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重用文人贪官,也得卸下武将包袱

宁可重用文人贪官,也得卸下武将包袱

宁可重用文人贪官,也得卸下武将包袱?不清楚的读者可以和小编一起看下去。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奇怪的王朝，一方面，宋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当时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文化强国，中国最有名的四大发明，有三大发明在宋朝发明或进入实用阶段，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发明在这个时期;另一方面，宋朝被称为“弱宋”，先后被辽国、西夏、金国、蒙古这样的少数民族政权欺负，并最终金灭北宋，蒙灭南宋。宋朝有的是钱，人口也不少，为什么会打不过经济实力、文化实力、人口数量远远不如自己的少数民族政权呢?这缘于宋朝实行的“重文抑武”国策。宋朝的武将社会地位太低了，低到了“好男不当兵”的地步，低到了级别高的武将要向级别低的文官让路乃至下跪的地步，低到了武将被文官认作干儿子要兴高采烈的地步。狄青被贬，岳飞被杀，武将的悲惨命运并不是偶然的。

唐朝、五代的藩镇割据把赵匡胤吓坏了

宋朝的江山怎么来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夜之间由将军变成了皇帝。但赵匡胤并不是第一个被黄袍加身的将军，在他之前，有许多将军和他一样，被逼要披上黄袍的。从唐朝中期到五代十国，是武将们的“黄金天下”，唐朝时武将的权力到了皇帝都管不了的地步，五代时的武将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点野心的都想过过当皇帝的瘾。

唐朝走下坡路，来自于安史之乱。安禄山这个家伙，深受唐玄宗和杨贵妃重用与宠爱，但他也是最没有良心的将军。安史之乱并没有让唐朝失去江山，但却让唐朝“天可汗”的雄风不在。安史之乱之后，节度使们掌控了更大的权力，当兵的“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部队都不再是天子之兵，而成为节度使们的私人部队了。节度使们就象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一样，拿着周王不当一回事了。如果象齐桓公一样“尊王攘夷”还好说，如果象楚庄王一样都去周王朝“问鼎”之轻重，那还不是造反的节奏吗?这还不算，唐朝后期的一些节度使们，根本不是皇帝封的，而是将领们拥戴的，到了五代十国时，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越演越烈，由拥戴节度使演变为拥戴皇帝，河东节度使石敬塘被拥立过，后晋大将杨光远被拥立过，后唐大将符彦饶被拥立过，后唐明宗李嗣源被拥立过，至于赵匡胤被黄袍加身拥立，早已经不知有多少次前车之鉴了。

所以赵匡胤被促拥着当了皇帝，但心中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有如此多的前车之鉴，就意味着将领们可拥立自己，也可以拥立别人。如果这样的事再次发生，自己也将会成为五代时的短命皇帝之一，大宋王朝也不会千秋万代，而是昙花一现。但赵匡胤又是一个仁慈之主，不想大开杀戮，于是他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办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靠一杯酒和哥们义气，让武将们自动放弃兵权，回家当富家翁去。

宁可重用文人贪官，也得卸下武将包袱

从五代十国时代生活过来的赵匡胤，非常明白武将专权的危害，因此“杯酒释兵权”后，着手改革唐朝、五代的统治体制。一是建立“士大夫民主制度”，不以言论杀人。

两宋三百年，除了张邦昌因为当了33天皇帝被杀外，基本上没有杀过文官;二是建立用文官限制武将制度，办法是在各地设立文官郡守、知州的同时，设立通判制度，而通判有权利向中央直接负责，汇报当地官员的“德、能、勤、绩、廉”，当然，当地主管知州也有权利向中央汇报通判的优劣。这样形成互相制约;第三是在各地设立转运司，转运使由文官担任，负责将各地的财赋、粮食、物资等“转运”到中央，由中央直接掌控财粮大权;第四是在各地设立提刑司，提刑官也由文官担任，负责司法。这样，各地的军权、行政权、财政权、用人权、案件审断权等全部由文官担会，权利收归朝廷。而原来由节度使掌管的这些权利被全部剥夺，武将只负责打仗，打完仗后将权力交回。两宋的武将没有能造反成功的，就是因为制度制约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是没有办法造反的。

赵匡胤对于文官，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所以设立通判进行制约。他本人还多次微服私访。比如有一次微服私访丞相赵普家，因为他得到了吴越国钱俶给赵普送了“海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海鲜”需要搞清楚。赵匡胤给赵普来了个措手不及，当场翻看“海鲜”模样，结果是一坛坛黄金，将赵普吓得不轻。但赵匡胤并没有处罚赵普，并让他从容收下，赵匡胤的理由是：“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即便文官们都是贪官，也比不上一个武将造反的。两宋贪官不少，就是由赵匡胤纵容而产生的。

在赵匡胤的文官政治改革下，宋朝的文官地位得到显著提高，以后世代相传。宋代的文官不只社会地位高，而且物质待遇也高，实行的是“高薪养廉”制度。相比而言，武将的地位低得不得了。名将狄青立下战功无数，但在文臣韩琦面前，竟然吓得赫赫发抖，他的部下焦用，被韩琦不顾狄青求情当场斩杀，狄青屁脾气没有。其实狄青和韩琦是平级的，但韩琦是进士出身，而狄青是行伍出身。而且，狄青最后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贬到陈州，只是因为“怕他造反”，宰相文彦博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其他的，就是我们怀疑你，怎么样?”，把狄青活活郁闷死了。

南宋的武将岳飞，大家所熟悉的，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最后还是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其地位之低可见一斑。中书舍人虞允文在抗金前线激励士气，竟然前线的将军说如果打胜仗了，我就认你做干儿子，而这位将军不但不恼，反而感激涕零，觉得虞允文抬举他。开国元勋、当朝枢密使大将曹彬，只要一遇到文官坐轿过来，立码让路。这个文臣社会地位高于武将的情况一直到明朝还未改变，名将戚继光就说自己是张居正的“门下走狗”，根本没有大将军应有的豪情。

