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北宋三朝名相韩琦,功安社稷恩泽英俊

揭秘,北宋三朝名相韩琦,功安社稷恩泽英俊

揭秘:北宋三朝名相韩琦,功安社稷恩泽英俊 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相关内容。

韩琦(1008—1075)，字秩圭，河南安阳人。历相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拥立英宗、神宗即位，以其文武全才、忠义情怀、阔大胸襟、实干精神，镇安国家，救民疾苦，呵护英俊，立德、立功、立言，为世垂范。封魏国公，谥曰“忠献”，世人常敬称之为韩公、魏公、韩魏公、韩忠献。

功安社稷 威震内外

孟子说：“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韩琦以“安社稷”为自己的使命，也在“安社稷”中享受着一个儒者的人生快乐。

仁宗天圣五年(1027)，韩琦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中进士，虚岁方二十，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杰出表现。任右司谏时，连上十疏，揭露当时宰执班子用非其人，“众以为非才，上独以为可任”，仁宗终于听取了他的忠言，同日一举罢掉两个宰相和两个副相。又上疏请仁宗停止随意降旨封官赐爵，不要助长侥幸之风。总之，只要发现政事有不当，韩琦未尝不直言谏阻，三年间连上七十余疏。名相王曾从不轻易夸奖人，对韩琦却十分赞许，对韩琦说：言官谏诤不激烈，畏畏缩缩，怎么能纠正皇上的失误?“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夏国独立后，宋王朝西北边境受到严重威胁，不久，韩琦就被派往前线。从康定元年到庆历三年(1040—1043)，在西北四年，韩琦和范仲淹并肩作战，成为著名的军事统帅，朝廷倚之为长城，夏人惧之，边民颂之，歌曰：“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韩琦这时才刚三十出头，还是个小年轻，人们已把他尊敬地称作“韩公”。直到二十余年后，韩琦做宰相时，他对西夏相关事宜的处置，仍令西夏使臣“耸服”，令僚属由衷赞叹，称其“真贤相，非他人可比也”!

庆历三年四月，韩琦和范仲淹一起回朝任枢密副使，人们为之兴奋不已，“士大夫歌于朝，庶民歌于路，至饮酒叫号以为欢”。接着，韩琦又和杜衍、富弼一道，协助范仲淹，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

处变不惊 忠义敢当

君位世袭时代，新旧接替之际，最易生变，社稷安危，往往决定于呼吸之间，此时的执政大臣最受历史考验。韩琦于仁宗嘉祐六年至英宗治平四年(1061—1067)，连任首相八年，期间，这种考验他经历了两次，两次都被历史判了特优。纵观韩琦一生，可圈可点之处特多，远非同时代其他名臣可比。其中尤以两次拥立新帝即位，表现出的那种为安社稷，置个人身家性命全然不顾的忠义精神;那种急难关头，不避不惧，舍我其谁的担当勇气;那种处变不惊，履险如夷，庖丁解牛式的政治艺术，最为青史生色。

太子历来被视为国本，太子不立，社稷不稳，国家不安。宋仁宗连丧皇子，直到晚年，还没有立太子，朝臣无比焦急，仁宗却无动于衷。韩琦于嘉祐六年闰八月被任为首相，九月间，就说服仁宗，确立养于宫中的宗子赵曙为太子，长期困扰朝臣们的国本问题，被韩琦迅速敲定。

一年半后的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暴崩，韩琦和几位辅臣先快速给太子披上御服，又急召翰林学士王珪起草仁宗遗制。仓促间，王珪“惶惧不知所为”，拿着笔只是颤抖。韩琦平静地问王珪：“大行皇帝在位几年?”韩琦的问话，不仅缓释了王珪的极度紧张，也暗示了遗制写作的惯常套路，王珪立刻醒过神来，知道怎么写了。韩琦召集百官，宣布仁宗遗制，拥太子继位，是为英宗。到仁宗大敛那天，英宗突发狂疾，号呼奔跑，吓得“左右皆走，大臣骇愕，痴立莫知所为”。韩琦见状，毫不犹豫地直趋过去，将英宗抱进帘内，交给宫人，叮嘱其用心照管。又告诫现场诸人，不得将所见外传。随之带领人们恢复旧序，哀哭如仪，“若无事然”。韩琦见英宗病得不轻，第二天，又与同僚奏请曹太后，在皇帝病愈前，“权同处分”，垂帘听政。因新皇帝突发狂疾可能引发的政治危机，都被尽心而细心的首相韩琦及时做了预防。

