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后的一个小国皇位,相位竟同步相传,期间还被相位中断两年

宋元之后的一个小国皇位,相位竟同步相传,期间还被相位中断两年

宋元之后的一个小国皇位,相位竟同步相传,期间还被相位中断两年?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我国历史久远，除了部分战乱时间，大部分时间都是以统一的王朝形式存在，皇帝的皇位也往往是由父子相传的步调在走，然而在古代更中原王朝一样的还有一个小王朝他们的皇帝和宰相都是同步相传的。

此王朝就是鲜为人知的南方小王国大理。这个南部割据的小王国，存在于五代至宋朝，一直到元朝所灭，享国316年，中间断了两年，但这两年依然按大理国体制延续，所断的这两年就是该国丞相篡位后所断。

大理国历史上有22个皇帝，加上那个丞相皇帝共23位。而且大理国从建国到灭亡中，丞相之位始终在一个家族中继承，而且权力极大，影响并制约着大理国皇帝执政，有11个皇帝还因丞相擅权而被迫出家。大理国丞相位被谁把持呢?那就是大理国高家。

为什么会出现相位相传的体制呢?

大理国相位相传并不是明文规定的，只是历史习惯所造成的。大理国开国皇帝段思平创建大理国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很大作用，此人就是南诏国善巨县官高方。段思平与高方关系很好，可谓是“哥们关系”。段思平最初起兵时受挫，是高方把段思平引到善巨躲避，而且借段思平37国蛮部兵，帮助段断平推翻大义宁国杨干真，顺利建立大理国。从此高氏一族便成为大理国的权臣，地位仅次于皇室。

但高氏一族的崛起，在大理国前三代皇帝中虽然担任国相，但权力不及董氏。董氏是董伽罗后人，董伽罗是段思平开国四大功臣之一，官至军师。所以他的后代也受到段氏恩宠。段思平死后，其子段思英继位，但946年，段思平的弟弟段思良联合相国董伽罗发动**，把侄子段思英赶下台，成为大理第三任皇帝。

段思良死后，其子段思聪继位，此时高氏才取代董氏掌握大理国的朝政大权，其后三百多年，大理国朝政都在高氏一族所控制，没人敢于撼动。直到高升泰篡了段氏皇帝，然后他当了两年皇帝，后来又还政于段氏，不过高氏依然掌握相国大权，直至大理国灭亡。

相位继承但国家并不弱。

大理国与中原王朝有着不同点，中原王朝由于受到正统思想的影响，只要有大臣专权，这个王朝大都是衰弱或者灭亡。但大理国在高氏一族相传中，并没有使大理国弱化，相反省下大理国皇帝操心了，高氏相国治理大理国井井有条，促进了大理国的发展。

大理国皇帝在高氏的专权下权力不大，相反还要受到来自高氏的压迫，有的皇帝不堪忍受高氏相国的欺压，就出家为僧了。但大理国在高氏的操纵下，大理国经济很发达，农业与四川等地差不多，而且与东南亚和印度、波斯都有贸易往来。

大理国军事很强，并不弱于此前的南诏，其兵力还触及到缅甸等地。而且在元朝灭大理时，曾多次取得胜利。这些都是在高氏为相国时所发生的。

为什么高氏不当皇帝?

高氏世代为相，只有高升泰时当了两年皇帝。据史料记载，高升泰在临死时嘱咐儿子一定要把皇位给段氏，坚决不能再当皇帝了。关于高升泰再次还权的原因，后人探讨很多。虽然史料记载，高升泰解释自己当皇帝，主要是段正明的坚决相让。历史上还没有哪个皇帝真心让出皇位，大都被逼无奈。

不过高升泰当皇帝后，来自朝内及民间的反对声音没断，毕竟名不正言不顺，要想子孙后代长远发展，不当皇帝当国相也是一个绝佳选择。

皇位在古代不论大小都是不少人的终极梦想，可见其吸引力，不过能切实考虑百姓们的实际利益才能长存。

简述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

　　春秋战国的历史地位

　　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

　　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已经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仅不服从“天子”的命令，有的甚至侵夺王室的土地，政治上的尊卑等级界限被打破了，原来的“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实际上变成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以秦、晋、齐、楚、越等为首的大诸侯国相互兼并称霸，故争此起彼伏，最后形成楚、齐、燕、韩、赵、魏、秦七强并立的局面，它们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最后由秦兼并了六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统一。在这期间，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疆土的扩大和民族大融合。夏商周三代分别是由夏族、夷族、戎狄族入主中原而成为天下“共主”的，因夏族影响较大，自称为“诸夏”，将远地异族称为蛮、夷、戎、狄。异族与天子之国之间只是一般的羁属关系，因此，当时的活动面积实际上只限于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几省。春秋战国时期，蛮、夷、戎、狄的大部分加入中原逐鹿，逐渐成为诸夏的一分子，形成“华夏民族”，中国的疆域也扩大为北到燕代、东至海隅、西及甘陇、南达岭南，涉及现在的十几个省区，从而奠定了中华民族活动的疆土面积。

　　第二，社会经济得到普遍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显著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铁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广，以及生产者生产经验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提高，还出现了专门研究农业生产的农本学派。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水利工程的建设。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生产出各种精美的手工艺品和生活必需品，活跃了商品经济，出现“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①的现象，货币成为普遍的流通物；同时，与农工商业发达有关的交通道路得到了开辟，以经济为重点的都市开始繁荣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土地所有制和赋役制度发生了变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生产经济和交纳租税、分担徭役的赋役形式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

