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年间“外重内轻”的局面有什么影响

唐朝天宝年间“外重内轻”的局面有什么影响

对于历代中原王朝来说，军事上的管理部署问题始终都是一个较为难的问题。这是因为，历代中原王朝都要面对边患所带来问题。因此，为能够有效的针对北方的边患问题，必然需要相应的军事上的管理与部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外重内轻”“内重外轻”与“内外皆重”的军事部署问题，成为了历代中原王朝都会纠结的事情。

在这中间，“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最为典型的就是著名的唐朝“天宝十节度使”。当时，唐玄宗在位时期，为应付边患方面的压力，于当时设立九个边疆节度使，一个经略使的职位。而根据史料的记载，当时唐王朝一多半的军队都集中在这十个边防军镇上。譬如我们熟悉的安禄山，在当时就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其掌握的军队数量更是达二十万人之巨。

由此可见，形成于唐玄宗时期的“外重内轻”局面，对于唐朝此后的历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而在“安史之乱”中，安禄山之所以能够率领帝国二十万精锐直指长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外重内轻” 的军事部署上面。同时，“外重内轻”所引发的不仅是“安史之乱”，这样的军事部署局面也为后来中晚唐时期的藩镇之祸埋下了伏笔。那么，唐朝天宝年间“外重内轻”的局面，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首先，我们能够了解到的是，“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实际上是唐王朝应对边患问题的一个无奈之举。这是因为，唐朝天宝年间的疆域面积，虽然不及高宗时辽阔，但这一时期的疆域面积依然远超于绝大多数的中原王朝。而就在这幅员辽阔的版图背后，则是帝国长期化的边防压力。北部的回纥、契丹，南部的南诏，以及往西的吐蕃、黑衣大食，全部都是唐王朝需要应对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军事上的边镇才逐渐开始成型，并被不断扩大。

唐朝历史上十节度使职位的设立，虽然成型于唐玄宗在天宝年间，但这样的边镇制度实际上早在唐高祖时期便已经有了雏形。只不过当时的节度使权力，相较于天宝年间的节度使权力要小很多。而后因苦于较大的国防压力，边镇的设立又经过了太宗、睿宗数朝的发展，最终成型于天宝年间，而就在边镇形成的同时，“外重内轻”的局面也自此彻底成型于天宝年间。可见，帝国的国防压力对于“外重内轻”局面的形成，有着极其大的推动作用。

实际在历史上，唐朝为预防“外重内轻”导致兵变的情况有过一定的防备。在天宝十一年之前，先在边关任职而后在入中书省为相，成为了绝大多数唐朝官员的选择，如张嘉贞、张说等文臣都是凭借这样的方式进入中书省的。但当时李林甫为了排斥人才，于天宝十一年便将这样的制度彻底废除。

这就在当时形成了这样的情况，那就是边关将领了彻底失去了入朝为相的机会，而终身受制于边镇。这使得那些久握兵权的将领，久而久之难免会有窥测皇权的想法，安禄山便是最好的例子。这层晋升空间被李林甫掐断后，无疑也间接推动了“外重内轻”局面的恶化，使得整个唐王朝的局势都变得更为错综复杂了起来。

历史上唐王朝“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可以说是兵家大忌。因为，将边镇军事、财政方面的大权，近乎全部都交到节度使手上，而仅依靠其个人忠诚来维持局面，最终迎来的必然是变乱的情况。以至于，在“安史之乱”过后，唐朝为了改变这样的局面，索性就将“外重内轻”的军事部署变成了“内外皆重”军事部署。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天宝年间，唐朝真的已经外强中干了吗？

事实上，天宝年间并不是外强中干，而是唐玄宗听信谗言，宠幸奸臣，最后加上任命安禄山负责边防，错上加错导致了安史之乱。不过唐玄宗老年怠政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之所以你会认为党争激烈，是因为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听信谗言将三个太子贬为庶民并赐白绫，所以在电视剧中的太子与右相在他面前无不如履薄冰。

长安自隋建立以来，在唐玄宗手上达到了最高的巅峰，万国朝圣。但是这个实际上也不过是海市蜃楼，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已有描述，四百万钱铸造灯楼，但是灾民却不去救济（这一段可能是小说虚构的）；边防突厥不停来犯，为了邀功但却谎报边疆平定，以至于坚守的第八团在毫无援军的情况下只剩九人。

但是安史之乱最直接的导火索却还是到了末期，边疆将领为了邀功不停挑起战争，加上唐玄宗开始恋战，导致大唐元气大伤。最后安禄山发现大唐元气已失，便与突厥等民族联合发起叛乱。所以说天宝三载大唐强盛是真的强盛，但是后期因素太多，才导致了安史之乱。

高仙芝、封常清所统帅的部队基本都是新募部队，未经训练，面对安禄山的边关精锐根本不堪一击。朝政败坏，财政入不敷出，外戚坐大，吏治腐败，藩镇强而中央弱，大唐国力强是强，但是迟早变生肘腋，就算安禄山不反，早晚也是要出事了。用外强中干来形容不合适，只能说是外重内轻。

安史之乱的影响和背景是什么

“安史之乱”后中央对地方失控，已经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而藩镇之乱也此起彼伏，迄无宁日。“安史之乱”也导致君主不信朝臣，致使宦官得以干政，宦官竟然主管禁军，并且已经制度化。

影响 社会混乱。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

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摧毁了统治基础，削弱了封建集权，为封建割据创造了必要条件，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

剥削加重。由于战争，造成劳动力严重不足，统治阶级不得不增加税收，使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

边疆不稳。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经济重心南移。安史之乱，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

背景 1、藩镇的设立与势力坐大

中央朝廷为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便于唐玄宗开元十年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然而，此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节度使等职而兼管豁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令原为地方长官之州刺史变为其部属。

军事与行政的统合使得节度使因而雄据一方，成为唐室隐忧。

2、外重内轻的军事格局

唐玄宗开元十年设之节度使，许其率兵镇守边地，军力日渐强大，渐有凌驾中央之势。开元十四年时，京师守卫改由彍骑负责。而天宝中期，边镇兵力达50万。而安禄山一人更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

这三地之间地域相连，兵力又于诸镇之中最强，光是账面上的兵力即达18.39万，实力强大。相反，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形成外重内轻的军事局面，渐渐形成地方反过来威胁中央的危机。

3、玄宗怠政

开元末年，承平日久，国家无事，唐玄宗丧失向上求治的精神。唐玄宗改元天宝后，政治越加腐败。唐玄宗更耽于享乐，宠幸杨贵妃，成就杨贵妃的祸水之名，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如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他又把国政先后交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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