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僧真为何历经三朝都受重用纪僧真为何想跻身贵族

纪僧真为何历经三朝都受重用纪僧真为何想跻身贵族

纪僧真为何历经三朝都受重用?纪僧真为何想跻身贵族?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纪僧真是南朝人士，他曾深受萧道成信任，等萧道成称帝后纪僧真也得到重用。纪僧真一生历经齐高帝、齐武帝和齐明帝三朝，并且皆得重用，立建威将军。纪僧真并没有显赫的出身，但他却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据古文记载，纪僧真举止有风姿，雅有士风，善隶书，不过纪僧真也并非十全十美，他也做过丢脸的事情。这次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下纪僧真，想了解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纪僧真是南朝齐人，他出身贫农，但发迹很快，先是追随军阀萧惠开，在其手下当勤务兵。不久，萧司令找纪僧真谈话：“你跟着我可能成不了大器，还是去跟萧道成吧，他将来比我有出息。”受上司指点，纪僧真转投在刘宋为臣的萧道成麾下。

在萧道成揭竿闹革命的过程中，纪僧真既卖力又卖命，还会动脑子，成为萧道成的重要智囊。萧道成坐上皇帝的宝座后，论功行赏，纪僧真当上了中书舍人，成为皇帝绝对的亲信，直到齐武帝时，一直是皇室的红人。

红人也有红人的心病，纪僧真当然也不例外。他的心病是啥?不是缺钱花，也不是嫌官帽小，而是出身太寒碜，每每有人提起，都让他脸红。

纪僧真为啥对自己的出身这么计较?因为南北朝时期延续了魏晋的“九品中正”旧习，讲究门第观念。如果没有好的出身，就是你当再大的官，也必矮人三分，说话底气都不足。

所以，纪僧真就想给自己镀金。应该说，纪僧真是具备贵族气质的，《南史》上说他容貌言吐很有名士范儿。连他的顶头上司齐武帝也很欣赏他的风度，还说：“门户不重要，你老纪的风度，很多贵族都比不上。”

齐武帝的五星级好评并不能医好纪僧真的心病，他想了个法子─通过联姻来提升家族身份指数，和当时的一个知名贵族结为儿女亲家。但后来纪僧真发现，这招也不灵，他还是经常遭到贵族们的嘲笑和白眼。于是，纪僧真直接找齐武帝帮自己想办法。出乎意料的是，齐武帝也表示爱莫能助：“这事我说了不算，你去找江斅，只要他同意，这事就不难办。”

江斅是当时的顶级豪门望族，老爸曾任著作郎，老妈是刘宋文帝的女儿淮阳长公主，他本人也是刘宋孝武帝的驸马，根正苗红，背景强大，堪称贵族中的NO.1。

当纪僧真满怀信心地来到江斅处，刚刚坐定，江斅便对左右说：“把我的位子挪远点。”纪僧真本想请这位文化巨擘给自己一个面子，给自家颁发一纸贵族证明，让自己加入贵族的行列，没想到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碰了壁的纪僧真只好悻悻而回，从此再也没有跻身贵族行列的念头了。

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谁

其实，一言以蔽之，皇帝与胥吏共天下。

题目太大。转。作者：刘义光。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大法。

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

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

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终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谈举止，一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

