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认同王安石的才干，为何在变法时对王安石“纠缠不休”

司马光认同王安石的才干，为何在变法时对王安石“纠缠不休”

司马光认同王安石的才干，为何在变法时对王安石“纠缠不休”?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个性鲜明，政见明确的政治家，他们在官场上的“纠缠不休”，和他们所处时代的矛盾冲突分不开的，他们之间的斗争并不是个人之间的私怨，事实上，在王安石刚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时，司马光起初也是对他抱有一定的期待，也曾希望他的改革方案能推动当时的经济民生，改善当时大宋面对的诸多问题。但是王安石在推进过程中，发生了几件事，让司马光发现了王安石改革政策中的各种问题，从而站了出来，成为反对王安石改革政策的主要力量。

司马光

一则阿云案气死老御史

当时发生了一件阿云案，按照王安石的新的法律政策，判决阿云不死，并且从法律上确定了，在谋杀罪中，可以适用自首减刑原则。当时很多人反对，但是因为皇帝支持王安石，大家也就保持沉默了，只有一个老御史他站出来，他坚持自己的意见，加上性情刚烈耿直，直言不讳说王安石这个新法是不对的!但王安石这个时候，却给老御史扣了一个大帽子，他说：“那些认为谋杀罪不适用自首减刑原则的人都是‘朋党’。”所谓朋党是指帝制时代的官僚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顾国家、朝廷和皇帝，在那个时代里，“朋党”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指责。老御史听了这话，一下子就气晕了，从那之后一病不起，不久就去世了。因为这件事，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行事作风产生了质疑和担忧，因为按照这个逻辑推导，只要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那便不行，便是“朋党”，完全没有商量讨论的余地，这样的制定出来的政策真的好吗?此时，司马光不得不开始重新审视王安石和他提出的新政改革。

激进的新法改革

财政政策思想的严重分歧

当时大宋国库贫乏，财政困难，王安石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集》)，这话的意思是说，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老百姓的赋税，而国家财政也会非常富裕。而司马光却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意思就是说，天地之间产生的物质财富，总的数量是有限的，不在民间就公家。这个矛盾是司马光和王安心思想上的核心矛盾。当时国家非常需要改善财政状况，但是当时的客观现实，要实现王安石的想法，是不太可能的。

司马光

强行推进弊端重重的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措施之一，原本是希望能增加政府收入，救济百姓，从而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因为执行官吏的利益老师、地区差异、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反而让众多民众深受其害，呈现出明显的弊端。因此朝堂上下一片反对之声。

王安石推行青苗法

然而，王安石却完全听不进这些中肯客观的意见，不仅坚持已见，而且还违反当时的制度，全力打击自己的反对者，将反对自己的人贬出京城，发配外地。其中被打击的主要代表有两个人，一个是老臣韩琦，另一个是谏官李常，特别是对李常的打击，在整个处理流程上不仅破坏了谏官的风闻言事的传统特权和说话空间，还破坏了当事的公文审查制度，绕过了决策部分的审核环节。

排除异已

这些事情的发生让司马光感到相当的不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何况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到这个时候，让司马光考虑的已经不仅仅是王安石的新法，还有他为了推进新法所用的方法手段已经开始威胁到一个国家的立身之本，这样的话，已经不是简单的新法改革的问题了。此时此刻，一片忠心为国为民的司马光当然不能再坐视不管了，他终于站出来，正式开始反对王安石提出的新法改革。

大归则同

不过，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彼此政见相左，但他们都是在为国家的前途和未来发展而坚持，只是思想观念相差太多，加上王安石的性格过于激进，无法接纳不同于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思想和他的政策就当时来说，太过超前，脱离了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与他们水火不容的政见冲突来说，他们在品德人格上的本质却是出奇的相似，就像司马光给王安石的绝交信上所说的那样：“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可见，司马光对于王安石的才能和理想还是非常认可的。

司马光为什么不支持王安石变法？还完全推翻？

因为当时王安石提出的这些变法政策，已经严重损害到了司马光家族的利益。司马光对于国家的形式其实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而这些措施与王安石提出的这些变化，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王安石当时的改革力度比较大，是那些守旧派无法忍受的。要知道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这两个人的人品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都是比较正直的人。两个人私下里头也没有过多的矛盾，所以两个人站在对立面完全是因为政治意见不统一。在宋神宗登上王位的时候，当时北宋的军队军事实力比较弱而西夏却一直在盯着北宋。宋神宗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君主，当时他想要收复那些被其他国攻占的土地，但是国库比较空虚，当时宋朝的经济无法支撑宋神宗发动战争。为了能够更好的解决财政问题，司马光对宋神宗提出的建议是节流，而王安石提出的建议是开源。两个人可以说意见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两个人在朝堂上开始了比较激烈的争论，效果很明显当时君主选择的是王安石的建议。王安石当时实行的是青苗法。这个政策可以很好的改善民生，让国家的收入大大增加，但是却严重侵犯了那些大地主的利益。司马光家族也是大地主，所以王安石实行的这个变法制度，可以说被司马光非常厌烦。当时不仅是司马光朝中还有非常多的官员不认同王安石的这项变化，在整个变法实施过程中消极怠工。除此之外，王安石变法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王安石当时并不看这些官员的品行，而是只要这些官员支持自己的变法就会重用这些变法。要知道当时只有选择那些比较靠得住的官员才能让变法更加成功的实施，而王安石急于寻找自己的支持者并没有看到这一点。