　　第三，社会生产的发展影响了政治、法律的变化。由于王室的衰弱，与分封、宗法、礼乐制度密切相关的世卿世禄制逐渐遭到破坏，政自天子出变为政自诸侯出，而后又相继出现了政自大夫出、政自臣宰出的现象，最后形成“主卖官爵，臣卖智力”②的官僚制度。分封制逐渐为郡县制所替代，宗法和礼乐则采取更高的形式融入政治领域之中，成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中心内容的法律，也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公布实行，并不断地完善起来。

　　第四，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法律的变化引起思想领域空前活跃。从春秋时期开始，士大夫阶层就出现了以子产、孔丘等为代表的为政治服务的法家和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则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家学派纷纷著书立说，传授弟子，议论政治，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五，世卿世禄制的逐渐破坏和官僚制度的形成，使职官管理体制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以文武分职为前提，以明确规定官员的职位、职责和职权范围，确定他们的工作规程为主要内容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形成；以任免选拔、等级俸禄、符节玺印、考课奖惩等为主要内容的人事管理体制也逐步完善。凡此，都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打下了基础。

　　二、王和诸侯专制发展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春秋战国是由以各诸侯国君为核心的专制和以贵族政治为主的政体结构，向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以官僚为辅佐的政体结构转变的时期。

　　（一）各国君主的名号和职权的变化

　　春秋前期，王室衰微，诸侯崛起，原来最尊贵的名号“王”，在此时虽然还作为周天子的专称，但其政令已逐渐不能越出王室的所辖之地。春秋列国在名义上还奉周天子为宗主，但实际上已经相对独立，并且逐渐建立和完善自己所辖地区内的各项政治制度，出现列国并峙的局面。然而，它们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意识，各国的君主还依照周天子的分封秩序，分别称为公、侯、伯、子、男。虽然列国国君纷纷僭越周礼，按照天子规格举办礼乐，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成为独立国家的君主，有关本国的重要事务在形式上还要向周天子请示。
　　春秋中期，出现强国争霸的局面，周天子表里俱失，王室不再有实质和名义上的约束力了。先后形成的霸主，取代周天子为列国的盟主。这种结盟是在不干涉列国内政的情况下形成的，列国各有主权，但又必须服从盟主的征调。这样就导致列国国君的名号除了按原来周王分封的秩序称呼之外，还要视本国势力的强弱而定。例如晋就是以侯国争为霸主，进而改称公国的。

　　列国相互争霸，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掠夺土地为主要目的的战争更加频繁，大国吞灭小国，逐渐地摆脱血缘组织的残余，向领土国家转变。这时君主的地位提高了，继独立于南方的楚国君主称王以后，列国君主相继称王，“王”字的含义在新的集权制度下又加入了新的内容：“夫擅国之谓王，能利害之谓王，制杀生之谓王”①，有了专制一方的含义。

　　与列国国君名号的不断加尊成正比，其实际权力也不断提高。早期的列国国君在施政过程中受到由宗亲贵族所组成的卿大夫的制约。诸如鲁的三桓，郑的七穆，齐的国氏、高氏，宋的戴、桓、庄族等，均称为公族；齐的陈氏，鲍氏，晋的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赵氏等异姓诸卿，亦称为卿族。他们左右国政，掌握实际的军政权力，往往借口一些小矛盾就能将国君外逐，在他们内部，又彼此各把持着一部分权力，相互倾轧和兼并，如晋国“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②，齐国陈、鲍伐栾、高氏，而将栾、高之室中分等等。在兼并过程中自然会出现不同的兴衰浮沉。一些卿大夫逐渐强大，演成割据之局，如赵、魏、韩三家分晋；另一些卿大夫则衰败没落了，如“栾、郤、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①。强大的卿大夫制约着君权，春秋300年间，就有36位君主被卿大夫所杀，所以，这时的君主“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②就能安于其位。然而，君主专权是发展趋势，这种政出多门、非常不稳定的政治格局终究只能是一时的现象，因为它只能不断地制造政变和混乱。以官僚制度代替世卿制度，遂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

　　官僚制度的出现使君主的地位得到提高，权力扩大，形成“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详；君操其柄，臣常其事”③的集中权力于上、在君主制约下分权于臣下的局面，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君临之术”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社会局势动乱，人们都希望能有一个统一的安定局面。这在当时社会发展的条件下，只能寄希望于“圣人”的出现，因为“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④。这个所谓圣人就是能牢固掌握统治权的君主。而当时列国各有君主，众多君主并存是不能出现安定局面的。于是，慎到提出“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⑤的理论；接着管仲也提出“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理也”⑥的理论，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帮助齐桓公争得霸主的地位；孔子提出“正名”，希望能按周礼恢复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状态，希望礼乐征伐能自天子出；老子提出“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①的“四大”并列理论，以尊崇唯一的君主；墨子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②；孟子也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③，荀况认为：“君者，国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长久者”④；《吕氏春秋·执一》则云：“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几乎所有的先秦诸子理论都认为应该有独一无二的君主来统一天下，都从不同的角度呼唤集中使用权力，都要求“定于一”。这是先秦诸子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进程的总结。他们着眼的角度和论述的根据虽然各有不同，但其结论则高度的一致，即认为必须以统一代替混乱，以集权代替群雄并立，舍此难以谋求安定和繁荣。先秦诸家的理论观点为秦的集权统一扫平了思想认识上的障碍。

　　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

　　“权者，君之所独制也”⑤。“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⑥。这是从理论上申明，最高的统治权力必须由君主所独占和完全控制运用，但凡有一分可能，绝不容许被分割。只有权柄在握，才能实现其统治，所以“善为国者，内固其威，外重其仅”⑦。

　　“势者，王之神”①。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决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权力的主客观条件。权和势是不可分的，所以被视为相同于灵魂的“神”。“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②。因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③。可见，君主的地位必须与一定的权势相结合，才能名符其实地履行统治。