然而，英宗却病得日益深沉，经常面壁而卧，拒绝吃药。韩琦率领同僚到英宗病榻前，自己亲手捧药，俯身恳劝，英宗就是不听，有时还将药倒在韩琦衣服上，韩琦照旧坚持。英宗病中烦躁，待身边宦官少恩，一些宦官便在曹太后前说英宗的坏话，曹太后对英宗日益不满，一些当初没有参与立英宗为太子的大臣，遂趁机向曹太后进废立之说，曹太后也渐生此意。

一次，韩琦在帘前向曹太后奏事，曹太后忽然问起西汉昌邑王的事。汉昭帝无子，死后，第二代昌邑王刘贺得立为帝，因荒淫无道，刚立不久，便被大臣和太后所废，改立汉宣帝。韩琦心知曹太后用意，却假装不知，故意在“昌邑王”三字上做文章，答道：汉朝有父子两个昌邑王，不知问的是哪个?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待曹太后自知理亏后，韩琦便直言相劝道：您没有亲生儿女，今皇帝自幼养在宫中，皇后又是您的外甥女，老天把这双儿女安排给您，“岂可不自爱惜”?接着又说：今皇帝的长子(即后来的宋神宗)已经长大成人，也要请您照管呢。韩琦的意思，是要告诉曹太后，您护佑今皇帝，可说是得皇子又得皇孙，划算着呢。以坚定其对英宗的好感。谁知曹太后却气不打一处来，怒道：还想在旧窝窝里抓兔子吗!在场的人都被吓得倒退几步。唯有韩琦，非但不退，还迎面顶上，曰：“太后不要胡思乱量!”颇有得理不饶人之概。

接着，又引古例感动曹太后，曹太后无奈，只好批示说，定于某日再不到殿上来了。韩琦一见批示，立马就令卷帘撤座，曹太后即便想要后悔，也没了机会。一次女主干政可能导致的政治危机，被韩琦快刀斩乱麻般地排除了。

三年多后的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驾崩于福宁殿，韩琦等辅臣急忙派人召太子来继位，太子尚未到，英宗的手却突然动了几下，另一宰相曾公亮见状愕然，急告韩琦，想停召太子。韩琦不为所动，答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更令快召太子。太子赶到，韩琦即率百官拥之即位，是为宋神宗。一次君位接替之际可能突发的政治危机，再次被韩琦以超人的镇定果敢排除了。

韩琦在遭遇突发大变故时的作为，令同时代人深受感动，也很为其担心，有人提醒他：您干得的确出色，但所冒风险也太大，“万一蹉跌，岂唯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感叹道：“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预忧其不济，遂措不为哉!”表明自己的志趣，唯在社稷之安，只顾尽力为之，成败祸福，均不在“预忧”之列。

恩泽英俊 爱人以德

韩琦一生，最爱助人，不少英才大才，都受过他的恩泽。

提携范仲淹。读史人都知道，抗御西夏，主持庆历新政，是范仲淹彪炳史册的两大闪光点，却少有人知，是韩琦的提携，将范仲淹推上了难得的大放异彩的大舞台。

范仲淹一心报国，入仕后却一直宦途不顺，先是得罪刘太后，接着是触怒权相吕夷简，二十多年间，屡遭重挫，空怀文武大才，无从大施展。宋王朝与西夏每战必败，西北边防急于用人，康定元年(1040)，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抓住这一时机，向仁宗建议召用范仲淹。这时，已经五十二岁的范仲淹，正背着被强加的“荐引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远贬越州(今浙江绍兴)任知州。专制君主最怕臣下结朋党，故政敌相攻，常指对方为朋党，以期置之死地而除之。范仲淹初被贬，欧阳修等出于义愤为其鸣不平，当即被政敌指为朋党，紧随范仲淹之后而被赶出朝廷。所以，韩琦此时推举范仲淹，是冒着很大风险的。为解国家急难，为让高德大才不被时代埋没，韩琦将一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他在给仁宗的奏疏中，动情地慷慨激昂地写道：“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当族!”仁宗被感动了，不久就将范仲淹调到西北前线，委以重任。范仲淹和韩琦并肩作战，在抗御西夏的斗争中，展示出过人的军事统帅才干，渐得仁宗倚重，三年后即被调进朝廷，任参知政事，主持了著名的庆历新政。显然，倘若没有韩琦那甘愿以灭族为代价的大义凛然的一荐，范仲淹的这一切，均无从谈起。