[悬赏100！]关于和氏璧的疑问：“璧”是怎么拿来做玉玺的呀

上古玉玺型制扁平，这个样子从西汉皇后之玺就能看出来，这样一来，和氏璧如果足够厚的话（最起码超过4厘米厚），那么来制作玉玺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既然已经是作为器物的“璧”，只取一角来做玉玺是不是很可惜，而且这个璧在当时还是价值连城，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有这么几个疑点
其一，和氏璧是否真实存在，现在最早记录和氏璧的文献是《韩非子》，而成书于战国早期的《左传》却没有记录这样一件事情，实际上《左传》记载与玉器有关的事情很多，为何偏偏遗漏了这么重要的和氏璧，最重要的证据是被《左传》和《国语》都记载了的王孙圉论宝这件事情，晋国执政赵简子就问楚国的国宝“白珩”而没有提及和氏璧，由此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和氏璧在春秋晚期，要么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要么就是并不出名，或者楚王特别珍罕，所以秘不示人。还有一个疑点就是，卞和先后把这个和氏璧送给楚厉王，武王，文王，那么根据出自《史记》的《楚世家》来看，楚武王是楚国第一个称王的君主，他之前根本就没有这个楚厉王，他之前的君主叫做玢冒，而且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之后楚文王在位十二年，即使卞和三次献宝，假使他第一次献宝时10多岁，那么他至少要活了70多岁或者80多岁才有可能三朝献宝，这样看来也不大可能。再来看另外一个史书中的可疑之处，《战国策》记载说和氏璧在楚威王时被赐给令尹昭阳，而张仪某次在昭阳府赴宴时，这个和氏璧却丢失了，所以怀疑张仪，从此和氏璧在楚国失踪，直到在赵国重现，而《史记-张仪列传》只说令尹“亡璧”并未说丢失的就是和氏璧，今本《战国策》编订晚于《史记》几十年，而且对照马王堆汉墓出土《战国纵横家书》来看，这个事情在汉初的时候就根本没有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怀疑这个和氏璧是否真的存在了，另外，作为法家说理散文集大成者的《韩非子》他记录“和氏璧”一事，目的是为了说明人主应该辨别人的本质，而非纠缠于这个东西本身，《战国策》是典型的纵横家语，其中极尽夸张之能事，很多事情前后矛盾，与史不合，那里面记录张仪被怀疑盗窃和氏璧之事，目的在于引出他“三寸不烂之舌”因此可信程度也很值得怀疑
其二，从璧的概念来看，璧在春秋战国之前，应该有两种含义，其一是扁平，圆形，中间有孔，且“肉倍于好”的玉器类型，其二是剖割出来的整块玉石，从这个角度讲，和氏璧更可能是后者，《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周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个璧就是整块玉石的意思，用整块玉石雕琢一个玉玺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了，也许楼主问我你怎么就知道这个璧是当玉石讲，原因很简单，《左传》中这个用法不是孤例，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晋献公有“垂棘之璧”，这个璧用产地命名，而《周礼》《礼记》所载之璧则是用蒲，谷这样的纹饰来命名，或者用材质命名，比如山玄之类的，说明后者是说璧的具体器型，而前者则是侧重玉石本身
其三，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证据说明和氏璧当时并不大可能是“宝”更不用说什么价值连城乃至秦王要用这个东西做传国玉玺了。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有这样的认识：中国先民早在殷商时期已经能够识别各种玉材，明显是更珍爱来自昆仑山的和田软玉，虽然上古玉石不分，但是从现在众多的殷商和西周时期的贵族墓地发掘情况来看，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崇尚和田白玉的习俗，当然也有鉴别和田白玉的能力，和氏璧若果然存在，它出自荆山，那么当然就不是和田玉了，因此也不可能受到那么高的重视，因此也就不会被当成宝物了，白色的玉除了和田以外，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出产，不过古人对玉的价值的认识是“首德而次符”，也就是说较之颜色来说，玉石的肌理质地更加重要，这也就是和田白玉的细腻润泽的质地高于其他地方白玉的原因所在
所以说，从上面三点来看，和氏璧被制作为传国玺的可能性非常小，甚至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子虚乌有的

揭秘：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谁？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大法。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 *** 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 *** 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终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谈举止，一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

揭秘：魏晋南北朝三百年真正掌控天下的是谁

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任官吏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肇始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由尚书陈群首倡，其间虽经损益，然至隋文帝开皇中才废止，前后历经凡三百多年，与汉之察举制、唐宋之科举制，堪称选人三大法。陈群的本意是要改良汉之“察举制”，同时也继承“察举制”的做法，唯德才是举。其法为，州郡设置中正官，择贤良有识之士担任，负责考察本州本郡士人，不计门第，但论德才，然后写成“状”(即评语)，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政府择人按“状”任用。中正官有权进退，“其言行修著者，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义有亏缺，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魏志?陈群传》)。
至曹芳时，司马懿当权，在各州设大中正，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选拔官吏管他才能不才能，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由此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高位显职，虽无世袭之制，亦尽皆为世族子弟所得，因而备受后人诟病。隋唐才来个大反动，推行科举制，使得贫寒而英俊之士，有得进仕之阶。究其实，其罪不在陈群，罪在司马懿。
然余读历史，九品中正制，能行三百多年，并非一无是处，当年那个乱世，一乱好几百年，礼崩乐坏，道德陵夷，“风教颓失而无典制”，算是很坏的了。然幸而有士人的操持清议，其品评人物，至于一句褒贬，而关乎他人一生的沉浮荣辱，于是士人皆不敢见讥清议，因而起到奖掖风俗的作用。柳诒徵将此情况总括为“绅士政治”。他说，魏晋以降，换皇帝像走马灯一样，百姓无所适从，当此之时，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岂惟可以激扬清浊，亦所以抵抗君权。这话很有道理，《日知录》载：“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写《三国志》的陈寿，因在家居丧期间，有不合礼数的举动，遂沉废多年。