　　“法者，偏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④。这说明，法是公布于全国的普遍准则，它确定了人际社会关系，规范了人们的言论行为，同时也使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和绝对化。所以“道之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⑤，是阶级统治的基本内容。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⑥。术与法的区别在于，术不是明文规定公布于众的，术是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的，是为解决某些具体矛盾而采用的策略手段。当术与法和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往往摒法而用术。因此之故，术往往被视为与一些诡狡手段有关，但作为许多君主擅长操纵的统治之术，又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所谓“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⑦，这种隐秘幽深而又变化莫测的权木，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多有论述。

　　术与权、势、法相结合。构成各种权术、势术、法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明王了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所操也。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所处也”①。除“六柄四位”以外，还有“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②。七术即：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③。六微即：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④。此外还有“兼人之术”⑤、“进良之术”⑥、“择将之术”⑦、“天下之行术”⑧等等，所有这些“术”，大都体现在“刑”和“法”两手的交替运用当中。
　　“杀戮谓之刑，庆赏谓之德”⑨，君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⑩。“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11)。“君临之术”的整体构思为以后高度君主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2000多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专制、人治为主轴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就是以上述六柄、四位、七术、两手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依据和手段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手法变换而已。

　　（三）君主继承制度的发展

　　西周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2)的王位继承制度，但在各诸侯国还不可能很快推广和划一。春秋初期还存在着“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①的做法，嫡庶制度还不严格。例如，在楚国，依然实行少子继承制；秦国、吴国还沿用着兄终弟及制。到春秋中期，嫡长继承制才被各国普遍接受。

　　各国虽然基本上采用了嫡长继承制，但初期还不是很巩固的。当时，列国纷争激烈，国与国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继承制度亦往往受到政治形势和国与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影响。各国之间经常以婚姻的形式缔结盟好，因此，立某国嫁来的女子所生之子为太子，往往成为争取该国支持和援助的政治手段。如齐桓公多子，“宋华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公子雍）于宋襄公，以为太子”②，这正是因为宋国在此时国势渐强，大有与齐国争霸的势头。又如，楚平王废太子建，立秦女所生子珍为太子，也是因为秦国此时已经发展起来，大有进入中原争霸之势③。“太子无外援将不立”④。有母家势力作为后盾，太子可以投奔母家所在之国以避国内争位之乱或敌国入侵之危；也可以借母家的势力争回继承地位，收复国土。“国有外援不可赎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⑤，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观念。

　　围绕着君主继承权，当时各国的君主、太子、诸子、后妃、外戚、权臣、宦官等人物进行过各种谋议，权衡利害，策划过各种权术和阴谋，制造过各种形式的宫廷兵变和政变，篡位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⑥。这正说明，继承问题的关系是何等重大，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长远来说，嫡长继承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有一定继位条件和顺序的制度，对于稳定最高统治层的内部关系是有利的；但另一方面，这一套制度，又难以避免当时国与国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冲击。由此注定了这一重要制度从建立到确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迭经反复的艰难过程。
　　（四）后宫和宦官制度

　　由于长嫡长继承制的建立，促使后宫的嫡庶妃嫔制度也日趋严格。春秋时期，列国国君虽不能如天子之制而设立后妃，但像齐襄公那样“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①的国君也比比皆是。春秋后期，各国国君相继称王，均按王的规制设立后宫，后和妃嫔的差别明显起来，嫡庶关系完全确立。

　　后宫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附属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有时竟造成祸患，形成政治动乱。例如，春秋初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小儿子叔段里应外合，想让叔段取庄公之位以代之，事情不果，叔段逃亡，武姜被囚；后庄公掘地见母，产生了有名的“黄泉见母”的典故②，。自此以后，其他各国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与后宫有关的动乱，较著名的有齐桓公宠幸卫共姬引起的内乱③，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引起的内乱④，宋襄夫人易主引起的内乱⑤，秦昭宣王后专政擅权引起的内乱⑥。这些后妃与外家诸侯、权臣、宦官相勾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国君和大臣们的警觉。例如，范睢曾以“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①的警语劝说秦王收回应有的权力。

　　宦官是设在宫苑之内的，为王、侯及后妃、夫人们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由阉割的男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及家内奴隶充当，分别称为宫正、宫伯、内宰、阍人、寺人、内小臣、内竖、阉官等，这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②。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宦官作为君主的亲近之人，逐渐参与朝廷的政务，《诗·小雅·巷伯》就反映了西周末年宦官的一些情况③。

　　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其中较为有名的事例如：齐桓公晚年，有个雍巫，又名易牙，善于烹调，得寺人貂引见给桓公做菜，易牙将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桓公吃，因此得宠，寺人貂即竖刁，以厚献和自宫得以接近桓公得宠。这两个人在齐桓公六位妃嫔中，选定长卫姬，撺掇桓公立卫姬之子无诡（一为亏）为太子，桓公病，这二人和卫姬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断交通，假桓公旨意，发号施令，杀戮群臣，桓公饥渴而死，却无人理睬。此后，桓公另外五个妃嫔之子，又“各树党争立”①，齐国从此衰弱。再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尽杀群公子”，宦官奉命率兵追杀重耳（即晋文公），“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②，更有甚者，秦庄襄王妃专擅后宫。淫乱不止，与相国吕不韦通奸，吕不韦又以嫪毒“诈腐”，“拔其须眉为宦者，遂以侍太后”，后被封为长信侯，参与国事，使“事无小大皆决于毒”，后嫪毒“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舍人”③，密策政变，被秦王政发觉，发兵反击，双方大战于咸阳，才将此动乱平息。这是先秦宦官势力发展的顶峰，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于专制君主但又力图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

　　三、列国行政体制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适应对外战争和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由于列国国情不同，调整和变革的深度、广度以及时间的早晚也不一样，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都是向官僚行政体制发展。

