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宪抗倭的功劳比戚继光大,为什么名声却远远不及戚继光呢

胡宗宪抗倭的功劳比戚继光大,为什么名声却远远不及戚继光呢

还不知道：胡宗宪的名气为什么远远不及戚继光的读者，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大家都知道，戚继光是一代抗倭名将。而另一个抗倭名将胡宗宪，抗倭的功劳比戚继光大，名气却远不如戚继光，甚至很少有人提到他。原因在哪里呢?

胡宗宪剧照

先来看看两人抗倭的成绩。

胡宗宪和戚继光都是安徽人。和戚继光出身于军人世家不同，胡宗宪则是进士，到浙江任巡抚，开始抗倭。他虽然是文人，但性格豪爽，深得将士拥戴。他抗倭的时候，是倭寇最为猖獗的时期，常常几百个倭寇就把数万明军击溃，当地百姓都被吓破了胆。胡宗宪使用计谋，招降倭寇，让他们自相残杀，大大打击了倭寇。后来，因为遭人弹劾，被逮入狱。胡宗宪在狱中服毒自杀，时年55岁。

戚继光剧照

戚继光比胡宗宪小16岁，在胡宗宪麾下干了很长一段时间。抗倭初期经常打败仗，后来被胡宗宪派到浙西招募一批敢死之士，训练成了戚家军，才开始反败为胜。戚继光发威的时候，倭患已经到了后期扫尾阶段，比胡宗宪时候规模小了不少，所以相对容易些。后来，戚继光又被调到蓟门，保卫北疆16年没受侵扰。之后，因遭人弹劾被罢官，在万历十五年抑郁而死，时年60岁。

胡宗宪剧照

当时，胡宗宪是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总督，抗倭总指挥;戚继光是抗倭大将，在胡宗宪指挥下冲锋陷阵。所以胡宗宪的功劳更大一下。

但结果却完全不同。

严嵩剧照

胡宗宪生在嘉靖时期，当时的首辅大学士是严嵩，负责督军的是赵文华。胡宗宪为了使抗倭顺利进行，争取经费，赢得北京的支持，给严嵩和赵文华都送了很多贿赂。给皇帝，自然更少不了孝敬。他给嘉靖皇帝送了一只白鹿，说是祥瑞，笃信道教的嘉靖龙颜大悦，赐了不少钱币;后来，胡宗宪又送了两只白龟，嘉靖更是高兴，给他加官晋爵。在胡宗宪幕府当幕僚的文人徐渭、茅坤、沈明臣等，都大肆为胡宗宪鼓吹。徐渭专门写了一篇《献白鹿表》，词句华丽，让人倒胃。胡宗宪的这些行为，也遭到了当时和后来文士的大肆批评。

奸臣严嵩

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后，胡宗宪随之遭到弹劾，被捕入狱。嘉靖认为他抗倭有功，释放出来，让他免职闲住;之后胡宗宪又被弹劾勾结奸臣严嵩父子，重新入狱，直到自尽。

戚继光与他相比，则幸运得多。他比胡宗宪小了近20岁，严嵩很快倒台，继任的徐阶、高拱、张居正对戚继光都很支持。尤其是张居正，和戚继光关系非常好。只要有和戚继光为难的人，张居正立即出面，把挑事的人调离，而且之后的几任总督如谭纶、梁梦龙等和戚继光关系融洽，从不掣肘。这让戚继光很是得心应手。

戚家军

为什么这些人能这么心甘情愿支持戚继光呢?并非因为他们爱惜人才，为国考虑。而是戚继光和胡宗宪一样做了不少功课。他向这些人大肆行贿，争取支持。更不堪的是，据《万历野获编》记载，戚继光给张居正写信，都是自称“门下走狗”，还经常给张居正送壮阳药海狗肾，张居正很是高兴，吃多了，就浑身燥热，冬天不戴帽子也满头大汗，50多岁了还纳妾逛窑子。最终58岁就死了。

张居正

巴结、行贿上级是官场的风气。胡宗宪、戚继光要想得到支持、减少掣肘必然要给掌权的人送礼。这是传统，也无可厚非。只是胡宗宪的时代，他只能结交严嵩，而戚继光则幸运地遇到了张居正。严嵩翻不了身，结交他的胡宗宪也被视为奸臣，抹去了他的一切功劳;只要一提到他，便被认为是严嵩走狗，导致他的名声非常坏。戚继光依靠的张居正虽然也受到弹劾，但形象还比较好，所以戚继光的光辉形象也就传承到现在了。

倭寇

胡宗宪入狱和死后，他的幕僚们写了不少歌颂他抗倭成绩的文章，为他诉冤，悼念他。只是因为严嵩死敌徐阶在位，不予理睬。但胡宗宪的功绩还是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给他建了生祠。后来，官方也承认了胡宗宪，恢复了他的官衔，并赐厚葬，给他追加了谥号“襄懋”。

