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是为了皇权集中还是民族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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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90年，南北朝对峙中的北朝，拓跋北魏的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开始亲政，一场由他掀起的鲜卑改革运动由此展开。

在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前秦解体两次重大地缘地震后，鲜卑拓跋族执掌的北魏不仅面临北方柔然和南朝的威胁，其国土之上的民族纷争亦未曾消除。孝文帝父亲献文帝在位期间，对鲜卑官员横征暴敛，在民族问题上以胡压汉，进而演化出许多如同后来北齐高欢一般的胡化汉人。

到了冯太后摄政时期，鲜卑族内的汉化胡人亦开始兴起。冯太后执政时期就已经铲除了不少鲜卑贵族，但在数次政治斗争中，孝文帝看到的却是整个中原普遍存在的民族矛盾。前秦苻坚淝水一战而崩的事迹刚过去不久，孝文帝明白北魏最大的隐患在内不在外，于是毅然决定延续冯太后汉化风格，进行改革。

孝文帝上台之后，第一步就是将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直系子孙外的鲜卑贵族通通降级处理，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中央集权和加强皇室的权利。当时的鲜卑曾先后崛起慕容、拓跋、宇文、独孤等诸多大族，孝文帝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在拔高拓跋一家而打压其余大族。另外五胡乱华后遍地林立的坞堡是汉族门阀固守庄园的堡垒，这种城堡模式的存在虽然军事防卫能力很强，却不利于对外的交流和发展经济。所以孝文帝采取均田制，通过军屯耕战的模式来促进经济发展。

改革的发展虽然缓慢推进，采取的措施也并不激进，但阻力依旧强大。为了躲避鲜卑守旧贵族的制约，孝文帝决定迁都南下。当时的柔然在北方频频威胁北魏，而南朝的齐国却羸弱不堪。因此将都城从靠北的平城前往洛阳不失为一手妙棋。然而保守派的反对依旧导致迁都困难重重。最终孝文帝使诈，打出南下伐齐的名号率大军挟百官来到洛阳，当时的鲜卑贵族并不愿意南征齐国，眼见已经来到洛阳，木已成舟便不再反对了。

迁都洛阳确保了北魏对南方汉地的控制，改革土地制度增加了国力，但衣着和言语的差异依旧让鲜卑人和汉人之间具有很高的辨识度。更为重要的是身居高位的鲜卑官员不通汉语又如何统治广袤的中原呢，因此断北语，一从正音。除此之外，北魏还开启了类似战国时期中山国的做法，改胡服北俗为汉服汉俗。中山国本为白狄，修改服饰习俗后融入诸夏体系之内。北魏亦采取的类似的改革政策，官员上任必须学习汉语，否则必须罢免。这种将政策与个人利益挂钩的举措，促使北魏改革的效果非常好，但这种效果大多集中在新都洛阳周围。

孝文帝的改革并不仅仅止步于此，他要求鲜卑大族改姓、以身作则的提倡胡汉通婚、尊孔尊儒并学习汉地丧葬礼仪等。总之，鲜卑人同汉人之间的任何差异均被囊括在孝文帝改革的范围之内。如此大规模的变革直接导致了南部鲜卑人演化成为与汉人无疑的族群。可是鲜卑不同于白狄，这是一个古老巨大的族群;北魏也不是中山国，它是整个中原的霸主，广阔的领地上不同地区的鲜卑人汉化程度不一，也就导致了北魏自身的分裂。

东晋末年南下的五胡之中，南匈奴内附多年，仅仅社会结构还保持匈奴时期的模式，其余和汉人无异;羌族本与华夏同为一支，虽长期盘踞河西保持游牧风俗，却在东汉末年日益与凉州汉族豪强相互影响;羯、氐势力弱小，其中氐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汉化，而羯自身成分复杂且在东晋时期就已经遭受重创;鲜卑是五胡之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汉化最浅的民族。

当孝文帝改革，将中原鲜卑打造成为以元氏为核心，以其他胡汉士族为附属的士族集团时，曾经作为鲜卑军事贵族并吸纳众多胡化汉人加入的北方六镇的地位就越来越低了。就这样以洛阳为首的新士族集团和以六镇为核心的军事贵族集团之间尖锐对立，最终引发六镇起义，继而导致全程当道、军阀割据，最终北魏分裂。

当然，汉化鲜卑人宇文泰所扶持的西魏逐渐压制了胡化汉人高欢所扶持的东魏。宇文泰自身虽然是六镇背景，却同孝文帝类似，在关陇建立起一个胡汉融合文武双全的门阀集团，并最终一统天下。

统一后的隋唐，鲜卑族已经不复存在，而融入新鲜血液的隋唐将以文武并发的形态去向世人展示新帝国的力量。中国能从东晋八王之乱后的地狱中爬出，并最终蜕变为天可汗的帝土，孝文帝改革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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