代代相传，宋真宗留下“金钱换和平”先例

文官当权，武将功劳再大也不行，那遇到敌人犯境怎么办?和其他朝代不同的是，宋朝在武将缺乏的情况下，文官也能上阵杀敌，且取得不错的战绩。

前面所说的负责慰劳军队的中书舍人虞允文就是个文官，在他的指挥下，大破金帝完颜亮，取得采石大捷;宋朝的名相寇准也是文官，就是他在辽国犯境、一片喊逃声中，激励宋真宗御驾亲征的。宋真宗和宰相亲自督战，宋军果然士气大振，射杀辽军主将萧挞览，大败辽军。奇怪的是，取得胜利的宋军却与辽军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答应每年赔给辽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真宗对这个赔偿非常满意，重赏了达成这个协议的殿直曹利用。因为宋真宗觉得曹利用太会办事了，这个小小的赔偿，比宋朝用于作战的军费不知少了多少。表面看是花了钱，实际上是省了钱。

宋真宗给宋朝留下了“金钱换和平”的先例，所以宋朝以后多以此办法办之，宋辽自檀渊之盟后，果然达成了近百年的和平。自此以后，宋朝更轻视武将了。宋真宗写了一首《劝学诗》，这样说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举宋全国人民皆向书本看齐，想改变命运，那只有科举一条路。至于练武，那是粗鲁人才干的事，“好男不当兵”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宋皇帝本以为用金钱可以换来永远的和平，因此赔过辽国，赔过西夏，赔过金国，赔过蒙古。但令宋皇帝想不到的是，金朝和蒙古人都是虎狼之师，他们不但要钱，还有灭国的野心的。灭了你的国，不但得到金钱，还能得到人口和土地的。重文轻武是一柄双刃剑，虽没有了武将兵变之忧，却带来了亡国之患。有时侯用金钱换和平是不灵的。最后金国野心膨胀，灭了北宋;而蒙古人干脆把金国、西夏、南宋全部灭掉，开启了新的纪元。