严嵩剧照

尽管如此，胡宗宪的名声依然没有得到恢复，也是令人痛心的。

嘉靖抗倭，胡宗宪和戚继光谁的功劳大

这个没有办法比。
胡宗宪是领导，戚继光是将军。
没有领导在后面坐镇，要装备给装备要兵给兵要钱给钱，将军也打不了仗。但是要是将军不会打仗，领导再好也白费。
当然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是胡宗宪的功劳大些。首先东南抗倭这个事主要是他主持，文臣武将，徐文长、俞大猷、戚继光都是他拉起来的，粮饷也是足足的，也没有后院起火过。戚继光所率兵马，是他自行招募，武器装备精良，如果没有胡宗宪支持，当时的戚继光哪练的起这样的兵马。
何况没有他的提拔，戚继光一个参将，能干多大事业。当时的朝廷正是奸臣严嵩当权，再会带兵打仗，没有关系也是白扯，搞不好还要被奸臣害。兵部尚书六省总督张经打了抗倭第一场大胜，结果被奸臣陷害，拉到西市一刀斩了。如果没有胡宗宪在后头顶着，戚继光也就是下一个张经。
所以戚继光的功劳很大，但是起点还是在胡宗宪那里。我是这样认为的。个人观点，不喜勿喷。

抗倭名将俞大猷战功赫赫，为何名声却不如戚继光？

明朝时期的日本处于十分贫穷的状态，尤其是当时的财产和官位继承制度，实行长子继承制，长子以下的男子几乎一无所有。这样，这些没有财产和官位的贵族子弟便在社会上流浪，这些人后来被称为日本浪人。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漫长，不易集中兵力布防，日本浪人就纠集了许多人前来进犯，这些人骁勇善战，时而陆地，时而海上，难于围剿，因此形成了中国明代东南沿海二十多年的倭患。在这场抗倭的斗争中，涌现出了许多英雄将领，俞大猷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俞大猷在明朝可以说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仅是个名将，还是个武术大师，早年曾拜王宣、林福为师学习《易经》，得到真传。后来又以《易》推演兵法。俞大猷曾经说兵法术数从五起，犹如人身有手、足、头五体一样，虽然领有百万之众，但可以使他们协调一致、合为一人之用。可以说在兵法上有造诣。后又跟随李良钦学剑术，将剑术与《易》相结合，创出专门克敌的简体武术，将原有的繁琐招式去掉，并将其普及到每一个兵士身上，极大提高了士兵的战斗力，为后来的抗倭胜利提供了保证。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进犯浙东，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连破宁波、绍兴的防卫设施，又进攻松阳，浙东的大半地区几乎沦陷。当时的明军腐败不堪，再加上指挥不当，无法抵御倭寇。于是朝廷委派俞大猷为宁波、台州诸府参将，前往浙江抗击倭寇。

俞大猷到任后，先了解了当地的情况，继而派出小股部队侦察，发现倭寇流动性大，没有一定的据点后，加上浙东一带水路繁多，地势复杂。俞大猷决定在水道上拦截敌舰，堵住进犯陆地的倭寇的归路，然后将其赶下海去，在沿岸重兵布防，围而歼之。他的这一抗敌方略得到朝廷的支持，俞大猷调集福建水师布于沿海，自己亲率精锐部队分成几股袭击敌舰，使敌舰处于危险的境地。

岸上的敌寇见状十分惊慌，果然全力回救战舰，希望与海上的舰队会合。俞大猷见目的达到，急令所有军队立即出击，从地面和海上夹击倭寇，形成包围之势，将其一举歼灭。首战告捷，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使倭寇再也不敢轻易上岸抢掠了。

一次的打击是不足以让倭寇死心的。不久，倭寇又卷土重来，而且规模比上一次更大，且与明军形成对抗之势。朝廷接到急报后，派张经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主持抗倭事宜，并任命俞大猷为苏松副总兵，协助张经指挥。此时的俞大猷所领的兵力不足三百人，调集的各路兵马尚未到来，倭寇却有两万人的兵力，俞大猷寡不敌众，在金山被倭寇击败，总督张经让俞大猷出战，但俞大猷坚守按兵不动，等到永顺、保靖的援兵到来后，俞大猷才出战，于王江泾大败倭寇。

在此次战役中，俞大猷可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俞大猷不善阿谀逢迎，得罪了朝中的权贵，再加上主帅张经入狱，俞大猷并没有得到升迁，反而因为金山之败被降职。战功却被严嵩的党羽赵文华、胡宗宪等人冒领。对此，将士们都感到十分气愤，俞大猷却不在乎，坦然地说：?只要倭寇得平，疆土可保，我们死而无怨，何必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呢？?