　　（一）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的逐步瓦解

　　春秋时期，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关系发生动摇。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④，“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①等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公室、卿大夫、士相继主持政务，则充分说明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世卿制必然趋向瓦解。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称为“宗周”，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王的众子则封为诸侯，为王国的小宗。诸侯在其国为大宗，世子世袭，诸侯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为侯国的小宗。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为大宗，嫡长子世袭，卿大夫的众子则被封为士，为卿大夫的小宗。异姓诸侯也同样实行此制。与王侯同姓的为公族，异姓的为卿族；他们世代相传为大宗，又称为“世族”。这些世族凭借其优越的地位，在王侯国内世代为官，即所谓的“世卿”制度。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与此同时，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②的局面。以后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卿大夫专权而造成的。同时，诸侯也不愿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辙，更不愿受制于卿大夫，于是也想尽办法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这些办法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给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①；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须离去官职，并且将邑归还于公②；卿大夫的私属和甲兵要归国君指挥。在兼并卿大夫封邑的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出现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的以军功而不完全按血缘授官的规定。因此，各国相继出现了没有世袭的、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这些官僚主要来自“士”的阶层。

　　“士”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属于低级没落的贵族。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习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身边，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骨干；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著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因此，士是分布广泛而富有能量的一个阶层。在宗法血缘关系普遍遭到破坏，各国君王、列卿又急需有才能的人来为自己服务的时候，这些“士”便成为被争取的对象。君主以官、爵、禄招徕士人，卿大夫以养士来扩大势力和提高声誉，多者有食客3000人。这其中自然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也确有一些有才能的士脱颖而出。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将相，政绩卓著而又立功名于当世的，诸如吴起、乐羊、商鞅、庞涓、孙膑、苏秦、张仪、乐毅、白起、范睢、蔡泽、廉颇、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均先后成为君主的重要辅臣，或为名臣，或为名将，或为名震一时的策士，成为当时军事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与此相适应，士的地位当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当时普遍流行的“士大夫”、“国士”等称呼，反映出士已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二）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官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春秋前期，列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官名，如鲁、郑、宋、晋等国有司徒、司马、司空，有的还设有太师、右师、左师、太傅、司寇等；楚国有令尹、司马、莫敖、司徒、司败等。主要的执政和政务官，统称为卿，并有正卿、上卿、介（亚）卿的区别。他们平时为国家的政务官，战时为军队的高级长官。在当时，这些官仍由世袭的卿大夫充当，还是世卿制。

　　春秋后期，列国相继出现文武分职，在公元前547年，齐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为相，庆封为左相①，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虽然这时的相还是世袭卿大夫之职，还不能由国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回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②，以郤縠将中军，狐偃将上军，栾枝将下军，出现将军之名，这些将军同时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但到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以后，在设将军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相”，说明文武职已经分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③。如此重要的职务而不让卿大夫担任，说明当时正在向官僚制度过渡。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徕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齐、赵、魏、韩等国首先设立了作为“百官之长”④的“相”，同时又相继设立了将军之类为武官之首，文武逐渐殊途。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官制变化情况也不一致，楚国变化较少，秦、燕变化较晚。由文武合一演变为文武分途，反映出国家军事和行政的必要的分工，但其发展也必然有一个过程。自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发展较快。公元前328年，秦惠王以纵横家张仪为“相”，负责外交事务，但这一“相”职还不是百官之长，公元前309年，秦武王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但仍然将兵作战。以后又相继设立了国尉和将军，文武才逐渐分职。自秦昭王灭东周（公元前256年）以后，加快了官制建设，以三公九卿制为主体的官僚体系算是初步形成了。

　　文武分职使官僚制度得以迅速发展，据明代董说《七国考》和缪文远的《订补》①所统计，战国时，秦存官名52种和爵20等，齐有官名33种，楚有官名98种，赵有官名58种，魏有官名32种，韩有官名19种，燕有官名19种。当时，各国仍都有封君。值得提出的是，这些封君虽然按规定还是“世世称孤寡”②，“皆世世为侯”③，但实际上真正传世的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封君在封地内没有统治权，又不是封土的所有者，只有衣食租税权，实际上是官僚俸禄以外的经济补充，与原来的世卿世禄制已经相差甚远了。

　　“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④，是君主控制臣下的重要手段。因为文武分职，大臣权力分散，可以起到相互制约和监督的作用，有效地防范和制止大臣揽权造成的对君上大权的威胁，同时，也适应了当时政治和军事分工的需要，使文才武略各尽其能。这样，既能保证君主有效地控制整个统治机器，又可使文臣武将发挥自己的特长，提高本国的威力和统治效能。

　　（三）宗教官地位的下降

　　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①，宗教祭祀官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直很高。到了春秋，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的发展，王室的衰微，引起宗教地位的变动，神权统治同周天子的统治一样发生了动摇，宗教事务官的作用也逐渐削弱。“春秋前期，王宫之长太宰尚颇重要（僖九年宰周公、隐十一年鲁太宰、桓二年宋太宰等），至春秋中叶，太宰仅为尊称，其实际地位已降低”②。战国时，人们又对天神有了新的认识，“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③。作为“圣人”，“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④。显然已经意识到，所谓天神的作用无非是人间世俗塑造而成的，真正要处理好国家的大政方针，主要还是要靠人而非依赖神。因此，宗教事务官的地位更加下降，仅在国家各种典礼中充当司仪媒介，而不再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大事的商议和决策了。

　　对不起，太多了
　　先弄我最佳，我再发给你

武则天死了以后是谁继位的？他又坐了多少年皇位？

嗣圣元年（684）

神龙元年（705）——景龙四年（710）

中宗赐卢正道敕唐中宗李显（又名李哲）是高宗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武则天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他一生两得立储、一次被废、两次登基，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两番登基的皇帝。起

