫等曹家人口进京，住在蒜市口，其家族在乾隆时代曾经复兴一时。后来曹雪芹在右翼宗学里结识了敦诚、敦敏，并与他们成为亲密朋友。最终曹家一蹶不振，曹雪芹就落魄住到了西山黄叶村，他的不朽的巨著《石头记》可能就是在西郊的山村里写成的。 也有人认为《石头记》是曹雪芹在右翼宗学教书时写成的。 曹雪芹晚年的生活穷愁潦倒而又嗜酒狂放，朋友们常把他比作晋朝的阮籍。他甚至穷困到“举家食粥” 的地步，常常要靠卖画来换酒喝。他的画很为当时的朋友们所推重，敦敏《题芹圃画石》诗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 可见曹雪芹的胸襟和画风。可惜他的遗作至今尚未被发现。 曹雪芹作品《石头记》
他的不朽巨著《石头记》的前八十回，早在他去世前十年左右就已经传抄问世。 书的后半部分据专家们研究，认为基本上已经完成，只是由于某种原因未能传抄行世，后来终于遗失，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显然，曹家兴衰际遇与曹雪芹本人的困顿经历对他创作《红楼梦》起了重要的影响：原本过的是显赫贵族繁华奢侈的生活，听家人讲述祖上是如何的风光威严、荣华富贵；在亲身经历了家族败落之后，他从一个锦衣纨绔的贵公子摇身一变而成为了钦定罪囚的后裔，过上了穷愁潦倒、“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日子。“叹人世，终难定”，这种转瞬间荣兴辱衰的变幻，让他看清了统治阶层内部的冷酷和凶残，也使他出现根深蒂固的人世空幻悲观的思想。 经过了家道败落的转变，特别是在年移居西山农村之后，他对贫苦生活有了切身体会，与社会下层人民的来往增多，对社会的贫富悬殊及阶级对立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些人生经历和思想认识，都为他创作《红楼梦》打下了生活基础与思想基础.根据现已发现的文献材料，可以认为，曹雪芹主要是由于不幸而幻变的生活遭际使其良多感慨“有所郁结，不得其道”，所以只能著书，回忆身世，抒发悲绪。
写作背景
曹雪芹祖上明末前居住在今辽宁铁岭西南郊腰堡大汛河村一带。在努尔哈赤的后金兵掠地时，曹雪芹的远祖曹锡远被后金的军队俘虏，给多尔衮当家奴，属正白旗包衣（“包衣”即满语“家奴”一词译音“包衣阿哈”的简称）。清朝建立以后，设立“内务府”，负责为皇帝管理财产、饮食、器用等各种生活琐事和宫廷杂物，曹家成为“内务府”的成员。曹锡远的儿子曹振彦因建立军功，官至两浙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从曹振彦的儿子曹玺和曹玺的长子曹寅，曹寅的长子曹颙和侄儿曹頫，三代四人相继担任江宁织造一职。织造的职务，主要为皇帝管理制造和采办宫廷用品，但除此之外，还同时担任替皇帝搜集情报的工作，曹寅就经常向康熙密奏南方各方面的情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治安、民情等等。曹家几代人担任这一职务，表明他们跟皇帝有一种特殊亲密的关系。曹玺的妻子孙氏做过康熙的保姆，，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小时候曾做过康熙的伴读，以后又担任御前侍卫。曹寅在给康熙的奏折中自称“臣系包衣下贱”，说明曹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对于皇帝来说是奴才，但对一般人来说，则是一个极为显赫的大官僚，是属于最高统治层中的成员。雍正继位后，曹家遭受冷落，曹頫时受斥责。雍正五年(1727)末、六年(1728)初，曹因织造差员勒索驿站及亏空公款等罪，被下旨抄家，曹頫被“枷号”，曹寅遗孀与小辈等家口迁回北京，靠发还的崇文门外少量房屋度日。曹家从此败落。 经历这样家族变迁的曹雪芹，因此而获得对贵族之家种种黑暗与罪恶的深切体验，这便成为他创作《红楼梦》重要的生活基础。
编辑本段族属辩析
对曹雪芹的民族身份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曹雪芹到底是满族，还是汉族？曹雪芹的祖上曹锡远，早在后金时期就加入了满洲族籍，隶属满洲正白旗。到了曹雪芹这一代，曹家已经在满族中生活了100多年，满族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曹家的方方面面。不论从曹雪芹自身，还是从其著作《红楼梦》中都可以找到与满族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曹雪芹应该是满化了的汉族人，也可以说就是满族人。《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也将其祖上收录其中。 民族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斯大林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这是中国学术界长期接受的观点。 中国较早给民族下定义的是梁启超：“民族者，民俗沿革所生之结果也。民族最重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非同居不能同族也，后此则或同一民族而分居各地或异族而杂处一地……）；（二）其始也同一血统（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三）同其肢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2]梁启超的定义将血统作为民族特质之一，但又说“久之则吸纳他族，互相同化，则不同血统而同一民族者有之”。也就是说，其始是同一血统，但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同化，不同血统的人也可以是同一民族。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的民族中屡见不鲜，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在血统上是纯而又纯的。我国民族学家认为“：民族不是血缘组织，相反，它正是血缘组织瓦解之后的产物，因此，‘血统’是决不能作为民族的基本要素之一来确定的。”[3] 不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还是民族学家的观点，或从中国各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出发，民族都不等同于血统。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民族从来没有按照血缘来划分，而是依照共同的经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来划分。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多民族的国家可以从秦始皇算起。汉民族一开始就与苗、越、东夷等边民来往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历史上的“五胡乱华”、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王朝的建立，都使得各民族人口相互混杂。不论那一个民族都很难说自己民族有所谓的“纯正的血统”。既使从全世界的民族发展来看，也很难找到血统完全纯正的民族。 满族从后金开始，大量的汉族人、蒙古族人、朝鲜族人涌进了满族这一共同体，他们在这一共同体中长期交往，共同生活，融为一体。虽然他们的血统不同，但谁也无法否定，他们就是满族，他们同处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之中。 曹雪芹家是汉族血统无疑。但到了曹雪芹这辈，他们家已经加入了满洲八旗，并且在满族这个圈子里生活了一百多年，其思想感情、风俗习惯已经满族化了。 曹家加入了满洲族籍，不但已经得到了满族的认可，甚至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曹家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被收录到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之中。