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还有个弟弟北宋名臣王安礼的生平事迹！

王安石还有个弟弟北宋名臣王安礼的生平事迹！

王安石还有个弟弟?北宋名臣王安礼的生平事迹!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说起北宋名臣王安礼来，估计很多人都是一脸懵：没听说啊，他谁啊?不过，可能会有有心的读者，会从王安礼的名字上，联想起北宋的另一位名字中有“王安”的名臣来。没错，您想起来的这位名臣，就是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北宋神宗时，主持改革变法的王安石!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同母四弟。

王安石塑像

说起王安石来，估计很多读者都会balabala出很多王安石的事迹来。最为我们现代人熟知的，就是估计曾令很多读者在中学时，倍感头疼，备受“折磨”的“王安石变法”吧!什么青苗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意义，……背的头疼脑涨，有木有?当年死记硬背这些问题时，“折磨”的愁眉苦脸、夜不能寐的痛苦“意象”，而不由自主地还有点“肝颤”?

当然，王安石除了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等耀眼头衔外，他的文学造诣也很高，毕竟，在唐宋文学领域群星璀璨的天空中，能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并列，跻身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没两把刷子，光凭政治上的成功，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吧?

唐宋八大家

哥哥如此成功，难免让兄弟们“相形见绌”。据史书记载，王安石的父亲王益的第一任妻子徐氏，生了王安仁(皇祐元年进士)、王安道(曾任衡州军司法参军)两个儿子;王益的第二任妻子吴氏，则生育了王安石、王安国(曾任武昌军节度推官、西京国子教授)、王安世(曾任太平州当涂县主簿)、王安上、王安礼五个儿子。在王益与吴氏生的这五个儿子中，按照今天的成功标准，最“争气”的，无疑是王安石。不过，王安国、王安礼二人也比较优秀，兄弟二人与王安石的儿子王雱，被后人合称“临川三王”。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被实际上人生也很成功，但在哥哥更成功炫目光环遮蔽下，在后世近乎寂寂无闻的王安礼的事迹。

一、刚直不阿、秉公直言的谏臣

王安礼一生中，最显著的政绩，就在于他敢仗义执言，大胆进谏。

众所周知，无论古今中外，劝谏别人改变主意，都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尤其是劝谏帝王，在古代，被视为“触逆龙鳞”之举，往往要冒很大的风险，甚至是要冒着丢掉性命的危险。毕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能像唐太宗那样，从谏如流、从善如流，善待敢于谏诤的魏徵等臣僚的帝王，还是不多见的;况且，史书上不也明明白白的记载了吗?唐太宗不也是多次被魏徵顶撞的恼羞成怒，扬言要杀掉魏徵这个不知好歹的乡巴佬吗?要不是深明大义的长孙皇后，巧妙地给唐太宗戴上一顶“君主贤明，臣子才敢直言进谏”的大高帽，拐弯抹角的拍了唐太宗是尧舜一般的明君的马屁，才使得唐太宗转怒为喜，既往不咎了。否则，魏徵能否寿终正寝，估计还很成问题呢。

魏征剧照

所以，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很多谏臣虽明知劝谏有生命之虞，但仍决计为国计民生冒死进谏时，往往会象明朝海瑞那样，事先写好遗书，安排好后事，然后抬着棺材，入朝进谏。

谏官冒死进谏的命运，不外乎帝王或从善如流、采纳其劝谏;或不理不睬，不功不罚;或予以惩处，重者甚至处死。所以，我们今天所抨击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善于明哲保身者，都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谏官。王安礼从政后，无论对上司，对兄长，还是对皇帝，都能做到刚直不阿，仗义执言。

王安礼，字和甫。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中进士。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军侵犯边境，时任河东宣抚使的韩绛无兵可调，打算将河东地区征发来从事粮饷运输的四万民众派往前线作战。前线主帅吕公弼也打算这样做。王安礼挺身而出，对上司们的意图，坚决予以阻止。他说：“民兵不习武事，今驱之深入，此不为寇所乘，则冻饿而死尔。”百姓虽然人数多，但大多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派上战场，只能充当无谓牺牲的炮灰。因此，王安礼建议，将民众遣散。吕公弼经过思虑，认为王安礼的建议有理，于是采纳了他的建议。后来，其他地方征发民众参战者，大多全军覆灭。唯有河东路被征发民众，赖王安礼的劝谏，幸免于难。