司马光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

　　 王安石 司马光

　　司马光和 王安石 本是一对惺惺相惜的好友，但是 王安石 发动的政治改革“ 王安石 变法”却遭到司马光的反对，司马光之所以反对 王安石 ，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吗？ 　　笔者认为，司马光是个聪明人，他反对 王安石 变法纯粹是一场骗局。 　　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七岁时，“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即能了其大旨”。从此，他“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

　　司马光深受其父影响，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此他的志向在于编修史书，而非政治。

　　司马光22岁的时候中了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途。但时间不长，他的父母便先后去世，他只得辞去官职，回家守丧。在守丧的几年时间里，他充分了解了下层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读了许多史书，对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认真总结和评论，为以后编著《资治通鉴》奠定了坚实基础。治平元年(1064年)，他还修成了《历年图》一书，献给英宗皇帝，这实际上就是《资治通鉴》的雏形。两年后，他又撰成战国迄秦的《通志》八卷上爱好历史的宋英宗，深受皇帝赞赏。可见，司马光虽然从政。但他的主要精力在于著书立说，而不在于政治。但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完成历史方面的鸿篇巨制，需要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司马光一直在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公元1076年，英宗皇帝驾崩，19岁的太子赵顼继位，即。神宗皇帝把在江宁担任知府的调到中央朝廷任翰林学士，成为皇帝身边的大臣。从此， 王安石 与同为翰林学士的司马光关系日益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饮酒作诗，谈论时政。在闲谈之中，二人也有过一些争执，但最终都是一笑了之。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光和 王安石 是友好的，虽然在政见上有分歧，有争执，但对于二人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并不放在心上。特别是对于司马光来说，他与 王安石 在政见上的不同，也只是争执一下而已，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政敌，因为司马光对政治是不怎么感冒的。

　　这年冬天，神宗皇帝率文武大臣到南部祭天。按照祖制，皇帝祭天完毕，要遍赐金帛，但由于宋朝连年发生自然灾害，致使国库空虚，宰相曾公亮等人就建议免除赐金帛之举。司马光和 王安石 当时都在场，司马光十分赞成宰相的意见，他说：“救灾节用，应从主上和朝中贵官近臣做起。” 王安石 听了却说：“现在国家财力不足，并非奢靡而起，而是不善理财之故。”司马光在平时与 王安石 的闲谈中，就知道他有变法图强的志向，别人不知道他的话中之意，而司马光心中是非常清楚的。司马光在精研史书的过程中发现。历朝变法，几乎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特别是离他们最近的本朝的“庆历新政”，没施行几天便夭折了。所以他更加反对 王安石 变法，怕 王安石 重蹈覆辙，身败名裂。

　　此时，耿直的见 王安石 当面驳斥自己，便与 王安石 争执起来。这次争执与平时的争执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这次争执是在皇帝面前而已。神宗皇帝见状，觉得很不像话，就制止了他们的争执。 　　 王安石 在与司马光发生争执不久，就向神宗皇帝递上了《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他在札子中指出：北宋王朝代代墨守陈规。不思新变，流弊十分严重。而农民之所以“坏于差役”，皆因“其于理财，大抵无法”。年轻的神宗皇帝也看到国家财政空虚，政治腐败，军事力量不堪一击，早就想振作一番。以扭转国家的形势。他看到 王安石 的札子后，简直欣喜若狂，立即召见 王安石 ，商讨变法之事。 王安石 在神宗面前侃侃而谈。很合神宗心意。

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什么仇吗，为何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

北宋中期，繁荣的文官制度、宽松的政治氛围造就了“旷古三大才子”的问世，他们是改革家王安石、大学者司马光和大文豪苏东坡。这三位都是不世出的奇才，如果他们三位联手不知道将会为中国的文坛或者政坛留下多么巨大的财富。

然而，北宋的党争却彻底葬送了这三大才子合作的可能，他们一生之中始终不能彼此理解、认同，一个个壮志未酬。稍许幸运的是代表保守势力的旧党党首司马光，完成了一个大学者的使命――主编了史学著作《资治通鉴》，是史学界仅次于司马迁《史记》的第二座高峰。而最不幸的，不是改革家王安石，他至少在北宋的政坛上留下了他的烙印，最不幸的当是大文豪苏东坡。

司马光在策问中直言要这些大臣“愿闻所以辩之”，自然是明白无误地告诉所有应试者，要他们对“三不足”之说加以抨击。令司马光始料未及的是，当神宗看到试题之后，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猫腻。果断的命左右人用纸将试题贴盖，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别出策目”。见王安石脸涨得通红，正要为自己辩白，神宗温言宽慰道：“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令别作策问矣！”

松了口气的王安石，当即肯定了圣明天子的做法：“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王安石见神宗听的频频点头，继而话锋一转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今议者以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

当初司马光不认为从老百姓的手中拿到钱给政府，是增加政府的收入，他觉得这是一种变相剥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与王安石看到的是自己的动机绝对崇高，财政收入也增加了，而司马光看到的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无法调和。其实王安石的变法至今来看是超前的，先进的，只是当时的社会还承载不了，各个方面都不能完全实施，最后导致了变法失败。

从史料记载分析，王安石并没有在神宗面前提起过“三不足”。但是王安石并没有完全否认流言内容，尤其是对其中“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之语，更没有直截了当的作出肯定与否定。

如果一切循规蹈矩，做事情束手束脚，还谈什么改革变法？变法，就是认为“祖宗不足法”。在既得利益集团眼中，王安石的言行就是对皇权的蔑视和对传统的挑战，抛出“三不足”之说正是要离间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关系，让改革胎死腹中。你们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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