俞大猷虽然在抗倭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但因他不愿结交朝廷的权贵，再加上朝廷中派系复杂，此后不久就被陷害入狱。没有俞大猷的指挥，抗倭就失去了首脑人物，倭寇不久又死灰复燃，四处游击侵扰。朝廷看到这种情形，又不能不用俞大猷，只好以戴罪立功的名义，将俞大猷释放出来，让他再到抗倭前线指挥作战。

俞大猷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竭尽全力，抗击倭寇。他采取了新的战略战术，使用清陆的办法，在陆地上搜索，将敌寇逼入水中，再伏兵水上，攻击敌船，以火焚之，在船上歼灭敌人。依靠这种方法，他屡战屡捷，不久就升任了浙江总兵，再升都督同知。他先是平定了与倭寇勾结的海贼徐海，又突发奇兵，扫平了舟山一带的倭寇，使浙江全境的倭乱基本平定。

俞大猷一生几乎都在与倭寇作战，战功显赫，他所率领的?俞家军?甚至能将敌人吓退，与戚继光并称为?俞龙戚虎?，扫平了为患多年以及趁机作乱的伪倭寇。俞大猷虽然战功累累，却经常被弹劾而遭到免官，甚至多次被他人冒领军功，但俞大猷却从来不会计较，仍旧全力打击倭寇。俞大猷的战功一点都不逊色于戚继光，可是为什么在后人看起来，他反倒成为戚继光的陪衬呢？

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重文轻武的传统下，武官的战绩往往取决于庙堂笔墨，武将若想获得晋升，就不得不依靠以文官为主的权贵集团。年轻的戚继光懂得人情世故，心思活络，情商极高，哪怕他再无奈，他也会在抗倭之余，打点人情世故。俞大猷本身性情耿直，从不肯委曲求全，也不计较个人的荣辱得失，只求实质性建功立业，常常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实现自己的抱负。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于危难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这也就导致了俞大猷的名声不如戚继光的原因了，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旧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是一对忘年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俞大猷是一位廉洁的将帅，对部下颇有恩惠，数建奇功，名震南部疆土。他负有奇节，以古代贤人豪士为自己的楷模。他用兵，先谋略而后征战，眼光远大，不贪近功。忠诚为国的精神老而弥笃，所到之处屡有大功。武平、崖州、饶平都为之立祠祭祀。

被世人忽略的抗倭名将 他的名望曾高于戚继光

俞大猷

提及抗倭名将，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这个名字，尽管没有完全被遗忘，但有关他的生平、功绩等，世人知之甚少。四百多年来，世人有意无意间将这位当年名震海疆、功勋卓著的抗倭英雄忽略了。其实，在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里，俞大猷与戚继光并列，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就某种程度而言，俞大猷还在戚继光之上。在当年的东南沿海一带，“俞龙戚虎，杀人如土”的民谣一直传诵至今；《福建通志?列传》也有“世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之语。龙与虎，都是威武勇猛的象征，但在国人传统观念中，龙显然要比虎高出一筹。

【文武双全，一代儒将】

然而，少年得志的俞大猷在科举场上并不如意，这恐怕多少与他的“不务正业”有关。考中秀才后，俞大猷便拜理学大师蔡清的弟子为师，钻研《易经》，学古文词，读古今兵法；还在当时读书的清源山练拳习武，学的是与少林武术一脉相承的赵氏太祖拳，于《四书》《五经》等科举必读书籍自然有所懈怠。直到嘉靖十年（1531年）父亲病逝，俞大猷连举人也未考上。父亲一死，家境贫寒的他迫于生计，不得不承袭父职。

俞大猷投笔从戎之时已29岁，仅当个百户小官，可谓入行晚，起点低。但20多年的刻苦攻读，他饱览经书，见多识广，文韬武略非常人所及。既入行武，拳术本已十分高强的他，又醉心于骑射之术，达到了百步穿杨的水平；并向著名侠客李良钦学习荆楚长剑。练不多久即入化境，就连师傅李良钦也叹服不已：“公异日剑术，天下无敌者。”

李良钦的预言不久就应验了。

嘉靖十三年（1534年），俞大猷参加福建武科乡试，中武举；第二年参加全国武举会试，以名列第五的成绩考中武进士。俞大猷精于兵法，然后加以实践，再综合太祖拳、荆楚长剑及全国众多名家武术，撰写了一部武术专著――《剑经》，练兵时以《剑经》作指导，练出的俞家军所向披靡。戚继光在训练士兵时，也传授俞大猷的《剑经》，训练的戚家军在抗击倭寇的大小八十余战中无一败北。戚继光说：“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处已备载《剑经》内，逐合注明，无容则赘……不惟棍法，虽长枪各色之器械，俱当依此法也。近以此法授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同时还将《剑经》全文收入他的《纪效新书》中。

俞大猷一直在读书习武，直到33岁考中武举，才由世袭的百户升为千户，派往海岛金门，担起独当一面的守御之责。金门岛虽然只有130多平方公里，却是一个独立的千户所，民风剽悍，向来难治。俞大猷以诗书礼仪教化民众，治理得比文官还出色。