宋神宗得知此事后，认为王安礼刚直有才，准备破格拔擢他的官职。当时，王安石为宰相。王安礼为避嫌，婉拒了宋神宗的旨意。于是，宋神宗召王安礼为崇文院校书。一次，王安礼奉诏觐见宋神宗。宋神宗命内侍赐座。侍从官奏道：按礼制，八品官不得赐坐。宋神宗特命赐王安礼座位。事情虽小，但反映出宋神宗对王安礼的器重。后来，王安礼又先后出任润州、湖州知州等职。后调任开封府判官。一次，王安礼随开封府尹觐见神宗奏事。奏毕，神宗命开封府尹退下，独留王安礼，向他咨询治理天下有关事宜。王安礼所言，也多被神宗采纳。

宋神宗画像

王安礼调入中枢时，正值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因厉行变法，与司马光等反对变法者的较量如火如荼之时。王安礼并未因与王安石有同胞兄弟情谊，就直接站队，与王安石等变法派保持一致。相反，他多次上奏，对王安石改革中的若干措施，提出质疑和异议。

苏轼雕像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写了几首反对变法的诗文，被王安石阵营的御史中丞李定等指控下狱。李定等还扬言，凡为苏轼说情者，皆为苏轼同党，将一并弹劾治罪。众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进谏搭救。王安礼不顾嫌疑，挺身进谏说：自古有气量的贤明君主，不因言论而给人定罪。今陛下若将苏轼治罪，恐怕后人会议论说陛下没有容人的度量。苏轼因此得以从轻发落。

一天，天上出现彗星。古人认为，这是不吉的预兆，需要统治者改正过失，才能消灾弭祸。宋神宗下诏，令群臣直言不讳。王安礼上奏说：陛下虽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民众却未感到恩惠，原因在哪里呢?或许是左右大臣不均不直，颠倒是非，“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更有大臣利用权力，中饱私囊。这些都足以引起阴阳紊乱，招致星变。至于祈禳祷告，恐怕是无效的。宋神宗认为王安礼所言，值得借鉴。

又有一次，几名皇子陆续夭折。宋神宗很郁闷，令追查缘由。太史上奏认为，这是由于民众的茔墓多靠近京城，不利国嗣。宋神宗下诏，令民众迁墓改葬。民众得知后，沸腾忧虑。王安礼进谏道：“以往周文王在位时，施政首要之事，就是掩埋死者的骼胔。因此仁政，周朝国运绵长，传世三十代。没听说周文王强迫民众迁移坟墓，使自己的后嗣获利。”神宗听后，下诏取消强迫民众迁葬事。

二、破案神速、不避权贵的开封府尹

宋神宗时，任命翰林学士王安礼知开封府。说起开封府、断案，可能大家脑海中马上回响起铿锵有力的旋律：“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王安礼破案，自然没法象演义渲染的包拯那样断案神奇。不过，他断案的效率，也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王安礼刚上任时，开封府案件积压非常严重。有的案件虽已审结，但还没有审判;有的案件干脆还没有进入调查、审理程序。涉案人员，竟有数万人之多。王安礼履任后，不辞辛苦，日夜操劳。他经过明察暗访、剖析案情，到职快三个月时，所有积案皆被审清，“三狱院及畿、赤十九邑，囚系皆空”。所有案件的审判结果，皆在开封府前张榜公布。路过的辽国使臣读后，赞叹不已。宋神宗听说后，也击掌称赞说：“安礼能勤吏事，骇动殊邻，于古无愧矣!”

