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知县连皇帝都不敢忽视,什么样的人才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清朝时期的知县连皇帝都不敢忽视,什么样的人才能坐上这个位置呢

清朝时期的知县是什么样的，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说起我国古代知县这个官职，相信很多人都喜欢戏谑的称其为七品芝麻官。事实上，芝麻的小其实是相对于封建王朝庞大的国家机器来说的。若是我们将视觉聚焦在一个县的话，那么知县绝对是当之无愧的“知县大人”。

知县执掌一县之政，品轶不高但职权重大，县里面的所有事务他都能管，掌握着治下百姓的生杀予夺大权，百姓在知县面前都是自称“小的”、“蚁民”，纪晓岚就曾说过：“百姓视之(知县)，仅下天子一等耳。”意思就是在老百姓的认知中，知县只比皇帝低一级。

在清朝，不仅老百姓不敢小瞧知县，皇帝也不敢忽视知县的重要性。

乾隆年间的举人谢金銮曾指出：在清朝，只有两种官员最重要，即京师的内阁大学士和京外的知县官。相比总督、巡抚、布政使、道台、知府等“治官之官”(负责监督官员的官)，知县是真正的“治事之官(负责处理实际事务的官)。”中央的政令能否在帝国境内得到贯彻，关键不在省、道、府，而在县的执行力度。

清朝统治者一向重视知县的基层行政作用，雍正皇帝曾一再强调：“惟尔州县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责，其为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意思就是州县的官员，肩负造福百姓的重任，他们是皇帝立下的基石，是用来巩固国家根本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清朝对知县的考察任命相当慎重和严苛。想成为一个“县太爷”，必须走一套复杂的选拔程序，符合全部任用条件，才能修成正果。

一、走正途?还是走异途?

在清朝，想要成为一名知县，有两条路径，一是正途，二是异途。

一般而言，正途分为“科甲出身”(进士、举人)、“学校出身”(贡生、监生)、“恩荫出身”(祖上混的好，朝廷给后代的优待);除了正途之外，其他的都是异途，比如捐输(花钱买官)、举荐(官员保举)、吏胥迁轶入仕(优秀的吏升级为官)等。比如雍正朝的名臣李卫，大字不识几个，他的第一个官职就是花钱买的(虽然不是知县，但道理一样)，属于异途。

清朝“选班首重科目正途”，在选拔官员时，会优先考虑科举等正途出身的人。在清朝统治稳定时期，70%~80%的知县来源于进士、举人、监生。到了晚清，由于朝廷财政困难，地方督抚坐大，推荐权上升，所以捐输和举荐的比例有所上升。但不论如何，进士和举人始终是主力军，二者占知县来源的60%以上。

如果你生活在清朝，既没有钱捐输买官，也没有祖上的光可以沾，想要成为一名知县，几乎只有读书科举这一条道。如果想先干小吏，然后等待升官，或者想指望某位大佬保举做官，趁早打消念头，这需要非常的运气和努力，有这样运气和精力，还不如去读书。

二、学历只是门票

读书考取举人、进士，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不一定能做知县。

如果你是考霸，一路考上了进士，并且名次靠后，那么成为知县的概率会很大。清朝规定，进士二甲前五十名，会分配在中央各部院，二甲后二十名到三甲前十名，会分配去做中行评博(官名)，三甲十一名到二十名，分配到知州，三甲二十一名到七十名，分配到各地当推官(管司法的官)，剩下的分配到各地当知县。

清朝进士每科平均244人，其中前143人被分到了其他地方，剩下的101人会分配到各地做知县，这个概率约为40%。当然，分配到别的岗位的进士，之后也可能再下去当知县，但这不是今天要说的话题。

如果你不是考霸，考上举人后，死都考不上进士，别灰心，老天自有安排。

考霸毕竟是少数，为了给数量庞大的举人们一个出路，清廷于1752年引入了“大挑”制度，“大挑”每六个月举行一次，边远地区参加一次会试、非边远地区参加三次会试落榜举人，可以到吏部登记，参加“大挑”。

“大挑”其实就是大挑选的意思，由皇帝派人进行面试挑选，被选拔为“一等”的举人，将被委以州县候补官。

“大挑”不考文化，毕竟能考上举人的，文化差不到哪儿去。能否在“大挑”中被选中，主要看你的气质，看你的形象符不符合主考官的审美(长相、身材、精气神等)，说你行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没得商量。

