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早年骗吃骗喝，驿站官员却不查身份证

今天小编为大家带来了一篇关于刘秀的文章，欢迎阅读哦~

刘秀在平定河北的时候，有一段小插曲挺有意思。他刚到河北不久，就遇上了王朗在邯郸称帝。王朗得知刘秀在河北，就下令以封侯十万户为代价，缉拿刘秀。刘秀一行人狼狈逃出蓟县，一路上风餐露宿，为了填饱肚子，不得已“骗吃骗喝”。《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

“光武趣驾南辕，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饶阳，官属皆乏食。光武乃自称邯郸使者，入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之。传吏疑其伪，乃椎鼓数十通，绐言邯郸将军至，官属皆失色。”

刘秀因为人数众多，太扎眼，不敢入城，旷野之地哪有吃饭的地方!迫不得已，刘秀只好拿出“拼死吃河豚”的精神，直接去“传舍”骗吃骗喝。传舍就是供行人住宿吃饭的地方，刘秀去的这地方，有“传吏”，显然就是官办传舍。

刘秀是玄汉政权的大司马，本来可以正大光明地的享用美食，会来事的小吏们争着巴结都轮不上。可是，随着王朗的叛乱，河北郡县大多与玄汉政权拜拜了，刘秀转眼成了敌对分子!

所以，他只能靠行骗!

过程有点惊险，若不是刘秀沉着冷静，就被传舍的官吏抓了个现行!可问题是，官府办的传舍就那么容易被骗?谁来都自称使者，传舍怎么辨别?要是多碰几个胆大的，传舍不成了免费食堂?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凡是公出的官吏，每到一个传舍、驿站、关隘、津渡，都会受到严格的身份审查，而证明他们身份的就是符传和过所。

符传和过所，就是用竹片、布帛、铜器等材料制作的凭证，用于证明办事人员的身份。可惜的是，由于史料的缺失，我们对这项制度的具体细节，尚处于研究探讨中，很多成果存在争议，没有确切定论。

按主流说法，符传和过所其实是三大类身份凭证，分别为符、传和过所，每一大类之下，又有不同的细分，以适应不同的使用场合。

也有学者认为，符传和过所其实没有严格区分，只是叫法不同而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不是并存的三种制度，而是由过所替代了符传。

这部分学者认为，过所最早产生于汉宣帝时期，甚至有人认为东汉才有过所制度，而符传制度早在西周就存在。

不过这个说法未必站得住脚!

1930年，第一批一万多片汉简，从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又陆续发掘出两万多枚，这批汉简就是著名的《居延汉简》。从《居延汉简》的研究发现，过所制度在汉武帝时期就有记载;同时直至东汉，符传制度依然存在，并没有被替代。

也就是说，在两汉期间，符传和过所制度，虽然出现的时间不一，但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并存和缓慢更新。

其实不难理解，作为身份凭证，需要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还得考虑防伪等技术革新和产品迭代，肯定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符传和过所的功能细分中，存在着大量的功能相似或雷同，这个现象也验证了此结论。

那么，符传和过所究竟有什么差别呢?

“过所”的种类和用途

“过所”有两种，一种是提前下发的公文案牍，即事件还未发生，先行通知对方。比如军队调遣，要经过某些郡国，就要提前告知当地官员，做好相关保障工作。第二种是办事人员随身携带，用于勘验身份的凭证。

第一种情况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第二种最常见，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以《居延汉简》中的一简为例，说明过所的基本行文格式和用途：

“元延二年十月乙酉，居延令尚、丞忠，移过所县道河津关，遣亭长王丰，以诏书买骑马酒泉、敦煌、张掖郡，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守令使诩，佐褒。十月丁亥出。”

这个过所明确交代了公出人员、公出时间、业务对口单位及人员、公出事由、签发人员及签发时间等要素。

这个叫王丰的人员，只要出示这份过所，所有的关隘就可以放行，到目的地就会有相应的人接待。

过所签发人，除了当地的令使、书佐外，各亭、乡、县的啬夫也是签发人。在以往的史料中，我们得知，啬夫是掌管税赋的官吏，从《居延汉简》得知，签发过所也是啬夫的职责。

“传”的种类和用途

“传”，也是一种身份凭证，跟“符”的功能存在很多交叉，有的史料里，会直接成“符传”，这种情况，大多是指“传”而不是“符”。

“传”跟“符”的差别主要在于，“传”只用于公出人员旅途身份验证，而“符”则包括当地范围内的使用。

都是身份证明，“传”与“过所”有什么差别呢?他们的差别是，“过所”是用来证明“事”，主要给对口单位看;“传”则证明“人”，用来沿途通关。

以上面《居延汉简》的内容为例，“过所”是王亭长到达居延地区后，给居延县令“尚”和县丞“忠”看的，明确告知他们需要配合王丰所要做的工作。“传”是王丰沿途经过各个关隘和驿站、传舍人员看的，告诉他们自己的身份，需要通关，或者需要食宿、使用车马等事宜。