王安礼都破过哪些案子呢?《宋史·王安礼传》记载：有段时间，开封府的巡逻者接连收到一些匿名举报书，举报有人欲图不轨。被举报者有百余家，举报消息泄露后，社会因此骚动不安。宋神宗命王安礼尽速破案。王安礼仔细查阅了这些举报信，发现被举报的人，都大略相同。只是最后收到的一封举报信上，很奇怪地增加了三个人的姓名。其中有一个姓薛的人。王安礼高兴的说道：“我找到寄举报信的人了。”他派人将薛某叫来，问他：“你素来和谁有怨?”薛某想了一会，回答说：我素来与人为善，实在想不起和谁有怨。只是近日来，有一个人，经常来向我卖笔。被我多次拒绝后，卖笔人虽然离开了，但看着好像很不高兴。王安礼问清卖笔人的姓名、住址后，即命人抓捕审讯。卖笔人招供：这些匿名举报信都是自己写的，意在报复薛某。王安礼奏上案情，神宗命将卖笔人枭首于市。结案后，京师人都称赞王安礼破案神速，有若神明。(也有文献记载是马生诬告富户，被王安礼洞察而破案。)

王安礼不仅破案如神，在审案时，对权贵仗势欺人的行为，也仗义直言，维护弱民的利益。一名叫赵令騑的皇族子弟花数十万钱买了一个小妾。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将小妾赶回家去，并向开封府递交诉状，要求开封府负责向这个小妾家追讨此前所付钱款。王安礼将小妾叫来，才发现她的面颊被火炙毁容了。王安礼怒不可遏，即刻上奏道：小妾此前之所以直数十万钱，就是因为她姿容出众;如今，她竟被赵令騑丧心病狂地用火烧脸，惨遭毁容。赵令騑所作所为，与商纣王的炮烙之刑，又有什么差别?赵令騑此前所付钱款，不应追讨;皇帝还应重重惩罚赵令騑，以为警戒。宋神宗支持王安礼的处置方案，下诏剥夺赵令騑的俸禄。自此，权贵们对王安礼都有所忌惮，不敢随意胡作非为了。

作为一代名相王安石的胞弟，王安礼既没有隐匿在哥哥炫目光环中，自甘沉沦，混世度日;也没有依仗哥哥的权势，胡作非为，仗势欺人。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进士及第。踏上仕途后，更是将自己不畏权贵、不徇私情、秉公仗义、缜密敏捷的本性，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从而和哥哥一道，成为宋神宗、哲宗朝彪炳史册的名臣。

王安礼不仅政绩卓越，还擅作诗文。他写的诗，或旷达超迈，或寄情高远。他撰写的祭文(青词、朱表、斋文、祈文、祝文、上梁文)，也是反映宋朝社会祭祀礼俗的重要文献。

资料笔记－王安石家族

王安石与王安石家族　

据史料记载，王安石家族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临川王氏祖先为王安石的曾祖王明。

王明以子贵赠尚书员外郎。其长子王用之，卫尉寺丞；次子王观之，尚书主客郎中，赠太常少卿。

临川王氏先世衰徽无闻，至王观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为吏，再到王用之子孙辈开始兴盛，王用之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长子王益和 五子王孟最像父亲。

王孟官楚州司理参军，其子沆，官荆南府建宁县令。

王益，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天圣时以殿中丞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卒赠工部郎中，后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王益中进士和做官，标志着临川王氏已经崛起。

临川王氏传到王益的儿子辈时，家族臻于极盛。王益娶妻徐氏、吴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

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学问，尝以五经教授弟子于江淮间，其门下成器者甚众，后以进士下科补宜州司户，终官于监江宁盐院，著有文集15卷。

王安国，熙宁初以材引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后历任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著作郎、大理寺丞，屡以新法力谏，后为吕惠卿所诬陷，卒年47岁，有文集60卷。

王安礼，嘉祐六年(1061年)进士，历任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润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诰，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中大夫、尚书右丞转左丞，终知太原府。王安礼为人刚直宽谅，多次以直谏闻名。当年苏轼下狱，情势危急，无人敢救，独王安礼从容上谏守神宗，使苏轼得以减轻处罚。后因得罪权贵而见黜不得重用。绍圣二年去世，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宋史》68卷有传。