《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又称《御制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因为是奉乾隆皇帝之敕编纂的。这部书的主要编纂人有，和亲王弘昼、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保和殿大学士讷亲、武英殿大学士福敏、文华殿大学士查郎阿、尚书徐元梦等。从雍正十三年（1735）开始，到乾隆九年（1744）结束，一共编写了9年时间。本书共收入除皇族爱新觉罗氏之外的满族姓氏1114个，主要记载其归顺时间，其原籍所在，其官级事迹，并且为各个姓氏中的重要人物立了传。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而不是八旗蒙古氏族通谱，更不是八旗汉军氏族通谱。曹家之所以能够进入《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说明他们家已经归属满洲八旗，其满洲族籍也已经得到了认可。由于这本书是乾隆皇帝“御制”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曹家的满洲族籍也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认可。乾隆皇帝在谕旨中说：“八旗满洲姓氏众多，向无汇载之书，难于稽考，著将八旗姓氏详细查明，并从前何时归顺情由详记备载，纂成卷帙。候朕览定刊刻，以垂永久”。显然，他要求大学士们要编的是“满洲姓氏”通谱，而不是别的，并且经过乾隆皇帝“览定刊刻”。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中记载：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 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 孙曹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 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曹荃，原任司库。 元孙曹颙，原任郎中；曹頫，原任员外郎；曹颀，原任二等侍卫兼佐领；曹天祜，现任州同。[4] 关于曹雪芹的族籍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汉族，一说汉军正白旗，一说汉军包衣等等。这些说法其实都不准确。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我们可以看出曹家的族籍应该是：满洲正白旗。曹雪芹也当如此。 正白旗是清代八旗之一。早在后金时期，就建立了八旗，即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和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其中正黄旗、正白旗和镶黄旗为上三旗，正红旗、正蓝旗、镶白旗、镶红旗和镶蓝旗为下五旗。曹家祖上被俘后，隶属于满洲正白旗，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他们曹家就正式加入了满族，成为满族中的一员了。清代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汉军八旗、蒙古八旗。曹家隶满洲八旗，无疑是加入到了满族共同体之中。 从上面的谱续中，我们可以看出曹雪芹的祖上曹锡远很早就加入到了满族共同体之中。有关曹雪芹的家世，胡适先生做了很好的考证。他在《红楼梦考证》中第一次明确了曹家的世系： 曹锡远-曹振彦-曹玺-曹寅-曹頫（曹颙）-曹雪芹 也就是说，到了曹雪芹这一辈，已经是第六代了。曹家六代142年完全生活在满族中。他们已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满洲化”了。
编辑本段曹氏家族的满族化
曹家作为满族上三旗成员，满洲正白旗人，从昔日的包衣人身份，跃为满洲贵族。曹家虽系“包衣”出身，但百年过去，他们不仅加入满洲族籍，且已成为“名门望族”。曹家世代为官。到了曹雪芹的太爷曹玺那辈，已任工部尚书的要职。曹玺还当过“江宁织造”一职。《江南通志》一书直接写上了曹玺是满洲人，“江宁织造：曹玺，满洲人，康熙二年任”。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虽然只任通政使司通政使，三品大员，但同时当过苏州织造、江宁织造；曹雪芹的父辈曹颙和曹頫也先后当过江宁织造。织造一职，官品虽然不高，但位置重要。它是由内务府管辖，直接为皇家服务，并且“油水”很大，可以说是当时的一个肥缺。从曹雪芹的太爷曹玺开始直到他的父辈曹頫为止，曹家祖孙三代四人共作了58年织造。 曹雪芹的爷爷曹寅还是一名重要作家，著有《楝亭诗钞》五卷、《词钞》一卷，并主持编辑了《全唐诗》，同时还为我们留下了几部戏剧作品。曹家到了曹寅这代，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曹寅母亲是康熙的乳母，满语作meme eniye（嬷嬷妈）。在满族中，乳母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说亲如生母，又胜于生母，因为她不仅要将皇子养大，而且要从小对他进行教育。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一）记载： 康熙己卯夏四月，上南巡回驭,驻跸于江宁织造曹寅之府。曹世受国恩，与亲臣世臣之列。爰奉母孙氏朝谒，上见之，色喜，且劳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赏赉甚渥。会庭中萱花盛开，遂御书“萱瑞堂”三字以赐。[5] 曹寅与康熙从小关系甚密，又是他的伴读。他长期在南方任“织造”一职，名义上是掌管宫廷内部的织造事务，而实际上权势很大。袁枚在所著《随园诗话》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每出，拥八驺，必携书一本，观玩不辍。人问曰：‘公何好学？’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见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耳目’”。其地位之显赫可见一斑。康熙在位曾六次南巡，其中四次是曹寅在职出面接驾，并以其织造府作为皇帝行宫。同时，曹寅还经常上奏江南事，并得到康熙帝的朱批。一次，康熙在其奏折上批道，以后有关地方诸事，“必具密折来奏”。还有一次，康熙得知曹寅得疟疾，便马上赐药，并破例用驿马星夜送去。所有这些可以看出，曹寅一家与皇家的亲密关系。 曹寅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曹雪芹的两个亲姑姑分别嫁给了满洲王爷，其中一位“适镶红旗平郡王讷尔苏”，另一位“适王子侍卫某”。也就是说，曹家不仅是满洲贵族，而且与满洲皇室有血亲关系，已经成为皇亲国戚了。平郡王讷尔苏为克勤郡王岳托的重孙。岳托是礼亲王代善第一子，礼亲王代善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二子。岳托在清初被封为克勤郡王，也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所谓“铁帽子王”，就是世袭罔替之王，其后代不降等级，永袭王爵。讷尔苏于康熙四十年（1701）袭平郡王，雍正四年（1726）因罪革爵，乾隆五年（1740）卒，并按郡王品级下葬。其第一子福彭，于雍正四年（1726）袭平郡王，乾隆十三年（1749）薨。福彭第一子庆明，于乾隆十四年（1749）袭平郡王，乾隆十五年（1750）薨。讷尔苏之孙庆恒，于乾隆十五年（1750）袭平郡王，四十三年复克勤郡王号，四十四年（1779）薨。一直到清末，克勤郡王爵一直有人承袭。从亲戚关系上看，平郡王讷尔苏是曹雪芹的亲姑父，平郡王福彭是曹雪芹的表兄，平郡王庆明、庆恒则是曹雪芹的晚辈。应该说，曹雪芹从小就与克勤郡王府及其大小王爷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可见，曹家不论与康熙皇帝家族的关系，还是与满族亲戚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曹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变化，不仅成为满族中的重要一员，而且已经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皇亲贵胄了。
