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五胡乱华”曹操脱不了干系?曹操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五胡乱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为凄惨的时代。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内斗不止,国力衰弱。匈奴、羯族、鲜卑、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趁机进入中原地区,整个北方地区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有人认为,曹操和五胡乱华有脱不开的关系。因为曹操主政北方时,将大量的胡人内迁,其中就包括鲜卑、匈奴、氐、羌等,所以导致后来五胡乱华。我想如果曹操看见这种说法,肯定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大喊:“这个锅,我不背!”
曹操:这个锅,不背!
三国时期曹魏控制整个北方地区,所以曹魏面对的异族是最多的,从东到西,分别有乌桓、匈奴、氐、羌等。曹魏对境内的乌桓、匈奴、氐、羌采取先征服,后迁徙分散各地居住,调其租赋,征其兵役的政策。对塞外鲜卑实行分化怀柔和招诱内附的政策,所以也有部分鲜卑内附。这样的政策无可厚非,中原连年混战,人口锐减,农业生产很受影响。招诱少数民族内附、迁徙,一方面可以增强国力,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外患。消极的后果是迁徙于关中、并州的各族人口过多,关中几乎过半是氐、羌,为后来五胡乱华埋下了一定的隐患。
五胡乱华
如果因为以上的理由说曹操需要为五胡乱华负责,那就太牵强了。因为曹操采取的这种政策,不论在三国时期,还是在三国之前的两汉时期,甚至后来的西晋,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各自有相邻的外族,当时那种情形大家都缺人,所以征召少数民族当兵,收他们的赋税很正常。只不过曹魏吸收、招诱的异族多一点罢了。西汉时,尤其是汉武帝之后,当时面对匈奴也开始采取吸收的政策,军中也有少量的异族军队开始出现。所以并不能说曹操是始作俑者,西汉已经开始这么干了。
西晋各少数民族分布情况
东汉以来,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汉末以来,胡人不断移入中原,除汉政府鼓励外,尚有一客观因素,便是气候变迁及地理因素。原来在长城以外,由于天气干燥,一向只能畜牧;反之,长城以南则较宜农耕发展。然汉末魏晋时,北方出现了一次“小冰期”,气候变得寒冷。本宜于农耕的华北 地区,转为适合游牧生活;而游牧民族原居之处,却不宜居住,故胡人大量南下觅生计,这也是少数民族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八王之乱
胡人内迁只是导致五胡乱华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且曹操并非胡人内迁的始作俑者,所以这个锅,曹操不能背!五胡乱华最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原王朝自身的衰败和动乱,从东汉末年,经历三国一直到西晋,其实中原王朝一直没有恢复元气;二是经过“八王之乱”连年战争,人口损失相当严重;三是中原地区周边各胡人部族的整体实力有了长足的进步。由于长期居住在中原地区后,他们可以从中原人民那里学到更多有关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制作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原的先进文化;四是中原王朝向来看不起周边少数民族,产生骄傲自大的心态。
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 河南安阳宣称发现了曹操墓,专家说法不一,坊间疑信兼有。不管是真是假,安阳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以曹操搭台,唱旅游或招商引资的大戏了。当然,在这些举动背后,也有一个预设:曹操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起码是个成功人士。
这是中国断裂的一个标志。曹操在《三国演义》中被描绘成奸臣,在传统戏曲中扮成白脸。这种价值判断,其实有很深的文化内涵。这个深层文化内涵,陈寅恪先生已经十分清楚地揭示出来了。
1956年,陈先生发表了一篇短文,《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在这篇文章中,陈先生举重若轻,把曹操放到中国演进的大脉络中予以评价。这个大脉络,是以儒家精神为骨干的。
陈先生指出,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士大夫出身有大家族,间或有小家族,但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这就是汉代的“察举制度”,它打通了儒家士人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的通道,造就了钱穆先生所说的中国式“士人 *** ”。