作为一名身怀绝技的武官，俞大猷的政治头脑、军事谋略其实远胜那些普通文官。他身居孤岛，却时刻关注着明王朝的时事政局。比如朝廷命兵部尚书毛伯温征讨长期不通贡使的属国安南，俞大猷得知毛伯温征询用兵之策，便写了《上两广军门东塘毛公平安南书》，提出“伐谋攻心为上，而伐兵攻城乃其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毛伯温率军进驻南宁，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安南危机，其过程、结果与上书中的计谋如出一辙。

俞大猷在金门一呆就是5年，僻居一隅，年事渐高，胸怀大志的他有了紧迫感。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给主官监察的佥都御史陈伍山一连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上佥宪伍山陈公条陈用兵二弊二便书》，针对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出没无常、难以剿灭的海盗，俞大猷分析主要在于“上不能用将，将不能用兵”的“二弊”，提出“二便”之策：“其一曰委任当极其至也”，“其一曰赏费当有所取足也”。信最后指出：“失今不治，养成闽广之患，积数十年，国家东南之祸不知所终矣。”此后倭寇猖獗的事实，说明俞大猷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第二封为《又呈画处官澳三策》。官澳位于金门东北，属俞大猷管辖区域，这里盗贼出没，侵扰不断，他建议不必动用武力清剿，而是自告奋勇地挺身而出，“携妻子质镇其地”。用德治之法，使当地贼寇，“卖刀买牛，卖剑买犊，归化向顺，安生治业。”

两封信所指，都是当时为害一方的盗贼，治理的措施一从兵入手，一从民着眼，不仅切中时弊，且操作性强，若采纳执行，定能大见成效。可官居朝廷要职的陈伍山不仅置若罔闻，还认为俞大猷擅自越权，多管闲事：“若武人何以书为？”对他处以杖击、夺官的严厉处罚。一番热心谋划，换来的却是无理无情的打击，俞大猷冷笑道：“此岂吾自见之地耶！”即便如此，后来，他在松江（今上海）见到陈伍山，不仅没有抱怨指责，还以师礼相待。武将睚眦必报者甚多，似俞大猷这等心胸豁达之人少矣。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8月，明廷在元朝后裔鞑靼大举内犯无力抵御的情况下，下诏选拔天下将才。俞大猷得知，前往应试，不无自负地向广选武臣的巡按御史徐宗鲁说道：“俞大猷于九边形势虚实无所不知，古今兵法韬略无所不究，且于忠孝诗书运于其间。朝廷大用之，当见大效，小用之，当见小效。计以塞明诏，无逾猷者。”经过一番考核，徐宗鲁觉得俞大猷所言不虚，便向兵部推荐。兵部尚书毛伯温对俞大猷几年前的上书仍记忆犹新，不觉格外赏识。又在泉州同乡、右佥都御史邱养浩等人的大力推荐下，俞大猷终于受到重用，任命他为汀漳守备（福建汀州、漳州二府最高军事长官），署指挥佥事。

【奋力抗倭，功勋显赫】

明初之倭多为真倭，后期有不少流民加入其中，甚至出现了真倭只占十分之二三，而华人竟达十分之六七的情形。其实，倭寇的成分十分复杂，主要包括日本海盗、葡萄牙海盗、中国海盗及沿海流民。具体而言，从明初到嘉靖之前，倭寇以日本人为主；嘉靖之后，倭寇则以中国人为主，日本人仅占十分之二三，且处于附庸地位，控制权掌握在中国海盗手中。不过这些中国海盗头目虽然风光一时，其中不乏反抗明朝海禁令的因素，但他们的后面，还有深藏的主子，体现的是日本大名的意图。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万余倭寇驾船一千多艘，大举进犯浙东，朝廷震惊。7月，俞大猷被任命为温、台、宁、绍等处参将。他10月接令，11月从海南琼州赶赴浙江，自此踏上了艰难漫长的抗倭之路。抗倭不仅是军事之争，还涉及朝廷内部复杂的政治纷争，充满了坎坷与险恶。军事上的困难乃至政治上的构陷，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俞大猷。

刚上任，俞大猷就独具慧眼，提出了水战歼敌的方略：在海洋、港湾、内河设置三道战线，层层防御，步步围堵，以长制短，同时注重陆兵的守卫。其防御战略可概括为“大洋虽哨，而内港必防；内港虽防，而陆兵必练；水陆俱备，内外互援”。俞大猷抗倭的第一阶段是倭寇势力最为强盛的时期。7年间，俞大猷与倭寇大小战役数十次，功勋卓著。作为一员儒将，俞大猷既能身先士卒、不避锋矢，又能深谋远虑、洞悉大局，常取断敌退路、四面包围、正面进攻、全歼敌人的阵法，因此能从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屡建奇功。也正因为此，俞大猷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诿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