求以文人与生死为题，3000字文章 ！急

生和死，是永恒的哲学命题。有人谈生因之苦恼，有人论死为之色变，也有人三缄其口不置可否。叔本华在他的《悲观论集卷》中开篇就指出，人生来只以受苦为目的，因此死亡似乎是脱离悲惨世界的一种不错的方式，苦难“直至死亡才结束”，这与卢梭的“当我呱呱落地的时候就已进入竞技场，直到身死时才能离开”①的观点无二。但美国哲人诺尔曼.布朗则不能接受死亡，他认为“生本能与死本能的重新统一只能被设想为历史过程的终结”②。更多的人则是顺生顺死，把握现时生活，不去追究死亡，更遑论谈及二者了。
　　 但中国文人的生死观则大多居于豁达，所谓“民不畏死”，死当然难以奈何他们。东晋葛洪知道“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③，这点与汉代扬雄“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④的看法相同。而孟子虽然提出“生亦我所欲，死亦我所恶”，但他生不苟且死不躲避，能够为义而慨然舍生凛然赴死，并没有失其本心。再者如庄子所言的“死生为昼夜”，则将之视为瞬息间的交接，“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一念之间就可能与死神打上交道，存亡之理要在达观。
　　 生渺渺，死茫茫，捉摸不透，猜测不清，而正是由于这种难以解释的朦朦胧胧之情景，才催发了古今中外的学者们不断探索的欲望。于是，史铁生便又拿起笔，在字里行间诉说对生命的真切感悟，对生死的哲学思考，所以就有了这篇被誉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十大经典作品之一的《我与地坛》。
　　 地坛是明清帝王祭祀“皇地祗神”的所在，过去每年夏至便是她的沸腾之期。然而时过境迁，当年热闹场景而今云散烟消，曾经圣地却成了“一座废弃的古园”，以至荒芜冷落如同野地，忍受着被人遗忘后的孤独和寂寥。或许可以说，地坛也经历了一番生死的轮回，而且最终大彻大悟。她以静物的身份聆听了死神的宣示，又以思想者的姿态进入了无余之涅盘。她不张扬已有过的繁华，任凭人们从记忆中洗去那些于今看来似乎多余的影像。
　　 可是园子荒芜但不衰败，她虽然让风雨带走了浮夸的琉璃，剥去了炫耀的朱红，却还留下有素朴的殿阁、苍幽的老柏和坦荡的野草供人凭吊任人感慨。不过确切地说，地坛之所以如此，应该是在叫人悟道，叫人感悟生死之道。她里面的一草一木众鸟众花，朝晖夕荫晚景凉天，都是颔首不语的哲学家，为前来悟道的人沐以甘霖施之醴泉，解脱他们所遭受的创伤和痛楚，促使他们获得心灵上的洗礼。
　　 双腿残废的史铁生便是地坛里的悟道者之一。搬家几次却离地坛愈来愈近，与其说是他主动来到地坛，毋宁说是地坛在召唤他。地坛等了四百年，等着为史铁生传授自己的思想，而他也倾心于地坛的观瞻，就这样，两位并非哲人的哲人不谋而合地在以后流转的时光中碰撞出了思考的火花。当他开着轮椅踏足这方静穆的土地时，地坛便竭尽所能地为这位年轻人提供一个宁静的去处，超脱生死的她用草木竞相生长所奏出的窸窣之音，让处在绝望中的史铁生感受到了生命的律动。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常与宁静为伴与思考为伍，那么他总会有交谈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别的，正是自己的内心，是自己的灵魂。史铁生跟着灵魂谈论了许多年，也悟到了许多事，于是他不再一味的沉郁苦闷恓惶落寞，他也能轻松快乐，也能优哉游哉，这不能不说是地坛的恩赐，所以“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我的命运”。
　　 地坛这座古园肃穆幽深，似一位饱经沧桑历览世情的老人，她把自己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化做哲理，为史铁生解答生死的意义。这位年轻人也以高超的智慧接受了这一似乎宿命的安排，他也明白了，生命虽然混沌不清，但死亡也不是没边没沿，人既生则必死，“死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它像一个节日，必然会降临。的确，死神对人的窥视从不曾停止过，但他也从不曾在时候未到的一天拿走人的生命。既然他这样公正，为何不活下去试试呢？超然于物外的人几乎没有，但泰然于心中的君子比比皆是，那么何不泰然一番，不去与死亡计较争辩；何不坦直真诚地面对人世间的风云变幻，心平气和地作伴人生路上的沧桑浮沉呢？
　　 史铁生说有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前两个都是关于生死的。其一便是“要不要去死”，这与莎士比亚的“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问题”（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the question.)如出一辙，不过他已经解答了，“破帽多情却恋头”，即便生存有多痛，终究得活下去，他不会选择提早把自己送给死神的这条路。第二是“为什么活”，这个问题之所以能像藤蔓一样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他在《写作之事》中已提到：“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于是，为了活明白，他必须要清楚生活的目的。余华说“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可他呢？他只知道自己活着不是为了写作，但写作是为了活着。尽管零二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授奖词这样评价史铁生：“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写作是史铁生人生的目的，连他自己最终都不明其果，只得说“活着的问题在死前是完不了的”，他不知这是否是在搪塞自己敷衍自己，可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不过人到底又该怎样活呢？这个问题似乎比长期困扰史铁生的那两个更加棘手更难以诠释。孔子曾言“未知生，焉知死”，可他并没有告诉后人应当如何去“知生”。史铁生也知道其问之难，“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于是他仍然到地坛中去，希望这位静邃渊沉的老人能够指点一二，使其最终醍醐灌顶。然而在这一点上，地坛没有明确回答，园里的古柏依旧镇静地站在原处，园中的四季仍然循着自己的轨道不慌不忙不惊不怖地走着，它们似乎对所有的都不闻不问，倒有点“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的味道。
　　 其实地坛在以处变不惊的态度暗喻着一切，她安排了众多的人出现在史铁生那时的生命之中，虽然都是过客，却隐含着问题的答案。一对十五年后步入老年的中年情侣，他们相濡以沫共度一生；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不知是否在后来交上了好运；一位喝酒的老人，姿态随意放浪不羁；一位捕鸟的汉子，痴等着一种可能再也捉不到的飞鸟；还有素朴优雅的女工程师，被埋没了的长跑健将，以及弱智姑娘和她的哥哥。这些人的生活或喜或悲，或平静或跌宕，或有激动的际遇，或有遗憾的叹息，但他们都坦然地应对，过去的一笑了之，只在地坛里享受一时半刻的宁静清幽，最后就像雪泥鸿雁一般杳无踪影，只为史铁生增添了一份记忆的盛筵。
　　 他们虽然消失在无涯的时间荒野之中，但终究还活在这个世上，每个人都有他们活的方式，他们活出了他们的滋味，诚如史铁生自己所说的“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⑤，他们至少品出了这股子“劲儿”。那么是什么“劲儿”呢？智慧的悟性引领他找到了救赎的道路，这便是史铁生至少在十五年中所悟出的“该怎样活”的答案：“每一个乏味的演员都是因为他老以为这戏剧与自己无关。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是的，自觉生活与己无关，当然无法进入生活；而过于进入生活之中，则像佛语所说的“住色生心”一般，难以逃脱心中的罣碍。与生活保持若即若离的姿势，这，就是“你的罪孽和福祉”。
　　 与生活保持距离，也就与生活的苦难保持了距离。叔本华曾言“生命本身就是满布暗礁和漩涡的海洋”⑥，那么我们在海岸上徘徊，不仅不会遭受大海上的巨浪，而且还能拾到鲜艳的贝壳，不是吗？当然这并非是说逃避苦难，苦难之多让人无法逃避，这只是解决苦难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方式。因为世界上苦难永存，缺少困苦的世界不为世界，苦难一消失，人间的戏剧便将收场。史铁生经受了无穷的痛楚的磨砺，他在二十岁便因病截了双腿，又被命运击昏了头，到后来失去了母亲。
　　 谈及母亲，史铁生用明净细腻的文字把母亲对他的爱写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动万分。在他看来，他所罹患的苦，与母亲所遭受的，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母亲无言地帮儿子坐上轮椅，又目送他远去，还因为不放心而经常去园中寻找他，但母亲最终在四十九岁时便离开了这个世界。往事历历在目，当史铁生明白了对母亲曾出过的一个难题后，他只能在雾气弥漫的早晨，抑或骄阳高悬的白昼里，整理歉疚和遗憾的心情。“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是苦难的承担者，却未能享受到儿子成功的喜悦，史铁生“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其实，母亲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是对史铁生命运的启示，启示他面对苦难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因不失其亲”，如今母亲去了，所能够依靠的只有他本人，但他毕竟学到了，学到了如何对待生活的残酷，如何处理生命的落差——“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老子》就曾指出“天下皆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尼采干脆说“恶原本也是善”，这世上，浅浮与美丽并在，高尚与丑陋同存，这就是生活，人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
　　 《我与地坛》用蘸满了苦难的墨水，在史铁生好思的头脑中转换成了宇宙的哲学，含情沉挚，意蕴隽永，聆之似闻韶乐，读之如沐春风，使人感动至深，受益匪浅。这当然与史铁生的思考不无关系。有人说他爱好悟道玄思，并且擅长此种。玄思是什么？老子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他所指的当然是他孜孜以求的“道”。青城山有副对联写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史铁生所思的道是什么呢？是万物？是自然？庄子提出过“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⑦，意思是说天地万物都有本质上的相似点，这相似点又是什么？我想，难脱一个生死之观，轮椅上的史铁生经历了生的痛苦和死的淬炼，终于想到了人面对脆弱的生命应该何为。他以澄澈的思想，高深的悟性，明朗的眼界，睿智的言辞，必将使这篇作品“响在过去，响在现在，响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
　　
　　注：
　　① 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② 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
　　③ 葛洪《抱扑子.内篇.论仙》
　　④ 扬雄《法言》第十二卷《君子》
　　⑤ 史铁生《答自己问》
　　⑥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⑦ 庄子 《齐物论》

