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镇守太监是什么镇守太监有哪些职权

明朝的镇守太监是什么镇守太监有哪些职权

明朝的镇守太监是什么?镇守太监有哪些职权?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明朝，镇守，本来是武官的职衔，“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镇守都是总兵官担任，少数地区为副总兵，分守多系参将担任。明代各个边镇及省一级的地区都设有镇守总兵官。明朝皇帝对这些掌握一方一省兵马大权的总兵官自然是不能放心的，他们认为最便捷而又可靠的办法就是派其亲信的宫奴去监视，于是便有镇守太监的设置。永乐八年(1410年)，“敕内官马靖往甘肃巡视”。

马靖正式的名义虽是巡视，但赋予他的职权如同镇守，这大概是明代最早的镇守太监。到永乐后期，派往边地的镇守太监逐渐增多，但当时还只是“协镇”，如《明史》卷一五五《费瓛传》载：“永乐时诸边率用宦官协镇。”明仁宗朱高炽时，才有镇守太监的名称，当时太监王安即为甘肃镇守太监。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以汉王反，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瑄镇守淮安。于是宦官又被派往内地镇守。

英宗正统时，不仅边镇和内地省一级地区派遣宦官去镇守，甚至府一级地区也派遣宦官去担任分守。正统十二三年时，因浙江、福建发生叶宗留和邓茂七起义，朱祁镇就“简御史十三人与中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以后，朱祁钰对镇守太监不仅不减撤，而且对宦官“各边防守之寄，益周于前”，如各方面有险要者，“俱设镇守太监、总兵官、巡抚都御史各一员”，人们称之谓“三堂”。除了镇守和分守以外，在全国的几个特殊地区还有守备太监的设置，计有风阳守备、天寿山守备和南京守备。

凤阳是朱元璋的故乡，天寿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墓所在地。这两处守备除侦察当地的军政情况以外，更负担着护卫陵墓的责任，风阳的守备，还要管理禁锢于高墙内的犯罪宗室。南京称为留都，是明朝在南方的军事政治中心，因此南京守备的权势就更大。南京虽也设有六部九卿，但实际权力都操在守备之手。守备和镇守一样，原来也是武臣的职衔。永乐时规定：“南京守备一人，协同守备一人。

南京以守备及参赞机务为要职，守备以公侯伯充之，兼领中军都督府事。协同守备以侯伯都督充之，领五府事。参赞机务以南京兵部尚书领之。其治所在中府，掌南都一切留守防护之事”。对这样一个仅次于京师的重镇。

明朝皇帝当然不会单凭公侯伯去坐镇。仁宗朱高炽时，“命内官监太监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备南京”。明朝皇帝对南京守备太监是十分重视的，因为他的任务是“护卫留都，为三千里外亲臣”。他们的地位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要高，如在公堂上的座次，守备太监“据首席，而协同者为侯伯则上坐，都督则侧坐耳”。

镇守太监的职权，原来主要是监察军事，在边镇上的固不用说，在内地也往往是为了镇压人民起义或平定地方藩王的反叛而采取军事行动时设置的。但当军事行动结束后，这些镇守太监依然留任下来。到后来各个边镇及省一级的地区普遍设置了镇守太监，这时其职权就突破了军事范围而干预地方刑名政事了。除担任镇守、守备外，宦官还被派遣充任矿监、税使，主管采办、织造等，帮助皇帝在经济领域里搜刮劳动人民。

明朝的司礼监执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哪个权利大？

明朝司礼监是十二监之首，下设四司八局，合称“二十四衙门”。司礼监的崛起，源自于明朝特有的票拟和批红制度，所谓秉笔太监主要负责代替皇帝行使批红，而掌印太监则负责“批红”后的审核盖印。从权力来讲，掌印太监的权利要大于秉笔太监。

司礼监太监的崛起，源于明朝特有的票拟和批红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之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和丞相，将中书省职权归于六部，六部则直接向皇帝负责。如此虽然皇权得到高度集中，但皇帝的工作量却骤然加大，为了应对繁杂的政务，内阁制度应运而生。

内阁制度下，皇帝牢牢掌握着决策权，内阁则拥有议政权，六部则掌握着行政权。凡是朝廷的重要事务，均先由内阁拟定几条意见，以笔墨写于票签上，然后呈送皇帝批准，这个过程便被称为票拟。皇帝则只需根据内阁提供的意见，进行最终的决策便可，如此便大大降低的皇帝的工作量，而最后拍板的仍然是皇帝的“朱批”。