俞大猷刚到职不久，身边只有300余人，而总督张经一个劲儿地催促出战。如此仓猝上阵，无疑于驱羊攻虎，俞大猷不从，引来张经大怒。胜败乃兵家常事，俞大猷只要稍有失利，即受处分。然而俞大猷总能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且往上擢拔，升为提督直隶、金山等处地方海防副总兵，镇守浙、直总兵官，都督佥事，都督同知等。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冬，俞大猷被任命为镇m参将。于是，他离开塞北，南下镇m参将驻地五寨（今湖南湘西凤凰县沱江镇）。次年7月为南赣参将，平息了以张链为首多达数万的农民暴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11月升镇守福建总兵官。第二年正月，俞大猷由南赣入闽，自此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抗倭斗争。

就在俞大猷辗转塞北、湘赣的三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仍在继续，入侵福建的倭寇被戚继光消灭殆尽。戚军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正月初一刚刚班师返浙，两支倭寇又开始为患福建，一支攻陷福宁、政和，另一支包围了兴化府城（今福建莆田）。就在俞大猷被任命为镇守福建总兵官的前一天，兴化府城陷落，“八闽俱震”。朝廷急令新任福建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火速前往兴化歼敌。俞大猷日夜兼程赶至兴化江口，与先期到来的援闽广东总兵刘显会合。倭寇闻讯，弃城退守平海卫（今莆田东南平海）。俞大猷与刘显迅速跟进，“列营以困之”。而朝野上下希望速战速决，对俞大猷的困而不攻十分不满，大加指责。俞大猷不为所动，写了一篇《兴化灭倭议》作为回应。当时倭寇与从倭之人一万多，俞大猷、刘显各率兵约一万，在数量上并无多少优势。直到戚继光四月率军赶来，三军会合一处，三万多明军才发起总攻，仅用四五个小时，便取得了著名的平海卫大捷，歼灭倭寇2200多人，解救被掳百姓3000多人。

此后，俞大猷又转战广东，破倭于邹堂、海丰等地，特别是与戚继光再度联手的南澳之战，大败广东势力最强的海盗吴平。吴平南澳惨败，逃往饶平凤凰山。俞大猷部将汤克宽、戚继光部将李超领兵攻打，几次都未得手。吴平乘机抢夺民船，入海逃至潮州。戚继光亲率部众追至潮州，吴平大败，逃往雷州、廉州。俞大猷派部将汤克宽继续追击，吴平逃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平招集残部，率战船30艘逃入安南境内，被追踪而至的明军彻底歼灭。

东南沿海为害剧烈的倭患，就此基本平息。

然而，功勋赫赫的抗倭名将俞大猷却受到革职闲住的处分――理由是南澳之战海盗头领的逃脱，作为水军指挥官的俞大猷难逃罪责。就在俞大猷进剿之前，吴平也曾被困脱逃，却无人处分；南澳之战大胜，俞大猷不仅未获嘉奖，反因吴平再次出逃，受到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陈万言等人的上疏弹劾，诏令下达，仅他一人受罚。不少官员打抱不平，认为处罚未免过于严厉，俞大猷泰然处之，说道：“祸患福泽，猷视之莫如太虚浮云。用之则为霖雨，为舟楫，以济天下；不用则著一经以垂来世，或置之文法而加之罪，白云影里大笑一声，与太虚同游，岂不绰绰乎哉？”

【“继光如虎，大猷如龙”】

然而，长期存在的重戚轻俞、扬戚抑俞现象，导致戚继光的一枝独秀。这种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方志史学家何乔远在《名山藏俞大猷传》中便写道：“大猷虽有不羁之才，而低首行列；虽有乡曲之誉，而处势孤藐；虽有深沉谋略，而不能为纵横辩词。”李义壮、稚大甫的《〈洗海近事〉序》则说他“平生不张能，不争功，人见之粥粥若无能者”。澹泊明志、为人低调、力单势孤、不擅辩词、不贪己功、大智若愚……这些固然都是俞大猷难以彰显的原因，但又不仅于此。

在此，我们不妨对俞大猷与戚继光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或许可以见出某些端倪。

俞大猷出身卑微，29岁才步入行伍，世袭百户。戚继光出身将门，17岁那年，担任京军神机营将领的父亲病逝，戚继光便世袭了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一职。年纪轻，起点高，加之父亲生前的人脉关系，是俞大猷远远不及的。

俞大猷戎马生涯47年，比戚继光年长25岁，抗倭时间也比他长。嘉靖年间是倭寇为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从嘉靖二年（1523年）日人“大掠宁波沿海诸郡邑”到隆庆三年（1569年）被一鼓荡平，长达46年之久，正是俞大猷20岁到66岁的奋发有为时期。抗倭期间，他先是进剿以王直为首的从倭海盗，后是击溃附倭的吴平集团，始终居于战斗第一线。戚继光也参加了剿灭这两股倭寇的战斗，但职位比俞大猷低，曾是他的部下。就总体而言，俞大猷参加的战役比戚继光多，对倭寇的杀伤力更大。