力荐欧阳修。韩琦多次向仁宗举荐欧阳修，仁宗不听，韩琦照说。一天，又向仁宗言之。韩琦把欧阳修比作韩愈，说：韩愈为唐朝名士，天下人都希望能让他为相，而唐王朝没有，至今人们还拿这事批评唐王朝不能用贤。欧阳修就是当今的韩愈，而陛下不用，臣怕后人会像批评唐王朝一样批评本朝。陛下何不试用一下欧阳修，让天下后世知道本朝能用贤人?韩琦说得动情，仁宗听得动心，终于在嘉祐六年(1061)，在任命韩琦为首相后，即任命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副相)，且一作就是六年，成为欧阳修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呵护三苏。嘉祐元年(1056)，苏洵领着苏轼、苏辙兄弟进京，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将苏洵的文章推荐给时任枢密使的韩琦，韩琦大加赞许，和欧阳修一起，极力向朝廷推举。次年，苏轼、苏辙同榜考中进士。一时之间，三苏文章轰动京师。

治平三年(1066)，宋英宗想打破常规，将苏轼直接召入翰林院，委以知制诰的重任。时任宰相的韩琦不同意，谏道：“苏轼，远大之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朝廷要培养他，以使天下的士人莫不对他仰慕倾倒，那时再重用他，人们就不会有异议，如今突然就把他擢升到显要位置，“恐天下之士未必皆以为然，适足类之也。”英宗急于用苏轼，问韩琦：知制诰不宜立即委之，任命为修起居注的史官可以吗?韩琦仍不同意，认为修起居注和知制诰一样是显要职位，也不可骤然任之，建议先让苏轼到史馆兼职，但是按近来的规矩，这也得考试合格才行。英宗说：因为不知道要用的人行不行，才让其参加考试，像苏轼还有不行的吗?韩琦说：正因如此，所以不能不考。结果考试通过，才让苏轼入直史馆。

后来，欧阳修把这个过程告诉苏轼，苏轼十分感动，叹道：“韩公待轼之意，乃古所谓君子爱人以德者也!”的确，苏轼一生之所以仕途特别坎坷，除了因为他的性格和政见树敌过多外，诚如韩琦所言，苏轼才能太大，皇帝和太后们又太爱其才，也“适足类之”，因为这两点最易招人嫉妒，而且不仅小人出于本能嫉之，常人也往往莫名其妙妒之，如此这般，东坡的人生能顺得了吗?韩琦反对骤用苏轼，真是“爱人以德”啊!

北宋政治家韩琦是怎样的人？

韩琦(1008年—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仁宗天圣年间进士。他与范仲淹率军防御西夏，在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人称“韩范”。当时，边疆传颂一首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和参加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在仕途上，韩琦曾有为相十载、辅佐三朝的辉煌时期，也有被贬在外前后长达十几年的地方任职生涯。但无论在朝中贵为宰相，还是任职在外，韩琦始终替朝廷着想，忠心报国。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的官僚楷模。

　　熙宁八年(1075)六月，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宋神宗为他“素服哭苑中”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配享宋英宗庙庭，备极衰荣。

　　有《安阳集》五十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

　　历史如何评价韩琦

　　总评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但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历代评价

　　宋神宗：“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韩琦敢当事，贤于富弼，但木强耳。”

　　欧阳修：“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司马光：“琦实有忠于国家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短也。”

　　苏轼：“韩 、范 、富、 欧阳 ，此四人者，人杰也。”

　　王十朋：“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凖。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

　　叶逋：“①故李沆、王旦在真宗时谨守资格，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绮在仁宗、英宗时谨守资格······以谨守资格为贤，名重当世，······而李沆十数人者，以守资格得名，而其时亦以治称。”“②守资格以用人，无若李沆、王旦、王曾、吕夷简、富弼、韩琦、司马光、吕公著之为相，然考其功效，验其人才，本朝以资格为用人之利也决矣。”

吕中：“当国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才智而无德望以镇之，则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无才智以充之，则未足以办天下之事。故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也。韩魏公不动声色，垂绅搢笏而措天下于太山之安者，盖自庆历、嘉祐之时，可属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久矣。”

　　罗大经：“韩公当国时，最被司马温公激恼，然韩公包容听受，无几微见于颜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便指为跋扈，而公亦无愠色。盖己为侍从台谏，则能攻宰相之失;己为宰相，则能受侍从台谏之攻。此正无意无我、人己一视之道，实贤人君子之盛德，亦国家之美事也。”