明太祖朱元璋在汲取了前朝教训之后，为了防止宦官干政，曾下令不许宦官识字。然而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时期，他为了使宦官帮助自己处理文件，并成为皇帝和内阁之间交流的桥梁，于宣德元年（1426年）在宫内设立“内书堂”，教授小太监入堂读书接受教育。

这一改变，使得许多宦官能够粗通文墨，有的甚至学有所成，甚至能够达到学识通晓古今，拟旨援笔立就。后来，朱瞻基又设立司礼监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协助自己处理公务，其中秉笔太监负责代替皇帝行“批红”之权，而掌印太监则负责最终的审核盖印。

从司礼监职权来讲，掌印太监的权力要大于秉笔太监司礼监始设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最初的职权是掌管宫廷礼仪，之后又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对宦官机构进行调整，司礼监的职权又变为了掌管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供应皇宫筵宴等事务。票拟、批红制度出现之后，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应运而生。

虽然票拟、批红制度降低了皇帝的工作量，但事实证明批阅大量奏章是一个人难以办到的，尤其是长此以往，对皇帝来说乃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此，从明中期开始，皇帝便经常将一些不太重要的奏折交给宦官来代批，而经过内书堂训练的宦官也就此开始成为皇帝重要的帮手，这使得司礼监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获得了一定决策权，开始迅速崛起。

从本职工作来讲，司礼监秉笔太监主要负责代替皇帝批红，而司礼监掌印太监则负责最后的审核盖章，如果认为秉笔太监的意见不对，掌印太监还有权将奏折打回去重批。由此可见，掌印太监对秉笔太监其实有一定限制。

此外，随着司礼监权力的扩大，他们逐渐将宦官各衙门的权力全部集中在了自己手中，凡镇守太监的吊牌，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西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而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的官僚机构。

正如《明史》所载，“凡内官司礼监掌印，权如外廷元辅；掌东厂，权如总宪。秉笔、随堂视众辅。各设私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员。提督西厂，不常设，惟汪直、谷大用置之。刘瑾又设西内厂。寻俱罢革。提督京营，提督太监，坐营太监，监枪、掌司、佥书俱无定员。”

明朝的太监称自己什么

明朝职务高的太监也是自称“臣”的，因为明朝皇帝自己往往称太监为“厂臣”、“内臣”，所以太监也以大臣自居而不是奴才。“奴才”是满清发明的词汇，《明史》是满清政府修的，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太监也自称为“奴”，所以留下了错误的记载。
正德年间一位镇守太监的奏折：“臣惟鎮守太監，一到地方凡百供應役使與夫無名之徵……”
明朝地位低下的小太监自称“小人”、“小的”，这种称呼和普通老百姓是一样的，明朝是一个没有奴才的朝代。