编辑本段曹雪芹、《红楼梦》与满族作家群
曹家从后金开始，就加入到了满洲族籍，并且在满族这个民族共同体之中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之久。到了曹雪芹这代，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地道的满族贵族之家。曹雪芹也已经成为满族一员，并且生活在满族的文化氛围之中。在曹雪芹生活的圈子里基本上都是满族文人，甚至皇亲国戚。如脂砚斋、敦敏、敦诚、弘晓、弘旿、墨香、永忠、明义、高鹗、裕瑞等。这些人的诗词和著作是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不可多得的重要材料。一粟先生曾编过一本研究《红楼梦》的资料汇编《红楼梦卷》[6]，共两册，上个世纪60年代出版。这是一本比较早的《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在书中可以发现，早期研究《红楼梦》的资料大都出自满族人或“旗人”之手。这一点，也许是许多人没有注意到的，但它却是客观存在。曹雪芹是满族人，他自然生活在满族文化氛围之中；因为他是一个文人，他的生活圈子自然满族文化人居多。
脂砚斋
点评《红楼梦》的脂砚斋到底是谁？现在还没有定论。有人说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也有人说是曹雪芹的妻子史湘云，也有人说是曹雪芹的叔叔。这个说法来自宗室红学家裕瑞，他在《红楼梦》续书评论集《枣窗闲笔》中说：“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砚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其叔脂砚斋”，第一次明确了批《红楼梦》者为曹雪芹的叔叔脂砚斋。因裕瑞为满洲人，又距离曹雪芹比较近，其话较为可信。脂砚斋及其《红楼梦》评点，对于《红楼梦》的成书、流传及研究影响很大。他的许多材料与观点，我们至今还在运用。比如，他说“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尝哭芹，泪亦待尽”。其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基本上成为曹雪芹逝世时间的定论。又如“句句是耳闻目睹者，并非杜撰而有。作者与余红楼梦图书图片(15张)，实实经过”；“真有是事，真有是事”；“因命芹溪删去”；“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这些批语告诉我们，脂砚斋无疑是曹雪芹的挚亲，许多事情他是与曹雪芹亲眼目睹，实实经历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脂砚斋参与了《红楼梦》的修改、定稿，他的贡献不可低估。
概述
现代官职从股级、科级、处级、厅级、部级到国家领导人只有6个大等级12个小等级，而古代的等级从品级建立时就有9品18级（9品30阶）。做级别对比时，只好以几个区域品级对齐了。如巡抚对应省级、知府对应厅级、知县对应处级。
古代官职变动用词
1、除，任命、授职，一般指免去旧职、授予新职。如文天祥《指南录后序》“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 如果是“左除”，则是降级授职之意。
2、赏，是由皇帝特旨颁布，赐予官职、官衔或爵位。如《谭嗣同》：“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
3、擢，既由选拔而提升。课文《海瑞传》：“是瑞已擢嘉兴通判，坐谪兴国州判官。”超擢则是越级破格提升的意思。如《谭嗣同》：“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同参预新政”。
4、迁，改官。用法较复杂，常见的有三种情况。一是升迁，如《海瑞传》：“迁淳安知县。”海瑞由原教谕官提升为知县。二是改任，相当于转调原职品级的官职，如《张衡传》：“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新职太史令与旧职郎中官职级别相同。三是降职，即“左迁”。白居易《琵琶行》：“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即指被降为江州司马。
5、徙，改任官职，多指一般的调职。《张衡传》：“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即说张衡所居官职一直未得到改任。
6、谪，官吏降级，相当于贬。白居易《琵琶行》：“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当浔阳城。”
7、拜，授予官职，任命，多指帝王授臣下官职。《廉颇蔺相如列传》：“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张衡传》：“公车特征拜为郎中。”
8、出，指出京受任。《张衡传》：“永和初，出为河间相”中的“出”，就是指张衡离京任河间王的相。
9、去，卸职。《张衡传》：“自去史职，五载复还。”这里的“去”，就是卸职之意。
10、黜，废免，革职免官。《屈原列传》：“屈原既黜，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 要注意，“黜”与“贬谪”相同，但有区别，贬谪是出自皇帝的诏令，黜有时则是上司对下属官员的处分，《书博鸡者事》中“黜臧使者”的“黜”就是指“台臣”以对“臧使者”的处分。
11、放，放逐。如《史记?屈原列传》“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中的“放”就是贬谪放逐的意思。“放”有时也指京官调任外地，如《谭嗣同》“即放宁夏知府，旋升为宁夏道”中的“放”就是“委任委派”的意思。
12、陟，升迁，指官吏的提升和进用。如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陟”即指提升和进用。 “陟”常和“黜”连用表示人材的进退，降官曰“黜”升官曰“陟”。如韩愈《送李盘谷序》：“理乱不知，黜陟不闻。”
13、夺，罢官免职。如《书博鸡者事》“使者遂逮守，胁服夺其官”。
14、罢，革除官职。《书博鸡者事》“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中的罢是指被革去了官职。
15、复，恢复旧职。《书博鸡者事》中“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中的“复”指重新任命，恢复旧职的意思。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集各种权力于一身的皇帝，总结历史上各朝代的经验，为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分化大臣权利，以防权臣篡位，建立了一套有别于以前各朝的官制。
内阁【相当于国务院】：明朝时为了进一步集权而不设宰相、中书省等机构，宰相的权利转移到内阁，由内阁来处理国家政务。清朝继承了这一做法，内阁的首辅大学士以及协办大学士都被称为中堂，即宰相的别称，但实权则由军机处掌握，在军机处任职的官员称为军机大臣，统称大军机，军机大臣的僚属称为军机章京，又称小军机。【这些宰相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中央行政机构：
清朝沿袭明朝传统，设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各部长官（管部的大学士及尚书、侍郎等）称堂官。【由于部比较少，所以这些堂官相当于副总理兼部长】。部下属各司的郎中、员外郎、主事以及主事一下的七品小京官称为司官。
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相当与中央的直属机构】。
军事系统：
清朝军队主要分八旗和绿营两个系统。八旗又分京营和驻防两部分，京营中侍卫皇帝的称为亲军【北京卫戍区】，由侍卫处（领侍卫府）领侍卫内大臣和御前大臣分掌，而御前大臣持掌乾清门侍卫和皇帝出行随扈【中央警备团】，权位尤重。其他守卫京师的有骁骑营、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虎枪营、善扑营等。骁骑营由八旗都统直辖；前锋营、护军营、步兵营各设统领管辖；健锐营、火器营、神机营由于都是特种兵，设掌印总统大臣或管理大臣管辖；虎枪营专任扈从、围猎等，设总统管辖；善扑营则专门练习摔角。