　　狄青：“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脱脱：“琦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贱贵，礼之如一。尤以奖拔人才为急，傥公论所与，虽意所不悦，亦收用之，故得人为多。选饬群司，皆使奉法循理。其所建请，第顾义所在，无适莫心。”“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当治平危疑之际，两宫几成嫌隙，琦处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马温公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文信国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归有光：“君德赖以培养，生民赖以滋息，社稷赖以镇定，此忠厚之臣也。其在于古，若偿金、脱骖、翻羹、唾面之类，皆可以言忠厚也。其大者，则如曹参、周勃、丙吉、狄仁杰、郭子仪、裴度、吕端、王旦、韩琦之徒是也。”“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陈子龙：“自汉以后，文武渐分，然犹有虞诩、诸葛亮、周瑜、陆逊、司马懿、羊祜、杜预、温峤、谢玄、韦睿、崔浩、李靖、裴行俭、郭元振、裴度、李德裕、韩琦、李纲、虞允文之徒奋策儒素建功阃外，为时宗臣。彼岂必有抟虎之力，射雕之技哉?不过深明古今之事，能决机宜之便耳。”

　　王夫之：“韩公之才，磊落而英多，任人之所不能任，为人之所不敢为，故秉正以临险阻危疑之地，恢乎其无所疑，确乎其不可拔也。而于纤悉之条理，无曲体求详之密用。是故其立朝之节，直以伊、周自任，而无所让。至于人官物曲之利病，吉凶变动之机宜，则有疏焉者矣。乃以其长用之于短，其经理陕西也，亟谋会师进讨，而不知固守以待时;多刺陕西义勇，而不恤无实而有害;皆用其长而诎焉者也。若法度、典礼、铨除、田赋，皆其所短者。而唯其短也，是以无所兴革，而不启更张之扰。”“三代以还，能此者，唯韩魏公而已。”

　　杨昌济：“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范、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

韩琦大度的人物简介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宋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
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著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宣仁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针对辽朝利用宋朝与西夏战争和国内危机时要求割让领土，韩琦也表示应该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献策加强防范，增强对辽朝的军事准备，用武力抗击侵略，洗雪旧耻。“臣今为陛下计，宜遣报使，且言：‘向来兴作，乃修备之常，岂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旧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堕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谀，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充。若其果自败盟，则可一振威武，恢复故疆，摅累朝之宿愤矣。”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韩国华，字光弼，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景德四年（1007年）以太常少卿知泉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离泉。韩国华“性纯直，有时誉”。
韩琦，字稚圭，自号赣叟，韩国华第六子，生于泉州郡舍。天圣年间（1023－1032年）进士，历官至宰辅，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执政三朝，封魏国公，卒谥“忠献”。韩琦出生于泉州，泉州人引以为荣。他在泉州留下有忠献堂、生韩古庙、韩忠令、忠献祠，韩国华、韩琦父子画像刻石，连理生韩琦等遗迹和传说故事。 忠献堂：以韩琦生于官舍，后人以韩琦谥忠献为堂名，后易以“清署”，郡守王十朋复旧名。其《复旧额》诗云：“相出相州生此州，巍巍勋业出伊周。后人莫要轻更改，别有堂名胜此不？”生韩古庙：在云山铺（今泉州市二院，已废）。明万历间（1573－1620年）设韩琦像神牌。
韩国华、韩琦父子奉祀于名宦祠，旧名先贤祠，在府文庙明伦堂东。五贤祠，在府治北城隍庙左。
韩中令、忠献父子祠，旧在州治圃，宋淳熙年间（1174年－1189年）韩国华五世孙韩康卿为泉州市舶司提举建，祀韩国华、韩琦父子。有王十朋题诗、梁克家记、黄凤翔记。后废，又祀于五贤祠。
2000年在泉州府城隍庙东侧，即古五贤祠遗地出土《泉州知州韩国华像赞题跋》、《忠献王韩琦像赞题跋》石刻，为泉州南建筑博物馆收藏。
韩国华、韩琦像分别居两石刻中下部，上方及左、右侧为像赞和题跋。韩国华画像石中的《韩公（国华）写真赞》，治平元年（1064年）八月，与韩琦同朝为辅政，关系密切的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撰，著名书法家蔡襄书碑。《韩琦写真赞》，靖康元年（1126年）徽猷阁待制知蔡州韩驹撰。 韩琦的后裔在宋朝一朝地位显赫，其长子韩忠彦为宰相， 韩琦后裔在宋室南渡的时候，随皇嗣到杭州，南宋的宰相韩侂胄便是韩琦的曾孙。历经千余载，韩琦的后裔遍布全国及其美国，加拿大，拉丁美洲，欧洲，东南亚共有100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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