在王益七子中，最优秀的当属王安石。王安石之后，临川王氏也随变法失败而日益衰落。

王安石娶妻吴氏，封越国夫人，生二子：

长子王雱，为人聪敏过人，有才学，未及冠已著书数万言。治平四年进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阁侍制。王安石变法，王雱实导之。但其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为政尚严酷，年33岁去世，特赠左谏议大夫，《宋史》有传。

次子王旁(滂)，初以父官荫江宁府粮料院勾当，累官奉议郎秘书省正字。

王雱无嗣，王旁则有一子王桐，官承事郎龙图阁直学士，累赠特进。

王桐之子王珏，初因王安石追封舒王，恩授承事郎，绍兴二年起家盐官县丞，历两浙湖南提举常平茶盐，兴利除弊，迁湖北夔州转运判官，有政声。终官太府少卿，卒于苏州宝华山。

王珏有子王宜之，是为王安石玄孙，其后不详。

划重点——

1.“临川王氏为太原王氏分派”——太原王氏好大名头侬知晓伐！但是否发迹后牵强附会也未可知啊。

2.“临川王氏至王观之、王用之（王安石祖父）起家为吏”——王安石家族只是新兴官宦家族，祖父为吏父亲为官，但并非世宦大族，这是王安石改革的隐藏前提。

3.“王益中进士和做官，标志着临川王氏已经崛起。”——新进崛起的家族，才会致力于革新，触犯世家大族和豪强的利益。

4.有宋一朝仰文抑武，讲究的是“东华门唱名”，王家确实走的科举正途，一门三代读书种子：王益（王安石父）进士、王安仁、王安石，王安国、王安礼、王雱（王安石长子，天才神童）