驻防八旗【大军区】驻扎于全国各重要之地，视情况不同设将军、都统、副都统、城守尉、防守尉等官。内地将军等只管军事，而驻扎边疆的将军等要兼管民政。清朝的将军是满官的称号，战时则任命亲王为大将军。
绿营即汉兵，驻扎京师的称巡捕营，归步军统领管辖。绿营的建制分标、协、营、汛几级，标又分为督标、抚标、提标、镇标、军标、河标、漕标等，分别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八旗驻防将军、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统率。督标、抚标、军标、河标、漕标都是兼辖，实际各省绿营独立组织为提标、镇标，提督实为一省的最高武官，总兵略低于提督。总兵以下，副将所属为协，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所属为营，千总、把总、外委所属为汛。
行宪机构：
清朝沿袭明代设监察院【中纪委】，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为监察院长官，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则为总督、巡抚的加衔。
地方行政：
清沿袭明制，大致分省、府、县三级，总督、巡抚为掌握行政、军事、监察大权的高级地方官员【省委书记】，布政【省长】、按察【政法委书记】两使为督、抚的属官。与督、抚平行的有驻防将军【省军区司令】和提督学政，不过驻防将军只管八旗驻军；提督学政只管学校与科举考试，其权力不能与督、抚相比的。省以下有道【地委】的设置，道为监察区性质，不算正式行政区。道主要有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兼兵备衔，另有一些不属布政、按察二司的道，如海关道、管河道、督粮道、盐法道等。省以下为府，设知府【市委书记】、同知、通判等官，与府平行的有直隶厅，设同知、通判。府以下为县，设知县【县委书记】、县丞、主簿等官，与县平行的为散厅，设置同直隶厅。在少数民族地区则设专门机构管理，即土司，一般分为两种：一种由军事部门管辖，如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等，长官为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另一种是由行政部门管辖，也设府、县等，官员称土知府、土知县，通常由少数民族头人担任。
清朝官制（总表）文京内官 武京内官 武京外官
大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正一品：【正国级】
文职京官：太师、太傅、太保、【荣誉官职，相当于人大、政协之类的】殿阁大学士【政治局常委】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北京军区司令】、掌銮仪卫事大臣【中央机关事物局、安全局长】
武职外官：无
从一品：【正国级减】
文职京官：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荣誉官职，相当于人大、政协之类的副职】
协办大学士【政治局委员】、各部院尚书【副总理兼部长】、督察院左右督御史【中纪委书记兼最高监察长】
文职外官：无
武职京官：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北京卫戍区司令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内大臣
武职外官：将军【八旗军大军区司令】、都统【八旗军首都及陪都军区司令】、提督【绿营军区司令】
正二品：【副国级】
文职京官：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荣誉称号，相当于总工会主席】、各部院左右侍郎【国务委员兼副部长】、内务府总管【中央办公厅主任】
文职外官：各省总督【大区书记，如以前的东北局、华北局等】
武职京官：左右翼前锋营统领【中央警备团司令】、八旗护军统领、銮仪使【中央仪仗队】
武职外官：副都统、总兵【绿营集团军司令】
从二品：【部级】
文职京官：内阁学士【国务委员】、翰林院掌院学士【社科院院长】
文职外官：巡抚【省委书记】、布政使司布政使【省长】
武职京官：散秩大臣
武职外官：副将
正三品：【副部级】
文职京官：督察院左右督御史【中纪委副书记】、宗人府丞、通政使司通政使【信访办主任】、大理寺卿【最高法院院长】、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
文职外官：顺天府府尹【北京市长】、奉天府府尹【直辖市长】、按察使司按察使【省纪委书记】
武职京官：一等侍卫、火器营翼长、健锐营翼长、前锋参领、护军参领、
骁骑参领、王府长史【军级军队领导】
武职外官：城守尉、参将、指挥使
从三品：【副部级减】
文职京官：光禄寺卿、太仆寺卿
文职外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
武职京官：包衣护军参领、包衣骁骑参领、王府一等护卫
武职外官：游击、五旗参领、协领、宣慰使、指挥同知
正四品：【厅级加】
文职京官：通政使司副使【中央信访办副主任】、大理寺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詹事府少詹事、太常寺少卿、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外交部长】、督察院六科掌院给事中
京职外官：顺天府丞【北京市副市长】、奉天府丞【直辖市副市长】、各省守巡道员【地委专区书记】、
武职京官：二等侍卫、云麾使、副护军参领、副前锋参领、副骁骑参领、
太仆寺马厂驼厂总管、贝勒府司仪长、侍卫领班
武职外官：防守尉、佐领、都司、指挥佥事、宣慰使司同知
从四品：【厅级】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中央党校校长】
文职外官：知府【市委书记】、土知府【自治市市委书记】、盐运使司运同
武职京官：城门领、包衣副护军参领、包衣副骁骑参领、包衣佐领、
四品典仪、二等护卫
武职外官：宣抚使、宣慰使司副使
正五品：【厅级减】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庶子、通政司参议、光禄寺少卿、给事中、
宗人府理事官、各部郎中【各部司长】、太医院院使【首长医院院长】
文职外官：同知、土同知、直隶州知州
武职京官：三等侍卫、治仪正、步军副尉、步军校、监守信礮官、分管佐领
武职外官：关口守御、防御、守备、宣慰使司佥事、宣抚使司同知、千户
从五品：【副厅级加】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读、翰林院侍讲、鸿胪寺少卿、司经局洗马、
宗人府副理事、御使、各部员外郎
文职外官：各州知州【直辖县书记】、土知州、盐运司副使、盐课提举司提举
武职京官：四等侍卫、委署前锋参领、委署护军参领、委署鸟枪护军参领、
委署前锋侍卫、下五旗包衣参领、五品典仪、印物章京、
三等护卫
武职外官：守御所千总、河营协办守备、安抚使、招讨使、宣抚使司副使、
副千户
正六品：【副厅级减】
文职京官：内阁侍读、左右春坊中允、国子监司业、堂主事、主事、
都察院都事、经历、大理寺左右寺丞、宗人府经历、
太常寺满汉寺丞、钦天监监判、钦天监汉春夏中秋冬五官正、
神乐署署正、僧录司左右善事、道录司左右正一
文职外官：京府通判、京县知县、通判、土通判
武职京官：兰翎侍卫、整仪尉、亲军校、前锋校、护军校、鸟枪护军校、
骁骑校、委署步军校
武职外官：门千总、营千总、宣抚使司佥事、安抚使司同知、副招讨使、
长官使、长官、百户
从六品：【县处级加】
文职京官：左右春坊赞善、翰林院修撰、光禄寺署正、
钦天监满洲蒙古五官正、汉军秋官正、和声署正、
僧录司左右阐教、道录司左右演法
文职外官：布政司经历、理问、允判、直隶州州同、州同、土州同
武职京官：内务府六品兰翎长、六品典仪
武职外官：卫千总、安抚使司副使
正七品：【县处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编修、大理寺左右评事、太常寺博士、国子监监丞、
内阁典籍、通政司经历、知事、太常寺典籍、太仆寺主薄、
部寺司库、兵马司副指挥、太常寺满洲读祝官、赞礼郎、
鸿胪寺满洲鸣赞