陈先生接着说: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质言之,《小戴礼记?大学》一篇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贯之学说,实东汉中晚世士大夫自命为其生活实际之表现。今人多认为,儒家这一套教导与察举制度导致了士族门阀制度,也诱导士人的高蹈虚伪。然而,东汉末年,阉宦作乱,士人奋起抗争。士人若无强烈的道德感与相互激励,社会秩序恐怕早就崩塌。
曹操所代表的恰是内廷之阉宦传统。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阉宦传统中人与儒家士族相比有以下特点:第一,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携养”之类,曹操正属于这一类。第二,士大夫宗经义,以经学相传,阉宦则尚文辞,曹家父子都擅长吟诗作赋,这种能力迷倒了后世很多文学愤青。第三,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本文出于千里马学术导航则重智术。因而,前者行为尚有底线,曹操这类阉宦传统中人则无底线,为了实现个人目标不择手段,放手使用各种权谋。
只有在这个背景里,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为曹操博得无数赞美的“唯才是举”,究竟是何用意。曹操前后发布过三道“求才”令,这三篇文书讲的就一个道理:“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有道德的人没有能力,有能力的人没有道德,道德与能力无关。我曹操要成就霸业,不需要有道德的人,我只要有才能的人,管他是否“不仁不孝”,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可。此所谓“唯才是举”之真正含义。
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曹操这三道命令,实可视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盖孟德出身阉宦家庭,而阉宦之人,在儒家经典教义中不能取有政治上之地位。若不对此不两立之教义,摧陷廓清之,则本身无以立足,更无从与士大夫阶级之袁氏等相竞争也。换言之,曹操唯才是举的目的,是为了打击士族。
为此,曹操终生都在利用权力的诱惑力,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到杰出的文学才能、军事才能、政治操纵才能,唯独没有德性。京剧《捉放曹》中的“宁可我负天下人”的残忍,就是曹操精神的最真实写照。而相比较而言,曹氏的文臣武将,也确实是有才而无德者居多。
然而,是残酷的,也是公正的:曹操凭借着自己的“才”,凭借着残忍与权谋,统一了北方。这被很多人视为一项功绩,但在三国之中,曹氏政权却最早被颠覆。
这倒不足惜。曹氏统一北方的本质就是消灭了北方多数儒家士族,袁氏兄弟就是这个社会群体的代表,曹氏统治导致北方社会普遍抛弃仁义廉耻,社会风气急剧败坏。结果,即便司马氏以士族身份推翻曹家,但世道人心已经崩塌。其结果,就是八王之乱,然后是“五胡乱华”,南北朝分裂,中国陷入长期动荡、战乱。
而这一切的开端,就是曹操的唯才是举!古代的史家和小说戏曲家们朦胧地意识到了这种因果关系,所以把曹操描绘成奸臣。他的确是的毁坏者。到现代,有些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士给曹操翻案,说曹操是杰出的军事家、文学家、政治家,夸奖曹操统一了北方、推动了进步云云。翻案者如此说法,倒也不奇怪,他们都有摧毁传统的抱负。陈寅恪先生则在此时郑重撰文宣告,曹操是的罪人,先生风骨由此可见一斑。
五胡乱华,中国历史名词,意指中国西晋时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夺取西晋政权,形成与南方政权鼎立之势。
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草原各族及汉族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但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与汉地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人口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迁移至汉地南部的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俚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来源中国传统上,外族都可以被泛称为胡人。在秦汉时,冒顿统一各族,形成匈奴帝国,成为北方诸胡的代表,因此,胡人有时成为匈奴的同义词。在东汉末年,北方各游牧民族,包括乌桓、羯、鲜卑、匈奴等,皆被称为胡人。在此时,也出现五胡或诸胡的说法。