论练兵，两人颇为近似。他们认识到，要想消灭倭寇，依靠现有的已然腐朽的明朝军队是不可能的，于是各自练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俞家军与戚家军。俞大猷提出“练兵必先练胆”，“胆壮则兵强”，强调“技精则胆壮”，将高超的技艺视为胆壮兵强的前提与基础；而戚继光则提出“练心则气自壮”，从练心入手解决胆气问题。方法有别，但落脚点一致，练出的两支军队技艺高强、勇敢顽强，在与倭寇对阵时所向披靡。

论治军，俞大猷运筹帷幄，既有整体谋略，又有具体战法，先计后战，不贪近利，收功万全。就政治素质与战略头脑而言，俞大猷堪具将帅之才，这是戚继光所不具备的。俞大猷、戚继光的上司，担任过浙江按察司副使、福建巡抚的谭纶在一封信中对俞大猷予以高度评价：“公则堪大受，盖诚如霍子孟，任如诸葛亮，大如郭子仪，忠似文文山，毅似于肃愍，可以托孤寄命，知及仁守，当今之世，舍公其谁哉！”但陷阵攻敌之时，戚继光则更刚毅勇猛。世人更看重冲锋在前的猛士，于谋略者次之。对此，《明史》写道：“大猷老将务持重，继光则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可见即便在当时，戚继光的名声也在俞大猷之上了。个人的功勋业绩与名声口碑，不一定成正比。

论战略思想，两人都强调水陆并进。戚继光不以固守一城一地为限，而是将军事力量拓展至河道乃至海上。俞大猷不仅提出御敌于海外的理论，还抓住倭船矮小、不习水战的弱点，以水师袭击倭寇大获全胜。

俞大猷身经百战，以胜居多，但作为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兵，有的战役虽然大胜，但免不了局部小败。而戚继光在抗倭中历经大大小小的战斗八十多次，无一败绩，最差也能打个平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3月，俞大猷下狱，不得不离开东南沿海抗倭战前线三年有余。这段时间，正是戚继光如日中天、戚家军纵横驰骋的三年，他受命率军追剿逃至福建的倭寇，取得了一连串军事胜利。这固然是他出色的指挥才华与戚家军的勇猛无敌，也与倭寇头目王直、徐海、麻叶、陈东等人已在浙江被杀有关。逃往福建的都是一些小喽罗，他们四分五裂、士气衰落，为戚继光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条件。

俞大猷打仗有过失利，常受朝廷惩处，还被打入大牢，普通百姓不明就里，以为他是“罪有应得”，与一直顺风顺水、解民倒悬却没有任何“负面新闻”的戚继光相比，在老百姓眼里，自然要略逊一筹。

这便涉及了一个命运的问题。俞大猷常常有功无赏，有过则必遭严惩，处处受制，动辄得咎，仕途布满荆棘。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曲折与坎坷。相较而言，戚继光的官运可谓一帆风顺，似乎处处都有“贵人”照应，即使出现过失，也有人出面替他遮挡掩饰，总能化险为夷。

常言道，性格即命运。应该说，俞、戚不同的人生际遇，与他们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

俞大猷性格耿直，为人正派，从不迎合权贵、巴结文官、讨好上司，有一种理想主义倾向。自北宋以来的重文轻武传统，已形成武官要想获得赏赐、晋升，不得不投靠、依附以文官为主的 *** 。每次战争，都由文官上报战绩，报多报少，或赏或罚，文官手中的一支笔，胜过十万兵。俞大猷不肯委曲求全，文官对他就大打折扣，战功少报或不报，因此有功无赏，或赏赐不公。比如兴化平倭，首功当数俞大猷，是他力排众议严密部署，等待时机成熟，然后会同刘显、戚继光联合进攻而取得的一次福建抗倭的最大胜利。可论功行赏之时，戚继光晋升都督同知，刘显加秩荫一子，唯有俞大猷仅“赉币银四十两”而已。而他又格外看重儒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准则，只求实质性的建功立业，并不看重荣华富贵，凡事不与他人计较，总是礼让三分。

戚继光的性格，显然比俞大猷更为圆融，特别在为人处事方面，要灵活实际得多。戚继光在文官集团里有两个“靠山”，一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谭纶；二是明朝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改革家，内阁大学士、首辅张居正。有了他们两人的庇荫，戚继光才能甩开膀子“大干快上”。戚继光出任福建总兵，即为谭纶推荐。张居正重用戚继光，重振明朝衰落的武备，予以一切便利。而戚继光为了取得他们的信任，总得投之以桃。他与谭纶的关系往来不见文字，而与张居正之间则有一些记载：戚继光让自家兄弟给张家奉送贵重礼物，张居正象征性地收下一部分；戚继光得知张喜好女色，便以重金购买名曰“千金姬”的美女献上；张父去世，戚继光派出一个连的鸟铳手护送他回故乡湖广江陵奔丧，倒是张居正觉得过于“排场”，只选6名随行南下……