为什么儒家吧变成反儒吧

那请问为什么不反儒？为什么不能反儒？
孔子说克己复礼，对相对西周前期礼崩乐坏，孔子想要结束诸侯间无道征伐的世道，想要恢复西周初期王和诸侯都守礼的局面， 孔子心是好的，不过路线错了， 方向错了，做得越多错的越多， 孔子忽视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制度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西周初期的制度已经不适于当前，所以孔子的主张完全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整个春秋战国儒家思想没有受到重用，最后，秦始皇靠统一六国，统一天下，来结束诸侯纷争的场面，一个向前解决问题，一个要倒退解决问题，结果不言而喻， 孔子思想为什么在战国没受到重用，就是因为不合实际。
到了汉朝， 汉武帝独尊儒术，这让很多不了解历史的人认为汉朝就靠儒家治国了，其实独尊儒术，是相对于罢黜百家而言的，而汉朝独尊儒术前也并不是靠百家治国，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思想汉朝还有流传，而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相对于其他家来说，儒家是最合适，不使人尚争斗非常符合皇帝愚民 和统治的需要，而相对的当时的墨家，有自己的行为准则，道德准绳 ，典型的就是游侠儿，一念即杀人，完全无视国家法度，所谓的侠以武犯禁，指的就是墨家。所以独尊儒术，是指在学术界独尊，而不是政治经济上，政治经济上用的是法家。 而汉家皇帝对儒家啥态度？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汉书·元帝纪》:“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果然汉宣帝一语成谶，汉元帝继位， 西汉由盛转衰也由此始。
然后又是三国南北朝时期，这期间，完全是儒家衰落期，然后到隋唐，其中最重要的唐朝，是释道儒释道儒三教并重，李家重道，武则天崇佛，儒家排在最后，而唐朝的核心思想，是开拓，你内政做得再好，也没开拓来的名声大，所以唐朝的名声那么大，所以唐朝哪怕灭亡前一年，也拖垮了吐蕃。
这里要重点说明，汉唐是文武不分家的， 可以出将入相的， 是不受儒家影响的。
然后五代十国，乱世时期， 别说文人地位低了，连皇帝都是命朝不保夕，那些武将直接挑明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 这也为后来儒家走上政治舞台并复兴埋下伏笔。
到了宋朝，鉴于五代十国武将为祸太盛的原因，开始扶持文臣， 以文制武，防止五代时期武将“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思想。
（这里要插一句 中国历史上三个利益阶层的变更， 一是先秦时代的贵族集团，其直接来源于远古部落时期的上层人士。 直到秦统一六国，和秦末乱世，这个贵族集团基本上别消灭殆尽 。只有少数残留。 这个集团 道德和能力勉强还可以。
其二就是汉朝兴起的世家集团， 汉王朝开始对这些世家苗头是持打压态度的，当时汉朝的地方官是最悲催，要么带兵去剿灭这些世家，那么皇帝剿灭你，但这些地方官多是被这些世家剿灭。
直到西汉末期，刘秀和世家集团完全妥协， 才结束这种纷争， 所以刘秀得天下的战绩才这么玄幻。 世家这个怪物从此开始不可制。
桓灵二帝，设立学堂，培养寒庶人才，想要打破这些世家对教育和知识的垄断权，结果这些世家立马风风火火的跑进去打砸烧，这完全是破坏他们世家超然地位的根基啊，桓灵二帝太昏君了。
到隋朝隋炀帝开科举，心思和桓灵二帝一样，要打破世家对教育和知识的垄断权。然后隋唐二朝，就开始对世家的博弈，直到武则天时期，皇权取得最终的胜利，从汉朝兴起的世家集团，尤其是其中巨无霸七宗五望，终于走到历史的镜头。
这些世家，力量强大，能力巨大，却道德无耻， 他们的能量，能和王朝掰腕子，皇帝必须和他们妥协，否则皇帝的朝廷，根本没人帮皇帝做事，因为知识教育垄断在他们手中，逆了他们的意，皇帝手下连一个识字的都没得。　　哪怕是五胡乱华时期，那些胡人都被他们玩弄于鼓掌间，所谓走马鲜卑儿，庙堂汉家子， 隋唐皇族都出于世家。
第三个利益集团，就是宋朝崛起的儒家士大夫集团。）
宋朝皇帝为了自己皇位自己王朝考虑，以文制武，启用儒家，正是因为儒家不尚武，不尚争斗，说的直白点，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百无一用是书生，正是儒家的优良品质，有儒家压制武将，不用担心武将造反了，而儒家又无能，根本造不了反，皇帝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皇帝的扶持，儒家开始全面崛起，并且使社会上层全面儒家化，北宋名臣荟萃，什么 范仲淹，司马光，寇准，王安石，蔡京，章敦，文彦博，蔡确等等， 这些全是文臣的，而且是儒家文臣，纯粹的文人，在唐朝，在汉朝，在秦朝，有这样的现象吗？满朝显贵皆文人。如果说秦汉唐是以武治国，在宋朝就是纯粹的以文治国了。
在当时的宋朝社会环境下，在科举制度的激励下，儒家集团迅速壮大，尤其是科举制度，只要读儒家的经典，只要十年寒窗读儒经，然后科举，考上了就能当官，当了官就有权，有钱有女人，有地位。这收益也只比造反差点了，而地主阶层，哪怕是自耕农，都会算一笔账，培养一个能考上科举当上官的人出来，这收益是大大的划算。　在当官的疯狂利益刺激下，甚至演变出义门这种专门培养考科举的流水线制度出来。
皇帝对此乐见其成，大家都去皓首穷经，没心思造反了，还亲自出来摇旗呐喊：“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年少初登第，皇都得意回。禹门三级浪，平地一声雷。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这样的价值导向下，当时宋朝的人才都去读儒经了，且又有考上科举的人，在朝野形成庞大的势力，迅速的和　地主　大商人　大工场主合流，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利益集团。儒家士大夫文官文人士绅大地主大商人集团。如果说先秦的贵族集团还稍微有点良心和能力的话，汉朝到唐的世家集团是无耻的话，那么这个儒家士大夫集团就是无耻又无能，从此后中国遭受的无数灾难，都和这个集团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后宋朝的朱熹，结合了道家和佛教的一些思想，补充到儒家中，这就是宋明理学，这是儒家继汉朝独尊儒术以来，相对于南北朝隋唐儒学的衰落，这又一次大复兴。这也是中释道儒三教思想合流的开始，现代中国人都深受影响。
一个集团，一个思想，一个学说，一旦庞大起来后，必然产生自己的独立意志，有了自己的意志，就有了私心，第一要务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儒家在宋朝甚至到以后，有什么利益呢？
第一：　整个社会上层儒家化，显著表现就是朝廷的文官集团，被儒家垄断了，这是儒家的官位利益，文官集团都是儒家把持，不但文官集团，连朝廷的文武大权，都是儒家把持，连军事的事情，都是儒家说了算，这在前朝，完全是不敢想象的事。前朝军事的事，完全是武将说了算，甚至连文臣的官位，都是武将担当，所谓出将入相是也。
当年李世民见取经回来的玄奘是个人才，就想让他还俗当官，这在宋朝可能发生么， 宋朝的狄青，立功回来抢占了儒家把持的官位，儒家文人立刻用舆论把狄青骂成什么样子， 甚至连狄青家里狗头上长角，是祥瑞能造反都编排出来了。