文职外官：京县县丞【首都县副县长】、顺天府满洲教授、训导、知县【县委书记】、按察司经历、教授
武职京官：城门史、太仆寺马厂协领
武职外官：把总、安抚使司佥事、长官司副长官
从七品：【副处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检讨、銮仪卫经历、中书科中书、内阁中书、詹事府主薄、
光禄寺署丞、典薄、国子监博士、助教、钦天监灵台郎、
祀祭署奉祀、和声署署丞
京职外官：京府经历、布政司都事、盐运司经历、直隶州州判、州判、
土州判
武职京官：七品典仪
武职外官：盛京游牧副尉
正八品：【科级】
文职京官：司务、五经博士、国子监学正、学录、钦天监主薄、太医院御医、
太常寺协律郎、僧录司左右讲经、道录寺左右至灵
文职外官：布政司库大使、盐运司库大使、盐道库大使、盐课司大使、
盐引批验所大使、按察司知事、府经历、县丞、士县丞、
四氏学录、州学正、教谕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外委千总
从八品：【副科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典薄、国子监典薄、鸿胪寺主薄、钦天监挚壶正、
祀祭署祀丞、神乐署署丞、僧录司左右觉义、道录司左右至义
文职外官：布政司照磨、盐运司知事、训导
武职京官：八品典仪、委署亲军校、委署前锋校、委署护军校、委署骁骑校
武职外官：无
正九品：【股级】
文职京官：礼部四译会同馆大使、钦天监监侯、司书、太常寺汉赞礼郎
文职外官：按察司照磨、府知事、同知知事、通判知事、县主薄
武职京官：各营兰翎长
武职外官：外委把总
从九品：【副股级】
文职京官：翰林院侍诏、满洲孔目、礼部四译会同官序班、国子监典籍、
鸿胪寺汉鸣赞、序班、刑部司狱、钦天监司晨、博士、
太医院吏目、太常寺司乐、工部司匠
文职外官；府厅照磨、州吏目、道库大使、宣课司大使、府税课司大使、
司府厅司狱、司府厅仓大使、巡检、土巡检
武职京官：太仆寺马厂委署协领
武职外官：额外外委
未入流：【普通科员】
文职京官：翰林院孔目、都察院库使、礼部铸印局大使、兵马司吏目、
崇文门副使
文职外官：典史、土典史、关大使、府检校、长官司吏目、茶引批验所大使、
盐茶大使、驿丞、土驿丞、河泊所所官、牐官、道县仓大使
武职京官：无
武职外官：百长、土舍、土目
官职古今对照实战
中国古代官制中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具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代表官僚的品位高下。秦汉以降，历代品位性等级的形态、来源，品位性官职的数量、类别纷繁复杂并且因时而异，其每一细微变化都可以折射出相关政治变迁，解析其中的原因可以显示出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些重要特点。
秦汉官僚的头衔相当简洁，大多不过一官而已。像“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样的头衔是很希罕的。但汉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的头衔叠床架屋，诸如“使持节侍中都督南徐兖北徐南兖青冀六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南徐州刺史竟陵□开国公”、“使持节特进侍中太尉公尚书令都督冀定沧瀛幽殷并肆云朔十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并肆汾大行台仆射领六州九（大）酋长大都督散骑常侍御史中尉领领左右驸马都尉南赵郡开国公”之类官僚结衔，看得人眼花缭乱。
就算魏晋以后的官儿比秦汉能干，兼治十数职毕竟勉为其难。其实这成堆的官衔各有不同性质，并不一定都对应着一份差事，许多不过用来增添荣耀、加重资望及赋予待遇而已。例如“侍中”、“散骑常侍”就是加号，加之者得以佩貂珥蝉，神气多了。“特进”也是加衔，由此朝会时班次就可以进至三公之下了。加“开府仪同三司”则可开设府署、辟召掾属，享受和三公同等的礼仪。“骠骑大将军”并不是军职而是军阶，称“军阶”也只是因其名为武号而已，文官也常用“某某将军”标志位阶。散官“左光禄大夫”用于标志文官位阶，在北朝武职也能获得。此外上述头衔中还包括兼衔、爵号等等。这时官僚的业绩未必超迈秦汉，可资夸耀的官号却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职类结构中至少存在着两类官职：一类承担兵刑钱谷、监察考选等等实际行政职能，另一类则主要用于安排官僚品位高下，属“品位性职类”。后一类官号的权责规定有时只是徒具其名，但它们却具有不容忽视的品位意义：用于增添资望、赋予待遇、确认品阶，以及提供起家官职或迁转阶梯，提供候选、储才或安排冗散之位。前面征举的长串官衔，其中有许多就是这类官号。当然，在职能性和品位性官职之间，也存在大量既有职能、又有很浓的品位色彩的官。
品位性官职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散阶制，这在唐宋时期尤为突出。以唐制为例，其时文武散阶分别由文武散官构成。文武散阶都是29阶，分别以“大夫”、“郎”或“将军”、“校尉”等为名。粗通古代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大夫、将军等已不再是官职了，只是标志等级的阶号，好像近代的军衔。散阶和职事官阶并不一致，为此还发展出了“行”、“守”等术语以规范之。在入仕之初，官员首先获得的是散阶；在任满解职的时候，散阶依然维系着官员品级；在授予职事官时，散阶高低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曾有众多待遇从属于散阶，例如薪俸、给田免课、刑罚、班序、车舆、衣服等，此外还涉及致仕、封爵、置媵、营缮、丧葬、谥议等方面的待遇。北宋前期一度以“寄禄官”为阶官。唐宋的叙阶及进阶制度，繁复得让人眼晕。
现代文官等级制中，依据品位的分等和职位的分等，构成了两种不同类型。品位的分等是针对人员资历品级的分等，表现为跟人走的官阶；职位的分等则仅仅针对岗位权责确定报酬、划分等级，此外就别无官阶了。唐宋的“阶职分立制”，显属品位分等。
勋赏爵位制度
隋唐五代宋分别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品、位、爵、赐、号等在内的，具有一定内容、系统分明的勋赏爵位制度。勋赏爵位制度是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与正式的职事官有一定的联系，又独立于正常官制之外。下面分别介绍其主要内容和作用。
文武散官唐代将其作为定班位眼饰和按资升迁的等级，“入仕者皆带散位，谓之本品”④。文散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凡29阶，武散官自骠骑大将军至陪戎副尉凡45阶。散官与职事官的品级不一定一致，职事官量才任使，散官则按资而叙。高散官任低职事称“行某官”，低散官仕高职事称“守某官”，散官与职事级相同称“兼某官”。散官也称阶官。宋代文散官与唐一样有29阶，武散官则改为31阶，仅作为官章服饰的等级，大凡“文武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
勋官是奖给文武官员的称号。唐制自上柱国至武骑尉凡12转，受勋者即称勋官。宋沿唐制为12转，但已经成为文武官员常加的勋号。
爵即爵位。唐爵有9等，有王、嗣王、郡王和公侯伯子男等。宋划分为12等，即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
食封分为食邑和食实封两种，一般与封爵相结合。唐代食邑自万户至三百户共分9等，宋代自万户至二百户共分14等。有食邑的在唐代“三丁以上为率，岁租三之一入于朝庭”，只有“食实封者，得真户，分食诸州”②。在宋代则食邑完全是空的，只有食实封才享有封户所纳的赋税，因此，宋代实封只从千户到百户分为7等。
赐即奖给文武官员某种政治待遇。唐代没有明文规定，宋代以剑履上殿、诏书不名、赞拜不名、入朝不趋、紫金鱼袋、绯鱼袋等作为赐的6个等级。
号是加赐给文武官员的、旨在表示尊宠的封号。唐代以前没有明文规定，宋代以推忠、佐理、协谋等美称作为推崇功臣的名号，共分40等。
阶即文武官员升迁的秩序。唐代是散官级为阶，宋以职事官“寓禄秩，叙位著”作为资序。在品级之中也有上下阶之分。宋以官易阶，有文、武、内侍阶，其中又各有若干阶差。