三、七道考核程序

如果你考上进士，并且名词在三甲七十名之后，或者考中了举人，被“大挑”选为“一等”，那么，恭喜你，获得了角逐知县岗位的门票。接下来，各部堂大人齐聚吏部，九卿科道会通过七道考核程序，决定你能否成为一名知县。

一是“别其流品”。即看出身符不符合要求，类似于今天的政审。清朝规定：凡为人家奴、长随、娼妓、优伶、隶、卒、或八旗户下人本身及其子孙，均不得应考如仕。意思就是这些在清朝被视为“下等人”的人及其子孙，不能参加考试做官。如果想要改变家族命运，必须放弃这些“下等”职业，三代之后，子孙才可应考入仕。

二是“观其身言”。顾名思义，就是看言谈举止，身体状况，有没有疾病，年龄有没有虚报，籍贯有没有作假。雍正时期，又增加了几道简答题，类似于今天的公考面试题，比如“何以治民?”(打算怎么开展工作)、“何以厚裕?“(怎么把GDP搞起来)等等，答卷附在履历后面上交，等待评判。

三是“核其事故”。看有没有犯过错误，有没有了解的案子，有无父母之丧在身。三项都为“否”才符合要求。

四是“论其资考”。这一条是针对那些对调、回避、丁忧、请假等官员而言的，他们如果办完了事，需要升降调补(知县)，就要根据其空缺时间，计算他们符不符合规定的任期。这条与初除官员(菜鸟)关系不大，可以略过。

五是“定其期限”。新进的进士、荫生、捐输、拔贡等，会被分配到各地区各部门实习，实习期满后才会被授予职务。定其期限，就是向实习部门核准，看看实习期满了没有。

六是“密其回避”。也就是回避制度。不能在本省做官，也不能在原籍所在地五百里内做官。亲属不能在同省或同衙门做官，小官回避大官，授业师生以及考官与门生之间，也应回避。

七是“验其文凭”。候选的官员，必须持原衙门或有关部门开的身份证明，包括执照、咨文、印结，交给吏部，以便授官时查验。查验完了之后，要拿上这套证明，给所在岗位省份的总督巡抚查验，然后给吏部一个反馈。

四、抽签决定最终结果

通过七道考核程序之后，你已经是一名知县了，但是去哪里当知县，这仍是一个问题。

清朝将县分为冲、繁、疲、难四种，县有大有小，有穷有富，有好治理的，有难治理的，所以在不同的县当知县，对仕途影响很大。让新知县自己选，不太可能，大家都挑好的，让吏部分配，可能存在利益输送，引发质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朝沿用了明朝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孙丕扬发明的掣签之法。

掣签，就是抽签的意思，抽签分单双月班次。吏部铨法规定：知县双月班次，以十七缺为一轮，用进士五人，举人五人，捐纳四人，推升三人;单月班次，以十八缺为一轮，用丁忧服满四人，开复应补二人，捐纳四人，进士四人，举人四人。

意思就是：双月时，朝廷会拿出17个知县名额，让5个进士、5个举人、4个纳捐人、3个推荐的人抽签，确定各自去哪里当知县。单月时，有18个名额，让4个丁忧服满的人、2个开复应补的人、4个纳捐人，4个进士、4个举人抽签。

抽完签之后，吏部会颁发委任告敕，这样就可以愉快地去抽中的地方当知县了。

五、正途知县与异途知县

通过正途而来的知县，与通过异途而来的知县，虽然都是知县，但是受重视程度完全不一样。

正途出身的知县，一般是实授，名至实归的知县。异途出身的知县，一般是试授(试用期)，试用三年，合格才能转正(汉官捐输者，试俸三年，试停未满，不准转升)。除此之外，正途知县在调动和升迁方面也更具有优势。

综上，知县是清政府中央政策的直接执行者，是与老百姓打交道的“亲民之官”，因此清王朝将其看作巩固统治的基础环节，清朝皇帝曾多次强调知县的重要性，对知县的选拔任用，设置了较高的门槛。知县虽小，但想要成为一名知县也并非易事!