这在前朝，武将可能受到这样待遇么？
第二，膨胀的权力边际， 儒家不但把持了文官集团，权力也空前膨胀，在政治上，驸马，外戚，太监，勋贵，武将，在宋朝完全变成了吉祥物，再也不能制约儒家的权力，唐朝的驸马能领兵，秦朝 太监能指鹿为马，唐朝的太监能废立天子，东汉的外戚能平分一半政治权力。 秦汉唐的政治军事完全有武将勋贵说了算， 然而在宋朝他们都变成吉祥物。 政治权力，是儒家文官独享。这是在秦汉唐战国春秋做梦都不敢奢望的事。
第三： 文官不分，儒家崛起后，文人=官，至少是与预备役的官，只要你是文人，名声大，文章做得好 道德修养好，你就能轻易做官，反之，是难上加难。
到现在，文人都还认为自己能写几篇文章就能当官。
第四：随着社会儒家化的不断加深，儒家或者说儒家士大夫彻底和中国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文明绑定在一起了。
任何人，任何王朝，任何异族，你要统治中国，都要和儒家妥协， 和汉隋唐和世家集团妥协一样。
后来的元朝，金朝，明朝，清朝，哪怕民国，一旦统治了国家，都要和儒家妥协，因为儒家已经和这个华夏绑定在一起了。 二和儒家妥协 标志，就是开科举，考科举就能当官，变成人生赢家。至于当汉人王朝的官还是异族王朝的官，都不重要。反正都是官，反正儒家的利益已经保证了。 所以，一些投靠异族的读书人，经常会向他们的主子进言，开科举，以收士子信，以安天下。
所以后来， 宋朝养仕三百年的读书人们，一听说我大元开科举了，立刻高高兴兴的投奔元朝去了。 当然遮羞布还要的，把崖山上不愿降元的十万跳海军民，大笔一挥，变成十万不愿降元的读书人跳海了。读书人早去当大元的官儿了。
而元朝，一直徘徊在汉化和不汉化之间，科举也是时而兴时而废。马上打天下的蒙古人，当然不兴儒家那套，所以就九儒十丐了。
然后又到明朝，朱元璋赶跑元朝，对儒家是很警惕的，对宋朝文臣一家独大导致灭亡也是很警惕了，所以朝堂上，也是用武贵于文的策略，武将的最高品级是要比文臣高半级的。
但是面对从宋朝开始壮大的儒家， 朱元璋也在找制衡的策略，当年汉隋唐面对世家的壮大，从桓灵二帝的培养寒庶到隋朝开科举动摇世家知识垄断的策略， 朱元璋照样用了稀释儒家集团话语权的方法， 但这个方法长远看来确是最终埋葬了明王朝。方法就是给予秀才举人这种儒家下层免税权，免徭役权，初期是有效果的，但却加速了社会的儒家化。
宋朝儒家化还是只是社会上层儒家化 ， 朱元璋的策略确导致了社会的下层也开始儒家化，整个社会上下层，在明朝，完全儒家化。
至此，儒家在明朝，一统天下，全社会都变成儒家 了，明朝最后的桥头堡就是朝堂上的武将勋贵集团，牢牢把持着朝堂大权。 这让宋朝把持一切权力的儒家集团是不能忍的。
然后就是土木堡之役，对明朝影响深远， 武将勋贵集团几乎死得断了代， 没了武将勋贵，明朝文官集团乘势崛起。对此，这里有一些人持阴谋论的观点，认为是文官集团策划土木堡之变，埋葬了武将勋贵集团，对此，我是不赞同， 儒家集团还没那个能力做这件事。
我的解释是，明朝全社会已经儒家化了， 武将勋贵集团除非不犯错， 你一犯错，儒家就会找到机会崛起，儒家一旦崛起， 你就再也没机会了。因为全社会都儒家化了。
哪怕没得土木堡之变，只要逮到武将勋贵集团犯错，儒家就会乘势崛起，势不可挡， 武将勋贵集团一死就断代， 儒家集团却全社会都是，哪怕没有土木堡，儒家的崛起也是必然的。
到了清朝，满清统治中国，照样要和儒家集团妥协， 标志性事件就是康熙给孔子上的万世师表牌匾。
当时，一些儒生不满满清的统治，认为是蛮夷，对此康熙的处理方法就是把这些儒生全部拉来，考试，最后，这些儒生哪怕交白卷，康熙都一律满分，然后封官，对此这些对满清不满的儒生，立马磕头大呼圣天子，心悦诚服。 由此看出康熙完全知道儒家是个什么玩意儿，也知道必须对儒家妥协。
儒家黄金时代：当宋朝开始儒家确立统治地位后，儒家有了自己的意志， 便疯狂巩固自己的地位，巩固自己的利益。
宋朝，可是儒家的黄金时代啊， 文官系统是儒家把持的， 文武大全是儒家掌握的，国家大事他们说了算，社会上读书人的地位是高人一等的。连妓院里的妓女，都是为了迎合他们读书人而量身打造的。
这些儒家读书人学识高，却又讲究一个女子无才便是德，和家里的正妻是没有共同语言的， 而出卖身体的妓女完全无德，有才也就不稀奇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妓女无德便有才。
自宋后，有多少又才妓女和读书人的故事啊，儒家的地位被无限抬高， 到最后，要是儒生字写得好，或诗做得好，或画画的好 或琴弹得好，棋下的好，嫖资都是可以免的，倒贴金银财宝都是有的。这都是儒家上位后的特权。
整个天下都是儒家说了算， 驸马，外戚，勋贵，太监，武将，都被儒家扫开，再也没有和儒家争权的了， 甚至到了后来，连皇帝都要撇开， 你皇帝只要在后宫多生孩子就好了嘛，国家大事我们说了算。
掌握了国家的儒家，没有把国治好怎么办？ 这也没关系？ 没把国治好那原因也是皇帝昏庸，后宫乱政，太监祸国，外戚干政，勋贵荒唐， 武将跋扈，反正不管我们这些儒家文臣什么事。 哪怕是相当于纪委的就锦衣卫抓贪官，那也是朝廷爪牙，栽赃嫁祸，陷害忠良，嗜杀如命。反正我儒家纯洁的像小白花儿一样。
儒家颠倒黑白的功力更是有的， 宋朝，对外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对内，横征暴敛，仁宗朝， 外战无能， 对内，人口增长不到一倍，赋税涨了三倍，天下盗贼四起，为啥仁宗还是仁呢？因为他对儒家好。秦始皇统一六国，百代都行秦政治的伟大皇帝，为什么在儒家口中变成暴君呢？因为焚书坑儒。
北宋立国150年，农民起义203次，然后一些人又要说了，宋朝农民起义虽然多但没唐明的黄巢李闯式大规模起义啊，对此，我也想说，新中国诞生的人口也没百岁老人。
醢刑这种把人剁成肉酱的刑法，商以后历朝历代不见踪影，竟然又在宋朝复兴。北边的契丹经常来宋境打草谷，西边的西夏专门组织一直擒生军，专门抓汉人为奴，南北的越南够敢来屠邕州了，一个连接发生靖康耻崖山恨的暗无天日的儒家统治下王朝，竟然被一些人吹上了天，各种粉饰太平丧心病狂，连对外胜率百分之70都说出来了。
为什么宋朝第一次整体被外族灭？周有犬戎，秦汉有匈奴，东汉还有西羌，唐有突厥高句丽吐谷浑吐蕃，为什么周秦汉唐没被灭，单单宋朝被灭了，宋朝国土经济税收军费军事人口军人哪样不比辽夏金元强？为啥最后还被灭？难道辽夏金元真的那么强大不可战胜？这其中儒家又是居功至伟。
五代时代，武将杀皇帝都如杀狗，这些文人的地位可想而知，连狗都不如。这些武将甚至喊出了：“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焉足用哉！"的话。
而到了宋朝儒家在皇帝扶持下崛起，进而有了自己的意志，清晰的感觉到了对自己的威胁最大的就是武将，一旦武将集团崛起，儒家文人就焉足用哉了，所以打压武将，就成了儒家的核心使命，关系到儒家的核心利益。
宋朝皇帝打压武将，还知道自己是与国同休的，国家完了皇帝家族都完了，还要用武将来保卫自己的皇位，有进取心的皇帝还要用武将来青史留名。
而儒家不需要，武将一起来，皇帝不一定完，儒家就一定完了，又要回到那个连狗都不如的时代了，儒家垄断的文官集团，儒家把持的文武大全，国家权力，社会上读书人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免税免徭役的特权，嫖妓都免嫖资的社会特权，全都要离她们远去了。
所以打压武将，从宋到南明，都一直被儒家毫不犹豫的执行，前方战事一好转，就准备打压武将，前方战事一恶化，就准备跪迎新潮。
所以为什么韩琦要说为国杀敌的不是好男儿，东华门外唱名的才是好男儿，韩琦为什么要这样说，这是阶级立场的屁股问题，这是话语权的争夺问题，这是意识形态的定位问题。
以中国的这样的体量，只要自己不作死，哪会让外族给灭了，是自己太弱，就把辽夏金元吹得不可战胜。