当然，戚继光这样做，并非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求得庇护支持，以顺利完成剿灭倭寇、重振武备的大业。可换了俞大猷，不论出于多么美好的目的，他肯定做不来。因此，《明史》也说戚继光“操行不如”俞大猷，“而果毅过之”。

戚继光身经沙场，一是东南抗倭，二是北方驱虏，都是反抗外来侵略；而俞大猷则丰富复杂得多，除东南灭倭及北方献策痛击俺答外，还在湖南、广东、江西、海南等地辗转任职，征讨安南，多次平息农民暴动，对当地的少数民族起义，或征剿或招抚，惩办首恶，施以教化。“文革”时期，农民起义一概被视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俞大猷的平暴行为，自然被视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予以贬抑、打压。

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是出色的儒将，俞大猷先文后武，戚继光哪怕在戎马倥偬的岁月也不放弃阅读，但俞大猷深得儒学中的闽学之精髓，对《易经》尤有研究，可娴熟地将其用于军事。郑F在《〈正气堂集〉序》中说他“以其用兵者为文，以其为文者用兵，奇正相生，善出不穷”。戚继光曾向俞大猷学过剑法，军事思想也受俞大猷的影响。他们都有著作存世，俞大猷著有《正气堂集》《洗海近事》，编有《续武经总要》，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由于以上诸多因素的影响，俞大猷的作品没有戚继光的普及，比如他的武术专著《剑经》因收入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才得以广泛传播，比他的其他著作影响更大。

其实，我们今天这种比较于俞大猷、戚继光本人而言并不存在。他们惺惺相惜，相处融洽，是一对要好的朋友，从未发生过节，属忘年之交、道义之交、管鲍之交。两人还在厦门万寿岩潮音洞前的巨石崖壁上一同题刻和诗，诗壁至今犹存。在歼灭徐海、进剿平海卫、南澳破吴平等重大战役中，他们联手御敌，总是密切配合，屡建奇功。

最终荡平倭寇，俞大猷与戚继光，二者缺一不可。当然，我们也不可忘却谭纶、卢镗、张经等其他抗倭英雄。

【应当还历史以公正】

他文武双全，在大明王朝三百年间，能与他相匹的，可能只有一位王阳明。俞大猷故乡所建民居为闽南大厝，富裕家庭一般兴建三至五进。他家境贫寒，只有两进，格局狭小，年久失修，后颓败无存。俞大猷当年大权在握，若从军饷中扣除挪用或从丰厚的战利品中瞒报取用九牛一毛，修筑一栋大厝豪宅，可谓易如反掌。他不贪不占，十分清廉；屡获大胜，对战利品分文不取，总是上缴充公。俞大猷轻财利，好施与，薪俸及赏赐，尽数交给弟弟掌管，且从不过问。据史料记载，他受诬逮捕下狱之时，所有家财不满百金。史玉阳慷慨解囊，以数百金相赠。当得知友人邓君城也遭逮捕之时，马上转赠于他。

他9岁之时，曾随父亲前往大濠村叔祖家走亲戚。来到濠溪边，发现连接两岸的小桥坍塌，父子俩只好涉水而过。大猷询问父亲桥何以倾塌？父亲说被一个樵夫失火焚毁。大猷当即说道：“等我长大了，要再修一座，免得大家这样涉水。”父亲道：“小子要记住你说的话，不可食言呵！”造桥便成了他的一桩夙愿。直到67岁这年，升任右都督的他才有了修桥资本，捐出自己薪俸，请堂弟俞良猷督建了一座六墩七孔石桥。

俞大猷以德立世、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一个“德”字，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东南亚武术界，至今仍流传着“俞大猷比武”的故事。说的是俞大猷少年时与一位同伴比武，他先胜了两个回合，第三回合之时，眼看同伴渐渐不支，为给对方面子，俞大猷故意摔倒在地。同伴不禁心服口服，便长期追随于他，一同南征北讨，立下大功。

俞大猷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傲，有时还将功劳让给别人，“功则称人，罪则称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言：“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俞大猷在南赣设计擒获当地农民暴动首领张琏，广东两位参将知悉，乘机带兵抢走“胜利果实”。部下愤懑不平，纷纷要求发兵夺回，俞大猷劝道：“贼恶其不灭，何必功归于己！”

他每到一地为官，总能得到百姓深爱，纷纷为他建立生祠，“呼公为俞佛而祷焉”。他抗击倭寇的地方，当地百姓或建生祠感念他的再生之恩，或以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如浙江镇海俞大猷生祠、丽水市大猷街等。

大猷七十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焕发，体力旺健，“妾媵尚有胎产，膂力可敌精卒二十许人”，因此仍在朝廷任职练兵。直到76岁这年，老病交加，实在是干不动了，才请求致仕。三次上疏，终获批准。