什么样的官员有资格站在“金銮殿”上，与皇帝面对面交接工作？

古代的时候，每天早上，帝王就会把大臣召集起来开会。当然，帝王下面有那么多大臣，帝王是不可能将所有的大臣们都集中起来的，所以能够上早朝的必然是住在京城里面的官员才会机会去上早朝。能够上朝给帝王汇报工作的，官职不能太低，那些小官员是没有机会可以当面和帝王汇报工作的。至于什么样的等级才能当面和帝王汇报工作呢？每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像清朝就是只有三品以上的才能够上早期。

虽然说上早期是代表官职比较高，不过上早朝也是一件比较苦的差事。每天天还没有亮，大臣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先是要到宫门口等着，到了一定时辰才能够进去。他们进去也是不能够自己随意走动的，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要排着队，走进去。走路的时候还得注意了，不能有一些不雅的行为，比如吐痰等等。

等到了金銮殿，大臣们就按照一定的顺序站在殿下，等待帝王的到来。不过，有的帝王比较勤劳，他也有可能会先到大殿里面等大臣们来。等到所有人都到齐了之后，大臣们先一起高喊帝王万岁，然后呢，帝王和大臣们开始商量国家大事了。

不过，虽然一定官职的大臣们一定要去上早朝，不过一些大臣年龄太大，或者是身体不好的，有的帝王也会给与大臣们特殊的照顾，他可以让这些不适合上朝的大臣不用来上朝。

看似风光无限的知县工作，事实上主要负责做什么呢？

我们在古装剧里最经常见到的古代官员，就是知县。知县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苦逼的一个官职了，它两千多年来职权越变越低。秦始皇采用郡县制之后，县级地区的地方长官被称为''县令''，也就是后世的知县，当时的知县权力颇大，还可以直接面见秦始皇。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知县在古代官职体系里地位不断下跌，到了明清时期直接变成了七品芝麻官，别说入京面圣了，他们想要上一趟京城都是难事。

更惨的是知县一朝接一朝逐渐变成芝麻小官，但它肩上的担子一代接一代地加重，别看电视剧里面的知县一个个趾高气昂神气十足，其实他们背地里有一大堆公事要忙，知县的经可不好念啊。

知县难处一：文官任武职，剿匪是难事

晚清时期地方治安状况非常差，广西的深山老林里广东的沙洲小岛里分布着数以十万记的流寇。这些流寇昼伏夜出，打家劫舍，一见到官兵就闻风而逃。由于流寇分布零散，而且在桂粤各地不断地流动，习惯大规模作战的八旗子弟很难逮到他们，久而久之八旗军们纷纷丧失了耐心，开始在剿匪途中划水，真正的剿匪任务落到了各受害县城的知县身上。

然而知县一般都是文官，许多书生寒窗苦读数十年考上进士，然后被分配到各地担任知县县丞，他们到任之前没有任何带兵作战的经验。但是自己治下的县城遭到流寇侵袭，知县们不得不管，所以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剿匪前线，因此晚清的知县是一个高危职业，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点寸之兵的文人知县，很容易阵亡在剿匪第一线。

当然晚清的知县们也有一批打仗的好手，根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九》记载广东一个名叫史朴的知县就是“剿匪战神”：“粤省海盗久为患，朴航海往剿，降盗魁张十五仔等，尽散其党数千，有不受抚者剿平之。”

从记载可见史朴这个不沾水性的河北汉子，亲自坐着小船去攻打广东的海盗，结果击溃了一个数千人的海盗集团。像史朴这种靠剿匪闻名的知县不在少数，由于流寇们大多是脑筋僵硬之徒，所以清末知县驾轻就熟之后，一般都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对知县们来说，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掌握剿匪的度，如果剿匪太过火伤及百姓，那知县的美名就会变成恶名。

清末知县陈兆棠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陈兆棠在广西通过''清乡''行动，成功消灭了广西大部分的土匪，为他自己赢得了美名，但他到广东上任之后，变本加厉地进行''清乡''，在潮州''一日报诛三百人，郡中震怖''。陈兆棠后来的剿匪行动变成了苛政，导致民怨沸腾，陈兆棠本人也因此落得被杀示众的下场。

知县难处二：手下多且杂，管理难度大

明清两代的知县，身边都围着一大群下属，由于这些知县大部分都是空降的，所以他们对这批下属的掌控力很弱，如何管好这批下属，是摆在新任知县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的知县一般拥有县丞和主簿两个副手，副手下面是吏户兵等六房，六房下面还有一众保长和甲长，总计下来清代一个县长要同时管二三十个下属。这些下属一旦犯了差池，黑锅立马就会扣到知县的头上。

清代的地方志《平和县志》记载：''保长践民至死，亲告于府，黄许桂（知县）为之失禄十斛。''