儒家在清朝的社会上，进一步蔓延到全国，全社会皆是儒家色了。
直到后来鸦片战争， 西方文明 冲击下，儒家地位才开始摇摇欲坠，却一直摇而不倒，直到建国后，打倒孔家庙，根除了儒家这块中华文明中的毒瘤，中国才又一次腾飞。 然而，儒家对华夏影响的惯性如此之大，现在又有儒家门徒跳出来，满口胡搅蛮缠，意图再次复辟儒家借机上位。
儒家不但打压武将，还阉割汉人的尚武精神。
汉唐时期的汉人，是什么样的，能三十六骑纵横西域喊出明犯强汉天威者，虽远必诛，能喊出"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大汉臣妾 。"
唐朝男儿呢？"宁为百夫长，不为一书生";"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功名祗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汉人尚武又善战，打出了唐朝威风，"九天阊阖开宫阙，万国衣冠拜冕琉"这样的盛景，在儒家当政后，再也没有了。
到了宋，就变成"满朝朱紫贵，都是都市人"，"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东华门外唱名的才是好男儿"，儒家把能歌善舞，尚武善战的汉人，阉割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都现在，汉人自己都认为自己从不尚武了。
儒家还打压贬低军队，宋朝开始，开国时期军队善战，到了末期，军队就就变废材，搞得大家都以为军队末期腐败烂掉是正常情况，汉唐秦哪会有这种情况，只有儒家当政后才有，把军人地位无限贬低，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老卒/丘八，直到建国后，军人对位才恢复。
哪怕打压武将，把宋朝打压的亡了国，对儒家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哪怕有蒙古大爷和色目二大爷骑在头上，自己身下还有黔首能剥削，要是让武将地位起来，就啥都没了。
所以儒家能对燕云十六州这种对宋朝有致命威胁的地缘，都可以用岁币解决，还恬不知耻的算起经济账，认为交岁币比打仗划算，新中国成立后，如果还是这群儒家当政，也不用抗美援朝了，交岁币就好了嘛，干嘛在国内还百废待兴时去交恶美国，朝鲜被美国占了又有什么关系。
在宋朝儒家眼里，只要保有汉人传统地盘就可以，其他苦寒之地丢了就丢了，所以哪怕打下来的土地都要环回去，开疆拓土是小，武将崛起是大。哪怕让华夏大地长期分裂也没关系。
客观上说，蒙古统一中国，至少把北方分裂了三百年的地区从新统一了，要靠这帮子儒家士大夫，一万年都不可能完成，现在就是华夏诸国了。
就这样，儒家还好意思吹捧是儒家的大一统才让中国没分裂。
包括后来杀岳飞，都是因为武将势力崛起，岳飞后来都能参与到立储君中，这事在北宋武将别压制时那可能发生？
而恰恰就是武将崛起的时间内，宋对金是屡打胜仗，岳飞甚至能喊出直捣黄龙的话。由此可见，宋朝哪里是打不过北方游牧民族，是儒家不准打啊。
自宋之后，华夏就失去了开拓的动力。只知道十年寒窗，金榜题名，然后做官了。华夏丧失了开拓的动力，连文化上都变得不尚武了，都是小姐后院赠金，穷书生金榜题名，花精艳鬼、香獐妖狐，都围绕穷书生转。而同时期的欧洲，则是勇敢的骑士屠恶龙救公主，国王又攻打下多少土地城堡。
新中国建立打到孔家庙后， 现在国家蒸蒸日上，那些儒棍们又开始惦记自己曾经的连嫖妓都用给钱的特权了， 为了复辟儒家，借机上位，各种论调奇葩论调甚嚣尘上，简直匪夷所思。
什么儒家孕育了华夏，没儒家就没华夏，反儒就是反华， 反儒就是洋奴，反儒就是要全盘西化，是儒家保持了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断绝，没儒家，中华文明早亡了，反儒就是亡中华， 是儒家，中国才能有大一统，反儒就是要分裂国家， 还有秦隋就是没用儒家，所以二世而亡，不用儒，就要亡国。 否定了儒，中华文明就不剩些啥了。就是空壳了。（这些人把儒家当成绿教了，把汉人文明等同于一本经书，认为舍去这本经书，汉人就一无所有了）
还有最奇葩的，新中国的建立都是靠儒家的思想指导，才能去得成功。还有儒家是抵御资本主义的桥头堡，反儒就是外国资本主义的走狗，要灭亡华夏。反正一切好的全是儒家的。
还有最最奇葩的，说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是靠信奉两个人的洋奴政权，政府必须尊儒，只有尊儒，才是本国政权。
最最最奇葩的，反对儒家，就是反对仁义礼智信，就是道德沦丧，支持吸毒滥交。
类似的毫无逻辑可言的论调一大把。都懒的反驳了。
还有一些，最具迷惑性，宋朝的儒家，明朝的儒家，清朝的儒家，都不是真正的儒家，都是被篡改的儒家， 包括汉朝的独尊儒术都不是真正的儒家，所以这些儒，都是假的儒家，真正的儒家是能治好国的。
对此，我来反驳一下：神棍是这么忽悠的：你要你虔诚的信神，病不用治就好，至于为什么没好，那是你还不够虔诚，神没有错，你想要病好，还得更加虔诚的信神。
成功学也是怎么忽悠的：只要你按我的方法做，就一定能成功，至于为什么没成功，那是你心态不好，我的方法没错，你要成功还得用我的方法。
儒家同样这样忽悠的，只要用儒家，就是能治好国的，至于为什么没治好，那是你没用好儒家，儒家是没错的，你想要治好国，还得用儒家。儒家绝对正确没错的，错的是用儒家学说的人。（本来还想写写儒家的具体的治国逻辑，但时间不早了，懒得写了，反正都是些毫无逻辑的无用玩意儿）
还有种说法，儒家精华与糟粕并存，要去其精华，去其糟粕。
对此，我想说，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所谓矫枉必需过正，儒家和孔老二的招牌不彻底打倒，就永远不会缺少儒棍大盗拿着儒家的招牌招摇撞骗， 你取了儒家的精华，儒棍大盗也跟着来了，中国就永远不会缺少张元，刘秉忠，范文程，水太凉之流的儒家大盗。 最后儒家还能开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儒家，真正的儒家是好的，精华你要汲取。精华后面新一轮的大盗打着儒家的招牌又来了，永永远远无穷尽也。