伏波折的帝王生涯，使他的精神遭受极大刺激，称帝以后，政治上无所作为，生活上窝窝囊囊，这倒成就了一个强悍的皇后韦氏。韦氏在政治上野心勃勃，幻想仿效武则天改朝换代，再做女皇。她胁迫皇帝，干预朝政，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中宗被她毒杀，她自己最终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两度被立的天子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在洛阳死去，遗诏中命令太子柩前即位，他便是历史上的唐中宗。

中宗被立为皇太子之前，先是太子李忠被废，接着，相继被立为太子的同母长兄李弘和二兄李贤也先后被废死。他亲眼目睹了两个兄长的下场，做太子后并不怎么轻松乐观，生怕也许哪一天，同样的命运会碰到他，因而在执掌朝政的母亲武则天面前恭恭敬敬，小心翼翼，从不多说一句话。这种态度果然奏效，他的太子算是比较稳当了。开耀二年（682）正月，他的长子李重润出生，高宗为了表达自己的喜悦，在重润满月时改年号为永淳，并且还破天荒地将这位襁褓中的孙子立为皇太孙。这说明，他的谨小慎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说明与母后武则天之间没有出现冲突。李显因此成为武则天的儿子中第一个顺利即位的皇太子。

正说唐朝二十一帝中宗即位后，却一反常态。这位27岁的壮年天子，似乎觉得一旦坐住龙庭，就可以随心所欲了。也许他忘了，先皇的遗诏中明确指出：“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武则天）处分。”这其实是说，凡是军国大事，设官任职，出征和戎等都要听母后的意见，至少应先商议。但是，刚刚做了皇帝不几天，中宗就有点头脑发热，忘乎所以了。他自作主张，把韦后的父亲韦玄贞由普州参军提拔为豫州刺史，还想擢升为侍中（宰相），另外想授乳母的儿子五品高官。嗣圣元年（684）二月，武则天命人勒兵入宫，将中宗废为庐陵王。才做了一个多月的皇帝就这样被赶下来，这是他第一次的帝王生涯。事后，中宗的弟弟李旦做了傀儡皇帝，也就是睿宗。

不久，被废黜的中宗被发配到房州（今湖北房县）。刚到那里5天，又转到了均州（今湖北均县西）。俗话说，落水的凤凰不如鸡，艰难的生活之旅开始了。转过年来的三月，他又被迁到了房州，在那里，一直苦苦地熬过了近15个年头。在这些年中，朝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被囚禁后不久，弟弟李旦上表逊位，母后武则天走出帷帘，登上了皇帝宝座，成为一代女皇，李唐宗室子弟被杀戮者不可胜数。中宗闻听后也是心惊胆颤。这期间，扬州发生了徐敬业等人的兵变。不久，宗室琅玡王冲、越王贞等人也相继起兵。他们都打出了反对武则天、匡复庐陵王的旗号。这一形势，不仅没有让被废的中宗皇帝看到多少希望之光，相反，更加剧了内心的忧惧。他担心这样一来，已经大权在握的母亲一旦想到他的存在是个祸害，会不惜母子之情处决了他。中宗多年来一直惶惶不安，常常晚上睡下不久，就被噩梦惊醒，有时甚至吓得想自杀。
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突然向房州发了一道诏书，诏书宣称庐陵王（中宗）有病，需来神都（洛阳，武周都城）治疗，着其即刻启程。原来，这是一个假象，其实庐陵王并没有病，这是武则天在继承人问题上最终的选择，她要把这个儿子迎回立为太子。

这道诏书，结束了中宗囚徒般的生活。回到洛阳不久，他就再次被立为太子。中宗也很注意搞好与母亲武姓家人的关系，出于这一动机，他决定和武氏联姻。就这样，他的一个女

儿即后来的永泰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子武延基，成了魏王武承嗣的儿媳；幼女即安乐公主嫁给了武则天的另一位侄孙武崇训，成了梁王武三思的儿媳。中宗与武家结亲，无疑是想通过裙带关系稳固确立自己的地位。

永泰公主墓长安元年（701）九月，他的儿子李重润和永泰公主夫妇少年气盛，对祖母宠信张易之、张宗昌兄弟深表不满，被张易之添油加醋地报告给武则天，说他们诽谤朝廷，结果武则天逼令李重润、永泰公主和丈夫武延基自杀。不过，因为牵扯面不大，武则天并没有深究。显而易见，张易之、张宗昌已对中宗一家构成了威胁。

于是，一个想要除去二张兄弟进而拥戴现任太子即中宗复位的计谋在秘密筹划当中。这一时期，相王李旦和妹妹太平公主与中宗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所以他们经常过从来往，进行蹉商。到长安四年（704），武则天病居迎仙宫，张易之、张宗昌侍奉左右，外人不得入内。朝中大臣以张柬之、崔玄暐、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为首，也见机秘密谋划，准备除掉二张，拥立中宗。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等联合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和左威卫将军薛思行，占领玄武门，并与太子一起斩关而入，来到迎仙宫，杀死二张。历史上把此事称为“神龙政变”。这一天，相王也率南衙禁兵加强警备，配合行动。武则天无奈，先令太子监国，次日传位，隔了一天，中宗复位称帝，大赦天下。他先把弟弟相王加为安国相王，拜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又给妹妹太平公主加了镇国太平公主的称号，以表彰二人的拥立之功。张柬之、崔玄暐等人也加官晋爵。

中宗第二次登基，从此重见天日，又开始了自己的帝王生涯。而这次与第一次不同的是，他不仅要面对仍然保留帝号的武则天及其武氏家族，还要面对皇后韦氏的强悍擅权，要应对极其复杂的朝廷政治局面。