为什么不合二为一，省却麻烦呢?我觉得为了保密需要，比如沿途中，不必或者不能让各关隘和传舍人员，知道公出人员的目的，所以，对公出人员的身份和行为目的要分开验证。同时，这么做也是为了提高伪造的难度。

唐朝史学家颜师古将“符”、“传”和“过所”统统归为一类，分成五种，一曰符，二曰传，三曰过所，四曰繻，五曰棨。

“繻”，是一种以丝织品做成的凭证，《汉书终军传》记载：

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军为谒者，使行郡国，建节东出关，关吏识之，曰：“此使者乃前弃繻生也。”

这就是有名的典故“终军弃繻”。从这则故事中可以看出，繻，其实更像信符，终军出关拿走其中一半，将来回乡时，再以此跟关吏手中的另一半合验，作为回乡过关的凭证。终军很牛气，直接把手中的那一半扔了：大丈夫去了就不会再回来!

“棨”是一种用木质材料制作的凭证，形状像一把戟。很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考古实物发现。

“符”的种类和用途

“符”有两种，一种是调兵用的虎符，一种是普通的竹符。“符”，除了有“传”的通关凭证功能外，它还用于宫禁出入凭证、征召劳役凭证、征召臣工凭证、缴巡省查凭证、乘坐传车(使者乘坐的专车)凭证等。

从这些用途来看，它实际就是一种信物，通常一分为二，以两部分合二为一作为验证方法，竹符上通常还会用铁印烙上防伪标记(炙符)，类似于现在的钢印。

这一点，与“传”和“过所”有很明显的区别。作为信物，“符”只看信物不认人，所以通常是防伪度很高的重复使用物件。而“传”和“过所”是专门针对某一件事、某一个(群)人，专门制作的凭证，任务完成即被收缴封存，不再使用。

其它形式的符传和过所

除了上述情况，货币还曾经作为符传使用。这件事发生在新朝时期，当时王莽推行第三次货币改革，其中就有十种面值的布币。

不过，由于新货币“价”与“值”的严重偏离，老百姓并不买账。王莽为了强行推动新货币的使用，他规定，以布币作为符传的附加凭证，《汉书王莽传》记载：

“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

如果没有布币，即便有符传，传舍也不予接待，关隘不予放行。极端的时候，王莽甚至令所有官员出入宫禁，都必须携带布币作为符传。

这种强制做法，改变不了货币改革设计上的巨大失误，还给臣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对货币改革根本起不了推动作用。

刘秀是如何在传舍中骗食的

回到本文的开头。刘秀身上肯定是有过所和符传的，不过他不敢拿出来，因为那是玄汉政权出具的，拿出来等于自我暴露。

那么，刘秀怎么能在不出具过所符传的情况下，就吃得肚皮溜圆呢?

史书没交代，不过很好推论。从王朗称帝，到刘秀逃亡骗食，这个时间非常短，不到一个月。一个月内，传舍从玄汉政权的公务员，变成王朗赵汉政权的公务员，各种文书印签的变化，恐怕没那么快完成。

为了备战，大量的使者穿梭于传舍之间，有王朗政权的、有玄汉政权的，还有大量立场不鲜明的军阀的。处于荒郊野外信息闭塞的传舍官吏，对这些人员没法做到清晰辨识，即使辨识了，他们恐怕也不知道听谁的!

所以，刘秀浑水摸鱼的难度并不大，没有史书写的那么夸张。甚至有可能，传舍的官吏干脆两眼一闭，只要号称使者，不管是谁的使者都招待，谁也不得罪，反正也不是花他们家的钱。

事实上，刘秀出门的时候有人想要拦住他们，但看门人说：天下大乱，还不知道将来怎么回事，怎么可以阻拦贵人呢?放行!

这就清晰地反应了传舍官吏们思想混乱的局面，有人支持王朗，有人支持刘玄，还有人立场不明，更多的是谁也不得罪。

这才是刘秀在没有符传和过所的情况下，能轻而易举地骗吃骗喝的原因!不是符传过所制度出了问题，而是混乱的时局，让这项制度失效了，刘秀“趁火打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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