回到混沌武将单挑关胜和林冲谁的武功高？

林冲是梁山好汉中武功最高的人。两军之前武将单挑，谁也打不过林冲。但是有一个问题。林冲的长相与其他武将不同。他没有展示他的技术，而是被陷害了。但为了证明林冲武功不错，作者还是花了不少脑筋。第一，他是东京八十万皇军的教头，他是这个教头中的佼佼者。他的父亲是一名军官，这表明他的军事技能来自他的家庭。他岳父也是教练，能把女儿嫁给这样的人，说明他很了解林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林冲的才华不是虚浮的。还有一点，鲁在菜园里舞禅杖，林冲看着鼓掌。痞子们说：“这个老师的掌声一定不错。”这说明林冲的字已经成了标准。林冲在《柴进庄》中真正展示了自己的武功。洪与林冲，原是势不两立，斗不过数合。只有一根棍子能说明结果。再看洪一眼。虽然他有点傲慢，但他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人。被林冲打翻在地，丢下柴进不管。关胜能不能打得过林冲，很难说。有个特点。一个将军出来，总是武功绝顶。他到了梁山泊，就是这么回事。他真正有困难的时候，还是要看林冲的。关和冲交手。然而林冲与秦明对抗关胜。打架的结果，用关胜自己的话说就是“看着输给他”，所以无法证明谁的武功高。林冲是水浒老手，至少对晁盖和宋江是这样。在关胜上山的时候，林冲已经身经“五七十战”。为什么要排在关胜林冲之前？


这个问题应该有两个原因。一是宋江想靠关胜祖上的“义”字，二是宋江为了拉拢林冲，想排挤林冲。


关胜关公后，宋江想以关公的名义成就自己的事业。关胜出来的时候，关公已经升级为王神了。书中写的是关胜：“此人乃汉末三分壮士武安王迪派之后裔”；戴宗向宋江报告了关胜攻打梁山的情况，说“东京蔡太师，拜见关菩萨的曾孙.“是这样的。到了宋朝，关羽已经是忠义的化身，“忠义千年”成了他的专利。一旦提到他，没有人敢说他是关羽或关云长，标准最低的是关公。既然关胜是关羽嫡系的后代，宋江就必须利用这个人。