这段话的意思是，平和县里面有一个保长欺负老百姓，把那个老百姓踩死了，受害者的家人向知府告发此事，知县黄许桂的俸禄为此被削了十斛米。清代一个七品知县的俸禄是四十五两银四十五斛米，因为手下一个保长犯了错，黄许桂九分之一的年薪就没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保长六房等等下属一窜通一气，先后搞事犯错，知县一整年的俸禄就别想要了。平和县县史上有一个不知名的知县，就是因此而调走。

当然有本事的知县，可以把这二三十个手下治理得听听话话。《平和县志》上记载，第三十任知县蓝世龙，虽然只主持平和县两年，但是他把这个刺头颇多的县衙门班底管得服服帖帖。万历年间由于财政紧张，平和县衙役的工资普遍缩水，这些衙役为了帮补家计，不得不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蓝世龙知道此事后，立刻禁止衙役们私自下乡，但是有两个刺头不听话，偏要硬着头皮来到房间，结果他俩回去之后，被蓝世龙当面数落了一番，还遭遇到''闪电式炒鱿鱼''，不得不卷铺盖走人。

由于御下严厉办案公正，蓝世龙在平和县百姓心中的评价很高，他被调到河东之后，平和县的老百姓纷纷立生祠怀念他。明清时期像蓝世龙这种会管理下属的知县人数不少，但是其他大部分知县还在为如何御下而焦头烂额。

知县难处三：肩上担子重，自身亦难保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一天之内批改上百本奏折，弄得自己头痛欲裂。知县的工作量当然比朱元璋要少的多，但是他们的工作难度不亚于皇帝朱元璋。明朝时期临近黄河流域的县城，几乎每两年就会遭受一次洪水，这些县城的知县几乎每两年就要筹备一次赈灾，但是明末财政拮据，赈灾需要的一半银两需要知县自己筹集。为了能够顺利渡过难关，许多知县只能唱黑脸，从富商乡绅手中索要赈灾资金，但此举风险极大，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些地主弹劾。

除了赈灾防灾之外，御敌防敌也是知县的重要工作。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他率领的大顺军从黄河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对抗大顺军的明朝官兵只有孙传庭军、洪承畴军和卢象升军等几支，在这几支明军尚未布防的郡县，知府县令们只能自求多福。当时许多知县就因为不肯降敌，所以被李自成杀害。

根据《明史》记载，崇祯时期的慈溪知县刘振之，就曾经因为刚正不屈而亡于敌军之手：

''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刘振之）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

大顺军想要招降刘振之，故向他索取知县的官印，刘振之不给，于是大顺军就把他帮起来，晾在雪地里三天三夜，坚毅不屈的刘振之一直骂骂咧咧，怒气不打一处来的农民军遂将其乱刀处死。像刘振之这种因农民起义而遇害的知县，在《明史》中不下五十个。明末时期的知县许多都是书生，他们天天钻研理学心学，并不晓得带兵打仗，而明末农民起义军不同于土匪，他们有组织有战术，所以知县们和农民军作战往往一碰就败，以至于明末的知县群体里出现了''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尴尬现象。

除了赈灾和御敌，征税也是知县工作的重要指标。崇祯年间知县要负责征收地方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它们主要用于充当明军军费。征收三饷对知县来说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征饷力度过重，超过老百姓的接受范围，老百姓们很容易会倒戈向李自成军，毕竟''闯王来了不纳粮。''除了这三项工作之外，知县还要负责审理县里的疑难杂案，负责指导农业生产，甚至负责安排三月三和五月五的妇女活动。

知县经难念，全因弊病深

从秦到清知县的工作一朝比一朝难做，知县们一代比一代疲惫。究其原因，还得归咎于封建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例如中国人与外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商业和农业劳动力分配的矛盾，外国商品涌入与本国商品销售的矛盾。由于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僵化，无法另设机构处理这些矛盾，导致它们一直囤积在民间，所以知县的工作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大。

总结

新中国完全废除封建社会的官职结构，''知县''一词也完全成为历史的尘埃。其实对于知县们来说，职位被废除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在清末时期他们平时看似风光，但实际上每天都得工作到半夜。而且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知县这一职位已经不再符合历史的要求，它被废除也在情理之中。

知县一职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来数以十万计的知县，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卷宗和日志，里面包含大量有关管理、审案和用人的智慧，这是知县们留给后人的珍贵礼物，现代许多管理学的专家教授，都在向历史上的知县们取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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