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写了什么真实的溥仪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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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作为战犯的爱新觉罗·溥仪从苏联被押送回国，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关押期间，溥仪不止一次地撰写自传，揭露自己和检举日寇及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领导受到日本战犯撰写忏悔录的启发，认为日本战犯自觉地揭露侵华的残暴罪行，是改过自新的一个好办法。因此，就让伪满战犯都来效仿写忏悔录，题目都统一叫做“我的前半生”。

图 | 爱新觉罗·溥仪

就这样，溥仪在管理所方的反复教育下，于1957年下半年起，开始撰写《我的前半生》，历时一年半左右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管理所的领导们亲自审阅书稿，帮助溥仪推敲和修改。

由于溥仪写作能力较差，管理所领导不仅指派溥杰帮助他写，还让许多伪满大臣、将官为他提供伪满时期的材料;后来因为缺少参考资料，又从辽宁图书馆借来一些图书，包括许多演义小说，如《清宫十三朝演义》等稗官野史，供其参考。

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稿，记录了溥仪从皇帝到战犯，再到接受新中国“改造”等过程，是一部回忆录，更是一本特定历史环境下的自省书。

图 | 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

大部分人对溥仪的了解，是从《我的前半生》这本回忆录中来的。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操控、受压迫的傀儡形象。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形式的自传或回忆录都会受作者写作时的主观意识左右，因此，它并不能真实客观的反映历史。

溥仪初写此书时的身份，还是个被关押改造的战犯。因此，他的回忆录更多的是出于检讨的目的，而不是客观的陈述实事。他所陈述的内容，到底是为了取悦于监狱管理人员，还是真的是自己的真实思想，我们也很难分辨。也难怪毛泽东看完此书后说：“溥仪把自己说的太坏，书中检讨的部分太多。”

真实的历史中，溥仪真的就是一个被操纵的傀儡、待宰的羔羊吗?

日本人的眼中的溥仪可不是这样。

《绝密会见录》，战后的被发现的日本绝密情报文件

日本NHK电视台的一个叫中田整一的制片人，在整理一个二战题材的纪录片的资料时，发现了叫《绝密会见录》的文件。作者名字叫林初贤次郎，是溥仪在伪满洲国时期的日本翻译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整个东北。次年，伪满洲国成立，首都设置在今天的吉林长春。伪满洲国虽然是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的，但其内部的日本势力却分成了两大阵营：日本政府和关东军。

图 |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为何日本有两股势力呢?因为，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战略态度有严重的分歧。

当时的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盛行，日本军部一直谋求扩大自己的权力，并试图摆脱政府的控制。军队权力的急速膨胀，导致政府不仅无法控制军队，反而出台的政策会被军队干涉。比如，日本跟伪满洲国签署的《日满协议书》就规定：日本政府要把伪满洲国的政务指导权，全权委任给关东军司令官。

而日本政府这边，对军人干政还有关东军的肆意妄为很不满意，甚至出现政府官员与关东军长官水火不容的情况。

比如，在伪满日本大使馆的官僚，拒绝陪同关东军司令官作为驻满洲特命全权大使上任。日本政府有个外务省机构，相当于外交部，他们对军部强行发动九·一八事变非常不满。日本军队一直在强行扩大侵华的范围，但是外务省拿军部没什么办法。当时日本国内都在讽刺外务省，说他们已经成了军部的对外办事处。

图 | 日本关东军军官集体照

在这种背景下，外务省想获得靠得住的情报来源，就必须找机会越过关东军，所以他们就想到在溥仪身边安插一个人负责情报工作，利用自己的身份，瞒着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秘密收集伪满洲国的情报，然后将这些绝密情报送往外务省。于是，翻译官林出贤次郎就担起了这个重任。

林出贤次郎每月给外务部传两次情报，使馆用“半公信”方式发送回国。所谓半公信，就是内容一半是公事，一半是私事的，这样就能规避关东军司令的监视。外务省在收到情报后，负责人会把它们编号并打上绝密标记，这些绝密的情报只有外务省最核心的几个官员可以阅读。这些情报，最后就汇集成了《绝密会见录》。所以说，《绝密会见录》是日本政府和军部之间矛盾的产物。

由于这种特殊的身份，林出贤次郎有机会亲身经历溥仪和日本人所有的会见，见证了那段时间的历史。

溥仪成为伪满洲国皇帝，并不是受日本人胁迫，而是自愿合作

民国时期，天津是各种失意政客的聚集地，溥仪在被迫退位后，从1925年开始也住在天津租界。溥仪终日为自己末代皇帝的身份苦恼，以为自己将一直郁郁寡欢地了却此生。

直到1931年10月底，一个日本人的出现，让溥仪重新对生活有了渴望。这个日本人就是关东军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

图 | 甲级战犯——日本特务土肥原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了长久地立足于东北，关东军确立了在满蒙独立建国的计划，这个政权要用所谓的“以宣统帝位首领的支那政权”为名义建立，就是要利用溥仪大清宣统皇帝的名分。

所以，土肥原贤二亲自到天津找到了失意的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看到了重续皇帝梦的希望，反复追问土肥原，伪满洲国是不是会实行帝制。狡猾的土肥原打了个哈哈，现在正是溥仪恢复大业之时，如果前往满洲，就可以立刻当元首。

“满洲国”这个词，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没有其他意思，它就是代表中国东北。但是在那个时代，它还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中华民国打出的旗号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满族代表一个单独的民族。日本一直强调“伪满洲国”独立，是要利用当时在国际流行的威尔逊主义中的“民族自决”。这虽然是个歪理，但是放在日本的战略中，那是可以延伸放大的一套理论。往长远一想，就知道日本的意图了，先让伪满洲国脱离中国，然后再慢慢吞并。