南朝之齐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此二人确值得赏识，当年与萧衍(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任防、陆倕六人，同在竟陵王萧子良西邸并游，号称“竟陵八友”的便是。孝文帝对身边群臣说，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接过话头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其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讽刺萧琛、范云两人，或者江南士人的不忠。其实，据清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好像与自己没多大关系)”。如果这一层的东西搞清楚了，也就无须苛责当年士人，难怪南怀瑾先生对五代“不倒翁”冯道赞誉有加。士大夫把持清议，连皇帝都没得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柳诒徵的观点是对的。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给他想了一个辙子，很有趣，叫“称旨就席”。历史上有奉旨填词，有奉旨去当道士，现在宏兴宗是奉旨去王球家找个地坐，可见当年等级之森严。寒门出身的人去世家，人家连凳子都不给坐，只能站着，更不用说看茶了，情况确实很糟。换句话说，如果王球肯卖皇帝一个面子，给宏兴宗的屁股底下垫个东东，哪怕只是马扎，也就意味着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得到承认。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到了王球家，刚弯下膝盖，只听得一声吆喝，紧接着看到王球手中的扇子直指着他，说：“你不能坐。”文帝见宏兴宗败兴而归，说，“我便无如此何”，我也没什么办法了。不过文帝不死心，过了几天，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的答复让那些想吃“天鹅肉”的庶族们彻底死了那份心思，他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也是刘宋时，纪僧真凭自己的能力，从一个“寒官”做到大官，很得孝武帝的器重，他尝对别人说：“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纪僧真也想做士大夫，让皇帝封他一个，孝武帝说：“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僧真于是去找江敩，这回是肯让他坐了，可是纪僧真刚一坐定，江敩就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僧真丧气而退，对孝武帝说：“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因此，士大夫们便不把改朝换代当作一回事，皇帝要换尽管换，我只做我的士大夫。这种心理在张岱这个人身上得到完满的体现。刘宋时，诸王如刘休若、刘子顼、刘子尚、刘子勋，先后在各地作刺史，张岱也都先后服务过这些人，做他们的咨议参军。张岱每到一州，办事得力，上下级关系融洽，有人便向他取经，张岱说，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只要一心一意办事，处事公平，待人以礼，在任何君主面前都可以得到信任，与任何同僚都可以搞好关系，也不会发生让他人讨厌、忌恨的事。张岱的话固然是为人处世的要方，可在儒者们看来，怎么说也是欠忠诚。而这事确实不好办，要按这标准切下去，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天下，难得见完人。当年就有隐士，因为看不惯这种风气而现身责难。
齐建元元年(479)，齐高帝萧道成封赏辅佐自己登基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亦被加官进爵。褚渊的母亲是宋武帝之女始安公主，自己又娶宋文帝的女儿巴西公主为妻。王俭的母亲是宋文帝的女儿东阳献公主(一说是武康公主，吾从《通鉴》)，他的妻子是宋明帝的女儿阳羡公主。褚渊与王俭，是姨父与外甥的关系，与刘宋可谓血脉相连。可是一转瞬间，从原来的皇亲国戚而成为开国元勋，这个角色的转变他们已然心安理得。因此，有个叫何点的隐士，写了一本《齐书》，这样评论褚渊、王俭：褚渊是世家大族，王俭也不愧为国家精英，但他们连舅父的王朝都背叛了，又哪能忠心于现在的齐国呢。批得很狠。褚渊的长子褚贲耻父失节，在褚渊病逝后，就隐居在父亲的墓侧，终生不出来做官。可是史书上说，王俭言谈举止，一依儒家古训，齐武帝时，王俭在家开馆，培养了很多学子，重开儒学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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