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为什么元朝不推崇儒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渐成为中国重要的官方思想。至宋代,儒家思想更是登峰造极,饱读诗书的儒生通过科举成为朝堂中坚,孔圣人也成了至圣文宣王。以儒治天下的法则也被后世明清所承袭,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马克思曾说:“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后,都吸取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制度,从早期的北魏孝武帝移风易俗,到后面的辽金清代皆是如此。元代入主中原后也劝农桑,废世侯,用汉法,定年号。但是元吸取中原文明的程度,却不及北魏辽金和清。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儒家思想没有占据统治地位。
那么儒学在蒙元的地位如何呢?
上图_ 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年5月31日—1227年8月25日),即 成吉思汗
元儒地位
第一,蒙元在政治上有限度地采用了儒生的建议。
成吉思汗攻占中都之后,收得耶律楚材兼备顾问。窝阔台即位后,定课税,清户籍。忽必烈开幕金莲川,任用儒士,大幅度地进行改革。但是,这些改革是有限度的是“附会汉法”,“外汉内蒙”。元科举时废时有,实权官中儒士不多,朝廷虽也祭孔,但皇帝从来参加。
第二,儒学被当成宗教一般管理。
元儒自嘲:“十儒九丐。”其实为牢骚话。元人设儒户,儒户田赋多有优免。地方至中央设置官学,由儒生做教官,从事儒学的管理与教学,朝廷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
这种管理儒学的方式同管理佛道回耶等宗教差不多。元代对天主教神父(也里可温)、伊斯兰教阿訇(达失蛮)以及和尚道士也实行减税政策,也在全国设置相关机构任命教职人员为官僚进行管理。佛教在中央有宣政院,地方设有僧录、僧纲等司;道教设集贤院,地方有提举、都道录等官;天主教设有崇福司,同是自上而下一套类似系统;皆可与儒学教官对等比照。这其实是成吉思汗“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保持自己祖宗的规矩”兼容并包思想的具体贯彻。
上图_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
那么元朝为什么不如同宋金明清那样以儒治国呢?这是元史研究中间的一热点,各个专家学者都就此展开过研究,以下介绍几种较为公认的观点。
元朝建国形势特殊,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
蒙元帝国不同于其他的少数民族王朝,他有着独一无二的建国形势:
其一,蒙元是唯一一个在牢固控制了塞北之后,再南下完成对中原农耕地区征服的帝国。
先前的拓拔鲜卑进入中原前,只不过占据代北一角,建立北魏后,北面还面对同是鲜卑人的柔然汗国的威胁;契丹建辽之前,只游牧在西拉木伦河、大兴安岭一带。金崛起于东北,对草原只是羁縻,统治很不稳固。清代到康熙时喀尔喀蒙古才归附,乾隆时才消灭准格尔汗国。
其二,蒙元在进入中原之前,是纯粹的游牧文明,很少和中原文化接触。
北魏和契丹都长期附塞而住,很早就接触了汉文化。女真最早为渔猎文明,并非游牧,并有粗放的种植业,后金努尔哈赤熟读三国,做过李成梁的干儿子,皇太极时就仿照中原定立官制,在经济上,入关前的女真(满族)就有了大量的农耕庄园。
在这两点因素的作用下,蒙元有着强烈草原游牧本位思想,从成吉思汗到蒙哥,“视居庸关以北为内地”,而中原却是“南方边疆”,通过汉世侯进行间接统治。
上图_ 忽必烈出行图
忽必烈建元以后,统治中心南移,但是以草原为本位的强大思想惯性难以扭转。祖先辉煌的功业,使得后人对祖宗之制十分的自信,“本朝旧法同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遵用汉法,其故如何?”漠北长期的本位经营,也形成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草原旧制,分封宗亲功臣,大汗通过赏赐换取封臣的支持,元武宗时,一年封赏合钞八百二十万锭,相当两年财政收入。利益集团绝不会放弃自己嘴边的肥肉:忽必烈改革,漠北西北诸王集体叛变。元英宗登基后,锐意更新,削减赐钞,结果死于军事政变。
总之,独特的建国形势,形成了草原本位思想,并催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儒学的背后是汉代文人士大夫,他们在草原勋贵面前显然处于弱势,儒道不兴,自然在情理中了。
上图_ 元 版图
元朝幅员辽阔,文化多元
蒙古铁蹄踏遍半个世界,建立了空前大帝国,接触的思想文化也空前多元。这与辽金等朝所接触的先进文明仅汉文化一家有很大不同,儒家思想只是汉文化中的一种,蒙古接触的又不仅是汉文化,在多元体系下,自然很难独尊儒术。