明代宦官专权的特点

明朝的宦官专权与厂卫肆虐，是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产物，造成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专权的弊病，规定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又立铁牌于宫门，铁牌上刻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明史·宦官传》）；还严禁宦官读书认字，交通外官，只令其备宫中洒扫奔走之役。认为此等人不可用作心腹、耳目。那时，宦官是无权可专的。
到明成祖时，情况就不同了。他以藩王起兵夺取皇位，曾得到宦官的支持，即位后反对派也多，所以宦官受到重用，有了“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同上）。明宣宗即位后，怕他的叔父朱高煦步明成祖的后尘夺位，对大臣防范更严，对宦官的依靠也愈深。他规定：司礼监①的秉笔太监，可以根据内阁所拟字样，按皇帝的旨意，用朱笔批行，称“批红”。他废除祖禁，首次在宫中设内书堂，派大学士教习年幼的宦官。从此宦官多通文墨、晓古今。但由于这几个皇帝尚能亲理朝政，对宦官约束较严，宦官还不敢专横跋扈。
到明朝中期，最高统治集团日渐腐朽，从英宗到武宗都是些昏愦无能之辈，尽管他们仍然抓住高度发展的皇权不放，但已经没有能力像他们的老祖宗那样亲自使用这个权力了。无能引起的猜忌与恐惧使他们对大臣愈来愈不信任。于是，已经获得皇室信任并有了某些大权的宦官，便打着维护皇权的幌子，利用与皇帝朝夕相处的有利条件，乘虚而入，极力迎合，讨得欢心，骗取信任，成为皇帝的耳目、心腹，进而向皇帝施加各种影响，改变皇帝的旨意，甚至把皇帝变为傀儡，形成宦官的专权。
明朝的宦官专权始自英宗朱祁镇统治时期。他九岁即位，太皇太后委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和杨士奇。三杨年高望重，又有太后支持，宦官还有所顾忌。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太后病故，三杨一死二病，英宗年少骄纵荒淫，不问政事，大权逐渐旁落于宦官之手。其时专权的宦官叫王振，他少年时入宫服侍朱祁镇，祁镇即位，王振得宠，被任为司礼监太监，管理内外奏章和中央的行政、司法、军事及特务机构。同时在各省遍设镇守太监，以控制地方政府。为名正言顺地掌权，王振在正统七年公然毁去朱元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他“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明史·宦官传》）。凡对王振不满、不敬的大臣，或下狱至死，或流戍边地；凡对王振趋炎附势的官吏，即可高升，荫及子侄。福建参政宋彰贪污被劾，因向王振贿银万两，反升福建布政使。王振出语即称圣旨，事事不必通过英宗，英宗对他却倾心信任，称之为“先生”，公侯勋戚称之为“翁父”，可谓炙手可热。但那时朝中大臣趋附宦官的还不多，一些正直的大臣尚敢于与王振抗衡。所以，后来王振挟持英宗出战瓦剌兵败后，英宗被俘、王振也被护卫将军樊忠用铁锤杀死。这也说明宦官专政从一开始就遭到正直朝臣和广大军民的痛恨和反对。
明代宦官利用厂卫实行特务统治，是其一大特点，更充分暴露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残酷性和虚弱性。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为巩固皇权，防范臣民造反，就利用特务人员检校“专主察听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刘辰《国初事迹》）。他杀了宰相胡惟庸以后，设立专门的特务机构锦衣卫。锦衣卫初名仪鸾司，原是皇帝的贴身卫队，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称“锦衣卫亲军指挥使司”，设指挥使（从三品）统官、卒一千五百余人，“掌侍卫、缉捕、刑狱之事，……盗贼、奸宄、街涂沟洫，密缉而时省之”（《明史·职官志》）。它表面上是京城上直卫亲军指挥使司的二十六卫之一，实际由皇帝直接指挥，只对皇帝负责，它有专门的法庭和监狱，有权承办皇帝下令查办的案件，人称诏狱，不必通过外庭三法司②。明世宗初年，锦衣卫职权缩小，改为“惟察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明史．刑法志》），即把矛头专门指向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民间宗教团体。锦衣卫抓人，往往先在僻静地方打一顿，名为“打桩”，而后再送入狱。一般说来，一入狱门，便无生理，入狱者“五毒备尝，肢体不全”（傅维鳞《明书》卷七三），足见用刑之惨酷。以致锦衣校尉过门，臣民如临大盗，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为平息民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并停止其诏狱权。但不到十年，明成祖夺取帝位后，为镇压反对派，在锦衣卫中增设北镇抚司，专治“诏狱”，为害更烈。
但锦衣卫到底是外官，在明成祖眼里终不如内官可靠，于是，永乐十八年（1420年）增设东厂，职掌与锦衣卫相同，其属官、隶役均由锦衣卫官卒中选任，再收罗一些地痞流氓做爪牙。所不同的是：皇帝指派亲信宦官做东厂的提督，一般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担任，称“督主”；锦衣卫向皇帝报告要具疏上奏，东厂可口头直达；皇帝还赋予东厂督主以监督锦衣卫人员的权力。这样，厂权高于卫权，宦官又直接控制厂权，使宦官拥有随意逮捕、刑讯、杀戮臣民的特权，从而加速了宦官专政的过程。那时，每月初一，东厂派出成百上千隶役到各官府及锦衣卫去听会审大狱、考掠重犯，叫“听记”；或去各官府、各城门缉访，叫“坐记”。东厂隶役听到什么秘密上报，叫“打事件”，要及时报告隶役长——裆头，再由东厂直转报皇帝。连民间琐事、夫妻口角也得连夜报进宫去，弄得朝野内外“上下惴惴，无不畏打事件者”（《明史·刑法志》）。