李显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显（初名哲）出生：显庆元年（656）十一月五日

属相：龙卒年：景龙四年（710）

享年：55岁谥号：孝和皇帝
庙号：中宗陵寝：定陵

父亲：高宗李治母亲：武则天

初婚：娶赵氏皇后：韦氏

子女：4子，8女继位人：弟弟睿宗

最得意：两次做皇帝最失意：迁居房州近15年

最不幸：遇毒暴死最痛心：女儿、女婿被逼自杀

最擅长：讨韦后欢心
文明元年（684）——载初二年（690)

景云元年（710）——延和元年（712)

睿宗御笔《景龙观钟铭》

唐睿宗是高宗的第八个儿子，即最小的一个儿子，也是武则天所生四个儿子中最年幼的一位。睿宗于龙朔二年（662）六月一日己未出生于长安蓬莱宫含凉殿，当年十一月十八日即封殷王。后来他被封的亲王爵位还有豫王、冀王、相王等。睿宗初名旭轮，后去旭字单名轮，永隆二年（681），又一次改封豫王时改名为旦。后来，他的名字在“轮”和“旦”之间又有几次反复。有意思的是，后来的几次改名，凡是改名为轮时，就是他背运的时候；在改名旦时，就是时来运转的时候。史书中说他“谦恭孝友，好学，工草隶，尤爱文字训诂之书”，应该不是虚誉。著名的景云铜钟（今藏于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铭文和武则天的母亲杨氏顺陵（位于今陕西咸阳）的墓碑都出自睿宗的手笔。

睿宗一出生就拥有了亲王爵位，尔后又两次做皇帝，这样的经历只有他的同胞皇兄中宗皇帝可与之相比。但是，作为李唐皇室的成员，像他那样还做过皇嗣（候补性质的皇位继承人），又曾经被建议做皇太弟，而且还做过太上皇的，却没有第二位了。不仅如此，在所有的帝王当中，有做过皇帝的父亲者并不稀奇，但是同时又拥有一个也做过皇帝的母亲的就不多了。父母都做过皇帝的，历史上只有睿宗和中宗弟兄俩。睿宗更加与众不同的是，他的三个哥哥（均武则天所生）都被立过皇太子，年长的两位都没能够即位；他自己的儿子中也是长子与帝位无缘，最终是三郎继位做了皇帝，即玄宗李隆基。

在那个宗室往往遭遇杀身之祸的多事之秋，睿宗每每能够自保平安并得以善终，用《旧唐书·睿宗纪》的话说：“自则天初临朝及革命之际，王室屡有变故，帝（睿宗）每恭俭退让，竟免于祸。”这说明睿宗确有过人之处。历史上被称为“睿宗”的还有后来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汗国时期的拖雷（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幼子，在成吉思汗死后暂代国政），唐睿宗以前以“睿宗”被列于太庙的，还没有第二位。是不是睿宗之“睿”就能称得上是英明通慧、仁圣睿智之人呢？那我们就不妨一起来看唐睿宗的一生行止，是不是够得上这个“睿”字！

三让天下

睿宗一生两度登基即位。第一次是在嗣圣元年（684）春二月七日，即高宗皇帝死后的第二年，他以豫王李旦的身份取代了皇兄中宗，时年22岁，与高宗登基时的年龄一模一样。不过，他第二次登基已经是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在中宗死后的当年，这次即位是以相王的身份取代了中宗的儿子少帝，即温王李重茂。两次即位相距长达27年。在这27年中，唐王朝的中央政局波诡云谲，令后人眼接不暇。睿宗一生，称得上富有传奇色彩，这不仅是由于他的两次登基，更主要的是由于他的“三让天下”。

一让母亲睿宗第一次即位，是武则天在洛阳宫中废中宗皇帝为庐陵王的第二天。由于这时武则天的政治经营还没有达到足以改朝换代的火候，身为她幼子的豫王李旦就被立为新君。睿宗于是就成为继中宗之后的唐朝第五任皇帝。

睿宗被立以后，他不仅不能在正宫上朝听政，且只能居住在别殿，武则天则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她能够为睿宗做的，就是在二月七日立他为新君的同一天，把他的王妃刘氏立为

皇后，几天以后，又把睿宗的长子永平郡王成器立为皇太子，同时改元文明，大赦天下。这些都是睿宗作为皇帝的名分应该得到的，然而此时所有国家政治事务全由武则天一人专决，睿宗实际上是个傀儡皇帝。同年，武则天又改元为女胸像俑光宅，一年用了三个年号。这似乎透露出，睿宗的母后武则天除了没有改朝换代以外，在政治上已经可以随心所欲了。

在此后的一个时期，发生了徐敬业扬州兵变和宗室越王贞等人的起兵。武则天一方面大开杀戒，威服政敌；同时又假意要还政。垂拱二年（686）正月，她下诏复政于睿宗皇帝。睿宗深知母后不是出于本意，也就假戏真做，坚决表示不同意，武则天也就顺水推舟，依旧临朝称制，把持朝政。转过年来的春正月，武则天把睿宗的几个儿子都封为亲王：如成义为恒王，隆基为楚王，隆范为卫王，隆业为赵王，俨然把睿宗的帝王之尊抬得高高。然而事实上，在武则天一步步走上政治峰巅的过程中，睿宗这个皇帝只能是一个徒唤奈何的旁观者而已。

永昌元年（689），武则天开始使用周历。同时，改元为载初元年（689）。这一年，武则天开始使用了自己的新名字——曌。从此，为了避讳，发布的诏书就改称“制书”。为了配合武则天的政治改作，不久有数万人上表请愿，请求武则天实施改朝换代。当时，宗室大臣和朝廷反对派纷纷遭遇杀戮和灭门之祸，武则天的政治经营已势不可挡。