5.“王安石之后，临川王氏也随变法失败而日益衰落。”——子嗣单薄，子孙皆凭恩荫入仕而非科举进身。子：王雱（进士，早夭，无子）、王滂；孙：王桐；重孙：王钰；

王雱家族

曾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

祖父：王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庶祖母：徐氏，王益的第一任妻子

亲祖母：吴氏，抚州金溪人，王益的第二任妻子

父亲：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北宋著名宰相

庶伯父：王安仁，庶祖母徐氏所生，皇祐元年冯京榜进士

王安道(1017年－1051年)，字仁甫，庶祖母徐氏所生，曾授衡州军司法参军

亲叔父：王安国(1028年－1074年)，字平甫，曾任武昌军节度推官、西京国子教授

王安世(?－1059年)，曾任太平州当涂县主簿

王安上，字纯甫

王安礼(1034年－1095年)，字和甫，官至尚书左丞

二弟：王旁

三弟：王某(1055 年—1057年)，早夭

嗣子：王棣，曾任太仆少卿

有一篇文章叫《苏东破突围》，求原文

　　余秋雨：《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
　　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
　　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
　　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
　　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
　　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
　　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
　　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
　　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
　　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
　　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
　　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
　　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
　　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
　　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
　　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
　　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
　　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
　　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
　　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
　　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
　　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
　　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
　　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
　　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
　　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
　　，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
　　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
　　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
　　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
　　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
　　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
　　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
　　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
　　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
　　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
　　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
　　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
　　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
　　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
　　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
　　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
　　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
　　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
　　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
　　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
　　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
　　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
　　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
　　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也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
　　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
　　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
　　话，别人无法声辨，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
　　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
　　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
　　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伤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情者却误以为
　　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
　　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
　　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皇帝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
　　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
　　当批评苏东坡的言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
　　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
　　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伧，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
　　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
　　些品格低劣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亶，这人可称之为“检举揭发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
　　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
　　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
　　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
　　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
　　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
　　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
　　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亶却苦口婆心地
　　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
　　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
　　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
　　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
　　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
　　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
　　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
　　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
　　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
　　在使我惊讶不已。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
　　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
　　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
　　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
　　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珪，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
　　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
　　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
　　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说：“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
　　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为证，皇帝不解，说：“
　　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
　　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珪用心如此低下，
　　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
　　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
　　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
　　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
　　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
　　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
　　不类。但是，在没有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
　　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
　　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
　　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
　　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
　　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
　　代的人写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体察，
　　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了”的恶
　　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
　　子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
　　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
　　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
　　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
　　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
　　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是自己的
　　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理由，还是写出来吧
　　：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
　　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
　　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
　　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
　　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
　　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
　　，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
　　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
　　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
　　已经可以大致看清，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
　　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
　　诽谤、反诬陷机制的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
　　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
　　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苏东坡开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诉他，他的诗被检举揭发了，他先是一怔，
　　后来还潇洒、幽默地说：“今后我的诗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态的发展却越来
　　越不潇洒，1079年7月28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来逮捕苏东坡，苏东坡
　　事先得知风声，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终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从气势汹汹的样子看，估计会处死，他害怕了，躲在后屋里不敢出来，朋友说躲着
　　不是办法，人家已在前面等着了，要躲也躲不过。正要出来他又犹豫了，出来该穿
　　什么服装呢？已经犯了罪，还能穿官服吗？朋友说，什么罪还不知道，还是穿官服
　　吧。苏东坡终于穿着官服出来了，朝廷派来的差官装模作样地半天不说话，故意要
　　演一个压得人气都透不过来的场面出来。苏东坡越来越慌张，说：“我大概把朝廷
　　惹恼了，看来总得死，请允许我回家与家人告别。”差官说“还不至于这样”，便
　　叫两个差人用绳子捆扎了苏东坡，像驱赶鸡犬一样上路了。家人赶来，号啕大哭，
　　湖州城的市民也在路边流泪。

　　长途押解，犹如一路示众，可惜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传播媒介，沿途百姓不认识
　　这就是苏东坡。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
　　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

　　全部遭遇还不知道半点起因，苏东坡只怕株连亲朋好友，在途经太湖和长江时
　　都想投水自杀，由于看守严密而未成。当然也很可能成，那末，江湖淹没的将是一
　　大截特别明丽的中华文明。文明的脆弱性就在这里，一步之差就会全盘改易，而把
　　文明的代表者逼到这一步之差境地的则是一群小人。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
　　能归功于中国的独特国情。

　　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
　　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
　　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

　　遥怜北户吴兴守，
　　诟辱通宵不忍闻。

　　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苏
　　东坡！

　　请允许我在这里把笔停一下。我相信一切文化良知都会在这里颤栗。中国几千
　　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但可爱、高贵、魅力之类往
　　往既构不成社会号召力也构不成自我卫护力，真正厉害的是邪恶、低贱、粗暴，它
　　们几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向无敌。现在，苏东坡被它们抓在手里搓捏着，越
　　是可爱、高贵、有魅力，搓捏得越起劲。温和柔雅如林间清风、深谷白云的大文豪
　　面对这彻底陌生的语言系统和行为系统，不可能作任何像样的辩驳，他一定变得非
　　常笨拙，无法调动起码的言语，无法完成简单的逻辑。他在牢房里的应对，绝对比
　　不过一个普通的盗贼。因此审问者们愤怒了也高兴了，原来这么个大名人竟是草包
　　一个，你平日的滔滔文辞被狗吃掉了？看你这副熊样还能写诗作词？纯粹是抄人家
　　的吧？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
　　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
　　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开始，苏东坡还视图拿点儿正常逻辑顶几句嘴，审问者咬定他的诗里有讥讽朝
　　廷的意思，他说：“我不敢有此心，不知什么人有此心，造出这种意思来。”一切
　　诬陷者都喜欢把自
　　己打扮成某种“险恶用心”的发现者，苏东坡指出，他们不是发现者而是制造者。
　　那也就是说，诬陷者所推断出来的“险恶用心”，可以看作是他们自己的内心，因
　　此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我想一切遭受诬陷的人都会或迟或早想到这个简单的道
　　理，如果这个道理能在中国普及，诬陷的事情一定会大大减少。但是，在牢房里，
　　苏东坡的这一思路招来了更凶猛的侮辱和折磨，当诬陷者和办案人完全合成一体、
　　串成一气时，只能这样。终于，苏东坡经受不住了，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
　　的连续逼供，他想闭闭眼，喘口气，唯一的办法就是承认。于是，他以前的诗中有
　　“道旁苦李”，是在说自己不被朝廷重视；诗中有“小人”字样，是讽刺当朝大人
　　；特别是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兴冲冲去看钱塘潮，回来写了咏弄潮儿的诗“吴儿
　　生长狎涛渊”，据说竟是在影射皇帝兴修水利！这种大胆联想，连苏东坡这位浪漫
　　诗人都觉得实在不容易跳跃过去，因此在承认时还不容易“一步到位”，审问者有
　　本事耗时间一点点逼过去。案卷记录上经常出现的句子是：“逐次隐讳，不说情实
　　，再勘方招。”苏东坡全招了，同时他也就知道必死无疑了。试想，把皇帝说成“
　　吴儿”，把兴修水利说成玩水，而且在看钱塘潮时竟一心想着写反诗，那还能活？