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为加强特务统治又增设西厂，人员比东厂多一倍，以宦官汪直为提督。汪直利用西厂“屡兴大狱”，建立五个月，“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明史·商辂传》）。特务活动范围已不限于京师，“自诸王府、边镇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罗列”（《明史·汪直传》），民间斗鸡骂狗，也在缉拿之列。汪直专权六年，“冤死者相属”，公卿慑服。所以，当时的宫廷伶人阿丑也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同上）
明武宗正德时，宦官权势更盛。刘瑾等八个宦官“日进鹰犬、歌舞、角觗之戏，导帝微行，帝大欢乐之，渐信用瑾。”（《明史·刘瑾传》）让刘瑾掌司礼监，八人中另外两个分掌东厂、西厂，锦衣卫的指挥使也是刘瑾的爪牙，使原来的厂、卫分立，变成厂卫合势，为害愈烈。可刘瑾还嫌不足，又设立内行厂，由他亲自指挥，比东、西厂更加残酷凶狠，连东、西厂的特务也在侦察范围之内。特务遍全国，百姓视之如虎狼。江西南康百姓三人端午节赛龙舟，竟被诬为“擅造龙舟”，而遭逮捕抄家，毒打致死。百姓见有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即惊恐相告，远远逃开。京师内外都说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大臣上奏要写双份，先用红本送刘瑾，再用白本送武宗。刘瑾不学无术，处理不了奏章，只好“皆持归私第，与妹婿礼部司务孙聪、华亭大猾张文冕相参决”（《明史·刘瑾传》）。他还引进许多爪牙死党充当朝中大臣，连内阁首辅焦芳也谄事刘瑾，致令“司礼之权居内阁上”（《明史·阉党传》）。所以刘瑾傲然夸口：“满朝公卿，皆出我门，谁敢问我者！”（《明史纪事本末·刘瑾用事》）
由于宦官专权侵犯了皇权，皇帝对奴才也起了疑心。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以谋反罪被杀。到明世宗前期，对宦官势力虽有所打击和限制，嘉靖八年（1529年）裁革了各地镇守太监，但神宗万历时，税监、矿监、关吏、采办又遍布天下了，而且“帝所遣中官，无不播虐逞凶者”（《明史·宦官传》）。宦官人数也由洪武初年的不足百人膨涨到十万人。
明朝后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封建专制的皇权面临严重危机，腐败无能的明嘉宗又重用宦官魏忠贤，终于把中国历史上的宦官专权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无赖出身的魏忠贤，万历时为宦官，侍奉皇孙朱由校，很得宠幸。由校即位，是为熹宗，目不识丁的魏忠贤竟然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他在宫内选会武艺的宦官组成一支万人武装队伍，作为羽翼；在外收罗一大批无耻官吏作义子走卒，人称“阉党”。文臣有崔呈秀等“五虎”，武将有田尔耕等“五彪”，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徧置死党”（《明史·魏忠贤传》。他秉笔批红，掌握朝政，从首辅至百僚，都由他任意升迁削夺；他握有军权，可随意任免督、抚大臣；他也握有经济大权，派亲信太监总督京师和通州仓库，提督漕运河道，派税监四出搜括民财。“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同上）。他出门的车仗，形同皇帝，所过之处，士大夫都跪在道旁高呼九千岁。阉党和无耻官吏还竞相在各地为他修建生祠，一祠耗银数万乃至数十万两，祠成后，地方官要春秋祭享，官、民入祠不拜者论死。
魏忠贤专权时，厂卫特务更是空前嚣张。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锦衣卫的都督，则是他的干儿子田尔耕。厂卫勾结，大兴冤狱，残害异己官吏，勒索钱财，暴虐百姓。“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明史·魏忠贤传》）一次，京城四个平民在密室夜饮，一人酒酣耳热，大骂魏忠贤，其余三人不敢出声。骂者话音未了，突有隶役数人冲入，捉四人面见魏忠贤，魏下令将骂人者当场剥皮，另三人赏钱放回。生还者吓得魂飞魄散，险成疯疾。魏忠贤肆虐专政七年，使明末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加速了明王朝的崩溃。思宗即位后，虽然逮捕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积重难返，他仍然任宦官、倚厂卫，还振振有词地埋怨大臣：“苟群臣殚心为国，朕何事乎内臣”（《明史·宦官传》），就这样直到明朝灭亡。
宦官专权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万历年间暴发的十二次城镇人民反矿、税监斗争，天启年间人民支持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的斗争等等，都说明人民对宦官专权的深恶痛绝。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在反明的檄文中更尖锐地指出：“宦官皆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毒害无穷。起义军攻占北京后，“各营拷职官追赃，内臣加炮烙尤惨”（谈迁《金陵对泣录》），并把皇宫中的太监全部赶了出去，边赶边打，以示人民对宦官的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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