处于政治波澜中心的睿宗，更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在刘祎之死后不再发言的睿宗也上表请求母后荣登大宝，并恳请赐自己姓武。睿宗此举未必是出于本意，却使武则天的改朝换代有了一个台阶，也使睿宗自己得保平安。

红陶女立俑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表示同意儿子睿宗和群臣的请求，并于九月九日改唐建周。睿宗被降为皇嗣，赐姓武，徙居东宫，其具仪一比皇太子，但是不再给他皇太子的名分，皇嗣也就是候补性质的皇位继承人。李旦的名字也改为“轮”。皇太子也就成为皇孙，皇后刘氏也从降为妃。

睿宗第一次让天下，就这样完成了。
作为皇嗣的睿宗，日子也并不平静。不知什么原因，武则天宠信的户婢韦团儿看中了这位不得志的皇嗣，曾想和他发生私情。睿宗深知自身境遇，又怎么会引火烧身，就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她。这样就得罪了团儿，她就暗中在睿宗的妃子刘氏和德妃窦氏的住所埋了一个木头人，然后告发她们行厌蛊妖法，诅咒武则天。结果，在长寿二年（693）正月二日，刘氏、窦氏进宫朝见武则天于嘉豫殿之后就被处死，秘密地埋在宫中，无人知道她们的下落。梓宫秘密，莫知所在，睿宗再次即位以后，对二人都是招魂而葬。对于两个妃子的突然失踪，睿

宗也不敢发问，在母后面前，泰然自若，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事发生。即使这样，又有人告发睿宗窦德妃（玄宗的生母）的母亲庞氏有所不轨，庞氏被判处斩，差点丧命。出面替庞氏洗刷冤情的御史徐有功，被加上“阿党恶逆”的罪名判了绞刑，虽然最后没有被杀，也被革职除名。

二让皇兄圣历元年（698）三月，武则天将废黜为庐陵王的中宗从房陵召回。睿宗“数称病不朝，请让位于中宗”，显然，睿宗称病只是一个借口，他是认为自己年幼，不愿意陷入和皇兄的政治较量。按照长幼的次序，兄长被迎接回到宫中，就表明母后还是有意把兄长选立为继承人的。唐睿宗的推让，不仅说明了他的明理和识趣，也使武则天可以名正言顺地重立唐中宗，同时避免了他们兄弟二人之间的不和谐。

骑马女泥俑结果，睿宗这次以皇嗣身份让位皇兄为皇太子，自己再次被封为相王。

神龙元年（705）张柬之等发动政变，杀死二张（昌宗、易之）兄弟，逼武则天退位，拥立中宗。中宗封睿宗为安国相王，拜太尉，以宰相身份参预国政。不到一个月，睿宗就上表辞让太尉和知政事，因为他态度坚决，中宗也只好答应。不久，中宗又别出心裁地把睿宗立为皇太弟，这显然与他推让皇位继承人的举动有关。对这一称呼，又因为睿宗的坚决推辞而作罢。

由于睿宗的谦让，他在中宗复辟以后的政治漩涡中，虽然屡屡遭受猜忌也能够保得平安。

三让儿子景龙四年（710）六月，中宗被韦皇后和女儿安乐公主毒杀。改立少帝李重茂，改元唐隆。起初，宰相十几人集体商议并由上官婉儿执笔的中宗遗诏是由韦后以皇太后临朝称制，而以时为安国相王的睿宗加太尉参谋辅政。后来，韦后的党羽认为不应该用相王辅政，实际上是韦后想仿效武则天把持朝政，把睿宗当作了一大障碍，是对曾经做过大唐皇帝和皇嗣的睿宗心怀疑忌。睿宗在先有中宗顾托遗志，而韦后自怀私心剥夺其辅政权力的时候，他也从没有正面争锋，一如既往地恭俭退让，避免遭到已经把持了朝政的韦后的陷害。这说明睿宗在躲避政治斗争漩涡的冲击时，具有寻常人不曾具备的高超本领。
由于倒行逆施，韦后最终走上了末路穷途。睿宗的三子李隆基、妹妹太平公主等联络禁军将领拥兵入宫，将韦后诛杀，废黜少帝李重茂，拥立睿宗重新登基。根据史书记载，在这场宫廷政变成功后，王公百官上表，认为国家多难，应立长君，认为睿宗众望所归，推举他即位。在少帝下诏让位的时候，睿宗依旧上表推让。在众人的强烈要求下，他才勉强同意。唐隆（710）元年六月二十四日，睿宗即位于承天门楼，大赦天下。

由于少帝李重茂自六月初七即位，二十四日就逊位，前后不足一个月，加上这期间还有韦后临朝，他实际上并没有掌握权力，所以无论是唐朝历史上还是在历史年表的谱系上都没有把他当作一任皇帝。

睿宗这次即位后的第二个月，就把诛韦有功的三郎李隆基立为皇太子，同时，改元景云。到延和元年（712）八月二十五日，在位26个月的睿宗再次让位，把皇位传给了太子李隆基，自称“太上皇帝”。至此，睿宗的第三次让位也宣告完成。

综观睿宗的三让天下，他一让母亲，应系情非得已；二让皇兄，原是事出有因；三让儿子，可谓实属无奈。不过，睿宗三让天下，均保自己平安如初，有惊无险，就连司马光也评价说：“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然而，睿宗是不是真的“好让”，倒也未必。只是他这最后一让，竟让出了一个新君玄宗，唐朝在玄宗时期步入了一代太平盛世，倒也不能不说是一大成果。毕竟，开元盛世的来临，是在睿宗之后的历史延续。