万历七年（1579年）8月26日，也即告老还乡第二年，俞大猷病逝家中。

好友黄吾野送上一首《挽俞都督大猷诗》：“大星落东海，涕泣满城哀。百战功徒在，千秋梦不回。云销天地气，世绝古今才。寂寞廉颇馆，空余吊客来。”挽诗不仅状写了俞大猷的卓越才华与一生功绩，更透着一股沉郁顿挫的苍凉情怀。

历史总是充满吊诡，俞大猷的生前遭遇，竟一直延续到他死后400多年的今天。该是全面认识、评价俞大猷，还历史以客观、公正的时候了。

抗倭战绩超过戚继光的英雄，为啥会沦为下属的陪衬？

那是在明朝嘉靖年间，海瑞时任淳安县县令，只是个很小的小官。海瑞不仅是著名的清官，还尤以公正严明、不畏强权著称。当时，海瑞的顶头上司是浙江总督胡宗宪，当然，此二人一个是大总督，一个是小县令，官职品阶相差甚远，平时并无交集。

胡宗宪的儿子胡衙内是那种典型的恶少，非常喜欢倚仗父亲的权势为非作歹。嘉靖三十七年的一天，胡公子再次心血来潮，带着诸多随从离开杭州，溯富春江而上浙西。一路上，胡公子除了游山玩水，最主要的意图则是搜刮百姓，收受贿赂。

由于胡宗宪是浙江总督，所以得知胡公子到访的消息，沿途的大小官吏无一例外纷纷主动献媚送礼。胡公子所到之处，必有知府县官设宴款待，另有美女金银相送。但是，当胡公子来到淳安县时却遭到了冷遇，不但没收到宴请豪礼，连县令的面也不曾见到。

淳安县县令海瑞明知胡公子是总督大人的儿子，但他生性刚正不阿，平生最厌恶溜须拍马，所以故意不露面。胡公子因为遭到冷遇而大发雷霆，直接派人要求海瑞前去他下榻的驿站拜见。海瑞心知是逃不过了，于是一不做二不休，想出一个更绝的妙招。

海瑞?奉命?去了驿站，但他不是一个人去的，而是带着众多捕快打手，进门就下令捉拿胡公子，罪名是?冒充总督之子，到处招摇撞骗，毁坏胡总督的名声?。海瑞从胡公子处搜出几千两白银，外加无数珠宝，然后下令打了胡公子40牛皮鞭，把娇生惯养的胡公子几乎打了个半死，然后才罢手。

打完40皮鞭，海瑞并没有直接处置胡公子，而是派人把他送还到胡宗宪府上，还写了封信给胡宗宪，大概意思就就是：属下知道大人教子有方，断不会有这样的儿子。此人胆大包天冒充大人之子，坏事做绝，毁坏大人名誉。属下将人抓住交给大人亲自处置，搜出的财物已经充公。

胡宗宪看完此信，再看看眼前被打得体无完肤的儿子，差点气晕过去，但家丑不可外扬，他也只能吞下这口恶气。

这个故事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是海瑞诸多英雄事迹中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海瑞，所以我们的读后感通常都是：海瑞真正直！海瑞真聪明！海瑞真清廉！而作为故事的反面陪衬，胡宗宪的形象却不那么伟岸光明。但是，细究事情原委却不难发现，胡宗宪才是那个难能可贵的人。

试想一下，胡宗宪是浙江总督，他的儿子被手下的小小县令打了，而且明摆着是故意为之，但胡宗宪的选择是隐忍，而非报复。纵然是胡公子有错在先、罪不可恕，胡宗宪当时不得不吃下这个哑巴亏，但是之后呢？他作为顶头上司有的是机会给海瑞穿小鞋，甚至将他罢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胡宗宪教子无方确实有错，但他总体上还是比较识大体的，他分得清公私与轻重，他虽然也记恨海瑞打了他儿子，却并未因此报复，这一点也是值得尊重和称颂的。

其实，不但是这个海瑞巧办胡公子的故事，在其他大多数历史典故中，胡宗宪的形象也都有被刻意抹黑的嫌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胡宗宪实际上是明朝最功勋卓著的抗倭名将，连大名鼎鼎的俞大猷和戚继光也只不过是他的部下，论功绩都不能与胡宗宪相比。但是，为什么我在提起明朝的民族英雄时，说起的却只有俞大猷和戚继光，而绝口不提胡宗宪呢？

那是因为，胡宗宪是因赵文华的举荐才得以屡屡升迁的，而这个赵文华呢，他是大奸臣严嵩的义子。由于这层关系，严嵩父子倒台后，胡宗宪也被当成是?严党分子?遭到清算，最终冤死狱中。

虽然，胡宗宪一案后来得到平反，但由于人们过分厌恶大奸臣严嵩，所以对胡宗宪的印象分一直很差，甚至故意抹杀掉了他的抗倭功绩，不给他民族英雄的头衔。

学习历史，我们应该保持客观，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胡宗宪也不是我们刻板印象中的坏人，他也曾为大明江山、为国家社稷做出过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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