五胡这个名称的来源,学界有所争议。从比较早的有关记载来看,胡人的称谓最初仅限于匈奴所处的河套地区,其他临近地带的游牧族之前大多被称为戎或狄。至秦末汉初,匈奴开始形成为一个领地很广的大型帝国,至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击败了其西境以月氏为首的诸多羌族部落及个别氐族部落的联盟,还击败了其东境打着东胡旗号的乌桓、鲜卑等部。这些被打败的部落自然也就被纳入到了匈奴的势力范围内。由于匈奴以胡自称,又适逢西汉初期汉匈和解,于是这些被匈奴降服的包括氐、羌、鲜卑在内的各个游牧族也一律被当时的汉人视为胡人看待,其被匈奴占领的游牧地带也都被默许为胡地。此后汉匈决裂,故此又多以匈奴一词来作为汉军主要作战对象的专称,以避免将这个部落体中其他各族同时摆放在敌对的位置上。王树民、孙仲汇、雷家骥等人认为,五胡即五部胡,源自刘渊领导的五部匈奴。但在这个时期的史书中,五胡常被当成所有胡人的泛称,未特定指某个种族,在谈到匈奴时,通常称其为匈奴,因此这个说法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同。陈寅恪认为,五胡之名,起自于五德终始说,是图纬符命思想下的产物,并不特定指某个种族。周一良也支持这个说法。
北魏史学家崔鸿以其中十六个国家撰写了十六国春秋,因此中国史家又称此时期为五胡十六国。唐朝官方编辑的史书,如晋书等,由于诸胡入侵中华伴随着大规模种族灭绝行为,凡有此类性质都不被认为是正统国家,五胡乱华造成中国平民大规模减少,汉人不得不渡河南迁,中华正统政权南迁,史称衣冠南渡。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首次提出五胡乱华这个名词。条中列举7个人_刘聪、刘曜、石勒、石虎、慕容_、苻坚、慕容垂。但这7个人,分属4个民族,即匈奴、鲜卑、羯、氐,因此五胡概念在南宋时仍未完全确定。王应麟将五胡解释为刘渊匈奴,石勒羯,慕容鲜卑,苻洪氐,姚苌羌。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将五胡定义为匈奴、羯、鲜卑、氐、羌。在胡三省之后,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个定义开始被广泛接受。
起因汉朝在击败匈奴后,除了远遁到塞外的游牧民,留在原地的匈奴民族,受到汉王朝控制。
46年之后,东汉朝廷常以招引或强制的方式,将边疆的北方草原各族内迁,以便监控各族或是增加兵源和劳动力。朝廷有意识的削弱游牧民族的势力,降低其地位,以方使控制。
曹操开始,魏晋就不遗余力将匈奴、羯、氏、鲜卑、羌等各少数民族内徙,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渭水流域,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晋惠帝当时,发生了氐帅齐万年之乱,江统写下徙戎论,他看出潜在的少数民族问题,于是主张徙民,但由于贾南风专政,所以并没有采纳江统的建言。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以后,晋室分裂,国力空虚,民生凋敝,汉族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胡人趁机起兵南下争夺中原地区的控制权,于是中原大乱,史称五胡乱华。
过程五胡乱华是由氐族及匈奴族揭开序幕。304年冬天,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史称成汉,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国号汉。是五胡建国的开始。
晋怀帝永嘉四年,刘渊死,其子刘聪杀太子刘和即位。
311年四月,刘聪部下石勒歼晋军十多万人于苦县宁平城,并俘杀太尉王衍等人。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兵攻洛阳,屡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六月呼延晏到达洛阳,刘曜等人带兵前来会合,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晋怀帝,杀太子、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多人,并大肆发掘陵墓、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祸或永嘉之乱等。
313年,刘聪毒死了晋怀帝。怀帝侄司马业,在长安登基,是为晋愍帝。
316年前赵刘曜攻长安,俘虏晋愍帝。
317年晋愍帝被杀,士族王导、王敦等,扶植晋朝远房宗室司马睿,在建康登基,是为晋元帝,历时五十二年的西晋灭亡,东晋开始。
影响永嘉之乱以后,华北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经济大受破坏,人口锐减,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洛阳倾覆以后,中原的士族男女十有六七到长江下游的江南避难。随着东晋政权在南方的建立,北方人口向南方迁移的规模更大。截至南朝刘宋初年,南渡人口已近30万户,达到90多万。这些南迁的北人,给南方注入了新的活力。北方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的纠合宗族乡党建立坞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
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华北的六族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到五胡乱华的后期,除汉族和鲜卑族仍保持其势力与明显的民族认同外,匈奴、羯、羌、氐战败后或被大量屠杀,或是逐渐被同化,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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