“太极”功夫

“太极”，是睿宗第二次在位期间的年号。景云三年（712）正月初一，睿宗拜谒了太庙的列祖列宗，第二天才在正殿接受了群臣的新春朝贺。之后，他又举行了南郊祭天大礼，大赦天下。“太极”的年号是在完成了这一系列举动之后才更改的。

彩绘女子马球俑

这年五月，睿宗又在北郊祭祀，并改元为“延和”。也就是说，仅仅这一年，睿宗就使用了景云、太极、延和三个年号。而这一年中，睿宗作为皇帝也是饱受折磨，原因是他要在儿子李隆基和妹妹太平公主之间寻求权力的平衡。虽然“太极”年号只使用了不到半年，但睿宗在这一阶段一直是在大耍太极功夫。

睿宗再次登基以后，在选择继承人时也犯过难。三郎李隆基因为诛杀韦后、安乐公主以及拥立睿宗有大功；而李成器（李宪）是嫡长子，睿宗第一次称帝时曾经被立为皇太子。在二人之间取舍，他一时也不便轻易表态。好在李成器明白事理，提出“国家安则先立嫡长，国家危则先立有功”，主动退避。
睿宗选立李隆基为皇太子以后，太平公主和太子之间就因为权力之争发生了矛盾，展开了较量。

太平公主自恃功高，企图独揽大权，同样因功而被立为皇太子的李隆基明察果敢，非等闲之辈，他们之间势必会有所冲突。很快，太平公主就发现自己低估了太子，不免对其过人的英武有了几丝忌惮。从此，太平公主就把太子李隆基看成了自己政治上的对手，很想利用

自己的权势换一位暗弱易制的人取代他。

睿宗在公主和皇太子之间，遇事迁就，采取不偏不倚、摆平两方的平衡政策，不愿意也无法偏倚任何一方。每宰相奏事，睿宗总是会先问：“尝与太平议否？”再问：“与三郎议否？”当得知了公主和太子的意见以后他才做决定。

总之，睿宗既不开罪于太平公主，又同太子保持政治上的联系。太子、公主双方互为敌手，却对睿宗皇帝都有共同的政治需要；睿宗也正是在太平公主与太子的政治较量中保持着他的皇统地位。睿宗的太极功夫是希望能够在儿子和妹妹之间找到政治合作的共同点，希望彼此能够平和相处，他在这年五月把“太极”年号改为“延和”，其实已经隐隐约约表达了这样的期盼。然而，政治斗争的法则使他的这一追求化为泡影。由于睿宗对太平公主的支持，使皇太子在当时的政局中处境不安，以至于有人在太子面前故意说：当今天下，只有太平公主而不知道还有什么太子殿下！太平公主结党营私，气焰嚣张，她与皇太子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并公开化了。

女舞俑

延和元年（712）七月，天象出现了异常。作为太子对头的太平公主一党借术士之口向睿宗报告：“根据天象，彗星出现预示除旧布新。帝座及前星有灾，这显示皇太子合做天子，不合更居东宫。”他们的本意是借天象唆使睿宗对皇太子的政治前途做出决定。也就是说，根据天象，睿宗要么传位，要么就应当另立太子，不然天灾就会降临。谁知，太平公主弄巧成拙，睿宗竟然决心“传德避灾”。睿宗还回顾了自己在中宗之世的经历：当时，他见天象屡有变化，曾力劝中宗择立贤子以应灾异，因中宗不答应自己还一连几天忧惧难安。他说：“岂可在彼能谏，到了自己就不能呢！”由于他传位的态度坚决，不仅太平公主等人的反对没有效果，就连太子自己也闹不明白。李隆基急忙入宫觐见，连连叩头，请求父亲睿宗皇帝给他个说法。睿宗表示说：“你诛凶定乱，能安我宗庙社稷。现天意人事，都已成熟了，不必疑虑！你若能尽孝心，现在机会来了，何必一定要等到柩前即位呢！”睿宗向太子表达了自己坚决传位的意愿，并目送李隆基流涕而出。到这时，他似乎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然而，就在延和元年（712）七月睿宗正式下达传位制书同时，不甘心就此罢休的太平公主又提出让睿宗虽然传位，还应当“自总大政”。太平公主显然是想让李隆基做一个傀儡皇帝。

睿宗桥陵华表睿宗为了求得政治的稳定，他以让位终结自己这次短暂的帝王生涯。他的让位实际上是抛弃了太平公主，现在他当然就不能不考虑太平公主的意见。于是，睿宗又一

次搞他的政治平衡。他说自己传位以后要不忘国家，表示仍然过问军国大政，尤其是三品以上高官的任命和重大的刑狱，要与李隆基共同兼理。到这年的八月初三日庚子，睿宗举行了正式传位的大典。他被尊称为太上皇，自称曰朕，发布政令曰诰、令。新君李隆基即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唐玄宗。李隆基自称曰予，处理政事的文件格式叫做制、敕。父子不同的是，睿宗每五天一次在太极殿接受群臣的朝贺，而玄宗李隆基则每天在武德殿上朝，处理政事。到第五天，改元先天，大赦天下。

睿宗的这次传位给玄宗李隆基即位后的政局埋下了隐患。

李旦个人小档案

姓名：李旦（初名旭轮，又改名轮）出生：龙朔二年（662）六月一日

属相：狗卒年：开元四年（716）

享年：55岁谥号：大圣贞皇帝

庙号：睿宗陵寝：桥陵

父亲：高宗李治母亲：武则天

皇后：刘氏子女：6子，11女

继位人：儿子玄宗李隆基最得意：历经政治风云变幻，一生平安无事

最失意：两次登基，执政不足3年最不幸：皇后刘氏和窦妃死无下落

最痛心：历经十几次宫廷政变最擅长：草书、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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