位即班位，指朝参行立的顺序。唐代朝班是先按职位，后按爵位，爵位相同则以年龄来区分。宋代则有专门的合班之制，对每个官员的班序都有规定。班序与资品关系密切。宋代曾多次修改班序。班序又与叙迁有一定的联系。同品之内因班位的不同，也作为叙迁的一个等级，无形中扩大了等级层次。
品 即品级，是官吏的级别。有流内、流外各九品，品内分上下阶，故又称为品阶。
检校 在唐代是兼理的任命方法，宋代则改为荣誉职，自太师至水部员外郎分为19等。
宫观 宋代授予休致官员的名誉职位，作为食俸禄的等级。宫观即岳庙祠祭之地，如中太一宫、玉清宫、集椿观、佑神观等，这些宫观各设使、提举、提点等职以分高下。
封君 是皇室女宗室和文武群臣母妻的封号。皇室女自大长公主至县主分为5等。内命妇是后妃之母，有郡、县君之分。外命妇是诸王及文武百官的母妻，自王妃至乡君共分6等。
职 亦称职事。在唐代是“诸统领曹事，供命王命，上下相摄，以持庶绩”，是有职务所掌的官。宋代则于“庶官之外，别加职事，所以厉行义、文学之士。高以备顾问，其次与议论，典校雠。得之为荣，选择尤精”，不完全是有职务所掌的官，而成为推崇文职官员的一种制度。
上述勋赏职衔在阅读古籍时经常可见，如不加以分析就会虚实难辨。举例来说，作为《太子御览》领衔编纂的李昉，署名为“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守工部尚书知制诰柱国陇西县开国伯食邑二百户赐金紫鱼袋臣李昉”。翰林学士承旨本为重要的官，因不常置，只以学士久次者为之，实际上是虚职。正奉大夫是文散宫正四品上阶，作为官服等次。守工部尚书是官名，作为食俸禄的等级。知制诰是内职差遣，属于实际职务。柱国是勋第二阶，陇西县开国伯是爵第十等，食邑二百户是虚封第十三等，金紫鱼袋是赐的第五等，均为荣誉衔。这样一分析，李防的实职虚衔就很清楚了。
宋
宋的官是最复杂的。宋代的官职分官、职、差遣，宋史上说，“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官用于寄禄，相当于现在的行政级别，仅用于确定待遇，宋代官名和实差大多数情况下是无关的，部分有实差的官又叫做职事官，用以区别寄禄官。职是指馆职（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的职位），加上些虚衔如大学士，学士等，来表示高级文官的清贵地位。差遣才是真正的职权所在，一般都带有“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字，理论上算是临时性的职务。光有官名而没有差遣，就好比今天的处级科员一样，待遇上去了但毫无实权。
节度使、承宣使、防御使、团练使是官名，是单纯用来表示级别的虚衔。小苏学士的学士是个馆职。知府、通判、都监、安抚使则是差遣。到了神宗元丰年间，由于寄禄官和职事官混在一起、显得非常混乱，于是就将大部分寄禄官改成散官阶。元丰改制，共定了文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到迪功郎共37阶，武散官、太尉到承信郎共52阶。比方说宋江当过的皇城使，既可用作寄禄官、又是职事官，元丰改制后，用于寄禄的官名就改称散官阶武功大夫了。水浒中的太尉、保义郎、武功大夫、武德大夫都是武散官阶。除此之外，还有爵和勋。爵是给宗室贵族的，比如宋徽宗继位前的端王，就是爵的第一等——王爵。
1、实例1：《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曾担任过的一个职位，“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其中户部郎中是寄禄官，元丰改制后改为朝议大夫、正六品，不过范仲淹另带馆职——从三品的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其地位等同于从三品，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才是真正的差遣，经略安抚使节制一路军政大权，副使是其副手，延州知州掌管延州一州的军政大权。
2、实例2：岳武穆岳飞曾担任过的一个职务，“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特封武昌县开国子”，节度使是个官名、从二品，宋代最高武职，制置使是南宋才设置的实差遣，相当于北宋的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或数州军政大权，也就是说湖北路的荆州、襄州、潭州三州均归岳飞节制，开国子是爵位的第11等。
3、如中书令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但是拥有这一官称的人只意味着拥有宰相的资格和可以领取宰相的俸禄，并不意味着他真的就是宰相了。只有皇帝差遣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时，他才能算是实际的宰相。这种绕山绕水的干部制度，常常会使我们在碰到大宋帝国的官职称谓时，一头雾水，完全找不到北。比如，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中书省事这个称谓，实际表示的是真正的宰相。但在字面上，它的意思是：尚书省副首长兼中书省副首长，然后代理中书省首长。用今天的官制比喻就是：教育部部长只是一个头衔，并不能实际过问教育部的事务，必须由商业部的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然后再代理教育部部长。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了。
明清
各省总督依例均有兼衔，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规定，除授为尚书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外，其余各省总督，俱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所以，总督又兼有监察地方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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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哈德门又称文明门、海岱门，始建于1268年，历经元明清三朝近800年历史，因是向皇城内运酒的专用通道，被称为“酒门”，又称“酒道”，因之闻名于世。“酒道”是中国酒文化中终极之大成。谐音又称为“哈达门”，官方称呼为“崇文门”。因为才子赶考必经之门，被称为“幸运之门”，又因明清时期在此设立税务司，又被称为“财富之门”，是京都九门之中颇具声名的名门之一。因为名门声誉，许多商家认识到其中价值，积极开发哈德门文化。其中青岛海岱门造酒有限公司注册了“哈德门”酒水商标进行酒水营销，全国知名的“哈德门卷烟”则存在了8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名牌产品。
参考：漫话崇文门
沈信夫
北京四大城区之一的崇文区，无疑是由崇文门而得名的。崇文门原为元大都的十一个城门之一(当时名文明门)，是南城三个门最东的一个。明朝改建北京城，将十一门改为九门；文明门的位置虽然未动，但改名为崇文门。清朝沿用此名，直到今天。这中间有许多遗闻铁事。
元大都城是用土夯成的(上古叫做"版筑")，下宽上窄，巍然屹立。开始建筑于1267年(元至元四年)，完成于1276年(至元十三年)，整整十个年头。因为是用土夯成的，于是产生了如何防止雨水冲刷城土的问题，后来用千户(官名)王庆瑞建议，"以苇排编，自下彻上"。就是用苇帘子自下往上覆盖，像人穿蓑衣一样，简称苇城或蓑城，并在文明门外设立了阴场。《析津志》载：每年都要"收苇以蓑城"，达"百万"(担)之多。今天崇文区内的草厂头条到十条，南、北、中芦草园(原名芦苇园)等地名，都与元朝的收苇场有关。后来由于元朝发生皇位之争，守城一方恐怕对方用火攻城，乃撤去苇帘。