　　他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对不起老妻，又特别想念弟弟。他请一位
　　善良的狱卒带了两首诗给苏辙，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
　　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埋骨的地点，他希望是杭州西湖。

　　不是别的，是诗句，把他推上了死路。我不知道那些天他在铁窗里是否抱怨甚
　　至痛恨诗文。没想到，就在这时，隐隐约约地，一种散落四处的文化良知开始汇集
　　起来了，他的诗文竟然在这危难时分产生了正面回应，他的读者们慢慢抬起了头，
　　要说几句对得起自己内心的话了。很多人不敢说，但毕竟还有勇敢者；他的朋友大
　　多躲避，但毕竟还有侠义人。

　　杭州的父老百姓想起他在当地做官时的种种美好行迹，在他入狱后公开做了解
　　厄道场，求告神明保佑他；狱卒梁成知道他是大文豪，在审问人员离开时尽力照顾
　　生活，连每天晚上的洗脚热水都准备了；他在朝中的朋友范镇、张方平不怕受到牵
　　连，写信给皇帝，说他在文学上“实天下之奇才”，希望宽大；他的政敌王安石的
　　弟弟王安礼也仗义执言，对皇帝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如果严厉
　　处罚了苏东坡，“恐后世谓陛下不能容才”。最有趣的是那位我们上文提到过的太
　　皇太后，她病得奄奄一息，神宗皇帝想大赦犯人来为她求寿，她竟说：“用不着去
　　赦免天下的凶犯，放了苏东坡一人就够了！”最直截了当的是当朝左相吴充，有次
　　他与皇帝谈起曹操，皇帝对曹操评价不高，吴充立即接口说：“曹操猜忌心那么重
　　还容得下祢衡，陛下怎么容不下一个苏东坡呢？”

　　对这些人，不管是狱卒还是太后，我们都要深深感谢。他们比研究者们更懂得
　　苏东坡的价值，就连那盆洗脚水也充满了文化的热度。

　　据王巩《甲申杂记》记载，那个带头诬陷、调查、审问苏东坡的李定，整日得
　　意洋洋，有一天与满朝官员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门外等候早朝时向大家叙述审问苏东
　　坡的情况，他说：“苏东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诗文，审问起来都记得清清楚
　　楚！”他以为，对这么一个轰传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会有不少官员感兴趣，但奇
　　怪的是，他说了这番引逗别人提问的话之后，没有一个人搭腔，没有一个人提问，
　　崇政殿外一片静默。他有点慌神，故作感慨状，叹息几声，回应他的仍是一片静默
　　。这静默算不得抗争，也算不得舆论，但着实透着点儿高贵。相比之下，历来许多
　　诬陷者周围常常会出现一些不负责任的热闹，以嘈杂助长了诬陷。

　　就在这种情势下，皇帝释放了苏东坡，贬谪黄州。黄州对苏东坡的重要性，（由于字数限制，未完，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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