晁盖刚刚去世，后事尚未处理。众将扶宋江上寨主之位。宋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古典梁山会馆里的“聚义堂”改成了“忠义堂”。这不仅仅是名称上的改变，更是内涵上的质变。“聚义”就是兄弟们为了一个义字聚在一起，反对贪官污吏，在自己的梁山泊里自由自在地生活。“忠诚”就不一样了。梁山不再是独立的一块土地。只是一个“暂时栖身”的落脚点。是旅途中很快就要离开的酒店。他们要去的地方是法院。他们要扔掉“土匪”的帽子，“臣服于朝廷”！


然而“忠”字，并不是每个兄弟都懂的。你宋江看到的是大宋皇帝的“至圣至智”，而有些兄弟看到的是权倾朝野的奸夫，就像鲁的直书，已经被玷污了。怎么才能“洗杀”干净？如何分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道理？关羽的例子最有说服力。关羽不是也在汉朝叛徒曹操手下待过一段时间吗？他终于回到了刘皇叔。有了关胜，我们要让兄弟们明白，我们像关天王一样回到朝廷的怀抱才是正道。


在这里，关胜的武功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祖先的忠诚。至于他是不是名人的后代，这无关紧要。比如当时很出名的杨志、胡，都要用名字，真实得多。重点是，关胜这个名人之后，才是“忠义”的名人，而这种忠义正是宋江想要追求的政治目标。


宋江想排挤林冲。如果只是他关家所需的“忠义”，把关胜列在林冲手下其他将领之上也没什么不好。那么他为什么把林冲排在关胜之下呢？说到底，宋江是要削弱林冲的作用。这有两个原因：


1.林冲涉嫌“弑君”


在林冲上梁山之前，王伦是梁山泊山寨的主人。当时梁山实际上有四个英雄，分别是王伦、杜迁、宋万和朱贵。知道王伦的林冲武功高强，在江湖上也是小有名气，便千辛万苦也不愿离开林冲。林冲去取军阀，遇到杨志，就想把杨志留在山上。如果杨志留下来，他肯定在林冲之上，因为他怕林冲识破他的蛛丝马迹，抢占他的位置。王伦林冲尚且如此害怕，何况晁盖，所以必须把晁盖赶走。但是，这种酸酸的文人，做事总是不那么爽快。他不是离开晁盖的人，而是说梁山一个小小的水泊容不下晁盖王这么大的英雄，只好“送”晁盖的人下山。说起来，这个梁山泊不管是大是小，都只是一个避难所。想加入进来的人是“天王”或者“鼓上的跳蚤”。这是所有的受害者。这时候王友伦把人赶了出来，分明是把人往刑场推。这是世界末日。这种行为不符合江湖道义，林冲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一怒之下杀死了王伦。作为局外人，我们看林冲杀王伦。这叫好时光。如果这种人不杀，晁盖等七大英雄可能会动脑袋。尤其是林冲杀了王伦，并不是因为他想当梁山的寨主，而是因为他放弃了寨主的位置，仍然坐上了第四把交椅，这充分说明他是为义而为，而不是为私利。但以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来衡量，林冲杀王伦有其特定之处。反正王伦是主子，林冲是属下，构成了君臣关系。林冲杀王伦是一种“弑君”行为。晁盖是个好大哥，至死也不知道寨主是一个小国的诸侯。但宋江早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出征时总是说“替哥哥走一趟”，而不是说“我先来”。当我打不过的时候，请哥哥再出来。于是晁盖死后，他不得不空出第一名，所有的兄弟都会说，山寨一天也不能荒废；只有在卢俊义杀了史文恭之后，他才会更加谦卑。宋江视山寨为诸侯国。梁山好汉中，王伦、晁盖、宋江都是王，其他都是臣子。于是，林冲“弑君”的想法就种在了宋江的脑袋里。所以，我们会在宋江的行为中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敌营里抓到一个有能力的将军，宋江就会“让”出山寨的头把交椅，而对于水浒老将林冲，宋江从来都不“谦让”。如果说关胜祖上有个“忠君”，那呼延灼呢？还说“宋江愿为将军让路”，让人深思！


第二，林冲是宋江招安的障碍。


宋江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从一个地名看出了他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立志招安。在招安问题上，宋江从来没有动摇过，任何人阻碍他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李悝jy几乎为此失去了理智。宋江想要拉拢，有一个人绕不过去，那就是高俅。高俅就是掌管军务的邱。如果梁山不和朝廷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冲突一旦闹出点动静，势必要对付军事总监高俅。林冲和高俅有不共戴天之仇。即使他们受到朝廷的拉拢，他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他是朝廷的反对派，与宋江的指导思想格格不入。看到李悝jy因为反对招安差点掉脑袋，宋江又排挤出一个反对林冲，也就不足为奇了。


以林冲的资历和能力，宋江为什么敢这么做？说到这里，原力还在起作用。水浒传中有108位将军。虽然都是兄弟，但是可以发现他们中间还是有很多小“帮派”的。每个人都有好几个“知心朋友”，只有林冲是个“单脚跳”。他们有的是兄弟，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和其他山头的人一起来的，还有的是直接从宋过来的。最差的卢俊义有个燕青是他的仆人。林冲是梁山的特例，只有一个徒弟曹政，还有一个二龙山的追随者。在王伦时代，林冲是被排挤和提防的对象。林冲杀了王伦，使他的处境更加尴尬。他既不是王伦派的成员，也不是新派古典派的成员。宋江上山，连经带的人都成了老人。林冲只能是一个年长的人。想想林冲上山的时候。林冲连个马夫都没有，更别说一般级别的兄弟了。而关胜手下有玄瓒、郝两个副将，原有五七千人马！这恐怕是梁山泊最大的一次军事扩张了。这些都算关胜自己的部队，林冲一个人。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不是要面对现实。就现实而言，人只能靠实力说话。所以宋江敢把林冲排在关胜之后，因为林冲在梁山没有自己的势力，只能任人摆布。当然，林冲毕竟武功高强，宋江也不能不理他。现实中也是如此。对于林冲这种人，哪个领导都会用他，没有哪个领导会重用他。


不过，我们也不必为林冲感到惋惜。自从写了《水浒传》，关胜的名气和林冲的名气就很难比了。比如有个京剧剧目叫《水浒传》，讲的是林冲。而关胜永远不会有这种运气，因为人家还不如直接去找他的祖先讲他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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