元大都为什么开十一个门，南三北二，东西各三?正史上无记载。元末明初写成的《农田余话》(著者不详)说，"燕城系刘太保定制，凡十一门，作哪吒城三头六臂两足"的形状。稍后的张昱也写道："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似此，十一门是采用传说中哪吒形象的象征了。进城三门是"三头"，北城二门是"双足"，东西各三门是"六臂"。"幢幢十一门，车马如云烟"(清乃贤著《金台集》)，可见大都是非常热闹的。至于把大都设计为十一个城门的"刘太保"就是刘秉忠。他当过和尚，法号子聪，做官后改名刘秉忠。元朝最高统治者是信佛教的。刘由一个叫海云的和尚介绍，见到了还未继承皇位的忽必烈。刘跟着忽必烈打云南，伐南宋，很受忽必烈重视。忽必烈夺得皇位后，封刘为太保，参与国家大事。刘秉忠虽是佛教徒，但精心研究道家的学说，对于《易经》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宋代邵雍《经世书》中的"先天象数"都津津乐道。建筑大都城时，尤其在规划设计方面，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所以，他为迎合元朝最高统治者"国运绵长"的狂妄、迷信心理，为发挥自己的理论，施展自己的抱负，从城门数目的设计上，来宣扬毫无根据的"神道设教"，也是完全有可能的。刘死后葬在卢沟桥。
元朝的文明门，在当时又叫哈达门。《日下旧闻考》引晰津志》说："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哈达大王为何许人，已不可考。"哈达"又讹传谐音为"哈大"、"哈德"，直到解放前还有哈德门牌香烟。在元朝，哈达门这种称呼，已超过了文明门。一些知识分子在写作时，认为"哈达"、"哈大"不够文雅，一方面利用它的谐音，一方面利用文明门在南城东端的地理位置，写成"海岱门"。明朝人蒋一葵写的《长安客话》说："泰山、渤海俱都城东尽境，元时以'海岱'名门取此。"海，即渤海、东海；岱，即岱宗，岱宗即泰山。唐大诗人杜甫《望岳》就有"伤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的诗句。这两个地方都在东方，解释的较有道理。到了清乾隆时，杨从清著的《北京形势大略》又说：(崇文门)"又曰海岱，言山陬海皆梯航纳贡，税课司在焉。"这只是从明朝人史玄《旧京遗事》上"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一语而来。由于祟文门有个总课税司，就把"海岱"解释为"山陬海耀"，这是极为牵强的。但不管对"海岱"二字的解释如何，明清的文人雅士，甚至最高统治者都往往不用"文明"、"崇文、而用"海岱"。如明人卓明卿《登崇文楼》诗："城头初夜净氛埃，海岱分明望眼开，紫气半空时入座，秋声万里此登台。"登上海岱门，秋高气爽，紫气东来，眼开万里，何等雄壮！清人著的《白华堂诗录》："海岱瞻门高，风尘苦身贱。"以自己的"身贱"衬托、歌颂海伤门的高耸。因而从元到清不断有达官名士，居住在崇文门一带。如《宸垣识略》载：元朝御史王俨在文明门外东南里许，筑有别墅，"园地构筑，甲诸邸第"，更有一座"水木清华亭"，尤为出众。当时人许有壬记云：登上此亭"北瞻闉阇(城门)，五云杳霭；西望舳舻(指通惠河上船只)，泛泛于烟波浩渺、云树参差之间"。可见当时文明门附近的盛况。死后被赐溢为"文正"的雍正进士、东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的刘统勋(按清朝的溢法，"文正"最难、最少)，雍正赐他御制诗是"海岱高门第"，意思说刘是住在海岱门的一户高贵人家。《水曹清暇录》又记有名书法家张照(字得天)也住在崇文门外，"展宇宏深，有楠木厅"，极为讲究。不过，清朝时代的崇文门，已不是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和明朝初期的都城最南端，而是变成较为热闹的内城了。
经过是这样的：明燕王朱橡原来封在北京，在夺取了他的侄儿建文帝的皇位以后，年号永乐，决定把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于是从1406年(永乐四年)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北京城。1420年(永乐十八年)建成。改建后的北京城，第一，把元大都的南城城址，向南移了0．8公里。原来大都南城城址，约在今天天安门广场北段，南移后成为现在的样子。同时把北城拆去，东西城也拆了一部分，另建了北城。现在的安定门外和蓟门桥附近，还有元大都土城的遗迹。第二，把土城改为砖城。元大都的土城虽然披上"蓑衣"，但苇帘子终不能抵挡雨水，所以在元朝一代，部分"城崩"的事经常发生，只在忽必烈时代的至元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内，就"城崩"八次。每次修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所费不货。明朝改建的砖城也略呈梯形，下宽上窄，每行砖与每行砖之间，往上稍有凹进，以利雨水下流。第三，把元大都的十一门改为九门，南城三个门照旧，只把城门的名称改了，如文明门改为崇文门，直到今天。
到了公元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为了防止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计划在整个北京城外，再建筑一道外城，结果困于财力物力，只在南城外筑成一条东西狭长的城墙，就是今天的东起广渠门、西到广宁门的外城，又叫罗城。这样一来，昔日北京城最南面的崇文门，就成为内城。街道店铺，住户人家，出人此门的官吏商人，日益增多。
清朝人关以后，在城建上沿袭明制。它为了调剂在京满人官吏的收入，"京师九门，皆有课税，而统于崇文一司"(见明史玄《旧京遗事》)。起初在《户部税则》中规定，行李不在纳税之列，"然而外吏人都，往往有应纳税之物，如续绸缎布等"。于是"征私钱以为免税之资"，甚至"虽无货亦征之矣"。关吏"又四出巡逻，得之指为漏税，加倍罚之"(以上均见《天咫偶闻》)。清朝陈康棋《郎潜纪闻》载："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指崇文门税局)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衾褥，事竣还之而去。"课税时，手续繁多，盘问备至，延误时日。一般小商贩，也须排队等候。天长日久，小商贩想出一个办法；根据自己货物多少，把税款插在帽沿上，走到关口，关吏取下银钱，立即放行。清人查嗣瑮曾有一首诗说："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取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这钱即归关吏私有。崇文门税局收入甚多，为了防止其他官吏忌妒，以"献鲜"为名，每年三月。向皇帝及大臣送黄花鱼，十月送冬笋和银鱼，成为变相的分赃。当时又规定城内不许开"烧锅"，凡外来酒类皆由官方指定的酒商出售，在祟文门指定了十八家，由它们统一收售，统一纳税，俗称"十八家酒店"。酒税是很重的，一般酿酒小作坊，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在夜间胸前挂着装满酒的猪尿脖，偷偷爬过城墙，以避交高税。这就是"背私酒"的。背私酒是非常辛苦和危险的。他们用脊背贴着城墙，用双脚和双手紧紧蹬着和扒着每行城砖微凸出的地方，一点一点往上"爬"，到了城上再用绳子把身体系下去。封建统治者的严重剥削，逼得人民九死一生地去谋取生路。所以当时称祟文税局是"鬼门关。
明末以来，崇文门外是比较热闹的，大小商贩，车水马龙。护城河水清滢，河上架有桥梁，河中游有画舫，两岸种着树木花草。绿柳迎风，红花邀月，秀丽非常。明人董喧有《夏日出文明门》诗："文明城外柳荫荫，百啭黄鹏送好音。行过御沟(护城河)回望处，凤凰楼阁五云深。"过桥不远为花儿市，"每月逢四日有市，日用及农器为多。其北四条胡同，则皆闺阁装饰所需，翠羽明珰，假花义髻之属，累累肆间"(见《天咫偶闻》)。沿护城河往东，为太平宫，俗称蟠桃宫，每年三月，"都人治酌呼从，联镳飞鞚，游览于此"，"人眠芳草地"，"箭洒(投壶游戏)绿杨坡"(见清初人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清末人震钩也说"太平宫庙市最盛"，"地近河埂，了无市聒，春波泻绿，软土铺红，百戏竞陈，大堤入曲，衣香人影，摇扬春风，凡三里许"。冬天，护城河上又是一番风景："寒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床。积雪残云，景更如画。冰上滑擦者，所著之履皆有铁齿，流行冰上，如星驰电掣，争先夺标取胜，名曰溜冰。都人于各护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步。更将拖床连接一处，治酌陈看于上，欢饮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较之坐骥乘车，远胜多矣"(见《帝京岁时纪胜》)。后来护城河水日渐淤塞，清 *** 及民国军阀又不加倍浚，往日胜景，一去不返。崇文门到蟠桃宫的交通，则改为骑驴；驴识道，不乱走，不用人牵，到目的地自有驴将行人接去，绝无差误。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前夕。