溥仪是满清的末代皇帝，首先他自己是个满人，又被革命党轰下了台。所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大义在他眼里远没有复兴大清重要。

因此，溥仪被土肥原说动了，出于自己被赶下皇位的不满，以及还想重续满清皇帝的残梦。溥仪先将帝制问题放在一边，他判断复辟的时机已到，便随日本人欣然前往关外组建伪满洲国。

为了满清复辟，溥仪与日本人进行了长期的政治博弈

溥仪答应日本人的目的是借日本的帮助作为跳板，然后复辟整个大清帝国。然而，关东军只是兑现了元首的身份，并没有立刻让伪满洲国成为帝制国家，溥仪的身份是“伪满洲国执政”。

溥仪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在伪满洲国成立初期，双方就伪满洲国的政权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

当时的关东军司令是武藤信义，兼关东军司令长官、关东厅长官和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数职，成为凌驾于伪满洲国元首之上的头号实权人物。

溥仪当了三个月伪满洲国执政以后，派伪总理郑孝胥去和关东军司令长官武藤信义进行会面。《绝密会见录》中记录，他们会面的气氛是比较融洽的，武藤信义同意了将伪满洲国转为帝制国家。

郑孝胥趁机向日本人提出，希望溥仪能在北京而不是长春登基，这其实是代表溥仪委婉地提出复辟清朝的愿望。他说，如果让溥仪在长春登上帝位，会让他像南宋政权一样，偏安在东北，还会被国人指责忘了复兴满清的大业，所以，他希望日方设法帮助溥仪在北京即位。

图 | 溥仪

在日本人的战略中，你溥仪最好当一个听话的棋子，复兴大清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所以，武藤信义以时机未到为由委婉拒绝了郑孝胥，要求溥仪在满洲登基。

见日本人不同意，郑孝胥只好打住，恐怕将日本人惹急了，溥仪连满洲国皇帝都别当了。

不久之后，溥仪和武藤信义直接见面，就领导权的问题进行了第二轮谈判。溥仪想让自己的老师陈宝琛出任执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但关东军和伪总理郑孝胥都不喜欢这个人，因为陈宝琛曾经反对溥仪做伪满洲国元首，反对他被日本人利用。由于武藤的反对，任命陈宝琛的事情被以暂且搁置的名义否定了。

这个时期，武藤信义对溥仪还算客气，这或许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当时溥仪还有一些政治筹码，让关东军不得不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个武藤一年后突然得病去世了，继任的关东军司令官对皇帝溥仪可就没有那么礼貌了。

复辟梦想彻底破灭，“海拉尔事件”后，没有政治筹码的溥仪正式沦为傀儡

武藤死后，眼看着关东军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稳固，自己的政治筹码也越来越少，溥仪心里着急啊。

1934年，溥仪在漫天风沙中举行了登基仪式，人生中第二次当上了皇帝。在《绝密会见录》中有提到，仪式之前，溥仪一方和关东军曾经因为仪式的程序发生过争议。关东军不允许溥仪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理由是溥仪是满洲国皇帝而不是大清皇帝。在溥仪的坚持下，郑孝胥和关东军协调了半天，最终才让关东军同意溥仪先穿龙袍举行祭天仪式，然后在即位仪式时穿海陆空元帅的礼服。

图 | 溥仪在长春登基

溥仪对于礼仪规程的争执，其实是对主导权和地位的博弈。由于自己没有实权，所以溥仪只能通过仪式礼制这些问题，无力地向日本人宣告自己的权力。

正是因为这样，溥仪还供奉日本天皇家族的祖神，甚至违心地说：日本驻满特使代表着日本天皇，而我是以日本天皇之心为我心。

1935年4月6日，溥仪开始了二十五天的访日之旅。昭和天皇的弟弟秩父宫亲王和翻译官林出贤次郎陪同他，会见了昭和天皇和皇后，还拜会了贞明皇太后。结束访日后，溥仪回到伪满洲国就发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希望树立自身权威。溥仪回来后变得更注重威仪形式，原来官员可以到溥仪卧室和他谈话，访日之后就不行了。

图| 溥仪出访日本

然而，没有实权的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眼里不过是颗棋子。溥仪的种种行为举动让关东军对他产生了戒心，双方矛盾激化，造成了1936年4月的“海拉尔事件”。

海拉尔事件，就是日本人杀了当时担任兴安北分省省长的凌升。这个人是溥仪的妹夫，也是溥仪的亲信，他特别反对日本控制满蒙。在海拉尔事件发生后，福龄、春德、华林泰等3个溥仪的亲信也纷纷被关东军处决。这可以说是日本关东军对溥仪的警告，不久之后，溥仪的伪总理郑孝胥也死了，但是这个时候，溥仪在内阁人选上已经没有一点发言权，最后只能完全听命于关东军，彻底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结语

我们看了溥仪的回忆录就觉得那是真实的历史，但是，历史的真相从来不在纸面上，而是在其背后的逻辑中。想把握历史真相或者历史的客观性，就不能撇开历史中的人，不能够撇开他们的动机、观念，尤其是他们的精神状况和思维方式，更不能仅仅从他们造成的客观效果来理解历史过程。

关于末代皇帝溥仪，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脑补出一副，在时代的变革中身不由己，一生被动地与命运对抗的悲剧印象。从日本人的《绝密会见录》中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溥仪不是被日本人绑去做傀儡皇帝的，他在伪满洲国的境况也并不能简单用“被日本控制”来形容。

那么，伪满洲国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溥仪的弟弟溥杰在接受中田整一的采访时的一段话可以概括：“我们为了复辟清朝而利用关东军，关东军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们，伪满洲国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这样一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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