在成吉思汗前,基督教聂斯脱里派(景教)就传入草原,克烈部,乃蛮部就信奉景教,忽必烈的母亲就是景教徒。元定宗贵由汗的亲信就有很多基督徒,“自幼就是基督徒的合答黑曾在贵由身边担任太傅一职,使他的性格深受影响”“世界上所有各个角落的神父和修道士都到他的宫殿里来。”入元之后,基督教更是大行其道,罗马传教士约翰-孟贴-科尔维若一人在大都就给6000人施过洗。
全真丘处机曾随成吉思汗西征,颇得大汗欢心,道教在蒙元也十分盛行,“教门宏阐,前所未有”,乃至“毁西京夫子庙为文成观。”
上图_ 八思巴(意为圣者;1235年-1280年),又译八合思巴
对元代政治影响最大的还是藏传佛教和阿拉伯文化。1253年八思巴受诏觐见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册封为帝师,藏传佛教取得了类似国教地位。帝师“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遵信之者,无所不用其极。”“帝师弟子,司徒,司空,国公者,前后相望。”
蒙古征服中亚和中东,大量穆斯林涌入中原,成为色目人的主要成分,“(色目人)尤多大贾,擅水陆利。天下名域区县邑,必居其精要,专其膏腴。”擅于经商理财,掌握科技文化知识的色目人,被蒙元统治者所重用,元代全国各地各级官员中色目人就占大半。元成宗元贞元年,中书省执宰12人中,色目人就占了10人。
上图_ 元代官制简表
儒学“重义轻利”,不完全切合统治者需要
忽必烈重用刘秉忠、姚枢、郝经等藩邸儒臣,建元改革,其根本原因是此时中原残破凋敝、经济萧条,行用儒法、劝农桑,立纲纪,能够强化集权,促进生产,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但过后不久,儒法就在和回回法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元代财政压力很大,“素无积储,何以供亿”,中书平章色目人阿合马通过增发钞票、官营矿盐、放高利贷、钩考官员等办法,给朝廷创造了大量收入。但儒臣对此颇为反感。儒家思想到了宋代发展成理学,主张“重义轻利”,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德者本也,财者没也”。阿合马理财是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小人也。”但儒生的说教在色目人带来的真金白银前毫无吸引力。理学家许衡曾在朝堂怒斥阿合马,也为大汗所不喜,最后罢官而去。
上图_ 孛儿只斤·爱猷识理答腊(即:元昭宗),书法
后阿合马被“义士”刺杀。太子真金预政,朝廷又开始重用儒生。但新政两年,钞票贬值三倍,财政也近崩溃,“无以付世祖裕国富民之策”忽必烈又罢黜儒臣,复用回回法。
阿合马贪污腐败、搜刮太甚,儒士以义理之道反击,有为民请命之义。但儒士空谈心性者多,经世致用者少,面对严峻经济形势,拿不切实可行的办法,使得儒道不能长久实行。
此外,在统治者面前,儒生高谈阔论,讲循天理灭人欲,远不及喇嘛们的藏密有吸引力,元昭宗说:“李先生教我儒书好多年,我不省书中何义,西番僧教我佛法,我一夕便晓。”
上图_ 《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
结尾
蒙元一朝,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未沿袭北宋以儒治国那套,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这在一方面,体现出元朝在思想文化上开放和包容,元可谓是自唐以后中国最为自由繁荣的朝廷;另外一方面使得元未能很好地融入中原文化,笼络儒士阶层,造成制度混乱,民族矛盾尖锐,导致了国祚的短暂。
春秋末期,孔子创立了以 “仁”和“礼 ”为核心的儒学。但是孔子学说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其历史原因,是因为春秋末年,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奴隶主阶级趋于没落,而新兴地主阶级尚未成长,孔子倡导的恢复周礼的口号不被日落西山、但仍旧是主流阶级的奴隶主群体接受。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在孟子、荀子等大家的助推下进行了发展完善;这个时期,虽然儒学成为显学,收到百家推崇,但受到统治者的冷落。因为儒学虽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在战国——诸侯纷争的年代,其“行仁政、反苛政”的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实现国家统一和加强统治中央集权的愿望,必然受到统治者的冷落,乱世当用重典,战国于是乎成为法家、纵横家、兵家等子弟纵横捭阖的舞台,早期的儒家被划到边缘。
甚至在秦朝时期遭受沉重大打击——秦朝时儒生非议郡县制,主张恢复周礼,行分封制,站在专制中央集权的对立面,从而遭到“焚书坑儒 ”的沉重打击。
可见,早期儒学落后于形势的发展、不能满足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这是其没有受到君王青睐、遭受压制的主要原因。
日后儒家的发展:
西汉时期发展成为董仲舒的新儒学,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儒学逐渐取得正统思想位置。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地位受到佛教、道教地位的冲击,正统地位发生动摇。
隋朝时期儒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教义,有了新的发展。唐朝在孔子庙堂建立国学,尊称为先圣。
宋朝时期儒学发展为理学。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为学,几次被查禁到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儒学更加完整更加哲理化、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儒学逐渐被官方化。
明朝时期理学发展为阴阳心学。明中期,程朱理学以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逐渐失去了以至寻求圣贤学问的精神明朝中期民族和阶级矛盾尖锐 为了挽救明朝的垂危命运,王守仁在心学唯心主义体系下提出了一套麻痹人民的思想主张。
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进行批判,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只是出于萌芽阶段,缺乏产生资本主义政治学说的经济基础。
首先问题是说历朝历代为什么不用儒家道家本身就是有点偏颇,另外中国至少从汉朝起就显示用黄老之学即道家思想治国,休养生息,待国富民强,汉武帝刘彻改用董仲舒罢黜百家,对尊儒术。但实际上是对各家思想的统一和融合,至少体现了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自然也有,比如到了魏晋南北朝都喜欢用五石散修仙,就体现了道家思想,大唐更是直接认老子为祖先,所以儒道并行,到了宋朝儒释道三教合一,元朝虽然受到一定打击但依然是儒释道,明朝儒释道也是十分明显,比如朱棣手下名臣姚广孝本身是儒生,后学过道家,最后更是成了和尚,儒释道皆有。但到了清朝就成为泡沫,用的是阉割的儒家,错误的道家,疯狂的释家。由晚期太平天国运动等思想更是体现出这些不恰当的问题。
大明王朝的一个创始人朱元璋严厉了批评代表儒家文化正统的衍圣公的思想,明朝也成为儒家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低谷时期。然而在大明王朝灭亡之前元朝对于儒家思想却是推崇备至,元朝作为一个外来和尚,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他们要想统治中原地区就必须真正地融入到中原地区文化当中,他们承认了传统儒家思想的地位,承认了代表儒家思想文化正统衍圣公的历史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就能迎合中原地区汉族人民的思想,能够得到大众的认可。
汉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从此以后每一个封建王朝都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理念。中原地区的人民群众也信奉儒家思想,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内心信念。元朝虽然从军事上征服了中原地区,但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等方面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制度,要想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要想得到天下人心。就必须承认中原地区的文化,尊重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民风民俗。
儒家思想文化有利于元朝稳定自己在中原地区的地位。儒家思想文化也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历朝历代都推崇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宣传君权神授的思想,把国家的君王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君王的权力是上天赋予有天生的合法性。
蒙古族来到中原地区建立大元王朝,他们就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入乡随俗融入到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当中,毕竟蒙古族还是属于少部分人,要在中原地区形成真正的统一,国家必须得到中原地区人们的支持,思想上的统一拉近了蒙古族和汉族人们的距离,元朝的统治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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