今天，崇文门城墙已经拆除，护城河水改为暗沟流通。沿着城墙墙址，地面上铺成宽阔清洁的柏油马路，车马行人，昼夜不息；马路两旁，高楼耸立，绣帘翠幕中住着万户人家。地下筑有环城铁路，四通八达，电掣风驰，每天吞吐着几十万人次。这里与七百年前的元大都时相比，那是天壤之别了。
春节吃饺子的由来：
饺子在历史上最早的名字是“娇耳”，这种颇受人欢迎的食品是医圣张仲景首先发明的。他的“祛寒娇耳汤”的故事在民间流传至今。张仲景是东汉时期河南省南阳人。自幼苦学医书，博采众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他著《伤寒杂病论》，集医家之大成，被历代医者奉为经典，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张仲景有名言：“进则救世，退则救民；不能为良相，亦当为良医。”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除，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真施治，挽救了无数的性命。他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相传张仲景任长沙太守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正好赶上冬至这一天，走到家乡白河岸边，见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耳朵都冻烂了。原来当时伤寒流行，病死的人很多。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张仲景回到家，求医的人特别多，他忙的不可开交，但他心里总挂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穷百姓。他仿照在长沙的办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开张，向穷人舍药治伤。
张仲景奉献出来的这个特殊的药物叫“祛寒娇耳汤”，是总结汉代300多年临床实践而成的，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每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老百姓从冬至吃到除夕，抵御了伤寒，治好了冻耳。
张仲景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人们庆祝新年，也庆祝烂耳康复，就仿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人们称这种食物为“饺耳”、“饺子”或“扁食”，在冬至和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和治愈病人的日子。
饺子问世，距今已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早在三国时期，魏张揖所著的《广雅》一书中，就提到这种食品。但那时的饺子煮熟以后，不是捞出来单独吃，而是和汤一起盛在碗里混着吃，到了唐代，饺子已经变得和现在的饺子几乎一样，而且是捞出来放在盘子里单个吃。唐代时饺子被称为“牢丸”，水饺叫“汤中牢丸”，蒸饺叫“笼上牢丸”。大约在宋代以前，都用这个名称。宋以后，叫法比较杂乱，又叫“粉角”、“扁食”、“水角”、“饺儿”、“水点心”、“煮饽饽”等。如明朝万历年间沈榜的《宛署杂记》记载：“元旦拜年，作匾食”。刘若愚的《酌中志》载：“初一日正旦节，吃水果点心，即匾食也”（“匾食”的“匾”，如今已通作“扁”）。统称为“饺子”，大概已是清末民初的事了。
端午节吃粽子的由来：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民间有吃粽子的习惯，传说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大臣屈原的。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积极主张楚国联合齐国，抗击秦国，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而被罢了官，发配到边远的地方。
楚国快要灭亡时，农历五月五日这天，屈原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投江后，楚国人民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鳖蟹吃屈原的尸体，就往江里投好吃的食物。这样年复一年，人民为了纪念这位爱国诗人，每逢端午节那天，便把食物投到江里祭祀屈原。
一天晚上，有一位老人在梦里梦到屈原，就问他：“我们给您投去那么多的食物，您吃到没有？”屈原说：“你们送给我的饭，都让那些鱼虾鳖蟹吃了。”老人问“怎样才不会被他们吃掉呢？”
屈原说：“你们用竹叶把饭包起来，做成菱角形的尖角粽子，它们以为是菱角就不敢抢着吃了。”
第二年的端午节，人们就照着屈原说的话，向汨罗江里投下尖角粽子。可是，过了端午节后，屈原又给老人托了个梦，说：“谢谢你们给我送来了那么多粽子，我吃到了。但大多数仍是被鱼虾鳖蟹吃了。”
老人问屈原：“还有什么办法呢？”
屈原说：“送粽子的船要打扮成龙的样子，因为鱼虾鳖蟹属龙管辖，它们不敢吃龙王的东西。”
从那以后，年年端午节那天，人们划着龙船到汨罗江送粽子。这就是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的来历
月饼通常是指人们在中秋节这个特定节日里吃的饼，通常为圆形。
从历史记载来看，首次将饼与中秋的月亮联系起来，是八月十五大将军李靖征讨匈奴得胜而归，唐高祖接过吐鲁番商人献上的胡饼，笑指明月说：“应将胡饼邀蟾蜍”。北宋之时，该种饼被称为“宫饼”，在宫廷内流行，但也流传到民间，当时俗称“小饼”和“月团”。后来演变成圆形，寓意团圆美好。另据《洛中见闻》记载，唐僖宗在中秋节当日命令御膳房用红绫将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但那时还没有被称之为月饼。
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梦梁录》中，那时的月饼是菱花形的，和菊花饼、梅花饼等同时存在，并且是“四时皆有，任便索唤，不误主顾”。可见这时的月饼，还不只是在中秋节吃。至于月饼这个名词的来历，已无从考证。但是北宋著名文人苏东坡留有“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的诗句，或许这是月饼这个名称的来源以及月饼做法的根据。
明代起有大量关于月饼的记载，这时的月饼已是圆形，而且只在中秋节吃，是明代起民间盛行的中秋节祭月时的主要供品。《帝京景物略》曰：“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家设月光位于月所出方，向月而拜，则焚月光纸，撤所供，散之家人必遍。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
广为流传的有关朱元璋用月饼在八月十五来传递起义消息的故事，与史实不符，因为朱元璋没有领导过起义而只是加入了郭子兴的队伍，还取了郭的义女为妻，后者就是马皇后。如果用月饼传递起义消息的传说为真，那也极可能是张士诚所为。但这个传说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元朝就有了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中秋节吃月饼的由来：
月饼寓意团圆，也应该是明朝开始的。如果我们综合明朝有关月饼与中秋节民俗的资料来看，应该能够看出月饼取意团圆的历史轨迹：中秋节祭月后，全家人都围坐一起分吃月饼月果（祭月供品）。因为月圆饼也圆，又是合家分吃，所以逐渐形成了月饼代表家人团圆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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